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的冬日，冷冽得像一把刀，割破层层防线直刺入骨髓。2024年11月末，波黑刚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天地只剩下白与灰两种颜色。在边境城市比哈奇（Bihać），夜晚的气温接近零点，连在市中心也见不着几个人影，一派萧瑟苍凉。
但在比哈奇一家简朴的旅馆房间里，一群中国走线人正聊得热火朝天。房里的暖气开到30度，角落放着几双泥泞的鞋子，小桌上堆满了空啤酒瓶。房间里只有两张床和几把椅子，却躺着坐着十几个男人。他们七嘴八舌，讨论着明天谁去见蛇头、偷渡的费用怎么支付才安全妥当、如果走线途中失联了怎么办。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是单身男性，也有人带着妻儿一起走线。
当我在比哈奇遇见这些中国走线客时，特朗普刚刚赢得美国大选，他们已经能够预见到，走线美国之路将会变得更加艰难，不约而同转战欧洲。旅馆房间里，每个人瞄准的目的地都是德国。他们听说，德国对难民提供的福利好，包吃包住，还有每月的津贴。
跟美国相比，欧洲走线路程更短、所需的时间和预算更少。中国走线客通常先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再坐大巴前往波黑首都萨拉热窝，随即转车到紧邻克罗地亚边境的比哈奇。塞尔维亚和波黑皆对中国公民免签，而比邻的克罗地亚，则是欧盟和申根区成员国。只要到了克罗地亚腹地，走线人可以相对轻易地抵达欧盟各国。这条线路是巴尔干路线（Balkan Route）的一条分支，多年来一直是非常规进入欧盟的热门路径。
比哈奇旅馆房间的一众中国走线人当中，29岁的广东人小德相对年轻，话并不多，却是隐藏的领袖人物。小德最初希望到美国，但真正动身出发时，改了主意。“美国那边挺难的，走那个热带雨林，一走就两三个月，我干嘛不走这个短一点的，”特朗普上台的消息也让他打了退堂鼓。“我看到就算去到美国也拿不到身份。我在想，我不如去德国。”于是，他以目的地给自己取了化名“小德”。因为不会翻墙，小德主要从百度贴吧的塞尔维亚吧获取走线信息。塞尔维亚吧关于欧洲走线的帖子比比皆是，虽然往往不会直接提到走线、偷渡，但意图再清晰不过了：“个人走，塞尔维亚或者波黑出发”、“走路去德去挣钱养家”、“想进欧盟的可以联系我”……
在网上搜集信息和与其他走线人交流后，小德对德国建立了初步认识：“吃住不用愁，有钱收，工资高过其他欧洲国家”。
小德小时候家境并不宽裕，但在他初中时，父亲白手起家开工厂挣了钱，他突然过上了富二代的生活。他上过私立中学，开过兰博基尼豪车，年级轻轻就接手了家里的塑料工厂。但由于工厂经营不善，又因环保政策加强而屡遭罚款，他欠下200多万人民币的债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不得搭乘高铁、飞机等。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小德试图从广东到香港，竟能成功出境，他随即飞到塞尔维亚。
我在比哈奇遇到的大部分中国人跟小德一样，因经济原因而决定出走。有的是失业已久的年轻人，有的是经营小本生意的中年人，因疫情冲击、违规罚款等种种原因而负债。有好几个人都说：“再不出来，就要上失信名单了。”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披露，截至2024年年末，已有超过850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2020年3月，这一数字约为574万，即在不到5年内，失信人人数增长了近48%。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各年龄段劳动力失业率都在下跌，其中16—24岁青年劳动力失业率为14.9%，创近一年来的新低。但随着1200万应届毕业生在夏季加入劳动力大军，这一数字预计将再次攀升。在2023年，青年失业率一度飙升至21.3%的历史最高水平。统计局随后暂停了数据发布，并更新统计方式，在剔除在校学生后重启发布。对于中国的失业率数据是否真实、完善，外界多有质疑的声音。
在这些统计数字背后，是数以百万计在债务、失业泥潭中挣扎的个体。其中一些人跨越半个地球，来到了欧洲边陲。
Plan B
