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動蕩時代中，我們還需要「制度決定論」嗎？ ——評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2024年10月14日一大早，我就被同事滿是興奮的短信吵醒：「我們系也接待過諾獎得主啦！」打開新聞，發現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James Robinson（下簡稱AJR）三位學者，以表彰他們在理解制度如何促進繁榮方面的貢獻。去年春天，James Robinson造訪了我任教的南方小城教堂山。系裏舉辦的政治學方法討論班，請他來講最近關於伊斯蘭世界政治制度的研究。此前雖看過不少他線上的演講，真人卻始終未曾謀面。身着灰衣的他出現在電梯口的瞬間，竟讓人恍然有亦真亦幻之感。過去十餘年中，關於三位新晉諾獎得主的種種回憶，不由涌上心頭。

制度、地理，還是人力資本？

我第一次聽到 AJR的名字，是2011年，在北京大學汪丁丁老師的新政治經濟學課堂上。彼時我剛從數學系轉入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念碩士，對社會科學的各個方面都充滿好奇。第一節課，丁丁老師便提及，美國經濟學界當下最為重要的一場論戰，便是AJR三人跟哈佛大學的Shleifer和Glaeser之間，關於何種因素決定了長期經濟發展的探討。

AJR上承North以降的制度經濟學傳統，認為對當權者的制約和對產權的保護乃是繁榮的根源。這種觀點自然不算新奇，但如何證明制度和發展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卻是讓經濟學家束手無策的難題。畢竟Lipset早就斷言，富裕的國家更有可能採用民主制度來調節社會分歧。而各種混淆變數的存在，也讓分離出制度因素的作用變得充滿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