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高考生举巴勒斯坦国旗：中国“遗忘世代”的世界观，呈现出何种样貌？

2024年6月9日，中国高考结束。许多媒体和自媒体守在考场，采访刚高考完的考生，这是每年常规又受欢迎的新闻选题。借着这些镜头，一些中国高中生以罕见的行动表达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根据网络流传的短视频，在中国各地，有不同的考生披着巴勒斯坦国旗冲出考场。一则短视频显示，有两个学生展示了中国国旗和巴勒斯坦国旗后，被警察没收旗帜并带走。另一则短视频中，采访者要求考生“给班上的某位女同学留下一段话”，受访学生没有理会这个话题，接过麦克风说：“从河流到平原，巴勒斯坦终将获得解放。”（应为“从河流到海洋”，视频中学生口误或错记。）这些短视频大部分已经被删除。

还有一名学生，接受党媒《石家庄日报》采访时说了两个愿望：“我希望台湾早日回归，希望巴勒斯坦早日和平。”这则短视频仍然能在《石家庄日报》的官方视频号上看到。

巴勒斯坦文宣在中国的形成

中国民众在线下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在线上传播巴勒斯坦文宣，是中国政府在加沙战争中的亲巴勒斯坦立场的衍生品，但同时也是严厉管控政治表达和新闻自由后的漏网之鱼。

中国高中生身披巴勒斯坦国旗的视频，已经在短视频平台上消失。其他中国人挥舞巴勒斯坦国旗的图片和视频，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审查。但在中国的网络中，巴勒斯坦国旗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已经建立起了广泛的公众认知，成功以正面形象，跻身排他性极强的中国舆论场。

在抖音平台，一则短视频的画面显示，游客在泰山山顶挥舞中国国旗和巴勒斯坦国旗，这则视频获得了57万点赞，留言区有人贴出来自黄山、华山的巴勒斯坦旗帜照片。歌手薛之谦在演唱会上举着“世界和平”旗帜奔跑的视频，也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传播，并被许多网民视作“为巴勒斯坦发声”。

为巴勒斯坦发声的话题，散见于中国社交媒体上。有网民在送快递的三轮车上悬挂巴勒斯坦国旗，并拍照发在社交媒体。还有大量网民在社交媒体发出自己比“三指”手势的照片支持巴勒斯坦，并表示这寓意世界和平。 此外，印有 FREE PALESTINE 的T恤，相关汽车车贴、胸针，也在电商平台热卖。

有网民在小红书发帖，表示自己使用的国产手机输入法无法打出巴勒斯坦国旗的符号。随后，输入法厂商出现在留言区道歉，并表示会“解决问题”。这种在输入法、地图等产品上找不同，并以指控民营企业为手段的猎巫式“维护主权”的方法，过去往往出现在台湾、香港问题上，如今也用于支持巴勒斯坦。

种种现象显示，以巴勒斯坦国旗为核心符号的文宣，已经在中国大陆吸引了不少支持者。

中国当局对巴以冲突的信息操控显而易见。比如5月20日，新华社发布标题为《以色列总理涉战争最被申请逮捕令》的快讯，省略了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同时申请了对三名哈马斯领导人的逮捕令的事实。过于刻意的选择性报道引来了一些嘲讽。

大量展现加沙人民生活惨状的视频，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上。“现在的巴勒斯坦，不正是几十年前的中国吗”之类的文案也到处可见。国外大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展示巴勒斯坦国旗、举横幅支持巴勒斯坦的视频，也被大量传播。评论区对这些学生报以十分的同理心：“看到年轻的大学生站出来，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有救”，“如果你选择沉默，但是要敬畏比我们勇敢的人”。

合理推论，这些信息的传播和酝酿，最终推动了几个高考学生披着巴勒斯坦国旗冲出考场。

俄乌战争期间，中国社会支持侵略者俄罗斯，而强力的审查制度，只需要维持其“镇压”属性（删除反抗的言论、屏蔽体现乌克兰人勇气的案例），就可以和立场相吻合，并没有太多困难。而支持巴勒斯坦恰恰相反，审查制度需要的是克制自己，让更多体现巴勒斯坦人勇敢反抗的信息进入中国互联网。

支持巴勒斯坦所天然持有的反抗者立场，和审查制度持有的镇压者立场之间存在难以接合的间隙。这一间隙支撑起暧昧的言论空间，使得巴勒斯坦国旗得以在中国舆论场以文宣的形式传播。它是新一代言说者无知无畏，和审查者短暂认知失调的共同结果。