从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坐大巴到比哈奇，要穿越大半个波黑，需要约6、7个小时车程。这座边陲城市是当地闻名遐迩的景区，清澈如玉的乌纳河穿城而过，附近就是波黑最大的国家公园，以雄伟壮观的瀑布群知名，是游客漂流、远足的胜地。
然而，在仅仅数年前，比哈奇曾以另一个原因而扬名天下。2018年，欧洲移民危机愈演愈烈，大量来自中东、北非和南亚的难民通过巴尔干路线试图进入欧洲。比哈奇是当时最活跃的越境点之一，城内废弃和空置建筑中住满了难民，他们还在周边搭建帐篷露宿。
同时，比哈奇也是路途中最艰险的一站。在其余的路程中，难民能搭乘交通工具，只有从波黑到克罗地亚这一段路，他们大多需要在夜幕的掩护下，步行穿山越岭。当巴尔干的寒冬袭来，数以千计的移民缺乏供暖、食物和衣物，进退两难。作为逼近欧盟边境的最后一站，比哈奇成了折射欧洲难民困局的一面镜子，国际媒体纷纷前来报道。
一位追踪报道难民危机多年的当地记者告诉我，近两年来，比哈奇开始出现中国走线客的身影。在难民经常留宿的废弃建筑里，蛇头在墙上张贴了多种语言的广告，而中文是最近新增的语言。上面毕恭毕敬地写道：“如果您想前往欧洲（意大利、德国、法国等）旅行，我们可以帮助您。谢谢。”
中国走线人通常比其他移民更具经济实力，他们大多不必风餐露宿，而是在比哈奇老城中心、乌纳河畔的旅店里住宿。他们有的事先在Telegram接上了头，有的是在河边公园晒太阳时偶遇，一拍即合，聚集在旅馆房间里商讨走线大计。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曾多次尝试走线美国，都铩羽而归。自去年夏天起，走线美国的中国人遭遇接二连三的打击。去年7月，厄瓜多尔宣布取消对中国人的免签政策。此前，这个南美洲国家是绝大部分中国走线人的必经之路。厄瓜多尔外交部称，政策变化是由于“令人担忧的”非常规移民增长，超过一半的中国籍入境者并未以常规的方式按时离境。
在走线途经的热门机场，航空公司加紧核查中国乘客的旅行目的，不少人被拒绝登机。一名40多岁的山东卡车司机，和妻子一起走线。他们此前试着在埃及开罗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飞往中南美洲，都被拒绝登机，不得不转往东欧。说起这些糟心事，他愁眉苦脸，一边抽烟一边叹气说，光是路费就已经花掉了十多万人民币。
影响更深远的政策变动发生在美国本土。在今年1月20日上台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下令执法部门制止所有无证移民入境。与此同时，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开始在国内大规模抓捕非法移民，这被特朗普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大驱逐计划”。截至6月底，全美各地的ICE设施羁押了约59000人，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各方的围追堵截之下，走线美国的大门似乎轰然关闭，欧洲走线却因而热度上涨，从一条小众路线一跃成为中国走线客“润”出去的Plan B。
离比哈奇半小时车程外的大克拉杜沙（Velika Kladuša）与边境近在咫尺，是一个走线客间无人不知的越境点。我到访当日恰好是波黑的国庆节假期，全国大多数的商店都关门休息，然而在大克拉杜沙，一切如常，餐馆里人声鼎沸。走线客没有假日。
在大克拉杜沙附近的公路边，我遇到三个正在步行前进的中国男人。他们都揹着大揹包，把羽绒服系在腰间，手上提着的塑料袋里是面包、香肠等干粮。
尽管年龄、职业、籍贯各不相同，他们都有着大同小异的故事：单身男性、失业或负债、第一次出国、想走线到美国但知难而退、目的地是德国。
领头的是一名33岁的福建厨师，他曾在广东开餐馆，却因生意失败而负债累累。“国内真的待不下去了，”他说，他欠了30多万人民币的债务，如果继续留在国内，会被列入失信人名单。
走在他身后的是一个30岁的安徽人，曾在浙江的工厂当电工。他说，那份工作待遇不错，月薪一万多人民币，但他实在受不了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长，辞了职。在家待业半年后，却发现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走在队伍最尾的山东人小王，个头最高，年纪最轻，才19岁。他的大揹包上挂着三丽鸥的布丁狗玩偶，这是他最喜欢的卡通形象。小王高中没毕业就出社会了，当过服务生、司机，但自从2023年初，他开始长期失业。如今，他梦想在德国重返校园，学小提琴。
