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胖貓與梅州事故：被利用的熱點、假性性別進步，與湮滅的個體死亡

【編註】端傳媒「女人沒有國家？」專欄，名字源於伍爾芙的一句話「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們保留了一個問號，希望能從問號出發，與你探討女性和國家的關係，聆聽離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經驗。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符雨欣。本期文章，我們從中國一個熱點輿論現象，看國家對女權態度的轉變，如何（更）讓女權主義者做出不得不的讓渡。

（弦子，作者，女權主義者）

去世28天后，「胖貓」的戀愛、死亡及身後沸沸揚揚的一切終於等來了權威的定論：胖貓與譚竹為正常戀愛，二人之間的經濟往來為戀人之間的正常交往；胖貓的姐姐在網絡曝光譚竹信息並刻意引導輿論，導致「網絡空間秩序被嚴重破壞「，而部分網友則被發現利用此事蹭流量、博眼球，最終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3人，行政措施13人。

從4月11日「胖貓」自殺到5月19日官方通報，橫跨一個中國內地「五一」假期黃金週，一起看似私人原因發酵的網絡熱點，以官方公告告終。在此之前，「胖貓事件」在簡中全網以難以想象的現象級熱度爆發討論。它看似是一起典型的性別議題：男女戀愛之間的經濟往來，被簡化為女性在親密關係中得到利益；女方被以「撈女」等典型的厭女詞彙抨擊，男方則被無限浪漫化、崇高化，全社會喜聞樂見對一個女人的私刑……

與此同時，「五一」當日，廣東梅州高速塌方造成重大交通意外，造成48人死亡，則乏人問津，新聞控制似乎比以往都要意外嚴格。在胖貓熱點中，有零星聲音請大家關注梅州事件，不過，直到胖貓熱點結束，人們甚至都不知道梅州事件中所有遇難者的姓名。

我們必須試圖弄清楚的是，在那28天中，中國輿論場上的人，究竟「看到」了什麼？

194萬「購買流量」的成本

官方通報所試圖隱瞞的第一件事，就是令胖貓事件形成熱點的真正驅動者。

過去討論公共事件時，「公共」的定義取決於事件的性質：這件事是否與每個人的利益休慼相關？我們是否可以通過對事件的討論對社會現狀有所推動？然而在今天，公共事件的成立似乎還取決於另一個性質：事件的結果究竟可以引起多大的公衆關注。

當我們假設社交媒體是完全去中心化、算法完全透明時，「關注」或許取決於題材與細節是否能激起看客的情感。然而，當平台本身可以通過熱搜、推送來製造話題，我們看到的信息會被算法控制時，必須認識到，無論抖音還是微博，我們所置身的並非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平台，相反，平台本身就是絕對中心。

當平台操縱着算法，平台也就定義着什麼是「公共事件」。必須承認，個人的倡導早已無法抵制算法設置的議程。而更加困難的是，我們要指認，在神秘莫測的算法背後，是否有流量之外、平台之上的目的驅動——究竟是誰在決定我們到底可以看到什麼？是誰希望我們看到胖貓事件？當胖貓事件被全民關注後，誰才是最終的受益者？

「經調查取證後查明，胖貓姐姐劉某，先後在網上公布了大量涉及譚某的個人隱私信息，並通過聯繫他人代寫文案，購買流量等方式故意誤導輿論。在此期間，劉某賬號的粉絲數從263個增加到最高的290多萬個，獲點贊1455.6萬個。」——這是央視新聞指控胖貓姐姐劉某「操縱輿論」的表述。

然而被官方所刻意忽略的是，胖貓姐姐的私人行為，與290.22萬粉絲，1455萬點贊與全網熱度之間的關係——真的如同通報裏所說，這只是劉某代寫文案、購買流量的個人行為嗎?

代寫文案、購買流量等字眼，讓看客下意識認定胖貓的姐姐通過這些行為就可以「煽動輿論」。然而這種抖音用戶常見的宣傳手段，成本是相對透明的。對成熟的MCN公司與廣告宣發公司來說，抖音投流也是一項巨大的成本。按照1455萬點贊率、抖音賬號曝光/點贊之間接近3%的轉化率、以及抖音投流4元/千次播放的cpc價格——如果如同官方所暗示的，是個人通過「購買」流量所得的話，那麼購買成本為194萬人民幣。

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官方通報所試圖隱瞞的第一件事，就是令胖貓事件形成熱點的真正驅動者。

