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修平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巴勒斯坦研究博士）
2023年10月7日清晨，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台译：加萨）地区的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Operation Al-Aqsa Flood）。哈马斯不仅向以色列投掷火箭弹，更首次派遣武装人员闯入以色列南部，导致一千多名以色列人死亡，并虏走两百多名以色列居民。面对哈马斯的突袭，以色列政府迅速动员30万部队，在加沙各地进行持续的轰炸，导致许多巴勒斯坦民房倒塌及超过一万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
各界对此事件已有广泛的报导及激烈的争论。若不是长期关注“以巴冲突”的读者，或许难以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事实上，已故的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依德 （Edward Said, 1935-2003）早已提出深刻的观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事件冲突的本质。
萨依德在世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及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他不是象牙塔型的学者，反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致力改变大众对国际局势的认知。萨依德著作等身，台湾出版社已翻译数十本萨依德的著作，其中以《东方主义》（Orientalism）最为著名。
《东方主义》的重要性已经有许多文章深入探讨，在此不作赘述。本文主要介绍萨依德如何看待巴勒斯坦问题。萨依德出生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家庭，15岁时跟随父亲移民至美国。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学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完成硕士及博士学业。在1963年萨依德尚未取得博士之前，即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及比较文学系任教，直至2003年过世。
萨依德原来专注于19世纪英文文学研究，但1967年的“六日战争”改变他的人生历程，而投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之中。1967年6月，以色列先发制人，突袭埃及、约旦及叙利亚，短短六天时间占领耶路撒冷、西岸、加沙、西奈半岛及戈兰高地。六日战争提升了以色列的自信，同时打破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的神话。然而，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1967年六日战争标志着另一个苦难的开始，耶路撒冷、西岸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从此受到以色列的军事宰制。
萨依德原本可以像许多学者一样，不用过问纷扰的俗事，专心在学术象牙塔过安稳的生活。然而，六日战争不仅改变中东区域的格局，也改变了美国政治舆论的氛围。萨依德的学生提摩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出版的《心灵的栖地：爱德华・萨依德传》（Place of Mind: A Life of Edward Said），提及许多纽约知识份子在六日战争之后，成为热情洋溢的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s），高声为以色列辩护。
1970年，萨依德发表一篇名为《被描绘的阿拉伯人》（The Arab Portrayed）的文章，虽然仅短短六页，却充分展现他对巴勒斯坦民族的强烈认同。他批评美国舆论一面倒地支持以色列，例如以色列被描绘成英雄主义和受人仰慕的国家，而阿拉伯人则被描绘为天生仇视以色列、歇斯底里和愚蠢的暴徒。萨依德指出，相较于英国及法国，美国对阿拉伯人的理解有限。他强调，巴勒斯坦人并非如以色列人所宣传的那般是游牧民族。巴勒斯坦人一直存在，拥有自己的文明、历史及社会组织。然而，由于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每当巴勒斯坦人参与抵抗活动时，美国舆论不外乎使用恐怖份子的字眼来形容他们。
1979年，萨依德出版《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更有系统性地阐述他之前的观点。他写作的主要动机在于长期以来，巴勒斯坦问题遭到各界忽略，鲜有权威性的文献探讨巴勒斯坦历史，因此他希望透过此书引起西方读者的关注，进而让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公共的讨论话题。
