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中國社交網絡上接連爆發兩起與性別與性取向密切相關的輿論事件，迅速成為全國關注焦點。一起發生在鄭州人民公園，一群男性通過假扮同性戀者在社交軟件上引誘他人見面，繼而對受害者實施圍毆、羞辱並拍攝視頻傳播。這種「釣魚式」暴力不僅具有人身攻擊的惡性特徵，更通過以「你是1還是0」的方式羞辱受害者，將性取向本身轉化為「被懲罰」的理由。而另一件事則發生在南京，一名化名「紅姐」的38歲男性（被指派性別）焦某在社交平台上以「僞娘」形象活躍，與多名男性發生性行為並涉嫌偷拍傳播，引發警方介入。事件隨即引爆爭議：在「騙炮」「破壞家庭倫理」的標簽下，焦某被迅速妖魔化，而參與互動的多名男性則被官媒視作無辜「受害者」。
表面上看，這兩起事件分別涉及暴力犯罪與隱私侵犯，但更深層的共通之處在於它們共同觸及了當代中國社會對性別越軌與非主流慾望的高度防禦性反應。在鄭州事件中，男性群體藉由對「同性戀者」的獵捕和羞辱，強化自身的異性戀男性認同；而在南京事件中，「阿紅」所代表的非典型性別表現者則被迅速納入社會的「污穢他者」之列，成為主流價值想象中的威脅對象。兩起事件中受害者身份的模糊、攻擊者行為的正當化、性別邊界的重新劃定，共同勾勒出一幅關於當代中國性別秩序的複雜圖景。
本文試圖從三條分析路徑出發，剖析這兩起事件背後的性別政治機制：首先，藉助Eve Sedgwick關於「同性間社會慾望」與「恐同症」的理論，分析鄭州事件中暴力男性如何通過否定同性慾望來建構自身的異性戀男性身份；其次，引用Gayle Rubin「性階序」與Julia Kristeva的「賤斥」概念，討論南京事件中的「阿紅」如何被各方驅逐和排斥，以維繫異性戀家庭倫理和二元性別秩序的「潔淨」；最後，通過Judith Butler的「性別操演」視角，反思兩起事件中異性戀男性氣質的重複操演及其防禦性機制，探討規範性男性身份如何依賴於持續排除性別越軌者而維繫穩定。
在表面的正義與道德焦慮之下，慾望與身體如何被選擇性允許、誰能被原諒、誰必須被驅逐，這些才是這些事件真正激起集體不安的核心。
恐同症與同性間社會慾望
恐同症與同性戀恐慌成為異性戀男性文化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羞辱、排斥乃至暴力，將同性親密與同性性慾一併驅逐出「可接受的男性行為」範疇。
酷兒理論家 Eve Kosofsky Sedgwick 在其重要著作 Between Men 中提出了「同性間社會慾望」（homosocial desire）這一理論，用以分析男性之間非性化但高度情感化、親密化的關係如何在父權文化中被建構、維繫並最終服務於異性戀秩序的再生產。
Sedgwick 指出，男性之間的聯盟往往通過共同追求女性這一「異性戀中介」得以合法化，其背後卻掩藏着深層的同性依附乃至被壓抑的同性慾望。而為了維護這種父權結構的穩定性，潛在的同性情慾必須被有效否認並置于禁忌地帶。於是，恐同症（homophobia）與同性戀恐慌（homosexual panic）便成為異性戀男性文化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羞辱、排斥乃至暴力，將同性親密與同性性慾一併驅逐出「可接受的男性行為」範疇。這種文化結構由此構成一種既依賴男性間親密、又恐懼同性情慾的深刻矛盾邏輯。
鄭州人民公園的系列「釣魚式」群毆事件，正是這一矛盾結構的極端演繹。根據澎湃新聞與中央社等報道，該事件發生於2025年7月上旬，施暴者通過假扮同性戀者，在Blued等同志社交平台上設下「釣魚」陷阱，以僞造照片、同志話術等方式取得受害者信任，再將其約至人民公園實施圍毆。施暴過程極具儀式性與羞辱性：他們在視頻中反覆質問「你是不是1」「是不是來找男人」，以明確其性取向身份，繼而動用棍棒、甩棍、噴霧等工具暴力圍攻，即使對方已下跪求饒或試圖逃跑，也難以脫身。施暴者將這些畫面拍攝上傳網絡，以供「取樂」與「獵奇」消費。這些暴力行為並不止步於單純傷害身體，而是有意將受害者性身份釘在恥辱柱上，製造一種「被識別、被懲罰、被公示」的懲戒性景觀。
