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为何在东京奥运创下史上最佳成绩？

距离东京奥运闭幕还有三天，但台湾观众却经历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惊奇之旅：在赛场上，代表团已经累计超过十面奖牌，且在许多项目创下“队史最佳记录”，甚至是“首面奖牌 / 金牌”的记录：

柔道选手杨勇纬史无前例地闯进决赛，在柔道创始国日本与当地选手一较短长，最后拿下银牌；桌球混合双打项目夺铜，破21年来记录；接着，男子单打林昀儒闯进四强赛，同样是队史上最好成绩，燃起众人的摘金希望。

这些创造惊奇的项目，甚至多到无法一一胪列。许多台湾观众都清楚感受到，自家的队伍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接近奖牌过。到了羽球男子双打组合李洋、王齐麟一路闯进决赛，击败中国选手拿下金牌，全民的情绪已经达到顶点；备受期待的球后戴资颖也一路击败强劲对手，进入最后抢金决战。最后收下银牌时，多数民众的反应是，“已经很棒了！”

根据台湾公共电视的统计，戴资颖金牌战的收视率达10.26；另一家转播比赛民间电视台“东森新闻台”，则宣布当日21点26分最高收视率来到18.20。累计下来，全台有超过七百余万人在电视上看戴资颖的比赛，而这甚至尚未计入网路观看的人数—根据台湾知名运动赛事转播平台“爱尔达”的收视数据，戴资颖金牌战时段，最高同时在线人数逼近40万人，网站单日总浏览数逾1300万次。

毫无疑问地，民众的热情、对待“输球”的温柔与宽容，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史上最佳成绩”的催化。但为何台湾在东京奥运创下史上最佳的成绩？这些让民众疯狂的金牌，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漫长的告别：改组1975年体制

2015年，可说是台湾体育的关键之年，也是奠定这次奥运佳绩的播种之日。

在这一年，台湾培训国手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完成“法人化”，由政府机关改制为民间法人，经费来源虽然仍有九成超过政府补助，但却从此可以让国训中心的财务、人员与计划都不受台湾严格到近乎僵固的文官体制所限制，可以成为台湾运动员的最佳后援。

“国训中心变得更好，对选手一定有重要的影响，”前世界排名第四选手、本次东奥选手李洋、周天成的启蒙教练郑永成说。

对于台湾体育来说，能够在组织、硬体、软体上拥有一个崭新的国家训练中心，不但是体育界正式向70年代的“训练”记忆告别，或许在不知不觉之间，台湾社会也将当年的“国家”悄悄放进了历史尘埃。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创立于1975年。为了训练选手参与1976年的蒙特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中华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与蒋介石一同来台的海军一级上将黎玉玺，特别向军方商借高雄左营的“胜利营区”，命名为“左营训练中心”，后来才改名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在当时的体育界，军方是相当重要的一股支持力量。

然而，就在同一时间，台湾的体育发展，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两岸政治的影响：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在各领域的地位逐渐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1976年的蒙特娄奥运，中华民国代表队因名称问题受中共反对、不愿接受以“台湾”为名出赛（在当年被认为是有辱国格的称呼），最后并未参赛。

新成立的左训中心，刚开张即出师不利，迎来中华民国无法参与奥运的“空白八年”—从1976年的蒙特娄奥运始，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中华民国也因名称与两岸问题无法参与。

这段长达八年、横跨两届奥运，且参与其他国际运动组织也受阻的空白期，不但给当时台湾运动员极大的打击，也难免让台湾选手的练习方向与国际潮流脱节。当年的“桌球小霸王”吴文嘉的选手生涯，就曾因此而受到影响。

吴文嘉，出生于1963年，可说是本届东奥总教练蒋澎龙、最资深桌球选手庄智渊的大前辈。在1978年以15岁之龄取得国手资格后，却因为台湾国际地位问题，没办法参加正式国际比赛，多数都是透过海外侨胞安排出席邀请赛、友谊赛。最后虽然在1984年后正式重返国际桌坛，但这段时期的比赛成绩均不算入正式记录，对选手黄金时期的伤害，也难以评估。这段“退出奥运”的时期，也被老选手称为台湾运动发展史上的“黑暗期”。