《巴勒斯坦问题》分为三大主题：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与否、关于以色列立国意识形态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该书出版后，萨依德不断透过文字及演讲方式反复呈现这三大主题。
主题一：巴勒斯坦人存在吗？
19世纪前往巴勒斯坦的西方旅行者，当他们看到当地阿拉伯农民及城市的居民时，往往使用野蛮及未开化等字眼描绘这些阿拉伯人。这些西方旅行者的观点随后影响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认为巴勒斯坦是无主之地，在等候没有土地的犹太人前来。
然而，萨依德反驳上述论点，他提到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这片土地上已有大量本地人存在。这些本地人是谁呢？他们说阿拉伯语，其中大多数是逊尼穆斯林，少数是基督教徒、德鲁兹（Druze）及什叶派穆斯林。这些巴勒斯坦人当中，约65%从事农业活动，分散于500个村落，种植谷物及蔬菜。至于城市如纳布卢斯（Nablus）、耶路撒冷、拿撒勒（Nazareth）、阿卡（Acre）、雅法（Jaffa）、耶利哥（Jericho）、拉姆拉 （Ramlah）、希伯仑 （Hebron）及海法（Haifa）等，则是巴勒斯坦人的文化中心。无论是在农村及城市的巴勒斯坦人，皆以阿拉伯人为自豪。
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各地的巴勒斯坦知识份子已经成立政治团体，呼吁建立民族国家，他们反对英国的统治及犹太人的殖民活动。然而，1917年在英国政府支持之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到鼓舞，计划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这意味着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人将被迫流离失所，让出家园给犹太人建立新的国家。萨依德反对犹太民族家园的概念，因为这隐含着“转移”（transfer）巴勒斯坦人口。
主题二：以色列立国的意识形态
萨依德所提的“转移”概念与以色列立国的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有关。他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受到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影响，怀有此意识形态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殖民地，并驱离当地的巴勒斯坦人。但问题是，外来的犹太移民者在面对绝对多数的巴勒斯坦居民时，要如何建立其安全的根据地呢？
萨依德引用1940年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约瑟夫・魏兹（Joseph Weitz, 1890-1972 ）的“转移”论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色列土地问题及犹太问题不再是‘发展’而已。必须搞清楚的是，这个国家无法容纳两个民族的空间……。假如阿拉伯人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将有广大的生存空间。假如阿拉伯人留下来，这个国家将变得狭小及充满不幸。为了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希伯来国家，购买土地并不足够，必须将阿拉伯人转移到其他地区……。绝对不要让一个村落、一个部落存在。阿拉伯人应该转移至伊拉克、叙利亚甚至外约旦等地。唯有进行转移，这个国家才能吸收数以百万的犹太兄弟。犹太问题将会迎刃而解。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行方式。”
魏兹所提的阿拉伯人就是今日所知的巴勒斯坦人。魏兹在1930年代担任“犹太国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的负责人，专门负责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然而，1930年代犹太人购买的土地仅占5%，且犹太人口在巴勒斯坦比例约30%。换句话说，犹太人未来若要建国，在没有人为强力干预下，势必成为少数民族。因此，为了确保生存权，从1940年代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着手“转移”工作，详细调查巴勒斯坦各城镇及乡村的风土民情。
在1947年英国准备撤离巴勒斯坦时，犹太武装部队掌握政治空窗机会，执行转移方案。经过近一年的时间，犹太武装部队有系统摧毁了513座巴勒斯坦人村落、并清空11座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城市，最终迫使将近八成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剩下不到两成的巴勒斯坦人则处于以色列的军事统治之下。
主题三：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