而在文化語境中，更令人警惕的是事件的輿論演繹與官方的表述方式。大量評論者有意將此事與「仇恨同性戀犯罪」剝離開來，將其定性為「無差別攻擊」「社會治安問題」，乃至納入「掃黑除惡」的國家治理話語體系中處理。在官方警情通報與《新京報》等主流媒體的報道中，此案被稱為「臨時起意」「圍毆事件」，而受害者則被模糊化為「普通群衆」「路人」，有關性別、性取向、羞辱性話語等關鍵背景則被系統性地省略。酷兒身份在公共敘事中被抹除，代之以一個抽象而非政治化的「一男子」。這不僅是話語上的去性化處理，更是一種深層次的象徵暴力：通過沉默與規避，社會將酷兒群體重新放逐回「不可言說」的邊緣位置。
這場暴力因此不僅發生在身體層面，也發生在社會語言系統之中。正如 Sedgwick 所強調，「同性情慾的壓抑常伴隨恐同的爆發」，而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正是對「可能是同性戀」的人設定圈套、再以暴力驅逐的完整路徑。這種結構其實構成了一種雙重共謀的身份再生產機制：首先逼迫受害者進入一個「同志」的情境；隨後通過圍毆、辱罵與公示暴力，將其驅逐出主流男性秩序的邊界，從而在痛打「他者」的過程中確認「我們」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異性戀者。恐同不只是針對同性戀者個體的偏見，而是一種維護男性規範性邊界的社會機制——其對象，是任何一個可能被「認定」、懷疑為非主流性別者的「潛在威脅」。
由此，鄭州事件不僅是一起刑事案件，更是對酷兒身體、性別身份與公共空間權利的暴力驅逐。從釣魚到圍毆，從羞辱語言到視頻上傳，從輿論脫敏到官方噤聲，我們看到的，是父權結構和異性戀霸權如何在當前中國的時代語境下通過象徵性與物理性手段，持續進行性別規訓與同性情慾的文化剔除。
性階序與賤斥：好的性、壞的性
隨着輿論走向情緒化與性別化，焦點早已移向了「為什麼有這麼多男人會去找他」「他長這樣還能勾引男人說明男人什麼都行」這一「性慾錯位」的焦慮。焦某被塑造成一個污染者、腐蝕者，一種擾亂異性戀父權秩序的妖邪存在。
在南京「阿紅」事件中，公共輿論並未將其簡化為一次偷拍案或網絡斂財案，而是在短時間內迅速發酵成了一場涉及性別身份、身體規範與性道德邊界的集體情緒排斥。Gayle Rubin 在其經典論文Thinking Sex中指出，現代社會建構了一套隱形卻強大的「性階序」（sexual hierarchy）：它將異性戀、婚姻、生殖中的性置於頂層，將同性戀、跨性別、匿名性、無償性、性快感導向等行為排入底層。這一體系不僅決定了什麼樣的性是「合法的」與「可見的」，也以法律、宗教、心理學、媒體等機制不斷邊緣化「壞的性」。
與此同時，Julia Kristeva 所提出的「賤斥」（abjection）概念提供了分析這一現象的深層心理維度。在Kristeva看來，「賤斥」是一種文化性的厭惡機制，用以排除那些混淆秩序、威脅主體邊界的存在。它不是冷靜的否認，而是充滿噁心、羞恥、憤怒等情緒的象徵儀式：通過將某個身體、身份、慾望拋出「正常人類」的圈層，從而確認自己的「純潔」與「理性」。南京阿紅事件，恰恰就是一次這樣的賤斥儀式。
警方於7月8日發布通報稱，38歲的焦某（網名「紅姐」）通過僞裝女性身份，在直播平台招攬男性發生性關係，並通過偷拍上傳視頻牟利。這一通報迅速激發了公衆的情緒波動，但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信息並非警方所述，而是社交平台中瘋傳的標簽與謠言：「60歲艾滋病僞娘」「千人斬」「騙炮無數直男」等。這些未經證實的描述迅速將事件轉化為一場「惡性道德危機」，構建出一個象徵性的他者——一個道德污穢、性別錯亂、具有性傳播疾病的「危險人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焦某的性別表達本身成為攻擊的核心。在虎撲、貼吧等男性主導的網絡空間，大量自我認同為「直男」的用戶急於劃清界限，強調「找紅姐的都是Gay」「這跟直男沒關係」。而在部分女性社交平台上，不少人則呼籲停止稱其為「紅姐」，改用「紅大爺」，以此表明「這是個男人的事，別扯上女人」。與此同時，在一些酷兒社群中，亦有聲音批評其外貌「長成這樣也能騙到這麼多男人」，無意間重申了標準化的男性/女性氣質才配得上「性吸引力」的主流審美規範。焦某這一「失敗的僞裝」因此在多方視角中都變成了攻擊的靶子，他的身體與性別表達成了公衆投射焦慮的容器。
