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6日，時任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宣布成立台灣民眾黨。彼時他剛剛在2018年九合一大選的三腳督戰局中贏得連任。而2014年曾與其合作的民進黨在當年則最終選擇自提候選人，雙方也正式宣布分道揚鑣。當時的「第三勢力代表」時代力量內部則在是否支持柯文哲的問題上左右為難。
民眾黨選舉時喊出「藍綠推一邊，民眾擺中間」的口號，已然展露出柯文哲與藍綠兩黨分庭抗禮的野心。不過民眾黨在成立一年後就一躍成為國會第三大黨的速度，還是使許多人感到驚訝。
儘管在台北市長任期內，柯文哲已因雙城論壇和「兩岸一家親」問題備受爭議，但2024年總統大選中，常稱的「藍綠一樣爛」的柯文哲與民眾黨不僅向國民黨靠攏，甚至一度準備「藍白合」。更令人驚奇的是，「藍白合」的鬧劇結束後，民眾黨的許多支持者依舊將民眾黨與柯文哲視為「第三勢力」的代表。
各色各樣的第三勢力政黨
第三勢力在台灣其實並非新鮮事。
廣義來說，在民進黨成立後，台灣就曾經出現過各色各樣的第三勢力政黨。例如：1991年由「國會戰神」朱高正以「國民黨爛，民進黨亂」起義，退出民進黨後創立中華社會民主黨，可惜時不我予，當年「跳脫藍綠」並未被選民買單；1993年由不滿當時國民黨黨主席李登輝的趙少康、李勝峰、郁慕明等人成立的以「小市民的政黨」自居的新黨；1996年一群不滿民進黨統獨立場的台獨運動人士成立的建國黨等等。
2000年，由離開國民黨的宋楚瑜成立的親民黨，並在2001年首次投入國會選舉便拿下46席，「橘營」取代新黨成為第三大黨。
。而2001年由辭去國民黨黨主席的李登輝以及跟隨其出走的國民黨本土派立委成立的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也曾經長期位居國會第三大黨的位置。
和民進黨同時發展起來的台灣社會運動，雖然其首要目標在於改變既有社會結構與關係，不以參與選舉取得國家力量為首要目標，但是由於選舉是現代民主國家中重要的分配政經社會資源的手段，因此對社會變革有強烈企圖心的社運團體，許多也推出自己候選人參與選舉或是成立政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1996年成立，關注環境、勞工、性別、弱勢族群議題的台灣綠黨。
而勞工運動由於直接承接19世紀以來階級運動的遺產，對於如何看待國家權力以及選舉政治，有著更豐富的思想資源以及歷史實踐經驗。早在和民進黨成立同時期，當時台灣工運就曾創立了工黨，而後部分黨內人士出走，成立了現在具有濃厚「左統」色彩的勞動黨。
在社會運動之外，90年代的學生運動對於相關議題也頗為重視，1994年由一群參與過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學運幹部編寫的《野百合通訊》第六期，即以專題討論「社運政治化」議題，其中部分文章的作者，後來成為2015年的「綠黨社會民主聯盟」（簡稱：綠社盟）中的核心推動者之一。
儘管趙少康1993年率先提出「第三勢力」一詞，但這一名詞的再度流行要追溯到2005年，前民進黨青年發展部主任周奕成與一群學者提出「第三社會」的理論，指國民黨與民進黨分別代表第一與第二社會，第三社會則是超越統獨、沒有歷史包袱的新社會力量，並隨之成立「第三社會黨」。而「第三勢力」這一名詞也就不脛而走，成為對藍綠兩黨之外新的政治勢力的統稱。
如果跳脫開藍綠敘事與「第三社會」論述中對第一第二社會的分類，我們可以簡要概括國民兩黨所代表的社會力量。
在國民黨1949年因國共內戰敗退來台之後，除了自中國大陸逃難來的「外省人」族群之外，國民黨也逐漸在漫長的統治中吸納、培植了台灣的地方勢力，與台灣的大企業主一道構成其統治的社會基礎。而台灣的「本省人」族群、部分地方勢力與新興產業則在國民黨統治中被排擠，成為「黨外」勢力的社會基礎，最終在1986年凝結成為民主進步黨。
而台灣的工人、農民，以及特別是同樣在經濟騰飛中出現的新中產階級（即台灣社會稱的小市民）和許多中小企業主，儘管同樣部分屬於「本省」或「外省」的族群，也有許多支持國民兩黨，卻因為兩黨都無法或不願意回應其訴求，因此逐漸形成一股新的社會力量。不過，也正因為這一群體內部的異質性極高，其始終未能形成一個穩定的社會力量。
