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胖猫与梅州事故：被利用的热点、假性性别进步，与湮灭的个体死亡

【编注】端传媒“女人没有国家？”专栏，名字源于伍尔芙的一句话“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们保留了一个问号，希望能从问号出发，与你探讨女性和国家的关系，聆听离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经验。我是这个栏目的编辑符雨欣。本期文章，我们从中国一个热点舆论现象，看国家对女权态度的转变，如何（更）让女权主义者做出不得不的让渡。

（弦子，作者，女权主义者）

去世28天后，“胖猫”的恋爱、死亡及身后沸沸扬扬的一切终于等来了权威的定论：胖猫与谭竹为正常恋爱，二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为恋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胖猫的姐姐在网络曝光谭竹信息并刻意引导舆论，导致“网络空间秩序被严重破坏“，而部分网友则被发现利用此事蹭流量、博眼球，最终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3人，行政措施13人。

从4月11日“胖猫”自杀到5月19日官方通报，横跨一个中国内地“五一”假期黄金周，一起看似私人原因发酵的网络热点，以官方公告告终。在此之前，“胖猫事件”在简中全网以难以想象的现象级热度爆发讨论。它看似是一起典型的性别议题：男女恋爱之间的经济往来，被简化为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得到利益；女方被以“捞女”等典型的厌女词汇抨击，男方则被无限浪漫化、崇高化，全社会喜闻乐见对一个女人的私刑……

与此同时，“五一”当日，广东梅州高速塌方造成重大交通意外，造成48人死亡，则乏人问津，新闻控制似乎比以往都要意外严格。在胖猫热点中，有零星声音请大家关注梅州事件，不过，直到胖猫热点结束，人们甚至都不知道梅州事件中所有遇难者的姓名。

我们必须试图弄清楚的是，在那28天中，中国舆论场上的人，究竟“看到”了什么？

194万“购买流量”的成本

官方通报所试图隐瞒的第一件事，就是令胖猫事件形成热点的真正驱动者。

过去讨论公共事件时，“公共”的定义取决于事件的性质：这件事是否与每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事件的讨论对社会现状有所推动？然而在今天，公共事件的成立似乎还取决于另一个性质：事件的结果究竟可以引起多大的公众关注。

当我们假设社交媒体是完全去中心化、算法完全透明时，“关注”或许取决于题材与细节是否能激起看客的情感。然而，当平台本身可以通过热搜、推送来制造话题，我们看到的信息会被算法控制时，必须认识到，无论抖音还是微博，我们所置身的并非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相反，平台本身就是绝对中心。

当平台操纵着算法，平台也就定义着什么是“公共事件”。必须承认，个人的倡导早已无法抵制算法设置的议程。而更加困难的是，我们要指认，在神秘莫测的算法背后，是否有流量之外、平台之上的目的驱动——究竟是谁在决定我们到底可以看到什么？是谁希望我们看到胖猫事件？当胖猫事件被全民关注后，谁才是最终的受益者？

“经调查取证后查明，胖猫姐姐刘某，先后在网上公布了大量涉及谭某的个人隐私信息，并通过联系他人代写文案，购买流量等方式故意误导舆论。在此期间，刘某账号的粉丝数从263个增加到最高的290多万个，获点赞1455.6万个。”——这是央视新闻指控胖猫姐姐刘某“操纵舆论”的表述。

然而被官方所刻意忽略的是，胖猫姐姐的私人行为，与290.22万粉丝，1455万点赞与全网热度之间的关系——真的如同通报里所说，这只是刘某代写文案、购买流量的个人行为吗?

代写文案、购买流量等字眼，让看客下意识认定胖猫的姐姐通过这些行为就可以“煽动舆论”。然而这种抖音用户常见的宣传手段，成本是相对透明的。对成熟的MCN公司与广告宣发公司来说，抖音投流也是一项巨大的成本。按照1455万点赞率、抖音账号曝光/点赞之间接近3%的转化率、以及抖音投流4元/千次播放的cpc价格——如果如同官方所暗示的，是个人通过“购买”流量所得的话，那么购买成本为194万人民币。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官方通报所试图隐瞒的第一件事，就是令胖猫事件形成热点的真正驱动者。