不过，在此一时期，由于亲见中共借“乒乓外交”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台湾政府在外交低谷中持续培训选手、期许未来也能以“体育外交”重返国际舞台，这一方针也越来越清晰。1979 年，为配合中美断交， 政府即拟定了“体育庄敬自强扩大实施计划”等一连串的体育计划，准备做长期抗战，带有强烈的“为国争光”、“体育救国”的色彩。

直到1981 年 3 月 23 日，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与国际奥委会签订协议，在洛桑国际奥会总部，签订的《国际奥会与中华台北奥会协议》，又被称为《洛桑协议》。《协议》中确认，来自台湾的运动员将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名义出赛，并使用“奥会会旗”（旗面元素为中华民国的“国花”梅花、青天白日徽和奥运五轮），这种模式，也渐渐成为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模式，又被称为“奥会模式”。台湾确定可以“中华台北”名义，重返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

在这场奥运中，当今金牌选手郭婞淳的“师祖”蔡温义替“中华台北”夺下了铜牌，这也是中华民国史上的第三面奖牌。举重运动自此也在台湾受到高度重视，奠定了未来蔡温义培养许淑净、陈苇绫等“第二代金牌选手”的契机。在接下来的1988年奥运中，获得第七名的男子团体射箭，也可说是射箭成为今日台湾奥运强项的滥觞。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年的奥运中，加入了跆拳道示范赛的项目。这些新兴运动项目，不但让各国选手的起跑点相对平等，也因为运动本身的特性较适合亚洲身形，很快成为台湾的重点发展项目。

“像柔道、跆拳道这种讲究高度技术，不是人高马大就能赢的运动，非常适合台湾来发展。”本身也曾是田径选手、长期关注体育改革的立法委员黄国书如此分析。

后来曾经出演年度神Cult片《台北物语》的女主角陈怡安，便是1988、1992年两届跆拳道示范赛女子轻量级的金牌得主。

到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命运跟“中华台北”开了一个不轻不重的玩笑：尽管台湾民间桌球风气自日本统治时期便十分兴旺—1923年便成立了“台湾桌球协会”，更出过知名桌球女将杨千鹤—但首位替“中华台北”队夺下桌球奖牌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退役选手陈静。

陈静曾在1988年汉城奥运替“中国队”夺下金牌，1992年移居台湾，有意移籍，体坛相关人士与政治人物李庆华等人替她解决居留与会籍转换问题，在当年两岸依然紧绷的政治气氛中，取得中华民国身分证，在1996年披上“中华队”战袍，取得银牌。

但这种外籍兵团的作法，并未给台湾女子桌球带来足够健康的养分，除陈静之外，台湾女子桌球在当时没有出现其他名将。反而是在男子桌球部分，小霸王吴文嘉开始在国内赛事输给蒋澎龙，桌坛正式进入蒋澎龙、庄智渊活跃的年代。

到了2000年的雪梨奥运，距离重返奥运赛场已经四届，“中华台北队”开始慢慢摆脱前面八年的“缺课”阴影，这一届选手得名的人数、项目都是史上之最，共有举重、桌球、跆拳道、射箭、射击五项。

到了2004年，陈诗欣与朱木炎分别在女子49公斤级与男子58公斤级取得金牌，黄志雄获得男子68公斤级的银牌，是中华队队史上首次获得金牌，写下了历史纪录，也改写台湾观众对奥运的距离感。

“以前看奥运，我们都很早就（落败）回家了嘛，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感觉。那一年金牌的时候，刚好社会上又在选举抗争（2004年的陈水扁选举争议），不论支持还是反对立场，大家心里都有一种很混乱、不知道国家会走向何方的感觉。直到他们拿下两面金牌，才感觉又重新凝聚了大家，起码我自己是深深被鼓舞的，感觉（体育）真的很好。”一名服务于体育相关大学的专业人员如此回忆。