以阿战争在1949年停火后，以色列控制巴勒斯坦78%的土地。巴勒斯坦人从1920年代以来的建国理想完全破灭，绝大多数人成为难民，分散于邻近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建国对于欧洲犹太人来说，代表不再受到外族压迫，拥有一块可安身立命之地。但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以色列的建国意味着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
自1950年代起，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青年纷纷成立军事组织，以武装解放巴勒斯坦为最终目标，其中以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 1929-2004）领导的法塔赫（Fateh）最具代表。1968年，驻扎在约旦边境的法塔赫游击队发动攻势，造成数名犹太屯垦居民的死亡。以色列国防部长戴扬（Moshe Dayan, 1915-1981）下令铲除法塔赫在约旦的根据地。尽管法塔赫在这场战役当中损失惨重，但由于游击队战士的英勇抵抗，成为阿拉伯世界新一代的英雄。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青年自愿加入法塔赫，参与民族解放的行列。
1969年，阿拉法特成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PLO）的主席。经过数年的发展及组织规模的扩大，PLO成功整合巴勒斯坦各政治派系，并在1970年代被视为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PLO具有领导人、民族议会、执行委员会、政治部门、军事部门、民族基金、教育部门、红新月会、资讯部门、研究机构及社会福利机构等。萨依德自1977年起，担任PLO旗下民族议会的独立委员，为阿拉法特为首的领导团队提供咨询意见。
萨依德原本期盼PLO能引领巴勒斯坦人走向民族自决，建立一个世俗及民主的国家。然而，1993年9月，当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 1922-1995）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The Oslo Peace Agreement）后，萨依德批评阿拉法特背离原则，因为该项和平协议未能真正帮助巴勒斯坦人实践民族自决，反而制造一个虚幻的和平。以色列仍牢牢控制巴勒斯坦的通道及经济，导致绝大多数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不断遭到忽视。此外，萨依德批评阿拉法特成立的巴勒斯坦当局（Palestinian Authority）过于腐败，被认为是以色列的魁儡政府，等同于二战时期法国的维琪政府（Vichy Government）。
也许外界认为萨依德只会不断的批评，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事实上，在萨依德的晚年，他已提出一国方案的倡议，即一个国家两个民族共存的想法。
一国方案的内涵
萨依德提倡一国方案的背景是在和平进程（1993-2000）的晚期。1998年12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联合政府倒台，主因是联合政府的极右翼政党不满意内塔雅胡让出土地给巴勒斯坦人。隔年一月，萨依德投书至《纽约时报》，认为和平进程已无法促成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真正和解，唯有一国方案才是唯一可行方式。
萨依德承认一国方案的实践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他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以色列官方意识形态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原则是相互矛盾的。以色列声称1948年发动的是解放战争，而巴勒斯坦人说他们的社会遭到摧毁，绝大多数人遭到驱离。从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人长期遭到以色列的压迫，充满着愤怒、羞辱及对以色列人的敌意。
萨依德在简要回顾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后，转为抨击1993年的奥斯陆和平协议。他批评阿拉法特与其支持者臣服于以色列。另外，在西岸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居住区域呈现块状化，分别取得10%及60%的土地，且其所拥有的土地无法相连。萨依德感叹奥斯陆和平协议只会让巴勒斯坦人忘记历史，成为受害者中的受害者，难民中的难民。
萨依德提到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取决于以色利的态度。以色列接受奥斯陆和平协议乃基于隔离原则。过去50年来，以色列持续扩充领土，并在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城镇及乡村周边建立屯垦区（settlement），将犹太屯垦者与巴勒斯坦人区隔开来。然而，这种隔离原则没有实际作用，因为这无法阻止巴勒斯坦人民族自决的愿望。此种隔离原则只会让以色列人持续享有优势，而巴勒斯坦人仍处于次等的地位。
