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南京红姐（爷）、郑州打人：男性“出错”，异性恋霸权原谅了谁，驱逐了谁？

2025年7月，中国社交网络上接连爆发两起与性别与性取向密切相关的舆论事件，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焦点。一起发生在郑州人民公园，一群男性通过假扮同性恋者在社交软件上引诱他人见面，继而对受害者实施围殴、羞辱并拍摄视频传播。这种“钓鱼式”暴力不仅具有人身攻击的恶性特征，更通过以“你是1还是0”的方式羞辱受害者，将性取向本身转化为“被惩罚”的理由。而另一件事则发生在南京，一名化名“红姐”的38岁男性（被指派性别）焦某在社交平台上以“伪娘”形象活跃，与多名男性发生性行为并涉嫌偷拍传播，引发警方介入。事件随即引爆争议：在“骗炮”“破坏家庭伦理”的标签下，焦某被迅速妖魔化，而参与互动的多名男性则被官媒视作无辜“受害者”。

表面上看，这两起事件分别涉及暴力犯罪与隐私侵犯，但更深层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共同触及了当代中国社会对性别越轨与非主流欲望的高度防御性反应。在郑州事件中，男性群体借由对“同性恋者”的猎捕和羞辱，强化自身的异性恋男性认同；而在南京事件中，“阿红”所代表的非典型性别表现者则被迅速纳入社会的“污秽他者”之列，成为主流价值想象中的威胁对象。两起事件中受害者身份的模糊、攻击者行为的正当化、性别边界的重新划定，共同勾勒出一幅关于当代中国性别秩序的复杂图景。

本文试图从三条分析路径出发，剖析这两起事件背后的性别政治机制：首先，借助Eve Sedgwick关于“同性间社会欲望”与“恐同症”的理论，分析郑州事件中暴力男性如何通过否定同性欲望来建构自身的异性恋男性身份；其次，引用Gayle Rubin“性阶序”与Julia Kristeva的“贱斥”概念，讨论南京事件中的“阿红”如何被各方驱逐和排斥，以维系异性恋家庭伦理和二元性别秩序的“洁净”；最后，通过Judith Butler的“性别操演”视角，反思两起事件中异性恋男性气质的重复操演及其防御性机制，探讨规范性男性身份如何依赖于持续排除性别越轨者而维系稳定。

在表面的正义与道德焦虑之下，欲望与身体如何被选择性允许、谁能被原谅、谁必须被驱逐，这些才是这些事件真正激起集体不安的核心。

恐同症与同性间社会欲望

恐同症与同性恋恐慌成为异性恋男性文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羞辱、排斥乃至暴力，将同性亲密与同性性欲一并驱逐出“可接受的男性行为”范畴。

酷儿理论家 Eve Kosofsky Sedgwick 在其重要著作 Between Men 中提出了“同性间社会欲望”（homosocial desire）这一理论，用以分析男性之间非性化但高度情感化、亲密化的关系如何在父权文化中被建构、维系并最终服务于异性恋秩序的再生产。

Sedgwick 指出，男性之间的联盟往往通过共同追求女性这一“异性恋中介”得以合法化，其背后却掩藏着深层的同性依附乃至被压抑的同性欲望。而为了维护这种父权结构的稳定性，潜在的同性情欲必须被有效否认并置于禁忌地带。于是，恐同症（homophobia）与同性恋恐慌（homosexual panic）便成为异性恋男性文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羞辱、排斥乃至暴力，将同性亲密与同性性欲一并驱逐出“可接受的男性行为”范畴。这种文化结构由此构成一种既依赖男性间亲密、又恐惧同性情欲的深刻矛盾逻辑。

郑州人民公园的系列“钓鱼式”群殴事件，正是这一矛盾结构的极端演绎。根据澎湃新闻与中央社等报道，该事件发生于2025年7月上旬，施暴者通过假扮同性恋者，在Blued等同志社交平台上设下“钓鱼”陷阱，以伪造照片、同志话术等方式取得受害者信任，再将其约至人民公园实施围殴。施暴过程极具仪式性与羞辱性：他们在视频中反复质问“你是不是1”“是不是来找男人”，以明确其性取向身份，继而动用棍棒、甩棍、喷雾等工具暴力围攻，即使对方已下跪求饶或试图逃跑，也难以脱身。施暴者将这些画面拍摄上传网络，以供“取乐”与“猎奇”消费。这些暴力行为并不止步于单纯伤害身体，而是有意将受害者性身份钉在耻辱柱上，制造一种“被识别、被惩罚、被公示”的惩戒性景观。

