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4日一大早,我就被同事满是兴奋的短信吵醒:“我们系也接待过诺奖得主啦!”打开新闻,发现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James Robinson(下简称AJR)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在理解制度如何促进繁荣方面的贡献。去年春天,James Robinson造访了我任教的南方小城教堂山。系里举办的政治学方法讨论班,请他来讲最近关于伊斯兰世界政治制度的研究。此前虽看过不少他线上的演讲,真人却始终未曾谋面。身着灰衣的他出现在电梯口的瞬间,竟让人恍然有亦真亦幻之感。过去十余年中,关于三位新晋诺奖得主的种种回忆,不由涌上心头。
制度、地理,还是人力资本?
我第一次听到 AJR的名字,是2011年,在北京大学汪丁丁老师的新政治经济学课堂上。彼时我刚从数学系转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念硕士,对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都充满好奇。第一节课,丁丁老师便提及,美国经济学界当下最为重要的一场论战,便是AJR三人跟哈佛大学的Shleifer和Glaeser之间,关于何种因素决定了长期经济发展的探讨。
AJR上承North以降的制度经济学传统,认为对当权者的制约和对产权的保护乃是繁荣的根源。这种观点自然不算新奇,但如何证明制度和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却是让经济学家束手无策的难题。毕竟Lipset早就断言,富裕的国家更有可能采用民主制度来调节社会分歧。而各种混淆变量的存在,也让分离出制度因素的作用变得充满挑战。
AJR的天才之处,是将当时刚发轫于劳动经济学的“可信性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引入了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们在200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名篇中提出,前殖民地国家今天的政治体制,往往是从昔日的殖民宗主继承而来。而殖民者在到达一片土地之后,选择建立怎样的制度,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当地的自然环境决定。若是气候温和适宜定居,他们会倾向于在此建设家园,并向母国借鉴较为包容的政治制度;反之,若瘴疠肆虐生存不易,他们则会依赖代理人开展攫取性的统治,以最大化地侵吞当地资源。
如果我们认为,历史上自然环境对殖民者的友好程度,只决定一国的政体包容与否,而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无关;那么,至少在前殖民地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别就可以完全归结于制度的不同。Robinson在采访中提到,Acemoglu曾在MIT与2021年诺奖得主Angrist共同教授劳动经济学课程,并从他那里学到了利用“自然实验”,即社会中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随机分组,来识别因果关系的技巧。
但是,假设自然环境跟经济发展无关,显然跟Diamond在名著《枪炮、细菌与钢铁》中论述的“地理决定论”相悖。于是,他们三人继而于2004年在《经济学季刊》发文,指出了所谓“命运逆转”的现象,即很多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如北美大陆,在历史上并未出现高度发达的文明,直到大航海时代才后来居上。而中南美地区虽有过印加和阿兹特克这样的大帝国,在近代却被北美远远抛在身后。这正说明,地理的作用远不如制度显著。
在2005年的论文中,他们进一步用这套理论解释了欧洲各国在大航海时代的发展差异,并发现初始制度较为包容的国家,商人阶层能从跨大西洋贸易中获利更多,从而带动本国之后的经济繁荣。在AJR引领的风潮下,用历史数据检验经济理论成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
当然,反对AJR的声音也始终存在。有学者指出,他们2001年的文章用殖民者的死亡率来近似自然环境的宜居程度。但是,死亡率数据来源各异,未必能够直接比较,而且他们的分析过程有挑选数据的嫌疑。更有力的挑战来自Shleifer和Glaeser。在他们二人看来,殖民者带去新世界的,不仅仅是母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自身的人力资本。这两种机制始终同时存在,让我们无法分辨出制度的影响。