为了打破此隔离原则，萨依德提出一国方案的倡议。事实上，早在1969年2月，PLO所属的民族议会已提出一国方案的构想。1970年代，民族议会也不断重申一国方案的必要性。不过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以及PLO与以色列之间权力的不对称，PLO认知一国方案实践不易，最终还是务实地接受两国方案，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并接受联合国的相关决议案。即使如此，一国方案仍是巴勒斯坦知识份子不断讨论的话题。
萨依德坦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边实力的悬殊差距，双方坚持己见，且互不相让。但萨依德仍察觉以巴双方仍有和解的曙光。少数的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知识份子已提出替代选项，即未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犹太人生活在一个国家，共享对等权利。至于这个国家不再是基于种族，而是以公民理念为共存的基石。
萨依德的一国方案倡议并未立即得到欧美学界的回响。直到近十年来，由于以巴冲突的加剧，欧美学者逐渐认知两国方案的局限性，开始有系统讨论一国方案的内容及可行性。
《巴勒斯坦问题》之后：巴勒斯坦人与恐怖主义
《巴勒斯坦问题》在1979年出版后，巴勒斯坦问题依旧未受到重视。每当巴勒斯坦武装份子与以色列发生军事冲突时，巴勒斯坦人依旧是恐怖份子的形象。萨依德反对透过暴力解决问题，但从未使用恐怖主义贬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他对哈马斯选择武装手段感到相当遗憾，但能理解哈马斯的兴起，其背后代表着许多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承受以色列的屈辱及否定，而表达强烈的反抗情绪。
萨依德也反对西方媒体采用恐怖主义或恐怖份子加诸于巴勒斯坦人身上。他从1980年代直至2003年过世之前，不断质疑恐怖主义的用词。1988年，萨依德在《责怪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s）一书提到：
“巴勒斯坦并非普通之地，其沉浸于宗教及文化的浓厚气息。过去一个世纪来，这边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非犹太居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全面冲突之地。此冲突也在国际社会放送，各种大众媒体如收音机、报纸、电视、电影及学术活动，皆传达好战性的言论且通常伴随着宣传。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之后，不仅控制多数巴勒斯坦土地，也在国际社会取得政治话语权……”
“西方舆论对以色列的关注是制度性且相当正面，美国不让以色列带有恐怖主义字眼。相反的，巴勒斯坦人在美国电视萤幕、新闻报纸及商业广告中，往往简化成一种单一的刻板印象：疯狂的伊斯兰好战份子、毫无缘由的杀害无辜民众以及野蛮人等形象。”
萨依德另外在1987年，批评以色列驻美大使内塔尼亚胡所主编的专书《恐怖主义：西方如何胜利》（Terrorism: How the West Can Win）。他认为此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不明，恐怖主义只局限于共产主义及伊斯兰极端主义。萨依德认为该书呈现的主题是：我们（以色列）从未是恐怖份子，穆斯林、阿拉伯人及共产主义者才是。萨依德对此书的论述有下列的解读：
“此观点就是如此简单，否定1948年以色列建国所埋藏的事实，就是该国的成立是驱除巴勒斯坦人的结果……武装斗争原则源于抵抗权的概念，受到压迫的所有民族普遍享有这个权利。像所有民族一样(也包含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偶尔诉诸于引人瞩目的恶行，其目的是夸大斗争并施加于痛苦在敌人身上。但我一直认为，这是政治错误且带有严重的道德后果。”
“不过，以色列毫无疑问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在规模及伤害程度上，一直是远远超过（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暴行）……这十年来，以色列善用美国政策，无所顾忌地操弄犹太人对另一次大屠杀的恐惧，同时激化犹太教及基督教反对伊斯兰的隐藏情绪。”
萨依德认为，西方媒体使用恐怖主义指责巴勒斯坦人，是一种去脉络及去历史的专业化术语，并以民主与恐怖主义对立为名，借此抹去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造成的长期伤害。
萨依德的遗产