而在文化语境中，更令人警惕的是事件的舆论演绎与官方的表述方式。大量评论者有意将此事与“仇恨同性恋犯罪”剥离开来，将其定性为“无差别攻击”“社会治安问题”，乃至纳入“扫黑除恶”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处理。在官方警情通报与《新京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此案被称为“临时起意”“围殴事件”，而受害者则被模糊化为“普通群众”“路人”，有关性别、性取向、羞辱性话语等关键背景则被系统性地省略。酷儿身份在公共叙事中被抹除，代之以一个抽象而非政治化的“一男子”。这不仅是话语上的去性化处理，更是一种深层次的象征暴力：通过沉默与规避，社会将酷儿群体重新放逐回“不可言说”的边缘位置。

这场暴力因此不仅发生在身体层面，也发生在社会语言系统之中。正如 Sedgwick 所强调，“同性情欲的压抑常伴随恐同的爆发”，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正是对“可能是同性恋”的人设定圈套、再以暴力驱逐的完整路径。这种结构其实构成了一种双重共谋的身份再生产机制：首先逼迫受害者进入一个“同志”的情境；随后通过围殴、辱骂与公示暴力，将其驱逐出主流男性秩序的边界，从而在痛打“他者”的过程中确认“我们”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异性恋者。恐同不只是针对同性恋者个体的偏见，而是一种维护男性规范性边界的社会机制——其对象，是任何一个可能被“认定”、怀疑为非主流性别者的“潜在威胁”。

由此，郑州事件不仅是一起刑事案件，更是对酷儿身体、性别身份与公共空间权利的暴力驱逐。从钓鱼到围殴，从羞辱语言到视频上传，从舆论脱敏到官方噤声，我们看到的，是父权结构和异性恋霸权如何在当前中国的时代语境下通过象征性与物理性手段，持续进行性别规训与同性情欲的文化剔除。

性阶序与贱斥：好的性、坏的性

随着舆论走向情绪化与性别化，焦点早已移向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男人会去找他”“他长这样还能勾引男人说明男人什么都行”这一“性欲错位”的焦虑。焦某被塑造成一个污染者、腐蚀者，一种扰乱异性恋父权秩序的妖邪存在。

在南京“阿红”事件中，公共舆论并未将其简化为一次偷拍案或网络敛财案，而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成了一场涉及性别身份、身体规范与性道德边界的集体情绪排斥。Gayle Rubin 在其经典论文Thinking Sex中指出，现代社会建构了一套隐形却强大的“性阶序”（sexual hierarchy）：它将异性恋、婚姻、生殖中的性置于顶层，将同性恋、跨性别、匿名性、无偿性、性快感导向等行为排入底层。这一体系不仅决定了什么样的性是“合法的”与“可见的”，也以法律、宗教、心理学、媒体等机制不断边缘化“坏的性”。

与此同时，Julia Kristeva 所提出的“贱斥”（abjection）概念提供了分析这一现象的深层心理维度。在Kristeva看来，“贱斥”是一种文化性的厌恶机制，用以排除那些混淆秩序、威胁主体边界的存在。它不是冷静的否认，而是充满恶心、羞耻、愤怒等情绪的象征仪式：通过将某个身体、身份、欲望抛出“正常人类”的圈层，从而确认自己的“纯洁”与“理性”。南京阿红事件，恰恰就是一次这样的贱斥仪式。

警方于7月8日发布通报称，38岁的焦某（网名“红姐”）通过伪装女性身份，在直播平台招揽男性发生性关系，并通过偷拍上传视频牟利。这一通报迅速激发了公众的情绪波动，但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信息并非警方所述，而是社交平台中疯传的标签与谣言：“60岁艾滋病伪娘”“千人斩”“骗炮无数直男”等。这些未经证实的描述迅速将事件转化为一场“恶性道德危机”，构建出一个象征性的他者——一个道德污秽、性别错乱、具有性传播疾病的“危险人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焦某的性别表达本身成为攻击的核心。在虎扑、贴吧等男性主导的网络空间，大量自我认同为“直男”的用户急于划清界限，强调“找红姐的都是Gay”“这跟直男没关系”。而在部分女性社交平台上，不少人则呼吁停止称其为“红姐”，改用“红大爷”，以此表明“这是个男人的事，别扯上女人”。与此同时，在一些酷儿社群中，亦有声音批评其外貌“长成这样也能骗到这么多男人”，无意间重申了标准化的男性/女性气质才配得上“性吸引力”的主流审美规范。焦某这一“失败的伪装”因此在多方视角中都变成了攻击的靶子，他的身体与性别表达成了公众投射焦虑的容器。

