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6日，时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宣布成立台湾民众党。彼时他刚刚在2018年九合一大选的三脚督战局中赢得连任。而2014年曾与其合作的民进党在当年则最终选择自提候选人，双方也正式宣布分道扬镳。当时的“第三势力代表”时代力量内部则在是否支持柯文哲的问题上左右为难。
民众党选举时喊出“蓝绿推一边，民众摆中间”的口号，已然展露出柯文哲与蓝绿两党分庭抗礼的野心。不过民众党在成立一年后就一跃成为国会第三大党的速度，还是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尽管在台北市长任期内，柯文哲已因双城论坛和“两岸一家亲”问题备受争议，但2024年总统大选中，常称的“蓝绿一样烂”的柯文哲与民众党不仅向国民党靠拢，甚至一度准备“蓝白合”。更令人惊奇的是，“蓝白合”的闹剧结束后，民众党的许多支持者依旧将民众党与柯文哲视为“第三势力”的代表。
各色各样的第三势力政党
第三势力在台湾其实并非新鲜事。
广义来说，在民进党成立后，台湾就曾经出现过各色各样的第三势力政党。例如：1991年由“国会战神”朱高正以“国民党烂，民进党乱”起义，退出民进党后创立中华社会民主党，可惜时不我予，当年“跳脱蓝绿”并未被选民买单；1993年由不满当时国民党党主席李登辉的赵少康、李胜峰、郁慕明等人成立的以“小市民的政党”自居的新党；1996年一群不满民进党统独立场的台独运动人士成立的建国党等等。
2000年，由离开国民党的宋楚瑜成立的亲民党，并在2001年首次投入国会选举便拿下46席，“橘营”取代新党成为第三大党。
。而2001年由辞去国民党党主席的李登辉以及跟随其出走的国民党本土派立委成立的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也曾经长期位居国会第三大党的位置。
和民进党同时发展起来的台湾社会运动，虽然其首要目标在于改变既有社会结构与关系，不以参与选举取得国家力量为首要目标，但是由于选举是现代民主国家中重要的分配政经社会资源的手段，因此对社会变革有强烈企图心的社运团体，许多也推出自己候选人参与选举或是成立政党，其中最着名的就是在1996年成立，关注环境、劳工、性别、弱势族群议题的台湾绿党。
而劳工运动由于直接承接19世纪以来阶级运动的遗产，对于如何看待国家权力以及选举政治，有着更丰富的思想资源以及历史实践经验。早在和民进党成立同时期，当时台湾工运就曾创立了工党，而后部分党内人士出走，成立了现在具有浓厚“左统”色彩的劳动党。
在社会运动之外，90年代的学生运动对于相关议题也颇为重视，1994年由一群参与过1990年野百合学运的学运干部编写的《野百合通讯》第六期，即以专题讨论“社运政治化”议题，其中部分文章的作者，后来成为2015年的“绿党社会民主联盟”（简称：绿社盟）中的核心推动者之一。
尽管赵少康1993年率先提出“第三势力”一词，但这一名词的再度流行要追溯到2005年，前民进党青年发展部主任周奕成与一群学者提出“第三社会”的理论，指国民党与民进党分别代表第一与第二社会，第三社会则是超越统独、没有历史包袱的新社会力量，并随之成立“第三社会党”。而“第三势力”这一名词也就不胫而走，成为对蓝绿两党之外新的政治势力的统称。
如果跳脱开蓝绿叙事与“第三社会”论述中对第一第二社会的分类，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国民两党所代表的社会力量。
在国民党1949年因国共内战败退来台之后，除了自中国大陆逃难来的“外省人”族群之外，国民党也逐渐在漫长的统治中吸纳、培植了台湾的地方势力，与台湾的大企业主一道构成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而台湾的“本省人”族群、部分地方势力与新兴产业则在国民党统治中被排挤，成为“党外”势力的社会基础，最终在1986年凝结成为民主进步党。
而台湾的工人、农民，以及特别是同样在经济腾飞中出现的新中产阶级（即台湾社会称的小市民）和许多中小企业主，尽管同样部分属于“本省”或“外省”的族群，也有许多支持国民两党，却因为两党都无法或不愿意回应其诉求，因此逐渐形成一股新的社会力量。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群体内部的异质性极高，其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力量。
各种以第三势力之名的讨论与政治实践，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社会力量变化中展开。而第三势力是否可能或者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则是要根据当时蓝绿阵营内外条件以及社会力发展的状态来决定。