萨依德离世已满20周年，但他在1979年《巴勒斯坦问题》的分析架构仍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复杂局势。此外，萨依德留下三个遗产。第一，来自萨依德家族本身。他的两位外甥沙利·马克迪西（Saree Makdisi）及乌萨马·马克迪西（Ussama Makdisi）继承萨依德的学术衣钵，分别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及柏克莱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致力于巴勒斯坦问题研究，在西方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二，萨依德之后，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成为相对热门的学术研究。美国及英国的一些知名大学设立以巴勒斯坦研究为名的研究中心及教学机构（注）。这些学术单位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跨领域途径，所展示的学术观点正是萨依德多年所倡导的。
最后，萨依德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怀不仅感染巴勒斯坦人，也渗透至西方社会。西方国家内部已不是铁板一块。即使西方大国的政客展现对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但社会上仍有不少声援巴勒斯坦人的声音。参与该社会运动的人士，强调透过非暴力方式，透过“杯葛、撤资及制裁”等方式，要求以色列必须结束对巴勒斯坦人的占领状态。此外，知名国际人权团体如“国际特赦组织”及“人权观察”则以“种族隔离”（apartheid)）字眼，描述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不公行径。
尽管萨依德已经不在，他的思想仍是抵抗压迫者的最有力武器。
注：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Center for Palestine Studies）、英国亚非学院（SOAS）巴勒斯坦研究中心（Centre for Palestine Studies）与英国艾克塞特大学的欧洲巴勒斯坦研究中心 （The European Centre for Palestine Studies）。
@weber，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再說清楚些。
烏克蘭有無新納粹組織？大概有吧……但人數多少？假若10萬人中有1有一個新納粹（反正這不會有統計數字，數字亂作），能合理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能，新納粹人數太少。
同樣，以色列用剷除「恐怖分子」為理由攻擊加沙（他們就是直接假設加沙平民就是「恐怖分子」），這也不能合理化他的無差別攻擊加沙。說到底，一個比例問題，而以色列明顯就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戰爭本身就會死人，而現代戰爭的底線，就是不能屠殺平民。但以色列全部犯了，不是一單兩單個別子，還繼續進行中。
//關上門，讓他們私下處理吧。// 某意義你說得對，但他們指「戰勝國」。你看，假若以色列戰勝（十有八九），罪大惡極的內塔尼亞胡會被判戰爭罪？不計其他，單是他令哈馬斯崛起，都足夠令以色列判他戰爭罪吧？
@rsk，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你是否有意混淆討論內容呢？
例如說：『俄羅斯入侵鳥克蘭，都是為令烏克蘭「去納粹化」，你覺這理由不混賬嗎？』，當你將這樣的論述跟加薩並列在一起時，是否意味著你認為烏克蘭在烏東犯下跟雷姆音樂節大屠殺一樣大規模無差別殺人的罪行呢？ 當然如果你能提出論據，我很有興趣了解烏克蘭納粹的細節。
當我談論空襲手段時，針對的是@TWI所謂『個別逮捕』的部分，也就是所謂「制裁」，針對這部分以、美部隊降低附帶損害的精確打擊手段已經非常純熟。
不喜歡附帶損害低的空襲手段，那就必須採取附帶損害「高」的地面作戰手段；不喜歡空襲手段的理由很多，但如果有人要在這裡推薦會讓巴勒斯坦人死傷較多的手段，我會希望有適當的理由(例如說實際死傷會比較少)。
你的『早產兒』故事顯然是將目前以色列的「報復」性攻擊跟我所要討論「制裁」手段混為一談，但問題也是一樣：同樣一位早產兒如果不是死於空襲，也會死於地面作戰。可能的差異在於，地面作戰會多死一些以色列人，而每死一個以色列人，就會死一百個巴勒斯坦人。故事可以觸動人心，數字則過於冰冷，故前者用於宣傳，後者則是用於判斷。
我們都只知道「討論」無濟於事，然而要我說：最好的做法就是制止以色列的報復行動，由聯合國部隊介入制裁，這樣就算不能避免死亡的苦難，至少也能降低以巴美之間的仇恨連鎖。
當然，若如你所說的，哈瑪斯裡面也有好人，所以哈瑪斯無法被定罪，那自然也就沒有他人介入制裁的必要了。關上門，讓他們私下處理吧。
@weber，既然你問到，我講講自己立場——比起批評「整個」哈馬斯，我想以哈馬斯的「成員」各自情況，去考慮有無罪？
很簡單的事實：是否全部哈馬斯成員都有無差別攻擊？顯然不是。
舉例，the accountant of auschwitz的主角Oskar Groening，他進行公開活動，譴責否認猶太人大屠殺的主張，反而因此得媧，作為auschwitz的會計，被控告「協助殺害至少三萬名猶太人的大規模謀殺罪」(wiki)
我無法說服自己要集中營的會計，背負種族屠殺的罪名，特別是他發聲的目的是要「使那些否認大屠殺存在的人閉嘴」(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0582 )