走在队伍最前头的福建厨师捧着手机，循着地图上的图标前进，却说不清楚要走的具体路线。
果不其然，当天晚上，我就在比哈奇旅馆的“走线大会”上与他们重逢了。他们在半路上迷路了，体力耗尽，只好返回比哈奇休整。
Taxi Game
在巴尔干路线上，偷渡被称作“game”。移民尝试自行越境，就是“go game”，寓意是偷渡犹如游戏通关，不时会遇到阻碍，遭遇遣返就像回到存档点，又要重新开始设法前进。
旅馆房间里，小德坐在一张狭窄的单人床上，脱掉袜子查看脚上的水泡，一脸疲惫。三天之内，他已经两次“game over”。小德认定这条路走不通了。
第一回，他和同伴走在冰雪覆盖的山林里，遇上克罗地亚警方无人机巡逻，他们急忙把头埋在雪地里。 “我们那个帽子是土匪帽，只是露眼睛跟嘴巴那种，然后我们脸是朝下的，没有露过皮肤任何一寸出来。”无人机在他们头顶上徘徊了几分钟，便飞走了。
侥幸躲过侦查后，小德一行人在次日清晨抵达克罗地亚边境，饥肠辘辘的他们先到餐厅美美地吃了一顿早餐，没想到一出门就迎头撞上了警察，被驱逐回波黑。第二回走线时，他们又被巡逻的克罗地亚警察发现，被押送上卡车遣返波黑。
35岁的湖北人谢达与妻儿也在其中。“他开始要把我们所有的手机都没收掉，你知道中国人的移动支付是非常厉害……你把手机给我没收了，那相当于把我所有的经济全部断掉，”谢达说。
在众人央求下，警察返还了大部分的手机，但折断了谢达的一部手机。手机里面有许多儿子小时候的照片，谢达的妻子因此情绪激动，拒绝听从警方命令下车。据谢达说，警察随即向她喷射胡椒喷雾警告，并把她和儿子强行拉下车。
“非法入境是不对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对待妇女儿童，全世界的人应该是有一个底线的，”谢达愤愤不平地说，过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的妻子仍然被辣得睁不开眼睛。
谢达曾经在武汉经营一家餐馆，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但漫长的新冠疫情封控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我记得那时候是卡塔尔世界杯。8万人的体育场，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在那里，没有戴口罩。我们还被封控在家里面。一个地球，两个世界。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国家完了。”
考虑到儿子的教育，他也认为非走不可。“学校卷得很。（儿子）上小学三年级了，现在每天作业都很多。我们不想他在这种教育环境下长大，累得要死。”
他们一家持有日本三年签证，本可免签进入墨西哥，可是他们此前两度试图飞往墨西哥都被拒绝登机，只好转而来到巴尔干。然而，一家人刚跨入欧盟边境，就遭遇了强制遣返。“你欧洲一直以来以自由文明标榜，但是你的做法又是什么？”谢达质问道。
在克罗地亚与波黑交界的边境地带，克罗地亚警察常被指控实施“pushback”操作，即将非法越境的移民强制遣返，并未给予他们申请避难的正式程序。新闻媒体、难民管理机构和人权组织记录的类似案件数以千计。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报告指，克罗地亚边境警察经常偷窃或毁坏移民的手机、身份证件及其他财物，并对他们实施侵犯人格尊严的待遇，其中一些行为甚至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而常年以来，欧盟对此视而不见，它为克罗地亚的边境管控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却未能确保其边境政策符合国际人权规范和欧盟法律。
两次走线皆“game over”后，小德打算雇佣蛇头坐车偷渡，这在当地被称为“taxi game”。
不久前，他的一个朋友在比哈奇雇佣了一名巴基斯坦蛇头，借助“taxi game”成功抵达欧盟。小德打算第二天找这个蛇头接洽。旅馆房间里的人正各自盘算，是否加入团队一同出发。