作为回应,Acemoglu和Robinson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完成了一系列工作。首先,他们进行了大量案例和国别研究,在塞拉利昂、博茨瓦纳和大革命之后的德意志地区分别验证了制度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最终凝结成了2013年的著作《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他们在其中正式提出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概念,并将其运用于理解历史上多个国家的发展轨迹。包容性制度下,权力由社会各阶层共享,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因此普通民众有更强的激励进行创新和投资,经济繁荣随之而来。其次,他们收集了更为详尽的时间序列数据,以期提供更为坚实的统计证据。于2008和2019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他们基于跨国分析,断言高收入未必会带来民主化,但民主化的确会促进经济增长。
那些年里,尽管AJR三人在大洋彼岸风头正劲,遥远东方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对他们的理论却并不十分感冒。按照AJR的预测,经济增长在中国这样一个攫取性政体中应该难以持续,但事实却显然并非如此。那么,现有理论里到底还缺失了什么因素?是产业政策?社会结构?还是文化传统?怀揣着这一疑问,我走上了赴美求学的道路。
可置信的承诺和民主转型
我的第一站,是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经济系。这里的学术氛围和我预料的不同,系里大部分人都在研究产业组织、宏观经济和劳动教育这些经典问题,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则寥寥无几。当我兴奋地提起AJR的论文时,已经读到博士四年级的室友一脸茫然,表示从未听过这几个人的名字。
心灰意冷之下,我开始探索其他的可能性。经师兄的推荐,我去隔壁政治系选修了Scott Gehlbach教授主讲的政治学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没想到,在那门课上,我竟又一次与AJR重逢。Scott专攻东欧政治,所著教材中用了一整章来总结Acemoglu和Robinson关于政治转型的理论研究。那时我才明白,之前读过的实证文章,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关怀。二人最初的兴趣,是解释所谓“第一波民主化”为何发生,何以成功。
在经典的唯物史观看来,民主制度是新兴资产阶级同地产贵族进行利益斗争之后达成的妥协。Acemoglu和Robinson则问道:如果只是事关利益,那为什么统治者不试图通过再分配来解决争端,反而要允许政治制度的改变?二人指出,威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统治者无法做出可置信的承诺。面对革命的威胁,他们当然有激励做出让步。但只要革命者轻信他们许下的诺言,放下武器,清洗便会随之而来。而民主制度一旦建立,就让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均衡,各方都更愿意藉由选票来实现利益分配,不会轻易诉诸武力。新兴阶层藉以动员民众的“实际权力”也由此被转化为受制度保护的“法定权力”。
作为经济增长领域的专家,Acemoglu率先将「理性预期」的思想引入了转型研究。他们理论中刻画的各方势力不再只关注当前收益,还会将未来的各种可能性纳入考量。民主制度下,各方的预期收益都更为稳定,因此即使是统治阶层也愿意让渡一部分当下所得,以换取革命浪潮的彻底平息。相比之下,威权政治中,博弈的结果完全由实际权力决定。即使各方都有妥协的意愿,也因为缺乏可置信的承诺,而只能不断争斗,至死方休。基于以上逻辑,Acemoglu在2003年作出了著名论断:“政治里没有科斯定理”,也就是无法通过谈判让社会达到有效率的均衡状态。
2006年,Acemoglu和Robinson将数篇论文中的见解集结成书,题为《民主和独裁的经济起源》,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技术进步导致新兴阶层崛起,改变了实际权力的分布。他们在革命风潮涌起,“机遇之窗”打开的时候,会逼迫统治者让渡法定权力,推动政治转型,以巩固自身在新政权下的地位。这样,一国的政治制度就变得更加包容,更有利于长期的经济繁荣。
根据他们的预测,一个社会在不平等程度加剧时,更有可能爆发民主化运动。但现实显然远比这更为复杂。新世纪的前二十年里,俄罗斯的寡头们纸醉金迷未曾停歇,中国的权贵阶层距离普通民众也日渐遥远。然而,民主的曙光却始终未见踪影。革命之火虽然席卷了阿拉伯世界,新的社会均衡却未能形成,经济增长率也并未跟先前有太大差别。美国主导的制度建设并未让阿富汗和伊拉克焕然一新,2008年的金融危机反而暴露了西方国家内部的诸多缺陷。包容性制度,也许并不是万能良药。
超越制度决定论?