2008-2016的独特历史情境
第三势力政治虽然在台湾不是第一次出现，然而对于台湾第三势力政治来说，2008年到2016年却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情境。
首先，民进党在2008年选举的挫败，不仅丢掉了执政权，更重要的是，民进党过去在90年代以“本土”之名所建立的文化霸权和价值坚持几乎完全丧失了道德正当性。对许多人来说，陈水扁执政后期的表现，让“本土”从原本带有批判性意涵的一种概念，变成可以包庇一切政治、道德上的扭曲行为的托辞。
从社会基础的面向来观察，尽管民进党自90年代以来不断试图收编地方势力，过去国民党统治台湾五十余年所建立或掌握的地方实力，并不是绿营在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但秉持着以本土为名的政治理想与道德坚持，使得民进党可以在成立十数年之后，就立刻取得中央的执政权，完成台湾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但是八年执政的挫败，特别是陈水扁执政后期的表现，快速的消耗了绿营过去累积的软实力，甚至包括从党外时期继承来的政治资产。2008年民进党不仅在总统选举中大败，在国会选举中也仅获得27席，是有史以来最低的纪录。民进党内一度因选举的惨败风雨飘摇，党内外也对民进党是否能再次执政充满质疑，甚至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认为民进党可能成为永远的在野党。
其次，在陈水扁执政之初，社运团体内部就已经有人提出：“让做神的转去庙，做鬼的转去墓仔埔”（编按：墓仔埔即墓园），政治运动跟社会运动各自努力，各走各的路的说法。
在2000年陈水扁上任之后，民进党掌握的行政院先是在“双周84工时”斗争遭到劳工团体强烈抗议（注1），又在社会毫无准备、政治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突然提出核四停建案（注2），最后被蓝营掌握的立法院以多数席次驳回，几乎使反核运动无以为继。不仅本就对民进党抱持怀疑态度社会运动团体提出强烈批评，部分90年代跟绿营友好的社运团体也无法接受，开始面对“走自己的路”的选择。
绿营执政后期，蓝绿两党的政治冲突愈演愈烈，“蓝绿恶斗”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为台湾一般民众对于政治的观感，台湾民众对于“超越蓝绿”的第三势力政治的期待也因而产生。
此外，在宣传与组织方式上，由互联网与移动通讯带来的社群媒体风潮，使得社运团体与小党掌握更多宣传与组织工具，产生更多“小虾米搏倒大鲸鱼”的可能。在制度面上，选举制度的改革使得立法委员选举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政党票”的出现这使得小型政党有更多参选机会。社会领域和选举制度的变化，使得90年代社运团体经常在讨论的“社运政治化”更具有成为现实政治力量的可能。
再者，尽管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当选总统并且取得国会多数。然而经历过首次政党轮替的国民党，既没有因为失去八年的执政权而改变既有的体质，也没有改变与90年代以后萌生的社会力量的关系。面对解严之后日趋开放、多元化的台湾社会，蓝营似乎还是跟90年代一样的进退失据。
马英九上任后国民党不断因中央或地方的执政引发争议，甚至促成几波大型的群众运动，小型的地方或议题性抗争也此起彼伏。这些社会运动共同构成了2014年三一八学运的社会基础，也使得国民党的支持率不断创下新低，最终在2016年同时丢失了立法院的多数席次与总统职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势力迎来了大爆发。各个社运团体也都跃跃欲试，以成立新政党或参与旧的第三势力政党的方式介入选举政治，以集体或个别的方式投入选战。现在活跃在台面上的时代力量、社民党、柯文哲等，几乎都在这一时期崛起。另外有些社运干部在经历过地方性的社会运动后，选择在地方上蹲点扎根，并且持续的挑战地方乡镇长或民意代表的选举。
在这些行动中，政治视野和参与者的广度最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2014年318学运后的“素人参政”风潮，许多政党以及民间组织都纷纷投入基层培力，推举年轻人参选里长等基层职位。
2016年后第三势力政治空间的转变
