從失禁到治癒，香港攝影師出了一本《虎豹瑪莉》

《虎豹瑪莉》出版之前，阿凱到黃大仙廟為雜誌求籤，求得三十二中平籤「蘇武牧羊」，籤文描述漢朝武官蘇武，出使匈奴被囚禁冰窟逼降，他吃雪吞氈，寧死不屈，後來再被放逐到北海邊牧羊維生，歷盡劫難，19年之久才回到故土中國。

「好像明明身處自己的地方，但早已被放逐。」

2021年春天，香港四名攝影師陳焯煇、PW、馮凱鍵與楊德銘創辦了《虎豹瑪莉》攝影誌，封面設計參考曾經風行一時的香港情色雜誌《龍虎豹》，名字也取自已部分拆卸的香港名勝「虎豹別墅」。香港是一個特別的華人社會，大部分人都有洋名，書名取「瑪莉」，亦引自樂隊達明一派《今天應該很高興》的一句歌詞——「瑪莉現活在澳洲，天天溫暖」。

四人在書中提及，兩者加起來，low low地、cult cult地、cheap cheap地（低俗、邪典、廉價），既中既西，又陰又陽。

大概在兩年前，楊德銘開始有再次做zine的構思，「2019年、2020年之後，氣氛很窒息，覺得可以找些人合作做點東西，」有次和阿凱談作品說起這個主意，他們心裏面浮現了一些攝影師的名字，感覺上會幾合拍，最後找到煇及PW，「那種raw raw地（粗獷的風格），與我們的心態相似，即有好多憤怒，好多事想說，但又沒做到出來。」

除了四人核心團隊，他們也邀請了香港攝影評論人Fotopiggie和精神科醫生李明沖撰文，另外亦邀請了攝影師林亦和美術指導陳韻如參與。他們目標是半年出一期，有信心可以長期出下去。

第一期的題目是「失禁」，可以兩字加起來看，也可以把失和禁分開來看，失去、失落、失望、失效、禁止、禁絕、禁聲、監禁，由攝影師自由演繹，可以跟社會有關，也可以由自己或者攝影本身出發。沒有大台，沒有主編，有人覺得有好有不好，有時有群龍無首、沒有紀律的感覺，但就如杜琪峯最近在《鏗鏘說》訪問中說，「一切都在混沌之中，一切都是互相碰撞，最後才撞出一個模樣。」

陳焯煇：以娃娃來表達都市寂靜

陳焯煇不是一個善於與人溝通的傢伙，喝酒之後話多了，會說出令人無所適從的誇張言詞，刻意與人製造距離感，似是一種害怕給人看到內心世界的自我防禦。《虎豹瑪莉》封面和第一組照片，是他拍攝性愛娃娃Mary的作品《曾經有一份至真嘅愛情》，娃娃在櫻花下、情趣酒店內、cyperpunk般的都市霓虹中、還有與自己半裸互動的照片。

「人需要connection，」陳焯煇覺得，可以透過「她」去表述一些東西，「但我又不好意思去告訴你是什麼，因為我會好難堪。」從小性情孤僻，中學時同學開玩笑說他的女朋友叫作Mary，後來才知道是性愛娃娃的意思，第一次在情趣用品店與她「邂逅」，便深深留在他腦海中。在社交場合往往會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於是放棄向外追逐，轉而向內在尋找連結世界的橋樑。他相信娃娃能取代真實的伴侶，但對記者說自己沒有玩娃娃，「沒有性關係。」

大概兩年前，因想拍攝一輯內地性文化的故事，於是到了內地訪問娃娃工廠、性文化展覽會和性愛娃娃用家。回港之後，他花錢買了一個娃娃。他稱自己為媒體拍攝的第一部曲，是紀實攝影，本質上是「非虛構」（non-fiction）的，而回港後拍攝的第二部曲是「虛構」（fiction）的。

他說自己的作品似是一套都市寂寞電影。熱愛電影的他，參考了《空氣人形》、《迷失東京》、《秒速5厘米》、《2020銀翼殺手》和王家衛電影，也提到拍攝《紅白藍》的電影大師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曾說過為何從紀錄片轉去拍攝劇情片，「拍紀錄片怎可以拍到一個人做愛？他們會這樣真實給我拍攝私密的東西嗎？」最初回到大陸的時候，他難以拍攝到性愛娃娃用家私密深入的一面，於是他改以自己演繹故事，拋開紀實攝影的規則，加入了擺拍、改圖等手法，「無所不用其極」。

陳焯煇認為，這本zine的作品不用太刻意與社會連結，「我們的出發點沒有什麼宏大的理想，主要是打飛機（自瀆）為主，」他說：「這個時代充滿無力感、絕望、怨言，尤其是攝影記者，我不想做個這樣的人。我年紀大，所以我想在有能力時去做點事，透過行一步，即使很廢，都能夠令到自己不再那麼絕望。」