各種以第三勢力之名的討論與政治實踐，正是在這樣複雜的社會力量變化中展開。而第三勢力是否可能或者以什麼樣的面貌出現，則是要根據當時藍綠陣營內外條件以及社會力發展的狀態來決定。
2008-2016的獨特歷史情境
第三勢力政治雖然在台灣不是第一次出現，然而對於台灣第三勢力政治來說，2008年到2016年卻是一個獨特的歷史情境。
首先，民進黨在2008年選舉的挫敗，不僅丟掉了執政權，更重要的是，民進黨過去在90年代以「本土」之名所建立的文化霸權和價值堅持幾乎完全喪失了道德正當性。對許多人來說，陳水扁執政後期的表現，讓「本土」從原本帶有批判性意涵的一種概念，變成可以包庇一切政治、道德上的扭曲行為的托辭。
從社會基礎的面向來觀察，儘管民進黨自90年代以來不斷試圖收編地方勢力，過去國民黨統治台灣五十餘年所建立或掌握的地方實力，並不是綠營在短時間內能夠改變的。但秉持著以本土為名的政治理想與道德堅持，使得民進黨可以在成立十數年之後，就立刻取得中央的執政權，完成台灣的第一次政黨輪替。
但是八年執政的挫敗，特別是陳水扁執政後期的表現，快速的消耗了綠營過去累積的軟實力，甚至包括從黨外時期繼承來的政治資產。2008年民進黨不僅在總統選舉中大敗，在國會選舉中也僅獲得27席，是有史以來最低的紀錄。民進黨內一度因選舉的慘敗風雨飄搖，黨內外也對民進黨是否能再次執政充滿質疑，甚至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認為民進黨可能成為永遠的在野黨。
其次，在陳水扁執政之初，社運團體內部就已經有人提出：「讓做神的轉去廟，做鬼的轉去墓仔埔」（編按：墓仔埔即墓園），政治運動跟社會運動各自努力，各走各的路的說法。
在2000年陳水扁上任之後，民進黨掌握的行政院先是在「雙週84工時」鬥爭遭到勞工團體強烈抗議（註1），又在社會毫無準備、政治力量不足的情況下突然提出核四停建案（註2），最後被藍營掌握的立法院以多數席次駁回，幾乎使反核運動無以為繼。不僅本就對民進黨抱持懷疑態度社會運動團體提出強烈批評，部分90年代跟綠營友好的社運團體也無法接受，開始面對「走自己的路」的選擇。
綠營執政後期，藍綠兩黨的政治衝突愈演愈烈，「藍綠惡鬥」正是在這一時期成為台灣一般民眾對於政治的觀感，台灣民眾對於「超越藍綠」的第三勢力政治的期待也因而產生。
此外，在宣傳與組織方式上，由互聯網與移動通訊帶來的社群媒體風潮，使得社運團體與小黨掌握更多宣傳與組織工具，產生更多「小蝦米搏倒大鯨魚」的可能。在制度面上，選舉制度的改革使得立法委員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政黨票」的出現這使得小型政黨有更多參選機會。社會領域和選舉制度的變化，使得90年代社運團體經常在討論的「社運政治化」更具有成為現實政治力量的可能。
再者，儘管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當選總統並且取得國會多數。然而經歷過首次政黨輪替的國民黨，既沒有因為失去八年的執政權而改變既有的體質，也沒有改變與90年代以後萌生的社會力量的關係。面對解嚴之後日趨開放、多元化的台灣社會，藍營似乎還是跟90年代一樣的進退失據。
馬英九上任後國民黨不斷因中央或地方的執政引發爭議，甚至促成幾波大型的群眾運動，小型的地方或議題性抗爭也此起彼伏。這些社會運動共同構成了2014年三一八學運的社會基礎，也使得國民黨的支持率不斷創下新低，最終在2016年同時丟失了立法院的多數席次與總統職位。
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三勢力迎來了大爆發。各個社運團體也都躍躍欲試，以成立新政黨或參與舊的第三勢力政黨的方式介入選舉政治，以集體或個別的方式投入選戰。現在活躍在台面上的時代力量、社民黨、柯文哲等，幾乎都在這一時期崛起。另外有些社運幹部在經歷過地方性的社會運動後，選擇在地方上蹲點扎根，並且持續的挑戰地方鄉鎮長或民意代表的選舉。
在這些行動中，政治視野和參與者的廣度最讓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2014年318學運後的「素人參政」風潮，許多政黨以及民間組織都紛紛投入基層培力，推舉年輕人參選里長等基層職位。
2016年後第三勢力政治空間的轉變