正如上文所述，2008年的选举对于民进党来说，是一场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大挫败。但在推选政治资历上可说完全是绿营的局外人的蔡英文当选党主席后，民进党快速进行内部的调整，重新取得社会运动以及青年世代的支持。
相对于2012年后，因为政治、社会领域各种巨大冲突而陷入几近“天下围攻”境地的蓝营，民进党即使在2012年总统大选失利后，仍然保持了与民间社会良好的互动，因而在2014年一度翻转部分由国民党长期执政的地方政府，并快速地在挫败八年后再次取得执政权，甚至第一次在中央完全执政。
但是，在重新执政后，民进党一方面吸纳许多社运人士入阁或担任不分区立委，同时也敢于冒险推动一些社运或青年世代关注的议题。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相较于第一次执政，台湾的新社会力量透过民进党更深入地进入了国家治理。
但同时，这样的“吸纳”也缩小了过去社运团体的政治行动空间，再现了吴介民所说的“克劳塞维茨魔咒”（注3），其间利弊得失尚难简单的论断。
2020年之后，出于2018年地方县市长选举失利的负面经验，尤其是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带来的震撼，民进党开始调整其面对第三势力政治以及社运的态度。而两岸日益紧绷的形势也使得蓝绿的二元对立愈发明显，族群、两岸的问题不断压缩第三势力政治空间，许多新起的价值上亲近台湾主体性立场的小党开始面对如何继续生存的压力，而原本这些小党所代表的不稳定的社会力量，或者在两岸情势紧绷的情况下向民进党靠拢“归队”，或是因这些小党在内忧外患下表现出的不稳定而试图寻求新的政治代表。
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国民党的支持者其实长期包括人们称为“知识蓝”、“菁英蓝”或“经济蓝”的追求安定与稳定经济成长的保守群体存在。关于这群人的组成还有待细致的社会分析，但可以想见包括传统的军公教群体、在1960-1980台湾经济起飞年代蒙受成长红利的企业与中产阶级。对他们来说，蒋经国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所代表的政治形象是他们对政治与领导人不可磨灭的期待。
在蒋经国逝去近40年的今天，无论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还是2008年竞选总统时的马英九，甚或是“民进党的局外人”蔡英文，台湾的许多政治人物仍然有意或无意地操弄这一形象，已充分说明这一形象的影响力。
细究这一形象，其中既包括了蒋经国任内所代表的台湾80年代经济腾飞所创造的“台湾钱，淹脚目”（编按：比喻台湾遍地钱财、容易谋生）的经济图景，也包括蒋经国所创造出的“勤政爱民”的亲民形象，这种亲民形象的背后，则是一种高度裴隆主义式的政治想像：以一个全称式的“人民”来吸收、调和与掩盖一切社会矛盾。
此外，这一形象同时也包括了蒋经国任内“吹台青”（编按：指蒋经国自1971年后所推行的政策，政策主旨是起用台湾籍青年菁英担任政府要职）和其晚年大量任用技术官僚所带来的政府人事“年轻化”、“本土化”和“专业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知识分子崇拜而成的对技术官僚“活在象牙塔中不受政治斗争影响，利益无涉”的想像。
但是，纵使这个群体对于过去有美好的想像，但他们并非完全都活在过去。全球政经以及台湾社会在1990年代以后的变化，他们也有目共睹。如何延续过去的记忆以及价值以面对21世纪的变化，对他们来说却是个艰难的课题。
而此时，过去做为保守群体的政治代表的国民党却已失去探索未来的思维能力与创新前进的行动力。国民党内部缓慢的世代交替，无法让党内年青世代和新思维像民进党内部一样的快速成长扩散。而在运用社群媒体等新传媒工具的能力上，国民党更是远远落后于民进党。
完全是政治外行的大资本家郭台铭执意代表蓝营参选，其实显示了过去台湾社会支持国民党的社会群体，对于僵化落后的国民党党机器的不满。2018蓝营内部刮起的“韩国瑜旋风”，则可以视为国民党内迂回的要求党内改革的期待，即使最后还是以一种倒退、停滞的方式作结。过去台湾社会内部稳定支持国民党的群体，对于国民党的不满已经不是因为国民党一再地在选举与重大政治冲突中失利的表现，而是因为除了在政治外交上亲近中国以外，国民党完全无法展现其对于未来的想像力。
柯文哲在总统大选选择跟蓝营合作，其实可以看作是争取抢夺台湾社会保守群体的文化霸权的行动。
回顾柯文哲的崛起，他2014年以“无党无派”的医生形象进入政坛，言必称“科学、理性”，又以经常“失言”、坐公车上下班等形象闻名，其实高度符合蒋经国时代技术官僚群体所代表的“利益无涉”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而“以民众为本”、“把国家还给你”等口号更是直接重现了蒋经国所代表的裴隆主义式的政治想像。