事实上，胖猫在4月11号去世后，其姐姐刘某从4月15号左右，就开始在抖音发布怀念弟弟的内容。但因为热度不足、抖音并非中国主要的舆论讨论平台等原因，这件事并未引发全民关注。真正让“胖猫事件”成为全民舆论的节点，是微博，关键时间是5月2日。

事件相关的第一个词条：#21岁重庆男子跳江#，在5月2日13：00左右出现在微博上，14：00左右则已经来到热搜榜第11的位置。然而，虽然词条已经来到热搜榜，从话题贡献度看，参与讨论的几乎都是素人博主，词条广场上关于此事的热门微博也缺少评论、转发。

5月2日白天时，胖猫姐姐刘某的抖音热搜也不过7万粉丝，远未到达全网热度的流量。

5月2日当晚20：00至22:00，几位并未公开实名的“时事博主”，以完整的时间线、数据、聊天记录等细节与素材、明显情绪引导的文字，对胖猫谭竹的事件进行总结。根据新浪微博的规律，20：30—23：30晚间用户活跃程度最高。于是在这天晚上，胖猫事件成为全民热点。

一天之内，从#21岁重庆男子跳江#词条的突然出现，到该话题热度的突然攀升，显然并非由网友的自发讨论形成，而极大可能是平台“空降”热搜，以引发网友讨论。

利用

当极其惨烈的交通事故发生时，公众的注意力却被转移到胖猫与谭竹的恋爱纠纷中。

从可追溯的事实与数据来看，官方事后的那则通报，语焉不详地忽略了新浪微博在这个舆论事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平台为何要在5月2号在这个时间点进行议程设置。过往，官方曾对微博、抖音等屡屡进行整顿，这一次，却又刻意帮平台撇清责任。

舆论场是否还起到了其他作用——如果平台没有设置我们的关注议程，我们本应该关注的是什么？

5月1日，梅龙高速公路11.9公里处（梅州往龙岩方向）发生路面塌方事故，至5月2日14时，造成48人死亡，3人失踪，30人受伤。这是继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后，最大的交通伤亡事故。而不论是10年前动车事故受瞩目的程度，还是胖猫事件中过百位网友线下的悼念，都与梅州高速受害者的模糊面目，形成了过于残酷的对比。

当极其惨烈的交通事故发生时，公众的注意力却被转移到胖猫与谭竹的恋爱纠纷中，它们可以再从以下层面加以分析。

讨论素材

梅大高速的交通事故发生后，公众所能看到的具体信息极其有限：一小段高速大火的视频、几张现场的实时照片——这就是关心车祸事故的大众可以看到的全部素材。在之后的数日里，梅大高速的营救工作亦是以官方新闻通报的方式呈现，大众始终对死亡人数、事故的惨烈程度缺少具体的视觉素材以进行感受。

而胖猫事件，在5月2日最初的几条微博中，其姐姐刘某在抖音上提供的信息就已经被精心梳理、有意提炼：两人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双方亲友发言、胖猫生前叫外卖、打游戏的种种细节，并强调了“51万”、“pua”、“吃不起外卖”等情绪爆点，让大众可以以极快的速度迅速了解这件事，并被精准地挑动起情绪，陷入到对胖猫的同情与对谭竹的愤怒中。

而有关梅州事故的后续，大众只可以通过官方媒体的描述、当地政府发布会得到寥寥无几的信息。其中官媒报道的重点是见义勇为者的挖掘与表彰，并把事件定义为“灾难”，而高速坍塌的原因被模糊，遇难者的身份不被提及，事件的惨烈程度被淡化。在事件发生10天之间，尽管有《三联生活周刊》、《财新》两家传统新闻调查媒体试图发布关于受害者具体情况、高速塌陷成因的深度报道，然而不约而同地在24小时内遭遇了删稿、屏蔽，信息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播。

胖猫事件则不同，从最后官方通报中，我们可以得知虽然在5月3日谭竹就针对胖猫姐姐的行为进行了报警，但显然，从胖猫姐姐在社交平台的活跃程度看，直到最后的官方通报出现之前，她与家人的发言都是完全没有受到限制的，以至于大众可以不断得到关于此事的新细节。

平台的流量呈现

从5月2日第一条热搜出现，到警方最终通报，胖猫相关的热搜词条始终以每日数条至上十条的数量呈现，并长期占据热搜第一。

作为流量引入的重要入口，胖猫事件的舆论热度离不开平台持续不断的议程设置。从事件细节、网友争论、后续爆料、延伸事件……不断出现的微博热搜，引导着大众或同情、或愤怒的情绪，阅读量、讨论量更是难以计算。而梅大高速相关的热搜则无论数量、细节呈现都呈现极度的不对称。