再后来,我转到纽约大学攻读政治系博士。不久就听说,Robinson跳槽去了芝加哥大学,从此他跟Acemoglu的合作不再像先前那般频繁。这段时间,Acemoglu和两位博弈理论家Egorov和Sonin一道,将政治学中经典的执政联盟理论推广到了动态情况,试图从人才选拔的角度解释制度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他们看来,威权统治者最大的担忧,是新鲜血液的涌入会永久打破联盟原有的力量平衡。新势力本身也许不足为惧,但他们会跟联盟中其他成员合作,换取更多自己人在政府中任职,最终导致旧制度彻底垮台。因此,即便知道身边都是庸才,统治者也未必有选贤任能的动机,以防止自己将来地位不稳。在一个不能人尽其才的社会,经济发展自然也受到诸多阻碍。
这一次,中国似乎又成为了反例。2012年之前,中国政府建立了一套不同于民主制度,却又看上去运转良好的政治体系,最高领导层的定期更换和地方官员的唯才是举,带来了持续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乃至优越性一时间甚嚣尘上。转型研究不再时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威权政体的韧性,或是民主政治的衰败作为课题。Acemoglu的新作虽然仍在顶刊发表,却未能引起如之前一般的关注。再往后,他的研究逐渐转向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
2023年,他和Simon Johnson合写了新书《权力与进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为什么技术进步并不总是带来繁荣和幸福。他们的观点是,制度安排决定了新的技术是否能够惠及普罗大众。只有包容性的制度,才能防止技术被统治者垄断,抑或是成为维系统治的帮凶。而包容性制度的维持,需要更加平等导向的政策制定,和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
与此同时,Robinson在芝加哥继续推进着他们之前的实证工作,但视野愈发全球化,也更加强调非制度因素的作用。在非洲,他跟同事们一起研究了刚果历史上的库巴古国,发现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推动了族群融合,但也培养出了钻制度空子的社会风气。在巴基斯坦,他通过实验证明,信息公开可以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降低他们对非政府组织的依赖。在英国,他检验了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如何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力量,进而促进了农业发展。跟伊朗学者一起,他探讨了伊斯兰教法如何对统治者的权力产生限制。
不过,Acemoglu和Robinson并未忘记他们学术之旅的起点。2022年,他们在时隔多年后合作了一本新书,题为《自由的窄廊》,其中总结了两人近年来的思想历程,并明确地将「公民社会」纳入到了制度决定论的理论框架之中。他们认为,无论是保障自由还是实现发展,都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达到微妙的平衡。国家能力过强通向暴政,过弱则难以维系政府的权威,引发秩序的崩溃。通向美好社会之路,只是一条狭窄的走廊。威权政体之下,国家和社会也许能在短时间内互相制衡,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但最终,当权者继续执政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让他们钳制不同声音和任何的潜在挑战者,亲手摧毁发展所必需的脆弱基础。
回到制度决定论?
我已经不太回忆得起Robinson那天演讲的细节,只记得结束之后,听众纷纷排队上前跟他合影留念。想来像我一样,读着AJR一路走来的社会科学家不在少数。因为系里下午还有其他活动,我幸运地获得了陪他午饭的机会。终于,我得以当面向他问出埋藏在心中许久的那些问题。
我问Jim你跟Daron是怎么认识的?他说我当年在LSE面试,作报告的时候台下第一排坐着两个博士生不断发问,后来知道他们一个叫Daron Acemoglu一个叫Thomas Piketty。我说你怎么变成了一个政治学家?他说我第一份工作在澳大利亚,后来我跟Daron的工作被伯克利的政治学家们留意到,于是让我去那边任职。因为政治系还有写书的传统,我们才写了《民主与独裁的经济起源》。我说你现在还认同制度决定论吗?他说我觉得文化因素可能更加根本。你看,我们的理论对中国的预测始终不太成功,可能就是对文化考虑得不够。我说有没有可能你们其实没错,只是过去二三十年太过特殊,全球化让威权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抵消了攫取性制度的负面影响?当全球化浪潮褪去,民主也许还是最具竞争力的制度。毕竟,当政府不断做出愚蠢的决策之时,民众至少还有个换人的机会?他想了想一下说,这样讲也不无道理。
对于AJR,社会科学家们始终怀有十分复杂的看法。他们提出了一套极富野心的研究议程,试图解释不同社会中繁荣的根源,并在方法论上带来了彻底的革新。如今,基于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已经成了理论学者的常用工具,而在历史事件中寻找自然实验,更成为了无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习以为常的研究范式。但也一直有人在质疑:我们究竟从AJR那里学到了什么?不错,我们有了更好的工具和更多的证据。但以理论贡献而言,他们似乎并未真正超越North所奠定的基础。他们鼓吹的制度决定论,很多时候也显得过于武断,跟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所幸,AJR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自身的局限。在过去十几年间,他们不断地从各个维度超越了曾经的自己,将更多变量纳入了考察范围。他们提供的答案当然远非完美。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打通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壁垒,让年轻学者得以用更加普适性的方式,去探索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如今,我们越来越清楚,制度不是唯一的解释变量,民主也远非毫无缺陷。
但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AJR所强调的,包容性制度对一个国家的根本性意义,也许只会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加明显。正如他们所说,只有制度上的转型,才能让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均衡状态,让自由和繁荣获得稳定的根基。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去相信一个救世主式的领袖,去打破制度施加的种种桎梏,推动激进的社会变革,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选项。然而,救世主并不存在,再天才的政治家,也有自身的局限。制度的毁坏,在短时间内未必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但当自由一步步被侵蚀,生活中的每一秒都处于监控之下,整个国家都被统治者的个人偏好支配之时,我们终将清楚地意识到,缺乏包容性制度保障的繁华盛世,只能是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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