这一形象搭配新媒体工具的使用，使柯文哲似乎成为能够在延续过去记忆的同时又面对21世纪变化的最佳人选，因此俘获了试图寻求新政治代表的不稳定的社会力量的芳心。民众党首先与亲民党展开合作，更吸纳许多亲民党的资深政治人物，除了政治权谋的考量外，从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形象来看，也其来有自。
柯文哲的兴起与国际上大多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其实并无二致：当传统的政治结构与政党逐渐失灵，无法完全被吸纳的社会力量就会寻求新的代表。只是，在台湾所面对的两岸紧张局势的特殊历史时空下，在价值上亲近台湾主体性立场的小党不断面临生存危机，柯文哲与民众党才能异军突起，甚至成为“第三势力”的代表。
从世代政治的角度来看，国民党的困境，在于不管30年前或30年后，社会的年青世代即使不喜欢民进党，也不会想投入支持国民党。这种境况不但突显了绿营和第三势力正力壮大的空间，同时也显示了一个冷酷的现实：时间并不站在蓝营这边。
在近日来的台湾总统大选选情中，由于缺乏清楚的政治理念与政策纲领，“蓝白合”的破局并不让人意外，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国民党竟然推选出不管在年龄、形象、经历、思维都跟主流社会有很大距离的赵少康担任副手。相较于中规中矩的萧美琴、跳TONE的赖佩霞，及明显是急就章但争取年青世代意图明显的“新光公主”吴欣盈，在“性别主流化”已成重要政治社会议题的当下，这个差异更是非常的明显。
国民党在副手人选中所显示的政治思维，似乎是在表示这个台湾第二大党，如果是没有能力就是没有意愿想要跟现在的台湾社会对话。从民进党在2008年以及2018年的选举失败中再起的历史，可以看出一次选举的失败不见得就是政党的末日。但是如果缺乏前进的意愿，则未来等待蓝营的可能是层出不穷的政治鲨鱼。
从蓝白合最后破局的结果来看，现阶段蓝营仍然可以继续拒绝向外学习、拒绝自我革新、无视任何新社会力量崛起，并挟带庞大资源碾压、漠视第三势力政治的存在。但是长远来看，时间并不站在蓝营这一边。如果蓝营持续停滞僵化，未来十到二十年，台湾的重要政治议程之一将会是绿营以及新起的政治力量，如何分食蓝营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基础。
当然，这里面确实存在出现所谓超越蓝绿的第三势力的可能，但也有新泛蓝、新保守主义政治出场的可能，柯文哲的诞生就已证明这一点，而即使是打着进步旗号进入政治领域的时代力量与其前主席黄国昌，也多次未能抵挡民粹主义的诱惑。
人们经常对于第三势力政治，有一种理想主义、前进、先锋的想像。然而由于第三势力所依赖的社会力量具有高度的异质性，新兴的政治势力未必代表理想、进步的力量。从近20余年的全球政治变化来看，所谓的第三势力其实有着保守，或者更准确的说新保守主义的面貌的可能，而这种情况在传统保守派政党陷入进退失据的僵局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
1994年5月出版的《野百合通讯》第六期“社运政治化专题”里面的文章强调：“社会运动不排斥选举，排斥的是依着父权的社会关系的选举运动”、“根基是在社会关系的改变”⋯⋯云云。当时写作这些文章的大学生，可能都无法想像台湾有朝一日，会有今日绿营执政、蓝营失势、第三势力风起云涌的现象。
但是也许正是在此时此刻，当时所做出的可能带点空想性质的思维，反而更值得深思。今天台湾台面上各种形式的第三势力，究竟是立足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上？而其政治运作究竟是改变了既有的社会关系，又或是被改变？这才是自诩进步的第三势力必须也应该思考的问题。
注1：指陈水扁上台之后，不践行其“2002年实施（周）40工时”的承诺，隔年连后来妥协下产生已经完成立法程序的“双周84工时”，也意图以修法的方式收回。
注2：2000年10月27日，陈水扁与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就第四核电厂续建问题进行会面。未料会面结束仅一个小时，时任行政院长张俊雄就宣布停建核四，导致国民党籍与亲民党籍立法委员提案罢免总统，陈水扁政府最后让步宣布续建核四。
注3：吴介民在2002年的论文中指出的一旦民进党取得中央政府的执政权，民主运动人士大量投入执政团队，由于权力位置的挪转，社会改革的议题就迅速面临失焦的难题，甚至使原先充满批判活力的社会运动场域陷入空洞化的危机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