事件连锁效应的持续发生

“胖猫”引发关注后产生了一系列后续：前女友出现在微博、网友给胖猫点外卖进行纪念、发现外卖出现空包、相关外卖公司开除员工并捐赠一百万⋯⋯可以说，胖猫事件因为对观众情绪的挑动，从线上引发了线下的一系列连锁事件，而公众因为胖猫采取的线下行动并没有遭遇阻拦、且后续事件也在社交媒体得到了充分曝光，而导致公众对胖猫事件的讨论热情不断延长。

而梅大高速事件的后续：救援经过、遇难者家属的近况、赔偿方案、事故成因调查⋯⋯直到今天，因为对媒体报道的禁止，公众依然没能得知事件的后续情况，更无法对此事真正介入参与。

一段私人的亲密关系得到全民审判，一桩公共事件被大众遗忘，胖猫谭竹事件与梅大高速悲剧在舆论场的热度区别，证明了在今天的中国，因为线下空间的压缩、对新闻媒体的制约、能得到公共关注的事件并不在于公共性，而在于社交平台决定呈现什么、怎样呈现。

假性性别进步

女权主义者几乎是没有选择地必须加入对谭竹的声援。

当然，议题操纵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成功，平台试图煽动公众情绪，前提是知道公众情绪的引爆点是什么。

胖猫事件能在舆论场激起如此之大的水花，并非只用厌女这一社会文化的潜意识可以解释——除了公众对围猎女性的热情之外，还来自于网络的泛女权社群对这种厌女围剿的抵制。当厌女情绪裹挟着社会大众对谭竹进行从线上到线下的围剿时，女权主义者几乎是没有选择地必须加入对谭竹的声援。尽管新浪微博封禁了一批试图声援谭竹的女性账号，但直到官方通报出现，泛女权社群对于谭竹的声援并未停止。

泛女权社群的坚持与对污名化女性行为的抵制值得赞美，然而女权主义者应该为官方通报最终为谭竹进行了“澄清”感到高兴吗？必须意识到的是，当我们讨论公众进行议程设置的自主性被官方与平台以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剥夺时，无论女权主义者对胖猫与谭竹的这段亲密关系进入如何的解释与分析，女权主义们的执着与激情本身，就是官方与平台被利用的公众注意力的一部分。

在过去，女权行动者的关注与热情还能指向具体的议程，如#Metoo中对司法制度、高校以及用人单位的具体诉求；即使在#Metoo遭遇打击后，女权主义者依然可以抓住突发的性别事件——如徐州小花梅与唐山女性被殴打事件——作为机会来展现女性的社会关注与行动力；但是，在线下行动遭遇打压、线上的言论空间日益紧缩的当下，女权主义者们虽然还保持着自身对性别议题的巨大热情，却面对着无法设置自身性别议程的尴尬处境。

而国家对女权主义者、或者说广泛的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其采取的策略，也从#Metoo后期的打压禁言，到徐州小花梅事件的疲于应对，终于来到更加有效的收编与利用：从Lisa 疯马秀利用女性的不安感强化民族主义叙事，再到胖猫谭竹事件，直接利用性别议题吸引关注，转移焦点。

过去，舆论转移采取的往往是以其他突发事件来转移焦点，现在，在胖猫事件中，舆论有意识地利用争议性话题来对大众进行情绪上的操纵。

如果说过去，舆论转移采取的往往是以其他突发事件来转移焦点，那么现在，在胖猫事件中，舆论有意识地利用争议性话题来对大众进行情绪上的操纵。争议性的基础，来自舆论引导方精准地识别了2018年以来广泛的泛女权社群以及年轻女性高涨的性别意识，也同样离不开在近年来越来越普遍的、在年轻男性中的厌女情绪。

年轻男性的厌女情绪，既是一种对女性意识崛起的有意回应，更来自于国家的有意放纵，以及经济下行周期对传统异性恋模式的打击。

在2018年的#Metoo运动中，女性先是在性骚扰议题中鼓励女性重视个人感受，以及身体自主权的诉求，这其中必然涉及到对男性日常行为的约束，男性也因此反抗，其中的重点就是对女性的不信任，视站出来讲述自身经历的女性为“诬告”。