这场全网合力的身份撕裂与边界清洗，正是“性阶序”与“贱斥”机制的协同运作。事件发生之初，一些媒体与评论还试图在“反偷拍”与“公共安全”的框架下讨论焦某的违法行为，但随着舆论走向情绪化与性别化，焦点早已移向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男人会去找他”“他长这样还能勾引男人说明男人什么都行”这一“性欲错位”的焦虑。焦某被塑造成一个污染者、腐蚀者，一种扰乱异性恋父权秩序的妖邪存在。即便一些人以“他破坏了他人家庭”为由批评他，看似是为那些男性的女性伴侣发声，实则是对传统婚姻家庭结构的再一次道德修复：仿佛男性只要不出轨“伪娘”，异性恋家庭就是幸福、稳定和道德正当的。

这类论调遮蔽了另一种更具颠覆性的可能性：焦某事件本可以成为异性恋男性反思自身性认同的契机。他们究竟爱的是女人，还是“某种女性化符号”？他们对性吸引力的认知，是否也可以超越二元性别系统？是否可以承认——哪怕在某些语境下——酷儿身体也具备“可欲性”？然而，面对这一挑战，大多数男性采取的不是开放回应，而是急速的划清界线。他们必须否认被焦某吸引的可能性，才能重新确认自身“真正男人”“直男不动摇”的身份。这正是Rubin所言性规范的政治性：它不是自然的，而是需要不断地话语生产、身份排斥、道德话术去维持。

由此，“阿红”事件的舆论图景呈现出一种层层嵌套的恐慌：对于身体越界的恐慌、对于欲望错位的恐慌、对于身份不稳定的恐慌。这些恐慌被组织成集体的贱斥行动：通过转发视频、造谣污名、群体羞辱，构建出一个人人都能指责的“污秽对象”。与此同时，主流媒体与警方的“去性别化”表达策略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一结构性暴力。他们有意避免使用“性别”“性倾向”等术语，只以“长期化妆成女性”“传播淫秽物品”为框架来叙述此案，看似中性、实则掩盖了事件背后对性别越界者的系统性羞辱与文化贱斥。

我们可以说，这不是一个人违法后的孤立事件，而是一整个性秩序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持续被维护、强化与净化的公共剧场。焦某的身体不被允许拥有“合法的性”；他的性别表达不被允许在现实中存在；他的欲望实践被视为威胁主流伦理的病毒。他被打上“妖邪”的烙印，只是为了让其他人，尤其是“自认为正常的人”，得以继续确认他们那虚构却稳固的“纯洁性身份”。

性别操演：男性气质的防御性回应

看似无关的两起公共冲突实则都暴露出同一问题：当非规范性别和性欲主体浮出水面，那些看似坚固的男性认同和异性恋秩序，便显露出其深层的不安和易碎性。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其奠基性著作《性别麻烦》中提出，“性别”并非自然属性，而是通过身体动作、语言表达、姿态、服饰乃至情绪等一系列符号化的“操演”不断被重申和建构。一个人“像个男人”或“像个女人”，不是因为他们本质如此，而是因为他们不断地在重复社会为“男人”或“女人”所设定的行为规范。这种操演具有高度脆弱性，因为它既是维持性别秩序的机制，也是性别身份最容易暴露破绽的地方。

在郑州人民公园的围殴事件和南京阿红事件中，看似无关的两起公共冲突实则都暴露出同一问题：当非规范性别和性欲主体浮出水面，那些看似坚固的男性认同和异性恋秩序，便显露出其深层的不安和易碎性。这种不安，往往以一种高度情绪化的方式被回应：羞辱、撇清、暴力，乃至集体性的否认。