事實上，胖貓在4月11號去世後，其姐姐劉某從4月15號左右，就開始在抖音發布懷念弟弟的內容。但因為熱度不足、抖音並非中國主要的輿論討論平台等原因，這件事並未引發全民關注。真正讓「胖貓事件」成為全民輿論的節點，是微博，關鍵時間是5月2日。

事件相關的第一個詞條：#21歲重慶男子跳江#，在5月2日13：00左右出現在微博上，14：00左右則已經來到熱搜榜第11的位置。然而，雖然詞條已經來到熱搜榜，從話題貢獻度看，參與討論的幾乎都是素人博主，詞條廣場上關於此事的熱門微博也缺少評論、轉發。

5月2日白天時，胖貓姐姐劉某的抖音熱搜也不過7萬粉絲，遠未到達全網熱度的流量。

5月2日當晚20：00至22:00，幾位並未公開實名的「時事博主」，以完整的時間線、數據、聊天記錄等細節與素材、明顯情緒引導的文字，對胖貓譚竹的事件進行總結。根據新浪微博的規律，20：30—23：30晚間用戶活躍程度最高。於是在這天晚上，胖貓事件成為全民熱點。

一天之內，從#21歲重慶男子跳江#詞條的突然出現，到該話題熱度的突然攀升，顯然並非由網友的自發討論形成，而極大可能是平台「空降」熱搜，以引發網友討論。

利用

當極其慘烈的交通事故發生時，公衆的注意力卻被轉移到胖貓與譚竹的戀愛糾紛中。

從可追溯的事實與數據來看，官方事後的那則通報，語焉不詳地忽略了新浪微博在這個輿論事件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以及平台為何要在5月2號在這個時間點進行議程設置。過往，官方曾對微博、抖音等屢屢進行整頓，這一次，卻又刻意幫平台撇清責任。

輿論場是否還起到了其他作用——如果平台沒有設置我們的關注議程，我們本應該關注的是什麼？

5月1日，梅龍高速公路11.9公里處（梅州往龍巖方向）發生路面塌方事故，至5月2日14時，造成48人死亡，3人失蹤，30人受傷。這是繼2011年的溫州動車事故後，最大的交通傷亡事故。而不論是10年前動車事故受矚目的程度，還是胖貓事件中過百位網友線下的悼念，都與梅州高速受害者的模糊面目，形成了過於殘酷的對比。

當極其慘烈的交通事故發生時，公衆的注意力卻被轉移到胖貓與譚竹的戀愛糾紛中，它們可以再從以下層面加以分析。

討論素材

梅大高速的交通事故發生後，公衆所能看到的具體信息極其有限：一小段高速大火的視頻、幾張現場的實時照片——這就是關心車禍事故的大衆可以看到的全部素材。在之後的數日裏，梅大高速的營救工作亦是以官方新聞通報的方式呈現，大衆始終對死亡人數、事故的慘烈程度缺少具體的視覺素材以進行感受。

而胖貓事件，在5月2日最初的幾條微博中，其姐姐劉某在抖音上提供的信息就已經被精心梳理、有意提煉：兩人的聊天記錄、轉賬記錄、雙方親友發言、胖貓生前叫外賣、打遊戲的種種細節，並強調了「51萬」、「pua」、「吃不起外賣」等情緒爆點，讓大衆可以以極快的速度迅速了解這件事，並被精準地挑動起情緒，陷入到對胖貓的同情與對譚竹的憤怒中。

而有關梅州事故的後續，大衆只可以通過官方媒體的描述、當地政府發布會得到寥寥無幾的信息。其中官媒報道的重點是見義勇為者的挖掘與表彰，並把事件定義為「災難」，而高速坍塌的原因被模糊，遇難者的身份不被提及，事件的慘烈程度被淡化。在事件發生10天之間，儘管有《三聯生活週刊》、《財新》兩家傳統新聞調查媒體試圖發布關於受害者具體情況、高速塌陷成因的深度報道，然而不約而同地在24小時內遭遇了刪稿、屏蔽，信息並沒有得到有效傳播。

胖貓事件則不同，從最後官方通報中，我們可以得知雖然在5月3日譚竹就針對胖貓姐姐的行為進行了報警，但顯然，從胖貓姐姐在社交平台的活躍程度看，直到最後的官方通報出現之前，她與家人的發言都是完全沒有受到限制的，以至於大衆可以不斷得到關於此事的新細節。

平台的流量呈現

從5月2日第一條熱搜出現，到警方最終通報，胖貓相關的熱搜詞條始終以每日數條至上十條的數量呈現，並長期佔據熱搜第一。

作為流量引入的重要入口，胖貓事件的輿論熱度離不開平台持續不斷的議程設置。從事件細節、網友爭論、後續爆料、延伸事件……不斷出現的微博熱搜，引導着大衆或同情、或憤怒的情緒，閱讀量、討論量更是難以計算。而梅大高速相關的熱搜則無論數量、細節呈現都呈現極度的不對稱。