如果说对性骚扰受害者的不理解还是男性对女性生命经验的缺乏想象，那么司法制度中对于性骚扰诉讼的证据标准过于严苛、常常以不公开审判为理由限制受害者与律师的信息公开、媒体审查带来的报道缺位、女权主义者在被禁言与打击的过程中缺少进行公共倡导与讨论的空间⋯⋯所有的这一切同样抽空了#Metoo中寻求制度改善与社会结构改善的公共诉求，让运动变成了“女性相信女性、男性相信男性”的彼此站队，政府从责任中抽身，女性与男性的对立情绪愈演愈烈。

男女对立情绪的加重，政府的抽身与放纵责无旁贷。

在对立情绪加重的同时，男性对女权主义者的网络暴力是被官方默许的：2021年官方对女权行动者的污名化，允许男性对网络女权主义者的人肉网暴，更有多位普通女性因为微博发言被人肉、举报而丢失体制内或者教师岗位的工作；孙笑川贴吧、帝吧等男性进行有组织性网暴的网络空间依然长期存在，都可以视为国家对男性仇恨情绪的引导与纵容：当言论本身会受到审查时，对舆论的引导只需要不加限制的纵容即可。

如果说男性对女权主义者的攻击，来自政府对舆论平台男性暴力的有意纵容，那么在胖猫谭竹事件中，男性被激发的情绪则指向了一位普通女性：即使胖猫本人并未留下任何指控谭竹只言片语，中国互联网上的广大年轻男性，依然通过几句聊天记录与转账记录，对一位陌生女性爆发了最大的恶意。

如果说女权主义者对亲密关系的主张，还涉及到女性的独立与对异性恋制度的反思，那么胖猫与谭竹的关系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最传统的异性恋关系：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提供情感劳动、家务劳动等无偿劳动，男性则提供经济支撑——这正是异性恋最根深蒂固的存在形式：男性因为原生家庭的支持、劳动市场的偏向，在社会中可以获得更多资源，与此同时，女性从事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往往得不到公共价值的承认，也因为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与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普遍现实，难以在原生家庭与主流社会中得到更多资源，只能以异性恋亲密关系为前提，从事再生产劳动以获取家庭内部的生存资源。

传统异性恋关系看似稳固，却有一个经济上的前提：即男性可以持续并稳定地获取经济资源。然而，在经济环境日益下行的当下，中国男性对胖猫谭竹案产生的愤怒，与其说是一种对女性个体的厌恶，不如说是一种对传统异性恋关系的恐惧：当男性无法保持收入的稳定、同时对未来的可持续性收入缺少信心时，传统的异性恋模式也在此失效。

在经济环境日益下行的当下，中国男性对胖猫谭竹案产生的愤怒，与其说是一种对女性个体的厌恶，不如说是一种对传统异性恋关系失效的恐惧。

当上一代男性还在渴求家庭与后代时，经济紧张的年轻一代男性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保住或维持自己已经有限的生存资源。如果说在十年前，社会还默认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思路，那么在经济下行周期，从“妻子做家庭主妇、孩子上私立学校、上杠杆买房”的中产破产三部曲，到普遍下滑的结婚率与生育率，无一不说明着，缺少外部经济环境作为供养，传统的异性恋关系或社会家庭结构，也面临着岌岌可危的生存空间。

如果说在过去，“反婚反育”还是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一代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单身女儿们的进步宣言，那么在失业率高企的今天，“反婚反育”同样成为了一代青年男性面对经济困境的被动选择。在今天的社交平台上，青年男性对女性的怒火，从过去宣称反婚反育、诉求远离男性、摆脱男性对女性控制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蔓延到了如谭竹这样，还处于传统异性恋模式中的普通女性，这无疑是一种性别对立的激化。

表面上看，这样的矛盾来自于拥有性别意识的女性拒绝再进行情感与家务的无偿劳动、男性则拒绝对传统异性恋关系中常常由女性所付出的无偿劳动进行反思，然而，这件事的核心，则是年轻男性无力再为女性的社会再生产劳动买单，而政府则拒绝提供更多生育补贴、社会化育儿服务——结婚率与生育率的下降并非只是女性的进步选择，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恶化导致了传统的异性恋关系缺少经济供养，从而岌岌可危。