此后的2008北京奥运、2012伦敦奥运中，跆拳道、举重仍然是台湾夺牌的唯二来源。举重的主要夺牌选手是1984首铜得主蔡温义的学生；跆拳道朱木炎仍然持续有斩获，宋玉麒、曾栎骋也曾拿下铜牌。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创造惊奇的羽球、桌球、射箭等项目，在这两届奥运中，虽仍未有夺牌记录，但已经有多位选手进入前八名，留下名次记录。本届桌球的带队老将庄智渊、教练蒋澎龙就曾多次取得名次，本届的举重金牌郭婞淳也已经在伦敦奥运得过第八名。中华队与奖牌的距离，正在缓步接近中。

“一个选手要夺得奖牌，都不是一届奥运可以做到的事，都要两届、甚至备战超过两届的时间，才有可能有夺牌的机会。”前羽球选手、举重协会秘书长陈志一分析，选手需要克服第一次参与奥运的恐惧、个人状态调适，多次累积经验，才能站上奥运舞台，真正发挥实力。

就在中华队奋力从1984年起跑、跑到2012年终于一路追平世界上其他菁英队伍时，国内的体育环境，也迎来了天翻地覆的重要变化。给台湾冲向奖牌的道路，铺上了最后一哩砖。

2015年：国家训练中心摆脱文官体制束缚

2015年，国训中心“法人化”，摆脱当年军方与政府的结构，成为一相对灵活的组织。从这一年开始，政府几乎每年都给国训中心新建场馆、更新设备，2015年新建两栋训练馆，包括球类馆及技击馆都完工使用，2017年开始新建宿舍，2020年6月，教练选手开始入住。

比硬体设备更重要的是，国训中心的法人化，让组织得以拥有更大的弹性，聘雇没有文官身分的民间专业者，设立运动科学中心，让台湾的国家选手，终于可以稳定地接受来自运科人员的辅导与协助。奥运奖牌之间的高手过招，只在毫厘之间。运动科学的介入，可以给予选手加分支持。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运动科学小组的总召集人、台师大运动竞技学系研究讲座教授相子元举例解释，譬如射击、射箭这两个项目，特别注重稳定技巧，“小组就整合运动心理及生物力学领域，运用仪器量化分析选手动作，提供选手调整技术的依据，协助他们稳定肌肉、重心，同时也让心理谘商师来协助他们降低赛前焦虑。”

而就桌球、羽球而言，相子元说，台湾选手的世界排名已经很高、技巧很好，所以运科小组主要的任务是“战情搜集与分析”，全世界的选手都在搜集台湾选手的打法，台湾选手也需要同样的情资，让教练选手制定战术。相子元透露，针对林昀儒的中国、德国对手，团队都有特别注意分析。

而在这次夺下首金的举重项目，团队则会利用影像分析技术、人工智慧监控选手动作，透过电脑运算呈现轨迹和数据后，这些数据就能提供给教练参考，在举重队日常训练中修正选手动作、预防训练伤害。

然而，“科学 / 数据帮助运动”的梦想，仍然需要与原有的体育系统细致磨合。一位资深的国家教练，便对运科抱持保留态度，“坦白讲，运科数字都是参考而已。如果不是稳定持续的合作，偶尔给一下数据，也没什么用。而且比赛临场的反应、技术，还是需要很好的经验跟直觉，我个人觉得帮助是有，但没有这么大。”

带过周天成、李洋等好手的郑永成，则有自己的见解。郑永成认为，在羽球项目，“运动科学，大概比较对12、13岁的小孩矫正动作比较有用，等到选手到了大学这个年纪，能够给出的调整大概不太多。”