帶著三分醉意的他忽然一臉認真地說，一直覺得自己命中注定是要做書的人，因為他害怕流逝，雖然「太陽都會熄滅，沒有東西可以永遠流傳。」

但用書的形式印出作品，會有一種可以流傳更久的錯覺。

PW：一趟放空純粹的攝影旅程

PW是四人當中年紀最輕的參與者，同樣是攝影記者的他，「讓自己在香港放一個悠長假期。」放低平常工作模式，遊走香港各處放空「旅行」，是純粹的攝影練習。他說畢業以後，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工作上，沒有做過一份認真的攝影作品。自己感到迷途，希望藉著創作去「治療自己的失語」。

PW不會為了拍攝一早起來，在假期忙完了其他事情，下午3、4點才慢慢出門，去一些平時經過認為可以拍攝的地方，或者看到別人instagram上到哪裏打卡，就會沒有前設地去看看，每日影到有一張滿意的照片，就會很高興。路燈、海洋、停車場膠布吹起的風等都變成PW的拍攝內容。

PW覺得放假的照片和工作期間的作品有很大分別。放假時就不需要拍攝新聞事件和特定主題，「想試試最空白的時候，拍的照片是怎樣的，」創作過程必然是痛苦的，時常令他頭痛，但他認為是有價值的追求，純粹地拍攝，看到自己在攝影上有進步，特別是對處理顏色時的技巧，還是感到由衷滿足。

作品最後以古希臘文「Eudaimonia」作為名字，是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的「幸福」，「人類深沉的滿足感。」PW說，儘管仍未達到這種境界，未找到屬於自己的道路，但他慶幸這段旅程令他走過之前未經歷過的，「可以視為踏腳石，去嘗試尋找一個出口。」

「我覺得創作這回事，其實同呼吸差不多，你不注意的時候，它好像不存在；但你注意它的時候，呼吸就是一種習慣。」

馮凱鍵：用「私攝影」自我治癒

去年10月，是馮凱鍵躁鬱症最嚴重的時候，需要看精神科醫生，期間他放下了平常工作使用的專業相機，改以手機每天走在街上抓拍日常生活中的畫面，抒發自己的情緒和感受，「當作是一個治療的過程」，之後以拍立得的方式列印出來再寫上日期，用「編日史」的方式紀錄個人經歷。

阿凱最初接觸攝影，也與拍立得有關。輟學之後，無事可做的他，在街上擺檔，為途人拍攝即影即有相維生。「拍立得的形式，是個能夠蘊藏較為私密感情的載體。」他解釋，由於不用經過沖曬店處理，人們會用拍立得為女友拍攝私密的裸露照片。

他認為今天的手機，就是從前的拍立得，因此他以手機拍攝，再用即影即有的方式來呈現，「賦予它另一種意義。」

阿凱覺得，創作和發表照片的過程有某種治療效果，就像向大家公開自己的秘密，排遣到某些感受和情緒，得到了發洩。「有些類似是我終於失禁了，但覺得未嘗是一件壞事，當那些負面的情緒，或者一些壞東西排洩出黎，好似打飛機咁射了出來（自瀆那樣射了出來）。我覺得有類似的感覺。」

阿凱表示曾經因食藥和喝酒而試過失禁，「因此他們提議這個題目的時候，我覺得好有同感。」當時他曾拍下照片，但始終沒有放在zine內，只是最後以一張拍攝濕透的床單照片，來表達這個意思。

回看這段時期拍攝的照片，阿凱形容是一種「似曾記不得」（法語：Jamais Vu，Deja Vu的反義詞，即明明有遇見過或一些熟悉的東西，感覺卻像從未見過。）他的作品雖算是屬於「私攝影」，但阿凱認為：「有時候一些好個人的東西，其實都已是回應時代。」

楊德銘：隨機不可控制的再創作

楊德銘（Paul）是四人裏資歷最深的一位，曾是《麻雀》和《柒菲》兩本攝影誌的成員，他覺得近年香港攝影雜誌出現了真空期。書上寫有 #被時代選中的攝影一詞，Paul認為，自己的作品不會避開社會性，「我覺得為何會想辦這本zine，是情緒上被激發到某個位置，就覺得必需做些東西出來。」

《一刻偶遇，因此失禁》是他用過去10多年在街上拾到的證件相轉化而成的作品。起初，他會幻想相中人是否已經去世，會覺得有點恐佈，然而又覺得這些照片有某種吸引力，於是克服恐懼，把照片收藏起來，藉著今次出zine就拿出來再創作。

「我覺得『失禁』有種『失去控制的感覺』，許多時產生一些偶然和機遇；攝影也是這樣，我遇到這些照片也是一種偶然的機遇。」

Paul取出照片仔細端詳，照片中有兩位主婦，有穿校服的女孩，戴眼鏡和不戴眼鏡的同一名女生，這些照片都像是不屬於這個年代的物品。他解釋，自己喜歡照片的物質性，於是把照片「即興地剪毀、𠝹開，甚至扔到空中，或者把它燒掉，聽起來有少少隨機性的感覺。」