在郑州事件中，施暴者的行为不仅是有组织的暴力，更是一种对“非典型男性”的身份清洗。他们假扮同志，以引诱的方式将“潜在的同性恋者”暴露在公共空间中，然后再用棍棒和辱骂将其驱逐出“男人应在的地带”。整个行动仿佛一场对性别秩序的“重整”：谁是“正常男人”，谁是“异类”，由棍棒裁定。

与之呼应的是事件曝光后的舆论生态。无论是社交媒体评论区，还是某些官方与媒体的通报表述，都几乎绝口不提这起暴力行为所明确呈现的性别导向。施暴者被称作“打人者”，受害者被模糊地称为“群众”，所有“同性恋”“性别歧视”“性少数”之类的词汇，在报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种语境中，暴力仿佛失去了方向，仇恨也被去除了具体对象，只剩下“社会治安事件”这一无害话语的外壳。通过模糊化处理，国家与主流媒体以“扫黑除恶”的中性语言消解性别政治，从而将暴力从性别结构中抽离出去，使其不再具备可批判的政治性。

在南京阿红事件中，类似的语义操演也在发生。网络讨论区成了一场身份划界的狂欢：直男群体迅速划清界限，声称“去找阿红的是Gay，跟我们无关”；女性群体则纷纷将“阿红”从“姐”改口为“爷”，试图抹去事件与“女性”形象的联系；而部分酷儿语境内部的评价也陷入对阿红外貌、吸引力的批判之中，转化为一种“你长这样也能骗到男人”的羞辱。看似互不相干的几方讨论，实际上共同指向一个隐秘的合谋——将对“非典型性欲”的一切可能性加以否认，并将其推至社会边缘。

更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警情通报与部分媒体报道也参与到这场划界行动中。在南京事件的警方表述中，“阿红”被描述为“假扮女性与多名男性发生性行为”，而“上当”的男子则被直接称为“受害人”，这一措辞结构性地将“性”定义为一种可以被欺骗、侵犯、污损的东西，将“女性”或“女性化身体”视为诱饵，并将“男性性主体”塑造为无意识的、被误导的受害方。这样一种表述，毫无疑问是对异性恋父权秩序的再生产——即便是“出轨”的异性恋男性，在这一逻辑中依旧保持了“受害”与“被欺骗”的道德优势，仿佛只要不知对方“不是女人”，他们的欲望就依然是“正常”的。

这些反应——直男撇清、女性切割、官方的“男性受害者”叙述——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异性恋霸权的文化结构下的防御性机制。当性别操演出现裂缝时，这种防御便以话语和行动的形式启动。阿红事件本可能成为所谓“直男”群体反思自己欲望指向的契机：为什么我会被一个“非女人”吸引？是不是“异性恋男性”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构造、一个稳定性不断被话语掩饰的幻觉？但他们选择了否认，通过“被骗”“是Gay”“不是我们”来重申异性恋身份的“纯粹性”。

甚至某些看似“为女性发声”的言论也成为性别秩序的延伸工具。一些人批评阿红“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声称“那些被骗的男人的妻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但在这样的叙述中，异性恋家庭本身被假设为一个稳定、幸福、自然的结构，女性的幸福前提是丈夫不出轨，或出轨对象“至少是女人”。这类言说不仅无意中放过了男性的责任，还把所有非异性恋的性关系都归为“混乱”、“威胁”，再次将非规范性身体和情欲推向社会结构的边缘。

在这些复杂纠缠的言说中，我们看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性别焦虑——男性认同的脆弱被暴露之后，便需要通过更加剧烈的划界、暴力与羞辱来修复。一方面，这表现在公共暴力中的“清洗式惩戒”；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语言、报道与舆论中的划界、隐匿与贱斥。这些行为，最终都服务于一个目标：保住“正常的男人”这个社会想象。

性别之所以需要不断重复，就是因为它从未真正“自洽”。每一次操演都可能出错，每一次模仿都可能泄露本不该被看见的真相。在郑州与南京两案中，那些被围殴、被羞辱、被谩骂、被否认的人，并非只是“非主流”的个体，更是当代性别秩序里最容易被抛弃的裂缝承载者。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性别和性取向并不天然固定，而是靠社会规范不断制造、重复、验证的过程。也因此，恰恰是这些“出错”的瞬间、这些被操演掩盖但最终浮出的欲望与身份，才真正揭示出：我们口中的“正常”，可能是最不堪一击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