台湾体育教练与选手之间的关系亲密，带有浓厚的师徒制色彩。在体操夺得银牌的李智凯与教练林育信从小约定“带教练一起去奥运”、最后美梦成真的故事，因《翻滚吧！男孩》系列作品而家喻户晓，便是其中一个经典例子。

这样的结构，其来有自，早年台湾体育环境体质不良，教练与选手的关系，是国家保护之外的一组孤鸟。教练对学生来说，宛如第二父母，甚至比父母更亲。陈志一甚至听说过许多案例，是国内顶尖体育大学要录取优秀选手，选手却因为不想离开启蒙教练而犹豫许久，学校最后将教练一起聘过来的例子。

而对于现代运动科学团队来说，要介入这样亲密的关系，势必需要一段时间的互动与彼此理解。当端传媒询问相子元，是否有遇过教练不愿信任运科团队的例子？相子元快速而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当然有。”

相子元解释，台湾早在1998年曼谷亚运时，行政院体委会便成立“运动科学小组”，让运动科学研究走出学院、真实地协助选手进步。不过，当时的“运科小组”没有常态性的编制和专职人员，都是相关领域师生进行不稳定的协助，与选手互动的关系“片片断断”，“而且早年这些感应技术还不够好，教练觉得我们一天到晚在选手身上贴一堆东西、给的结果又很慢，只觉得我们来打扰他训练，给不到什么帮助，不信任也很正常。”

不过，也正是从2015年国训中心改制为行政法人后，中心才得以聘用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进入正式人力编制，并成立“运动科学处”，终于可以跟教练、选手团队建立相对稳定而长期的合作关系。自2016年里约奥运开始，双方互动已经越来越顺畅，随着教练、选手的年轻化，建立一个由运动防护员、物理治疗师、体能训练师、心理谘商师、营养师组成的团队、以“科学辅助运动”的构想，开始在东京奥运中收成结果。

而除了运动科学团队之外，在东京奥运现场陪同的“运动医学团”，是由台湾知名的私立医院长庚医院所组成，由复健科、骨科与中医所组成，其中来自复健科的医疗长林瀛洲在里约奥运时就已经有丰富的随队经验，不是第一次上阵。这些医疗团队，平日就负责这些选手的治疗，对选手的身体与心理状况知之甚详。过往，奥运没有这样的随队医疗团时，选手必须排队看队医、没有专属医疗团的窘境，现在已不复见。

这一切的改善关键，除了国训中心法人化之外，由2017年世大运所卷动的民间体育改革运动、进一步给政府压力建立“选手为先”的补助体系，也是这次惊喜夺牌浪潮的关键。而触发当年这场“体育改革运动”的事件，正是这次让全台三分之一观众都守在电视前的戴资颖。

2017年，台湾举办世界大学运动会，正值羽球世界锦标赛的赛季。戴资颖竟为羽坛级别较低的世大运，放弃在年度最高级别的世锦赛夺冠的机会，一度被批“因小失大”但戴资颖却在脸书上回应，“世锦赛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能让世界看见台湾，让更多人重视体育。”一席话击中台湾深层心理痛点，成为民众热烈喜爱的运动明星。

世大运风潮所及，让许多原本冷门的赛事也受青睐，最受欢迎的戴资颖之外，郭婞淳、女子篮球队成员在当年也成为备受瞩目的运动明星，开始有广告合作上门。同年，《国家体育法》修正通过，过往由各单项协会（例如羽协、网协等）全权处理选手参赛、被特定家族长期把持的弊病开始有松动迹象，台湾在国际赛事的表现也渐入佳境。

2018年的亚运，就已能看出选手开始有破纪录的突出表现；2020年的东京奥运，不过是前面几个阶段的收成。

当然，这些“改革”的道路绝非一帆风顺。2019年，台湾监察院发出纠正文，指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人员“不当扩编”，竟出现将选手训练经费、伙食费用挪作人事费使用的情形，导致教练公开抨击伙食品质的丑事。同年，立法院不分党派的委员苏巧慧、柯志恩等人也不约而同抨击国训中心“过度依赖政府补助而不努力自筹财源”、“运动防护员不足”、“国手出国比赛旅宿自付”等弊案。