胖猫与谭竹事件引起的男女辩论，与过去性别议题的区别在于，在这次事件中，女权主义者为了抵制来自男性的网络暴力，不得不主动捍卫曾经试图摆脱的传统异性恋模式，为谭竹辩论的唯一策略，就是论证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扮演传统角色以换取生存资源的合理性，然而这种合理性的来源，是建立在父权制对女性的社会再生产劳动的无视，以及默认女性在劳动市场中处于附属地位的歧视。

而中国男性对传统异性恋关系的抗拒，也并非一种基于性别理论的进步：男性依然期待获得传统异性恋的好处，只是因为社会资源的紧张，拒绝对女性进行任何经济补偿，这同样来自于女性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并未得到普遍的社会承认，这种不承认让男性的怒火直接导向了作为普通个体的女性，而这种不承认也是父权制政府拒绝提供育儿补偿与社会化育儿的理由。

如果说传统家庭模式，在经济上行周期，还是一种作为主流男性与父权制政府的双赢，那么在经济下行周期，传统家庭结构对女性社会再生产劳动的无视，则让异性恋亲密关系变成了一种危险的零和博弈，更让依然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女性、以及需要进入亲密关系来获取生存资源的女性，不得不面对男性的怒火与舆论的围猎。

异性恋亲密关系变成了一种危险的零和博弈，更让依然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女性、以及需要进入亲密关系来获取生存资源的女性，不得不面对男性的怒火与舆论的围猎。

湮灭

政府在收尾公告中看似给予了一个对女性有利的解释：根据胖猫与谭竹“互见父母”这样进入传统婚姻制度的努力，默认了这段亲密关系的“正当性”，也默认了这段亲密关系中传统异性恋关系的正当性。这种对亲密关系的解释，深刻反映了父权制政府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拥有最终的定义权——只有要进入婚姻制度的关系才是正常的，想要进入婚姻制度的关系才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这在事实上加剧了“女性必须走进婚姻才是好女性”的不平等规则，女权主义者为了谭竹的安全，将个人关系的定义权让渡给了政府，也让渡了政府对女性的控制权。

在男女矛盾难以调和的韩国，保守派的总统尹锡悦通过迎合厌女情绪深重的韩国年轻男性赢得了2022年总统选举—— 父权制政府因为对性别议题的操纵而从中获益，并非缺少先例。当政府对性别议题的应对手段不断进步，从简单的言论打压到从对立情绪中抽身政府责任，女权主义者，或者所有女性，将要面对的舆论处境也将越加复杂。

胖猫的悲剧，则被忽略了原生家庭的问题、社会对边缘化职业的歧视、忽略了边缘群体所需要的社会化支持；而一段或许对于死者来说最重要的亲密关系，成为了转移公共危机的舆论工具，让谭竹接连承受舆论的滔天怒火。胖猫家人对谭竹的报复，从一开始成为转移公共危机的关键一环，在平台纵容与引导下获得巨大流量后，又随着胖猫家人报警失败，将矛盾指向公权力，而最终被一纸公告禁言。

政府成为了这场网络暴力的唯一受益者与最终裁判，这场宣判最终强化了父权制结构所定义的“正常关系”，让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屈服于这种传统父权制关系对传统异性恋关系的所谓保护，这场宣判也让胖猫的家人在舆论场完全消失——舆论操纵的痕迹也随之消失。

女权主义者为了谭竹的安全，将个人关系的定义权让渡给了政府，也让渡了政府对女性的控制权。

而在关于二人的正反双方争论里，人们都忽视了个体存在的尊严：人所拥有的珍贵的与他人的真实关系，人也应该拥有对自己的爱与悲伤进行自我书写的权利。

胖猫的死亡在粗暴的讨论中被利用，导致梅州高速事件的四十位死者被公众遗忘，而胖猫的真实爱恨也在这种利用中被改写，当公众自以为在进行关于正义的讨论时，真实的生命却在这种讨论中不得不面对第二次的死亡。报警16天后，还活着的谭竹终于在一纸通报中获得了认可，然而她的生活终于能获得平静吗？谁又能对她受到的伤害真正负责？

当公共危机依然在以群体狂欢作为转移，在女权主义者备受打击的线上线下寻回对性别议题的主动权之前，这样的故事必然将再次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