這場全網合力的身份撕裂與邊界清洗，正是「性階序」與「賤斥」機制的協同運作。事件發生之初，一些媒體與評論還試圖在「反偷拍」與「公共安全」的框架下討論焦某的違法行為，但隨着輿論走向情緒化與性別化，焦點早已移向了「為什麼有這麼多男人會去找他」「他長這樣還能勾引男人說明男人什麼都行」這一「性慾錯位」的焦慮。焦某被塑造成一個污染者、腐蝕者，一種擾亂異性戀父權秩序的妖邪存在。即便一些人以「他破壞了他人家庭」為由批評他，看似是為那些男性的女性伴侶發聲，實則是對傳統婚姻家庭結構的再一次道德修復：彷彿男性只要不出軌「僞娘」，異性戀家庭就是幸福、穩定和道德正當的。
這類論調遮蔽了另一種更具顛覆性的可能性：焦某事件本可以成為異性戀男性反思自身性認同的契機。他們究竟愛的是女人，還是「某種女性化符號」？他們對性吸引力的認知，是否也可以超越二元性別系統？是否可以承認——哪怕在某些語境下——酷兒身體也具備「可欲性」？然而，面對這一挑戰，大多數男性採取的不是開放回應，而是急速的劃清界線。他們必須否認被焦某吸引的可能性，才能重新確認自身「真正男人」「直男不動搖」的身份。這正是Rubin所言性規範的政治性：它不是自然的，而是需要不斷地話語生產、身份排斥、道德話術去維持。
由此，「阿紅」事件的輿論圖景呈現出一種層層嵌套的恐慌：對於身體越界的恐慌、對於慾望錯位的恐慌、對於身份不穩定的恐慌。這些恐慌被組織成集體的賤斥行動：通過轉發視頻、造謠污名、群體羞辱，構建出一個人人都能指責的「污穢對象」。與此同時，主流媒體與警方的「去性別化」表達策略也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這一結構性暴力。他們有意避免使用「性別」「性傾向」等術語，只以「長期化妝成女性」「傳播淫穢物品」為框架來敘述此案，看似中性、實則掩蓋了事件背後對性別越界者的系統性羞辱與文化賤斥。
我們可以說，這不是一個人違法後的孤立事件，而是一整個性秩序如何在當代中國社會持續被維護、強化與淨化的公共劇場。焦某的身體不被允許擁有「合法的性」；他的性別表達不被允許在現實中存在；他的慾望實踐被視為威脅主流倫理的病毒。他被打上「妖邪」的烙印，只是為了讓其他人，尤其是「自認為正常的人」，得以繼續確認他們那虛構卻穩固的「純潔性身份」。
性別操演：男性氣質的防禦性回應
看似無關的兩起公共衝突實則都暴露出同一問題：當非規範性別和性慾主體浮出水面，那些看似堅固的男性認同和異性戀秩序，便顯露出其深層的不安和易碎性。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其奠基性著作《性別麻煩》中提出，「性別」並非自然屬性，而是通過身體動作、語言表達、姿態、服飾乃至情緒等一系列符號化的「操演」不斷被重申和建構。一個人「像個男人」或「像個女人」，不是因為他們本質如此，而是因為他們不斷地在重複社會為「男人」或「女人」所設定的行為規範。這種操演具有高度脆弱性，因為它既是維持性別秩序的機制，也是性別身份最容易暴露破綻的地方。
在鄭州人民公園的圍毆事件和南京阿紅事件中，看似無關的兩起公共衝突實則都暴露出同一問題：當非規範性別和性慾主體浮出水面，那些看似堅固的男性認同和異性戀秩序，便顯露出其深層的不安和易碎性。這種不安，往往以一種高度情緒化的方式被回應：羞辱、撇清、暴力，乃至集體性的否認。
在鄭州事件中，施暴者的行為不僅是有組織的暴力，更是一種對「非典型男性」的身份清洗。他們假扮同志，以引誘的方式將「潛在的同性戀者」暴露在公共空間中，然後再用棍棒和辱罵將其驅逐出「男人應在的地帶」。整個行動彷彿一場對性別秩序的「重整」：誰是「正常男人」，誰是「異類」，由棍棒裁定。