正如上文所述，2008年的選舉對於民進黨來說，是一場從內到外、從上到下的大挫敗。但在推選政治資歷上可說完全是綠營的局外人的蔡英文當選黨主席後，民進黨快速進行內部的調整，重新取得社會運動以及青年世代的支持。
相對於2012年後，因為政治、社會領域各種巨大衝突而陷入幾近「天下圍攻」境地的藍營，民進黨即使在2012年總統大選失利後，仍然保持了與民間社會良好的互動，因而在2014年一度翻轉部分由國民黨長期執政的地方政府，並快速地在挫敗八年後再次取得執政權，甚至第一次在中央完全執政。
但是，在重新執政後，民進黨一方面吸納許多社運人士入閣或擔任不分區立委，同時也敢於冒險推動一些社運或青年世代關注的議題。從某個意義上來說，相較於第一次執政，台灣的新社會力量透過民進黨更深入地進入了國家治理。
但同時，這樣的「吸納」也縮小了過去社運團體的政治行動空間，再現了吳介民所說的「克勞塞維茨魔咒」（註3），其間利弊得失尚難簡單的論斷。
2020年之後，出於2018年地方縣市長選舉失利的負面經驗，尤其是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帶來的震撼，民進黨開始調整其面對第三勢力政治以及社運的態度。而兩岸日益緊繃的形勢也使得藍綠的二元對立愈發明顯，族群、兩岸的問題不斷壓縮第三勢力政治空間，許多新起的價值上親近台灣主體性立場的小黨開始面對如何繼續生存的壓力，而原本這些小黨所代表的不穩定的社會力量，或者在兩岸情勢緊繃的情況下向民進黨靠攏「歸隊」，或是因這些小黨在內憂外患下表現出的不穩定而試圖尋求新的政治代表。
新保守主義的興起
國民黨的支持者其實長期包括人們稱為「知識藍」、「菁英藍」或「經濟藍」的追求安定與穩定經濟成長的保守群體存在。關於這群人的組成還有待細緻的社會分析，但可以想見包括傳統的軍公教群體、在1960-1980台灣經濟起飛年代蒙受成長紅利的企業與中產階級。對他們來說，蔣經國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所代表的政治形象是他們對政治與領導人不可磨滅的期待。
在蔣經國逝去近40年的今天，無論是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還是2008年競選總統時的馬英九，甚或是「民進黨的局外人」蔡英文，台灣的許多政治人物仍然有意或無意地操弄這一形象，已充分說明這一形象的影響力。
細究這一形象，其中既包括了蔣經國任內所代表的台灣80年代經濟騰飛所創造的「台灣錢，淹腳目」（編按：比喻台灣遍地錢財、容易謀生）的經濟圖景，也包括蔣經國所創造出的「勤政愛民」的親民形象，這種親民形象的背後，則是一種高度裴隆主義式的政治想像：以一個全稱式的「人民」來吸收、調和與掩蓋一切社會矛盾。
此外，這一形象同時也包括了蔣經國任內「吹台青」（編按：指蔣經國自1971年後所推行的政策，政策主旨是起用台灣籍青年菁英擔任政府要職）和其晚年大量任用技術官僚所帶來的政府人事「年輕化」、「本土化」和「專業化」，以及在這一過程中融合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知識分子崇拜而成的對技術官僚「活在象牙塔中不受政治鬥爭影響，利益無涉」的想像。
但是，縱使這個群體對於過去有美好的想像，但他們並非完全都活在過去。全球政經以及台灣社會在1990年代以後的變化，他們也有目共睹。如何延續過去的記憶以及價值以面對21世紀的變化，對他們來說卻是個艱難的課題。
而此時，過去做為保守群體的政治代表的國民黨卻已失去探索未來的思維能力與創新前進的行動力。國民黨內部緩慢的世代交替，無法讓黨內年青世代和新思維像民進黨內部一樣的快速成長擴散。而在運用社群媒體等新傳媒工具的能力上，國民黨更是遠遠落後於民進黨。
完全是政治外行的大資本家郭台銘執意代表藍營參選，其實顯示了過去台灣社會支持國民黨的社會群體，對於僵化落後的國民黨黨機器的不滿。2018藍營內部颳起的「韓國瑜旋風」，則可以視為國民黨內迂迴的要求黨內改革的期待，即使最後還是以一種倒退、停滯的方式作結。過去台灣社會內部穩定支持國民黨的群體，對於國民黨的不滿已經不是因為國民黨一再地在選舉與重大政治衝突中失利的表現，而是因為除了在政治外交上親近中國以外，國民黨完全無法展現其對於未來的想像力。
柯文哲在總統大選選擇跟藍營合作，其實可以看作是爭取搶奪台灣社會保守群體的文化霸權的行動。