拍攝完這些不同型態的證件相後，他將相片像個儀式般一把火燒掉，照片代表的過去、歷史和身份都「魂歸天國」，最終留下一堆灰燼。「經歷去年社會發生的事情，情緒好差，世界正在變化，對著不會跟你說話的照片，就像死人一樣，跟它溝通不到，只能不斷想可以做點什麼。不斷地掙扎。」

「你見到香港的處境，每天往下沉，沒有一條出路。我常常引用黃子華的說法，為什麼他不再做棟篤笑？因為他覺得這個世界已無甚希望，做不到任何事。現在的人笑不出來，因為笑也要有一種距離。」從前，Paul的作品以幽默諷刺見稱，頗有英國攝影師Martin Parr風格，但最近他這樣的作品也減少了，「這樣的年代，你還笑得出嗎？」

有時看到別人的作品，他也鼓勵自己多拍好笑有趣的照片，「原來也有些治癒作用。治癒香港就沒想到，我覺得純粹是治癒自己多點，甚至也不是說一定要影到一輯怎樣的相片，總之你要做一些事去抓住一些東西。」他形容，「好像剷雪，剷完會再下雪，但在過程中你心情會好一點。」

「我最近腦海中常有個意象，就是將自己的hard disk全都打爛。完結一些過去的project，拍攝過的東西，就close file。」是這個時代有末世或者塵埃落定的感覺嗎？

他覺得，可能和年紀有關，2019年後精神和身體都明顯轉差，無力感也增強，差不多是時候告一段落了。

林亦和陳韻如：樣板戲與佛羅明哥舞，女性的順從或不羈

《兩面紅》是攝影師林亦和美術指導陳韻如（Kayla）的作品，兩人曾多次合作拍攝新聞短片和紀錄片。收到《虎豹瑪莉》的邀請，她們都一致認為：「他們的理念和風格，應該係我嗰味嘢（貼近我們的品味），古古怪怪，我們都覺得很有意思。」加上大家也認為雜誌不要過於男性凝視（male-gazed），需要女性視角，於是兩人便很快答應。

她們邀請舞者拍攝文革時期樣板戲《白毛女》對應熱情的西班牙佛羅明哥舞蹈動作。Kayla說，《兩面紅》「是一個女人的兩面，順從或不羈。」她看過《白毛女》演出的歷史照片，「沒有太多「感情」，但有一種專屬那個年代的張力和壓抑。」她憶述自己婆婆在文革時從內地逃到曼谷的經歷，覺得上一代的生活體驗和壓迫也即將來臨到我們身上。

作為跳中國舞10年的舞者，Kayla受到電影《芳華》的啟發，看到電影中的年輕舞者每天花時間訓練和排舞，「對他們來說也是必須修煉的藝術，這也顯示出藝術家本身的出發點是純粹的，但擁有權力的人偏偏會利用藝術。」拍攝前，她在家中練習踢腿、握拳，要掌握《白毛女》作品的精髓，指導模特兒拍攝出樣板戲的感覺，再呈現給讀者。

攝影師林亦在中學上中史課時，記得老師曾在課堂上播放過樣板戲。也看過很多文革時期的電影、攝影集和小說，「那時的人內外處於很扭曲的狀態，身不由己，很瘋狂，《兩面紅》想表現這種狀態。失憶和禁忌，我們朝這方面想像。拍攝和構思在去年11月，持續低氣壓，我們也預視到香港只會越來越壓迫。」

「白毛女的舞姿表達現況，整體有點像預言。表情必須有幾僵硬得幾僵硬，不由自主的，常人不會這樣，外在的社會因素，令你無法做自己，其實越笑得猙獰越是痛苦。而後一輯則是佛羅明哥風格，對比下你會看見一份自在，就算幽暗都是屬於自己。」

Kayla曾創辦小型獨立雜誌《風流》，她說：「辦雜誌本身就是一種姿態，在這個年代，是一種危險的回應，因為我們獨立出版，內容由自己全權策劃。台灣的雜誌《新活水》有一期就是講台灣白色恐怖時期，不顧後果地辦雜誌的人。辦雜誌，在不同時期的白色恐怖裏面，都發揮着一種年輕、不守規則甚至是對抗壓迫和專制的動作。」

Kayla說：「拍攝和創作的過程，對我自己而言非常治癒，因為我知道，不論是攝影師、模特兒還是我，都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可以展現日常生活中大家看不見的自己，我認為我們三個都是《兩面紅》。」

林亦說：「與其說治癒，不如說是緩解，你知道其實這一切是不可救藥（incurable）的，總會復發，但在痛苦的日子裏，我們需要一點方法一些渠道令自己好過一點。我無法脫離社會上的一切，所以有新聞記者一職，經歷得越多社會的種種，有種憤怒和哀傷在身體裏蔓延，創作就成為當中的缺口，排解那些不可治癒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