巴基斯坦蛇头要价2000欧元一人，声称将用汽车把他们一路送到意大利。由于担心事先交钱会被蛇头暗算，中国走线人找到比哈奇当地一家“中国商店”的店主作“担保”。他们把偷渡的费用先用微信支付给店主，待成功抵达欧盟后，店主再将钱转给蛇头。
比哈奇人口不到六万，却有三家“中国商店”，售卖中国生产的廉价小商品，由长居比哈奇的华人经营。我向据信为走线人和蛇头当中间人的中国商店店主询问，他不承认这桩交易，也不愿和我多谈。我只好转而到另一家中国商店打听。
老板季先生说，从2022年开始，他留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比哈奇。“过一段时间一波人，基本上都是男的。”他遇到过来自中国各个省份的人，还有“戴着头巾的新疆人”，他估计是维族人。
季先生已在比哈奇定居15年，目睹了多年前的难民潮，没想到有朝一日，同胞也踏上了同一条路。“刚开始是有点惊讶，本来这里就是很小很小的地方，很少有中国人过来。现在就感觉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中国人通常在他的店里买雨衣、睡袋、充电宝等走线必备品，还有的人因手机被警察没收，来借用他的微信联系家人。也有人提议他作“担保”赚取佣金，但他不想与蛇头扯上关系，对这些请求一概拒绝。
当我结束一天的采访，再回到走线人聚集的旅店，我才发现小德和其他六、七人已经不告而别，男女老少一行人登上了蛇头的汽车。
昨夜还气氛高涨的房间，突然变得冷冷清清，只剩下几个还在恢复体力、想方设法筹钱雇佣蛇头的人。房间小桌上遗留了一摊堆成了小山的硬币，都是波黑本地货币马克。一个走线客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日常都用移动支付，不习惯用这些找零回来的硬币。
塞尔维亚是新的厄瓜多尔
在到达波黑的比哈奇之前，塞尔维亚是中国走线人的必经之路。塞尔维亚与中国交好，是其在中东欧地区首个“全面战略伙伴”，中国人入境有30天免签待遇。某种程度上，塞尔维亚成了中国人走线路途上新的厄瓜多尔。
从90年代后期起，塞尔维亚开始出现中国移民潮。当时塞尔维亚正经历战后复苏，万事待兴，成本低廉，政策宽松，吸引了不少中国人在此从事贸易生意。首都贝尔格莱德形成了多个华人聚居区，其中包括离机场仅五分钟车程的雷迪娜。
雷迪娜位于新贝尔格莱德的城乡结合部，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家门窗紧闭的赌场，与之比邻的是农田和新建的楼房。华人民宿和餐厅的招牌林立，沙县小吃店也开到了这里。
在雷迪娜，走线的灰色产业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抖音上搜索雷迪娜，不难发现多家华人民宿的信息，它们通常也充当蛇头中介的角色。还有中国走线人跟我说，他一降落贝尔格莱德机场，就有陌生的中国人上前来搭讪：“住民宿吗？包接送。”
我在雷迪娜的街头随机问一名华人中年男性，哪里可以打听到走线的信息。他心照不宣地给我指了指附近的华人民宿，还好心提醒我，女孩子不要选择某华人超市楼上的民宿，他听说曾有女性在那儿遭遇不测。
我很好奇这家超市为何名声狼藉，马上前去探访，一进门就瞥见入口处贴着一个用词隐晦的招嫖广告。我与一名华人中年女性店员攀谈起来，一聊到走线，她就表示自己有门道，可以安排偷渡服务。
她随即打了一通电话，语气随意，没有多加寒暄，不到半分钟便挂断了。她向我报价：五万人民币，从贝尔格莱德用轿车直送到德国。“他们天天送。” 她还说，这个“朋友”在雷迪娜经营民宿，现在民宿里住满了走线的人。
我很惊讶，在雷迪娜，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蛇头服务。华人超市店员耸耸肩，笑我太无知。“十几年都这么走的。”见我有些犹豫，她干脆告诉我，电话那头的蛇头就是她的丈夫。
东欧作为中国人偷渡西欧的中转站已经行之有年。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人类学教授聂保真（Pál Nyíri）告诉我，在上世纪末到21世纪初，匈牙利是中国人偷渡西欧的跳板。匈牙利不仅是欧洲的门户，在90年代初，它还是欧洲唯一一个对中国人免签的国家。