回顧柯文哲的崛起，他2014年以「無黨無派」的醫生形象進入政壇，言必稱「科學、理性」，又以經常「失言」、坐公車上下班等形象聞名，其實高度符合蔣經國時代技術官僚群體所代表的「利益無涉」的高級知識分子形象。而「以民眾為本」、「把國家還給你」等口號更是直接重現了蔣經國所代表的裴隆主義式的政治想像。
這一形象搭配新媒體工具的使用，使柯文哲似乎成為能夠在延續過去記憶的同時又面對21世紀變化的最佳人選，因此俘獲了試圖尋求新政治代表的不穩定的社會力量的芳心。民眾黨首先與親民黨展開合作，更吸納許多親民黨的資深政治人物，除了政治權謀的考量外，從所代表的社會力量與政治形象來看，也其來有自。
柯文哲的興起與國際上大多民粹主義政治的興起，其實並無二致：當傳統的政治結構與政黨逐漸失靈，無法完全被吸納的社會力量就會尋求新的代表。只是，在台灣所面對的兩岸緊張局勢的特殊歷史時空下，在價值上親近台灣主體性立場的小黨不斷面臨生存危機，柯文哲與民眾黨才能異軍突起，甚至成為「第三勢力」的代表。
從世代政治的角度來看，國民黨的困境，在於不管30年前或30年後，社會的年青世代即使不喜歡民進黨，也不會想投入支持國民黨。這種境況不但突顯了綠營和第三勢力正力壯大的空間，同時也顯示了一個冷酷的現實：時間並不站在藍營這邊。
在近日來的台灣總統大選選情中，由於缺乏清楚的政治理念與政策綱領，「藍白合」的破局並不讓人意外，讓人跌破眼鏡的是，國民黨竟然推選出不管在年齡、形象、經歷、思維都跟主流社會有很大距離的趙少康擔任副手。相較於中規中矩的蕭美琴、跳TONE的賴佩霞，及明顯是急就章但爭取年青世代意圖明顯的「新光公主」吳欣盈，在「性別主流化」已成重要政治社會議題的當下，這個差異更是非常的明顯。
國民黨在副手人選中所顯示的政治思維，似乎是在表示這個台灣第二大黨，如果是沒有能力就是沒有意願想要跟現在的台灣社會對話。從民進黨在2008年以及2018年的選舉失敗中再起的歷史，可以看出一次選舉的失敗不見得就是政黨的末日。但是如果缺乏前進的意願，則未來等待藍營的可能是層出不窮的政治鯊魚。
從藍白合最後破局的結果來看，現階段藍營仍然可以繼續拒絕向外學習、拒絕自我革新、無視任何新社會力量崛起，並挾帶龐大資源碾壓、漠視第三勢力政治的存在。但是長遠來看，時間並不站在藍營這一邊。如果藍營持續停滯僵化，未來十到二十年，台灣的重要政治議程之一將會是綠營以及新起的政治力量，如何分食藍營的政治資源和社會基礎。
當然，這裡面確實存在出現所謂超越藍綠的第三勢力的可能，但也有新泛藍、新保守主義政治出場的可能，柯文哲的誕生就已證明這一點，而即使是打著進步旗號進入政治領域的時代力量與其前主席黃國昌，也多次未能抵擋民粹主義的誘惑。
人們經常對於第三勢力政治，有一種理想主義、前進、先鋒的想像。然而由於第三勢力所依賴的社會力量具有高度的異質性，新興的政治勢力未必代表理想、進步的力量。從近20餘年的全球政治變化來看，所謂的第三勢力其實有著保守，或者更準確的說新保守主義的面貌的可能，而這種情況在傳統保守派政黨陷入進退失據的僵局的時候就有可能發生。
1994年5月出版的《野百合通訊》第六期「社運政治化專題」裡面的文章強調：「社會運動不排斥選舉，排斥的是依著父權的社會關係的選舉運動」、「根基是在社會關係的改變」⋯⋯云云。當時寫作這些文章的大學生，可能都無法想像台灣有朝一日，會有今日綠營執政、藍營失勢、第三勢力風起雲湧的現象。
但是也許正是在此時此刻，當時所做出的可能帶點空想性質的思維，反而更值得深思。今天台灣台面上各種形式的第三勢力，究竟是立足在什麼樣的社會關係上？而其政治運作究竟是改變了既有的社會關係，又或是被改變？這才是自詡進步的第三勢力必須也應該思考的問題。
註1：指陳水扁上台之後，不踐行其「2002年實施（週）40工時」的承諾，隔年連後來妥協下產生已經完成立法程序的「雙週84工時」，也意圖以修法的方式收回。
註2：2000年10月27日，陳水扁與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就第四核電廠續建問題進行會面。未料會面結束僅一個小時，時任行政院長張俊雄就宣布停建核四，導致國民黨籍與親民黨籍立法委員提案罷免總統，陳水扁政府最後讓步宣布續建核四。
註3：吳介民在2002年的論文中指出的一旦民進黨取得中央政府的執政權，民主運動人士大量投入執政團隊，由於權力位置的挪轉，社會改革的議題就迅速面臨失焦的難題，甚至使原先充滿批判活力的社會運動場域陷入空洞化的危機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