與之呼應的是事件曝光後的輿論生態。無論是社交媒體評論區，還是某些官方與媒體的通報表述，都幾乎絕口不提這起暴力行為所明確呈現的性別導向。施暴者被稱作「打人者」，受害者被模糊地稱為「群衆」，所有「同性戀」「性別歧視」「性少數」之類的詞彙，在報道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在這種語境中，暴力彷彿失去了方向，仇恨也被去除了具體對象，只剩下「社會治安事件」這一無害話語的外殼。通過模糊化處理，國家與主流媒體以「掃黑除惡」的中性語言消解性別政治，從而將暴力從性別結構中抽離出去，使其不再具備可批判的政治性。
在南京阿紅事件中，類似的語義操演也在發生。網絡討論區成了一場身份劃界的狂歡：直男群體迅速劃清界限，聲稱「去找阿紅的是Gay，跟我們無關」；女性群體則紛紛將「阿紅」從「姐」改口為「爺」，試圖抹去事件與「女性」形象的聯繫；而部分酷兒語境內部的評價也陷入對阿紅外貌、吸引力的批判之中，轉化為一種「你長這樣也能騙到男人」的羞辱。看似互不相干的幾方討論，實際上共同指向一個隱秘的合謀——將對「非典型性慾」的一切可能性加以否認，並將其推至社會邊緣。
更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警情通報與部分媒體報道也參與到這場劃界行動中。在南京事件的警方表述中，「阿紅」被描述為「假扮女性與多名男性發生性行為」，而「上當」的男子則被直接稱為「受害人」，這一措辭結構性地將「性」定義為一種可以被欺騙、侵犯、污損的東西，將「女性」或「女性化身體」視為誘餌，並將「男性性主體」塑造為無意識的、被誤導的受害方。這樣一種表述，毫無疑問是對異性戀父權秩序的再生產——即便是「出軌」的異性戀男性，在這一邏輯中依舊保持了「受害」與「被欺騙」的道德優勢，彷彿只要不知對方「不是女人」，他們的慾望就依然是「正常」的。
這些反應——直男撇清、女性切割、官方的「男性受害者」敘述——並非偶然，而是一種異性戀霸權的文化結構下的防禦性機制。當性別操演出現裂縫時，這種防禦便以話語和行動的形式啓動。阿紅事件本可能成為所謂「直男」群體反思自己慾望指向的契機：為什麼我會被一個「非女人」吸引？是不是「異性戀男性」這個身份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構造、一個穩定性不斷被話語掩飾的幻覺？但他們選擇了否認，通過「被騙」「是Gay」「不是我們」來重申異性戀身份的「純粹性」。
甚至某些看似「為女性發聲」的言論也成為性別秩序的延伸工具。一些人批評阿紅「破壞了別人的家庭」，聲稱「那些被騙的男人的妻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但在這樣的敘述中，異性戀家庭本身被假設為一個穩定、幸福、自然的結構，女性的幸福前提是丈夫不出軌，或出軌對象「至少是女人」。這類言說不僅無意中放過了男性的責任，還把所有非異性戀的性關係都歸為「混亂」、「威脅」，再次將非規範性身體和情慾推向社會結構的邊緣。
在這些複雜糾纏的言說中，我們看見的是一種社會性的性別焦慮——男性認同的脆弱被暴露之後，便需要通過更加劇烈的劃界、暴力與羞辱來修復。一方面，這表現在公共暴力中的「清洗式懲戒」；另一方面，則體現在語言、報道與輿論中的劃界、隱匿與賤斥。這些行為，最終都服務於一個目標：保住「正常的男人」這個社會想象。
性別之所以需要不斷重複，就是因為它從未真正「自洽」。每一次操演都可能出錯，每一次模仿都可能泄露本不該被看見的真相。在鄭州與南京兩案中，那些被圍毆、被羞辱、被謾罵、被否認的人，並非只是「非主流」的個體，更是當代性別秩序裏最容易被拋棄的裂縫承載者。
他們的存在提醒我們：性別和性取向並不天然固定，而是靠社會規範不斷製造、重複、驗證的過程。也因此，恰恰是這些「出錯」的瞬間、這些被操演掩蓋但最終浮出的慾望與身份，才真正揭示出：我們口中的「正常」，可能是最不堪一擊的幻覺。
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