聂保真曾研究当年从中国到欧洲的非常规移民现象，他说，当时偷渡欧洲的中国人大多是福建人，以单身人士为主，男女皆有，但极少有人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起偷渡。在90年代末“国企下岗潮”后，偷渡人群中也多见来自东北三省的人。中国偷渡客往往通过关系网找到华人蛇头安排行程。聂保真说，这些华人蛇头大多并非有组织的犯罪网络，更像是一群经纪和中介。“他们彼此为对方工作，并进行交叉承包或分包。”
跟如今的走线人一样，在上世纪90年代，大部分中国偷渡客的首选是美国，但由于前往美国的难度加大，才将目光转向了欧洲。标志性的转折点是1993年的“金色冒险号”案件。搭载了286名中国人的金色冒险号走私船在纽约市近海搁浅，让偷渡者自行游泳上岸，结果造成10人死亡。
该事件之后，美国加紧打击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偷渡去美国变得昂贵且危险，欧洲才逐渐成为受欢迎的目的地。这个移民趋势也反应在中国电视剧中，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轰动中国四年之后，《走入欧洲》在1997年应运而生，剧集讲述一对恋人在赴欧之后经历的考验，在匈牙利、意大利等地取景。
当年，英国和意大利是中国人偷渡欧洲的热门目的地。英国作为英语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有历史悠久的海外华人社区，是中国人当时的首选。而在意大利，早期华人移民开始开设纺织制衣作坊，急需劳动力，国内亲属和求职者前来投奔，华人社区初见雏形。当地还不时有“大赦”，无证移民可获得合法身份，因此受到青睐。
当时进入西欧有两条主流偷渡路线，第一条与现今中国走线人的路途相差无几，另一条更危险的路线则是从黑山走水路到意大利。要到英国的偷渡客，要先抵达荷兰或比利时，再设法横渡英吉利海峡。
偷渡欧洲的风险比美国低，但也并非康庄大道。在2000年，58名中国人通过货柜车集装箱从比利时偷渡至英国多佛尔港，在途中窒息而亡。事发后，荷兰司机被判14年监禁，9名中国蛇头人员在荷兰入狱。19年之后，类似的悲剧在英国埃塞克斯郡重演，39名越南非法移民在货柜车集装箱中遇难。
有一名中国走线人的人生旅程，也在比哈奇黯然终结。比哈奇市郊一座公墓里，朱凯（Kai Zhu，音译）永眠于此。他遗留下的信息寥寥无几，墓碑上仅有的姓名与生卒年份，几乎是外界对他全部的认知。朱凯生于1964年，卒于2024年，终年60岁。
63岁的比哈奇人Asim Karabegović是唯一一个出席朱凯葬礼的人。他是当地援助难民的非营利组织SOS Balkanroute的志愿者。据他所知，朱凯在波黑逗留了数月，曾经住在比哈奇郊区的利帕难民营（Lipa camp），因突发疾病在医院治疗无果，最终在难民营去世。中国驻波黑大使馆支付了1500欧元的殡葬费用，而Asim所在的非营利组织筹措棺木、制作墓碑，在其墓前栽种了一株寄托哀思的菊花。
在前南斯拉夫解体时期，波黑经历了漫长而惨烈的战争。从1992年到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造成约20万人死亡，全国近半人口200万人沦为难民。比哈奇是那场战争的激战区之一。走在墓园里，Asim不时指向一个个墓碑向我介绍，底下长眠着他的亲友。墓碑上的照片里是一张张稚气未脱、朝气蓬勃的脸，他们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生在最好的年华戛然而止。
经历过战争苦难、逃难窘迫的波黑人，对难民的困境似乎更能感同身受，明白每个人都可能会在某个时刻面临不得不离乡别井的绝境。在这座公墓的一角，有一处专为在旅途中死亡的难民而设的墓地。用黑色大理石打造的落成纪念碑上写道：“纪念所有在追寻更美好生活的途中逝去的移民和难民，他们的梦想与他们一同埋葬。”
Asim已为约20人安排他们的身后事，朱凯是他送走的唯一一个中国人，其余的大多是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许多人的墓碑上没有名字，只写著去世的年份和“NN”——No Name（无名氏），意味著他们去世时身上没有身分证明文件，姓名不得而知。Asim环顾四周，一一向我讲述他们的死因——在山林中被猎人误杀、渡河时溺水而亡、晚上在废旧房屋里生火取暖而被烧死、卷入难民之间的纷争而被谋杀……
Asim说，他为逝者筹措葬礼，是希望他们在远方的家人能获得一丝宽慰——所爱之人在异国他乡已经入土为安。