事件連鎖效應的持續發生

「胖貓」引發關注後產生了一系列後續：前女友出現在微博、網友給胖貓點外賣進行紀念、發現外賣出現空包、相關外賣公司開除員工並捐贈一百萬⋯⋯可以說，胖貓事件因為對觀衆情緒的挑動，從線上引發了線下的一系列連鎖事件，而公衆因為胖貓採取的線下行動並沒有遭遇阻攔、且後續事件也在社交媒體得到了充分曝光，而導致公衆對胖貓事件的討論熱情不斷延長。

而梅大高速事件的後續：救援經過、遇難者家屬的近況、賠償方案、事故成因調查⋯⋯直到今天，因為對媒體報道的禁止，公衆依然沒能得知事件的後續情況，更無法對此事真正介入參與。

一段私人的親密關係得到全民審判，一樁公共事件被大衆遺忘，胖貓譚竹事件與梅大高速悲劇在輿論場的熱度區別，證明了在今天的中國，因為線下空間的壓縮、對新聞媒體的制約、能得到公共關注的事件並不在於公共性，而在於社交平台決定呈現什麼、怎樣呈現。

假性性別進步

女權主義者幾乎是沒有選擇地必須加入對譚竹的聲援。

當然，議題操縱並不是每一次都會成功，平台試圖煽動公衆情緒，前提是知道公衆情緒的引爆點是什麼。

胖貓事件能在輿論場激起如此之大的水花，並非只用厭女這一社會文化的潛意識可以解釋——除了公衆對圍獵女性的熱情之外，還來自於網絡的泛女權社群對這種厭女圍剿的抵制。當厭女情緒裹挾着社會大衆對譚竹進行從線上到線下的圍剿時，女權主義者幾乎是沒有選擇地必須加入對譚竹的聲援。儘管新浪微博封禁了一批試圖聲援譚竹的女性賬號，但直到官方通報出現，泛女權社群對於譚竹的聲援並未停止。

泛女權社群的堅持與對污名化女性行為的抵制值得讚美，然而女權主義者應該為官方通報最終為譚竹進行了「澄清」感到高興嗎？必須意識到的是，當我們討論公衆進行議程設置的自主性被官方與平台以轉移注意力的方式剝奪時，無論女權主義者對胖貓與譚竹的這段親密關係進入如何的解釋與分析，女權主義們的執着與激情本身，就是官方與平台被利用的公衆注意力的一部分。

在過去，女權行動者的關注與熱情還能指向具體的議程，如#Metoo中對司法制度、高校以及用人單位的具體訴求；即使在#Metoo遭遇打擊後，女權主義者依然可以抓住突發的性別事件——如徐州小花梅與唐山女性被毆打事件——作為機會來展現女性的社會關注與行動力；但是，在線下行動遭遇打壓、線上的言論空間日益緊縮的當下，女權主義者們雖然還保持着自身對性別議題的巨大熱情，卻面對着無法設置自身性別議程的尷尬處境。

而國家對女權主義者、或者說廣泛的女性性別意識的覺醒，其採取的策略，也從#Metoo後期的打壓禁言，到徐州小花梅事件的疲於應對，終於來到更加有效的收編與利用：從Lisa 瘋馬秀利用女性的不安感強化民族主義敘事，再到胖貓譚竹事件，直接利用性別議題吸引關注，轉移焦點。

過去，輿論轉移採取的往往是以其他突發事件來轉移焦點，現在，在胖貓事件中，輿論有意識地利用爭議性話題來對大衆進行情緒上的操縱。

如果說過去，輿論轉移採取的往往是以其他突發事件來轉移焦點，那麼現在，在胖貓事件中，輿論有意識地利用爭議性話題來對大衆進行情緒上的操縱。爭議性的基礎，來自輿論引導方精準地識別了2018年以來廣泛的泛女權社群以及年輕女性高漲的性別意識，也同樣離不開在近年來越來越普遍的、在年輕男性中的厭女情緒。

年輕男性的厭女情緒，既是一種對女性意識崛起的有意回應，更來自於國家的有意放縱，以及經濟下行週期對傳統異性戀模式的打擊。

在2018年的#Metoo運動中，女性先是在性騷擾議題中鼓勵女性重視個人感受，以及身體自主權的訴求，這其中必然涉及到對男性日常行為的約束，男性也因此反抗，其中的重點就是對女性的不信任，視站出來講述自身經歷的女性為「誣告」。