在国家治理层面上理解，中国民众在线下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在线上传播巴勒斯坦文宣，是中国政府在加沙战争中的亲巴勒斯坦立场的衍生品，但同时也是严厉管控政治表达和新闻自由后的漏网之鱼。前者是当局引以为豪的“治理能力”，对庞大社会的操控到了令行禁止的地步，后者则揭示一个“治理”难题：如何一边在意识形态上加速社会的政治化，一边在政治行动上缴械全社会？

形式大于内容，中国为何支持一场“香港化”的运动

没有历史记忆的年轻人，在线下行动中，也展现出“无知者无畏”的更大尺度——若非18岁的高考考生，又怎么敢披着巴勒斯坦旗帜上街？

如果从公众心态层面上理解此事，中国年轻一代对宏大叙事重燃热情，在意识形态上靠左，已是近几年肉眼可见的趋势。所以，有高考考生把“台湾回归”和“巴勒斯坦和平”并列，其中显而易见的矛盾（同时呼唤战争与和平，同时呼唤占领与解放）并不令人费解——都是宏大叙事。

这里更值得关注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中国民众支持巴勒斯坦并不令人意外，但作为一种形式的线下行动的出现，大概是中国当局也始料未及的。泰山、黄山上的巴勒斯坦国旗出现之前，带着中国国旗登顶不同的山麓，已经是中国年轻人这两年的新风潮。巴勒斯坦国旗的出现，应该被纳入这一风潮的叙事之中。

在小红书看中国年轻人发布的视频：深夜的山顶，一身冲锋衣的年轻人挥舞五星红旗，手电筒的光打在旗面上。这样的表达形式，几乎和2019、2020年中秋，香港年轻人夜登狮子山悬挂黑紫荆旗一致。同样，在社交媒体传播支持巴勒斯坦的手势，列出支持以色列的企业名单以待杯葛等做法，也都能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中找到对应行动。从形式到美学，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几乎在无意识地复现香港运动留下的抗争样板。

不止一个人注意到这种相似之处。今年5月份，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 Facebook 发帖，称美国占领校园的亲巴勒斯坦大学生，应该找流亡海外的香港学生运动领袖罗冠聪加入他们。

同时，民粹意见领袖上帝之鹰在微博转发美国大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的视频，评论区许多网民都借用香港运动的口号，留言“时代革命，光复美国”。梁振英和上帝之鹰借题发挥，意图讽刺的是香港示威者和美国政府。不过，这番讽刺，也正确地把美国大学生支持巴勒斯坦的占领行动，和香港反修例运动，在形式上联系了起来。

更进一步的相似，出自中国外交官马新民2024年2月在联合国的发言。他说：“出于对民族自决权的追求，巴勒斯坦人民用武力反抗外国压迫，并完成独立建国，是国际法确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段话没有直接点名哈马斯，但民族主义网站观察者网的网民在评论中补足了留白：“没有什么恐怖袭击，只有反抗占领。”这个句式和香港示威者的“没有暴徒，只有暴政”何其相似。其激进程度，甚至超过了犹太裔学者朱迪斯·巴特勒在经历痛苦的反思后，对哈马斯行动的审慎定义——恐怖的“抵抗运动”，一反中国社会一向对政权以外的暴力零容忍的态度。

需要再度指出的是，在理解中国年轻一代的宏大叙事热情上，形式重于内容。如果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动发生在2019年之前，年轻人的行动大概是翻墙到 Facebook 出征以色列的官方账号。

如今墙的概念已经淡去，翻墙在技术上和心智上都更加困难。没有历史记忆的年轻人（毋宁称之为“遗忘世代”），在线下行动中，也展现出“无知者无畏”的更大尺度——若非18岁的高考考生（出生于2006年，2012年开始接受义务教育），又怎么敢披着巴勒斯坦旗帜上街？

年轻人挥舞中国国旗和巴勒斯坦国旗，既可以连接到这两年大学生特种兵旅行的脉络，又可以追溯到封控时期大学生集体爬行的脉络。也就是说，年轻人对线下行动的渴求，在意识形态上是碎片的，而在空间上的占领是贯通的。

从“仇穆”到“反犹”，新一代人的世界观

年轻世代新的“主权不平等”认知，继承了“强权即公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也隐约投射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战争狂热情绪。