同途殊归
我在比哈奇旅馆遇到的那些中国走线人，如今又身在何方呢？八个月后，我与其中数人再度取得联系。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购买了蛇头的服务，但“taxi game”远远不如想象中的舒适顺利，一辆普通的两厢轿车里，塞下了10个人，小德和另一人蜷缩在后备箱里。深夜，他们依然要在天寒地冻的山林里徒步几个小时，渡过冰冷刺骨的河水，累得把行李全都丢弃了。因为接应的车辆没有准时到达，他们白天不得不躲在树林当中。一行人又困又乏，冻得瑟瑟发抖，抱在一起取暖。
好不容易到了克罗地亚腹地之后，他们可以投宿当地难民营稍作休整，但每次遇上警察核查身份文件，就又回到“game”的状态——被迫折返难民营，择日再次上路。从比哈奇出发六天后，他们终于抵达意大利米兰。小德回忆说，大家在唐人街吃了一顿火锅庆祝，心情也轻松下来。
胜利的气氛在抵达德国后，却开始急转直下。中国走线人辗转“大、中、小营”，即德国安置难民的层层机构，进入了漫长的难民资格审核程序。德国的难民营大多位于偏僻的小镇，是学校、医院、商场等公共设施改造的集体居所，环境简陋。家庭通常会被分配到独立的房间，独行者就不得不跟多人挤在一个房间里。
让这些中国走线人更绝望的是，在约一年的难民资格审核过程中，他们不被允许在德国工作。“打黑工”的路也被堵上了，德国政府对非法就业的监管严格，雇主若雇佣非法移民将面临大额罚款。而每个月两百多欧的津贴杯水车薪，无法满足他们尽快挣钱致富的渴望。
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德国的走线人，开始四散东西。
原本想学小提琴的小王，到了德国后发现暂时无法打工上学，郁郁寡欢，最终自费返回了中国。有的人南下到西班牙，因为听说那边更容易拿到长期居留。
据说，还有一个人留在了比哈奇，取代了中国商店老板的角色，成为了蛇头的搭档，专门接洽中国走线人的业务。
谢达一家目前仍在德国。因为有未成年的孩子，他们被分配到环境相对好的住所，津贴也更高。谢达称，他已经拿到了就业许可，目前在仓库打工，希望一家人能在德国长期生活下去。
根据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公布的数据，在2024年有1184名中国大陆公民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是近五年来最高水平，比前一年增长了约500人。不过，中国人的庇护申请通过率较低，德国政府去年拒绝了近半的申请。
而曾经向往德国“包吃包住有钱拿”的小德，“德国梦”碎了。“又找不到工作，又走得这么辛苦，又花了这么多钱，”他说，后悔走线欧洲。“其实那些福利都没什么用，那一点钱。我本身就是想找工作，找不到工作没办法，只能走了。”
抵达德国两个月后，小德登上了离开欧洲的飞机，飞往中东国家约旦。如今，他在约旦北部城市伊尔比德（Irbid）一家华人企业做帮厨。这份工作是在比哈奇遇到的一个中国走线人给他介绍的，每个月工资25000人民币，超乎常理地高。我问他，这是不是电诈集团的工作，他否认，只说是贸易公司，不禁足。
对约旦，他谈不上喜欢。“这边你挣了钱，没有地方可以玩。”但这里也有他意想不到的“刺激”。不久前以色列与伊朗互相空袭之时，他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一段导弹划破夜空的视频。他觉得炮火像烟花、流星一样，很新奇。
我留意到，自从到比哈奇之后，小德的微信朋友圈的背景图片从未变过，一直是去年冬季从比哈奇旅馆房间窗户望出去的雪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从天而降，乌纳河上结了一层薄冰，两岸光秃秃的树干上挂着银霜，大地银装素裹，素洁静谧。那是这个广东人平生第一次见到茫茫白雪。
但在他的记忆里，这幅景象并非宁静悠然，而是象征着前路艰险。小德说，那是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照片旁边，他还搭配了一句话：前途渺茫，也需负重前行。
（Džemal Ćatić对文章亦有贡献。小德、谢达、小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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