不过，即便知道体育新政存在诸多“落漆”（台语，意指令人不满意、颜面无光的表现），中华民国柔道总会裁判委员黄国恩还是认为，这次台湾可以夺下首金，相关的政策进化，确实是功不可没。

黄国恩说，体育署2018年启动的“黄金计划”，和过去的体育补助相比，做了不少改革，资源的投放也更加精准，“以前的做法，基本上就是成立培训队，政府再针对培训队给经费，由整个培训队一起使用资源。黄金计划则会依据『可能夺牌』、『可能拿到金牌』等不同等级，针对选手个人进行补助，并配置专属于某个选手的教练、防护员和陪练员，为选手量身定做训练计划，因而更能精准针对有潜力的运动员投注资源。”

当然，黄金计划亦有其局限。只针对有希望夺牌的选手补助，死角是无法找出潜力股。黄国书透露，黄金计划的选拔中，确实差点错过好几个后来的夺牌选手，“确实，比赛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事先完全预测到谁会得奖。”

目前为中华民国柔道总会竞赛组长、洲际裁判的廖伟舜则认为，就柔道项目而言，这几年最大的变化，除了黄金计划之外，各项经费的增加，还是有助于成绩提升，不只是赛后奖金变多，大赛前训练、出国比赛的经费变得更加充裕。对于柔道选手来说，出国比赛的经费尤其关键。

廖伟舜指出，选手若想获得奥运柔道项目的比赛资格，一共有四种方式：第一种是靠世界柔道排名，排在前十八名的选手，便可以自动获得奥运门票，但一个国家，最多只能在一个量级中派出一位选手；第二种则是“洲际名额”，也就是俗称的“外卡”，各洲会被分配到相应的名额，再分配给洲内各国、由各国世界排名最佳的选手出赛，以保障那些没有世界排名前十八的选手的国家，也能参加奥运；第三种是地主国保障名额；最后一种，则是难民名额。

然而基本上，除了地主国和难民保证名额之外，前两种资格都和世界排名息息相关，而世界排名，又是以积分计算的，因此选手也必须积极出国参加比赛、累积积分，否则再好的选手，都是有可能拿不到奥运的入场券。

“以前台湾的柔道选手，都只能靠『洲际名额』的方式、固定拿到一张奥运门票而已；从 2016 年开始，才开始有连珍羚挤进世界排名前十八、用第一种方式拿到奥运资格。到了今年的东京奥运，连珍羚和杨勇纬就都是靠积分的世界排名拿到资格的。”

就此而言，对柔道项目来说，体育预算增加，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让选手能够积极出国比赛、换取积分，好换取奥运门票。“尤其出国比赛，不是选手去了就好，教练、防护员、陪练员也都必须跟着去，如果比赛办在欧洲，开销就会特别大。”

而这些巨大的开销与投资，终究需要社会共识，才可能顺利地交到选手身上，成为健全台湾体育环境的养份。

身为民意代表的黄国书，对于民众心理的观察相当敏锐。他对台湾社会支持体育运动的趋势相当乐观，“过去就算得奖、拿牌了，但大家并不真心觉得有多重要或多厉害…在以前那种大家都要去读书的时代，（体育）并不真的是被鼓励的，”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变化，“现在年轻人我感觉如果完全不懂比赛、完全不聊体育，反而你就落伍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也是一切继续改善的基础。”

被世大运点燃的社会热情与随之而来的体改浪潮，虽总有高低起伏，终究是在2020 / 2021东京奥运的会场上，让台湾观众第一次喜尝“双位数奖牌”的喜悦。接下来，如何让体育环境更健康、更扎实地成长，不让东奥的好景成为昙花一现？考验台湾社会每一位成员的决定与脚步。

（实习记者黄傲天、林采萱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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