不过，对线下行动的渴求，仍不足以解释支持巴勒斯坦为何成为大陆舆论场的重要现象。

6月11日，被视为“毛左”代表的经济学者梅新育发了一则微博，要求“国家安全反恐机关应立即严厉打击”高考学生身披巴勒斯坦旗帜的行为。这则微博已经被删除。

梅新育持有强烈的国家主义立场，“反美”自不必说，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也可理解。但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中，梅新育支持以色列，因为他认为穆斯林世界和恐怖主义高度相关，他支持对新疆的汉化，也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打击。

梅新育代表一类老式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无论属于“自由派”还是“毛左”，都有强烈的“穆斯林恐惧症”。这种恐惧症也应和了近十多年来当局和公众对新疆的镇压和排斥，至今未休——比如有新疆网民在社交媒体抱怨自己租房遭遇歧视，必有人立即指出这是因为新疆曾经的“动乱”招致的。事实上，在“仇穆”议题上，中国和以色列有很多共通之处。2013年一篇发在《中国刑警学院学报》上的论文，就指出以色列的反恐经验对中国新疆反恐有借鉴意义。

不过，在2021年陈全国卸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新疆棉事件后，舆论场上的新疆似乎进入了脱敏阶段。反恐叙事也大幅让位于美景和美食叙事。最近《我的阿勒泰》电视剧被官方媒体和民间社会共同追捧，而几乎无人提起，由于当年新疆被全域断网，作者李娟只能把存有书稿的储存卡，藏在葡萄干里，邮寄给出版社。

这种并非噤声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所以今天，梅新育在明面上竟成为少数派，是符合逻辑的。亲近政权如他，被新兴爱国人士指责是“为美西方犹太资本服务”的学者，正是因为“仇穆”在舆论场上的认受度，已经被“反犹”压过。

目前在中国社交媒体广泛流传一份“犹太资本品牌”清单，呼吁中国人抵制。益达口香糖、乐事薯片、康师傅、大宝都在这份清单之中，其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清单的流传，有助于传播一个根深蒂固的阴谋论——犹太资本控制了美国、控制了全世界的金融、控制了大量跨国企业。

这样的阴谋论在中国并不新鲜。2007年出版且畅销多年的《货币战争》，就提出犹太家族控制了全世界的银行的说法。微信公众号写手卢克文近两年一篇关于犹太人的文章，也再度广受欢迎。基于夸张的演绎和大量滑坡论证，卢克文指出，奥巴马是犹太人，拜登的孙女也是犹太人。

有关犹太人的阴谋论是世界性的，并非中国独创，但中国官方显然推动了这一阴谋论在中国的传播。2023年10月，隶属于央视的一个微博账号，发起一个话题“占美人口3%犹太人操纵七成美国财富”，这个话题下有大量讨论迄今仍然可见。

根据这些讨论，犹太人控制了美国政商界，控制了电视台和新闻媒体，又利用其影响力试图渗透全世界。于是，一种能够“洞察真相”、解释一切国际局势的世界观就形成了。

西方的政党轮替是犹太财阀控制的自不必说。美国大学生占领校园的本质，也不是支持巴勒斯坦，而是昂撒民族反抗犹太民族。俄罗斯发动战争，是为了摆脱犹太资本通过金融和LGBTQ文化对俄罗斯的渗透。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出现危机，也是因为犹太资本在做空中国。所以中国反对以色列和美国，是在反对他们的渗透。

基于这样的认知，一种流行的论调也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世界上只有中国、俄罗斯、以色列三个国家的主权是独立的。而其他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是以色列的附庸国。这可说是对遗忘世代的世界观的绝妙总结——列强和殖民地，一种历史教科书里的晚清世界观。

年轻世代在社交媒体上讲的“主权”，和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不完全一致。若根据经典的“主权”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势必违背中国的是非观。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无论官方和民间，都更倾向于支持俄罗斯。

一边支持巴勒斯坦，一边支持俄罗斯，年轻世代的新“主权”论或可解释这种矛盾。在中国年轻世代眼中，乌克兰的主权不独立，不在于它被俄罗斯侵略，而在于它选择成为美国和欧洲的“傀儡”，放弃了“主权”独立，所以它不值得同情。

这种以“主权”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主权平等”思想已经相去甚远，它更强调的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平等，而是用一种过于简单的、拟人化的叙事，来给主权进行排序，以合理化“主权不平等”的思想。

近十年在中国流行的动画片《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主导了中国年轻一代对国际关系的认知，它正是用这种拟人叙事来解释世界。在这样的世界观里，国际关系非常简单，以色列是美国的爹，美国是日本的爹。主权是不平等的。

年轻世代新的“主权不平等”认知，继承了“强权即公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也隐约投射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战争狂热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