如果說對性騷擾受害者的不理解還是男性對女性生命經驗的缺乏想象，那麼司法制度中對於性騷擾訴訟的證據標準過於嚴苛、常常以不公開審判為理由限制受害者與律師的信息公開、媒體審查帶來的報道缺位、女權主義者在被禁言與打擊的過程中缺少進行公共倡導與討論的空間⋯⋯所有的這一切同樣抽空了#Metoo中尋求制度改善與社會結構改善的公共訴求，讓運動變成了「女性相信女性、男性相信男性」的彼此站隊，政府從責任中抽身，女性與男性的對立情緒愈演愈烈。

男女對立情緒的加重，政府的抽身與放縱責無旁貸。

在對立情緒加重的同時，男性對女權主義者的網絡暴力是被官方默許的：2021年官方對女權行動者的污名化，允許男性對網絡女權主義者的人肉網暴，更有多位普通女性因為微博發言被人肉、舉報而丟失體制內或者教師崗位的工作；孫笑川貼吧、帝吧等男性進行有組織性網暴的網絡空間依然長期存在，都可以視為國家對男性仇恨情緒的引導與縱容：當言論本身會受到審查時，對輿論的引導只需要不加限制的縱容即可。

如果說男性對女權主義者的攻擊，來自政府對輿論平台男性暴力的有意縱容，那麼在胖貓譚竹事件中，男性被激發的情緒則指向了一位普通女性：即使胖貓本人並未留下任何指控譚竹隻言片語，中國互聯網上的廣大年輕男性，依然通過幾句聊天記錄與轉賬記錄，對一位陌生女性爆發了最大的惡意。

如果說女權主義者對親密關係的主張，還涉及到女性的獨立與對異性戀制度的反思，那麼胖貓與譚竹的關係所體現的，其實是一種最傳統的異性戀關係：女性在親密關係中提供情感勞動、家務勞動等無償勞動，男性則提供經濟支撐——這正是異性戀最根深蒂固的存在形式：男性因為原生家庭的支持、勞動市場的偏向，在社會中可以獲得更多資源，與此同時，女性從事的社會再生產勞動往往得不到公共價值的承認，也因為用人單位的性別歧視與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普遍現實，難以在原生家庭與主流社會中得到更多資源，只能以異性戀親密關係為前提，從事再生產勞動以獲取家庭內部的生存資源。

傳統異性戀關係看似穩固，卻有一個經濟上的前提：即男性可以持續並穩定地獲取經濟資源。然而，在經濟環境日益下行的當下，中國男性對胖貓譚竹案產生的憤怒，與其說是一種對女性個體的厭惡，不如說是一種對傳統異性戀關係的恐懼：當男性無法保持收入的穩定、同時對未來的可持續性收入缺少信心時，傳統的異性戀模式也在此失效。

在經濟環境日益下行的當下，中國男性對胖貓譚竹案產生的憤怒，與其說是一種對女性個體的厭惡，不如說是一種對傳統異性戀關係失效的恐懼。

當上一代男性還在渴求家庭與後代時，經濟緊張的年輕一代男性更多考慮的是，如何保住或維持自己已經有限的生存資源。如果說在十年前，社會還默認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思路，那麼在經濟下行週期，從「妻子做家庭主婦、孩子上私立學校、上槓杆買房」的中產破產三部曲，到普遍下滑的結婚率與生育率，無一不說明着，缺少外部經濟環境作為供養，傳統的異性戀關係或社會家庭結構，也面臨着岌岌可危的生存空間。

如果說在過去，「反婚反育」還是中國接受過高等教育、一代計劃生育政策下的單身女兒們的進步宣言，那麼在失業率高企的今天，「反婚反育」同樣成為了一代青年男性面對經濟困境的被動選擇。在今天的社交平台上，青年男性對女性的怒火，從過去宣稱反婚反育、訴求遠離男性、擺脫男性對女性控制的激進女權主義者，蔓延到了如譚竹這樣，還處於傳統異性戀模式中的普通女性，這無疑是一種性別對立的激化。

表面上看，這樣的矛盾來自於擁有性別意識的女性拒絕再進行情感與家務的無償勞動、男性則拒絕對傳統異性戀關係中常常由女性所付出的無償勞動進行反思，然而，這件事的核心，則是年輕男性無力再為女性的社會再生產勞動買單，而政府則拒絕提供更多生育補貼、社會化育兒服務——結婚率與生育率的下降並非只是女性的進步選擇，是社會經濟結構的惡化導致了傳統的異性戀關係缺少經濟供養，從而岌岌可危。

胖貓與譚竹事件引起的男女辯論，與過去性別議題的區別在於，在這次事件中，女權主義者為了抵制來自男性的網絡暴力，不得不主動捍衛曾經試圖擺脫的傳統異性戀模式，為譚竹辯論的唯一策略，就是論證女性在親密關係中扮演傳統角色以換取生存資源的合理性，然而這種合理性的來源，是建立在父權制對女性的社會再生產勞動的無視，以及默認女性在勞動市場中處於附屬地位的歧視。

而中國男性對傳統異性戀關係的抗拒，也並非一種基於性別理論的進步：男性依然期待獲得傳統異性戀的好處，只是因為社會資源的緊張，拒絕對女性進行任何經濟補償，這同樣來自於女性再生產勞動的價值並未得到普遍的社會承認，這種不承認讓男性的怒火直接導向了作為普通個體的女性，而這種不承認也是父權制政府拒絕提供育兒補償與社會化育兒的理由。

如果說傳統家庭模式，在經濟上行週期，還是一種作為主流男性與父權制政府的雙贏，那麼在經濟下行週期，傳統家庭結構對女性社會再生產勞動的無視，則讓異性戀親密關係變成了一種危險的零和博弈，更讓依然處於經濟弱勢地位的女性、以及需要進入親密關係來獲取生存資源的女性，不得不面對男性的怒火與輿論的圍獵。

異性戀親密關係變成了一種危險的零和博弈，更讓依然處於經濟弱勢地位的女性、以及需要進入親密關係來獲取生存資源的女性，不得不面對男性的怒火與輿論的圍獵。

湮滅

政府在收尾公告中看似給予了一個對女性有利的解釋：根據胖貓與譚竹「互見父母」這樣進入傳統婚姻制度的努力，默認了這段親密關係的「正當性」，也默認了這段親密關係中傳統異性戀關係的正當性。這種對親密關係的解釋，深刻反映了父權制政府對人與人之間關係擁有最終的定義權——只有要進入婚姻制度的關係才是正常的，想要進入婚姻制度的關係才可以得到法律的保護，這在事實上加劇了「女性必須走進婚姻才是好女性」的不平等規則，女權主義者為了譚竹的安全，將個人關係的定義權讓渡給了政府，也讓渡了政府對女性的控制權。

在男女矛盾難以調和的韓國，保守派的總統尹錫悅通過迎合厭女情緒深重的韓國年輕男性贏得了2022年總統選舉—— 父權制政府因為對性別議題的操縱而從中獲益，並非缺少先例。當政府對性別議題的應對手段不斷進步，從簡單的言論打壓到從對立情緒中抽身政府責任，女權主義者，或者所有女性，將要面對的輿論處境也將越加複雜。

胖貓的悲劇，則被忽略了原生家庭的問題、社會對邊緣化職業的歧視、忽略了邊緣群體所需要的社會化支持；而一段或許對於死者來說最重要的親密關係，成為了轉移公共危機的輿論工具，讓譚竹接連承受輿論的滔天怒火。胖貓家人對譚竹的報復，從一開始成為轉移公共危機的關鍵一環，在平台縱容與引導下獲得巨大流量後，又隨着胖貓家人報警失敗，將矛盾指向公權力，而最終被一紙公告禁言。

政府成為了這場網絡暴力的唯一受益者與最終裁判，這場宣判最終強化了父權制結構所定義的「正常關係」，讓女權主義者不得不屈服於這種傳統父權制關係對傳統異性戀關係的所謂保護，這場宣判也讓胖貓的家人在輿論場完全消失——輿論操縱的痕跡也隨之消失。

女權主義者為了譚竹的安全，將個人關係的定義權讓渡給了政府，也讓渡了政府對女性的控制權。

而在關於二人的正反雙方爭論裏，人們都忽視了個體存在的尊嚴：人所擁有的珍貴的與他人的真實關係，人也應該擁有對自己的愛與悲傷進行自我書寫的權利。

胖貓的死亡在粗暴的討論中被利用，導致梅州高速事件的四十位死者被公衆遺忘，而胖貓的真實愛恨也在這種利用中被改寫，當公衆自以為在進行關於正義的討論時，真實的生命卻在這種討論中不得不面對第二次的死亡。報警16天后，還活着的譚竹終於在一紙通報中獲得了認可，然而她的生活終於能獲得平靜嗎？誰又能對她受到的傷害真正負責？

當公共危機依然在以群體狂歡作為轉移，在女權主義者備受打擊的線上線下尋回對性別議題的主動權之前，這樣的故事必然將再次循環往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