@rsk，你可以先想一下，哈瑪斯的行為是有罪的嗎？
如果有罪，那要如何制裁？
怎麼樣的制裁，附帶損害最低？
這不需要站在以色列的立場去想。
Weber，是否恐怖分子、是否罪犯？不是猶太人的我，就不會用以色列的立場去看。
我不知道你用甚麼立場、背景去看？但你認真想想，不然很容易寫出很冷血的內容出來……
@weber，你要知道，俄羅斯入侵鳥克蘭，都是為令烏克蘭「去納粹化」，你覺這理由不混賬嗎？你的理據，成不了以色列攻擊加沙，波及平民的理由啊。
還有，「燃燒的白色裝甲車不會有人記得」，那我一樣可以說：因攻擊醫院而死的早產嬰，除了他們的父母，誰有會記得啊？
@rsk，『個別逮捕』不是派兩三個警察敲門就能達成的任務，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進攻加薩』。
我想這顯然就不需要討論是否會波及平民了。
第二點，不需要指稱為恐怖份子。既然都提到逮捕，那哈瑪斯就是罪犯。最沒有爭議的做法，就是讓聯合國部隊開著白色小車車進去拘捕，這樣就不會有無辜的人死掉。
美國黑鷹被擊落可以拍成電影，但燃燒的白色裝甲車不會有人記得。
…..@weber, 你知道你自己在說甚麼吧？
你的話反轉來說的話就是——為了捕捉「罪犯」，不犧牲「精銳部隊」，所以乾脆「用炸彈」來擊殺「罪犯」。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用炸彈」不會波及平民（上帝保佑）？還是加沙的人民是「恐怖分子」，是罪有應得？
當討論衝突時，有一個很重點是不能「脫離現實」。
@TWI提到『用炸彈來擊殺，而不是個別逮捕。前者便宜，後者昂貴但是較可避免無辜傷亡。』就是一個完全脫離現實的例子。
實際會發生的情況可以參考被拍成『黑鷹計畫』的摩加迪休之戰。美軍與聯合國部隊為了逮捕區區兩名罪犯，陷入當地巷戰，造成數十名精銳部隊死傷，上千名當地軍民傷亡。
逮捕一名罪犯，犧牲兩位數的軍警，死傷四位數的當地民眾，這就是@TWI口中的『較避免無辜傷亡』。
回覆樓下，對於被屠殺中的庫德族非回教徒的敘述，確實是我對相關資料的誤讀。
至於我對@TWI言論的相關指控，如果你認為有誤，也可以明說。
這位Weber朋友不知道是不是不了解中東的歷史和伊斯蘭問題，只是有一些潦草的印象，就開始發表意見了呢？你所說的「海珊在80年代以化武大規模殺害非回教徒」說的是什麼事？是1988年的Halanja屠殺嗎？那遇難的近一萬人基本都是納什班底耶蘇菲的遜尼派庫爾德穆斯林。如果你對歷史的基本事實的理解是不夠乃至是錯的話，又怎能直接得出一個對「回教徒」的很直接的結論呢？恐怕這種發言和討論方式是不負責任的。
『我主張以色列這個國家不應該(道德判斷)以現在的狀況存在。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必然結果就是種族清洗與種族主義。 這不是花言巧語。』
所以我說@TWI你是在『花言巧語』，你實質上就是否定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存在，並且不認為以色列人民的生命與生存權利可以獲得任何保障；以白話來說，你的言論涉及反猶、反人類、煽動仇恨。不過是用巧言包裝，才讓人以為可以被容忍。
實際上只要一拿海珊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殺害庫德族人、以飛毛腿飛彈攻擊以色列並列在一起，@TWI就會把海珊這個冷血屠夫當作被美國迫害的可憐蟲。
如果聲援巴勒斯坦人要用這種手法，這也太可悲。
我們應該回到問題本質：殖民來考慮這裡發生的事。巴勒斯坦被殖民佔領。因此有反擊。現在的戰爭被講成以色列的自衛反擊戰，好像他遭受加薩國的攻擊而自衛。但其實，這個戰爭是counter-insurgency war，正確的模型法國的阿爾及利亞戰爭。在2000年前以色列軍隊控制此處，這對他的資源與部隊士氣都是很大的損耗。退出此地專心經營西岸的殖民，用炸彈來擊殺，而不是個別逮捕。前者便宜，後者昂貴但是較可避免無辜傷亡。以色列選擇了一個更傷害無辜的方式，然後把轟炸行動講成是國對國的自衛反擊，用戰爭的不確定性(fog of war)來遮掩高度的 civilian/militant kill ratio。來遮掩集體懲罰濫殺濫炸的行徑。
殖民者的戰爭是總體戰，動員了全民與媒體，海外所有社會關係，泡製合法化的宣傳。其實台灣的學界與民間輿論太無辜了，錫安主義的殖民是非常精緻細密的，遠超出老牌的殖民主義。
@Weber，我沒有印象他的飛彈是襲擊了以色列什麼措施，我以我問你他攻擊了以色列什麼東西，我已經說了很明白我的立場是什麼，我可沒有為海珊暴行背書。根據美國自己的規則，war is nasty，假如美國可以隨捏造WMD藉口攻擊伊拉克，那海珊以以色列違反大量國際法的事實攻擊以色列，那也沒什麼不對，是嘛。你幹嘛為種族清洗的殖民主義洗地辯護呢，怪了，你是基督教福音派的吧。
既然@TWI你讀了這麼多書，還能針對海珊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中對以色列平民的導彈攻擊做出這種回應：
『既然我們主張普世價值，無差別攻擊總是觸犯戰爭罪，就如同十月七哈瑪斯的暴行。但另一方面如同美國自己說的，War is nasty, 總有平民傷亡，你確定伊拉克是無差別攻擊？』
海珊在80年代以化武大規模殺害非回教徒，在92年入侵科威特；而海珊為了裂解美國與阿拉伯聯軍，以精度極低的飛毛腿導彈突襲從未參戰的以色列。
為什麼，因為以色列一參戰，美國跟中東國家對伊拉克入侵他國的反擊陣線就會瓦解。
任何一位獨裁屠夫，只要殺害了以色列人，他就會成為穆斯林的英雄。
不計較他做了什麼惡事，不論他入侵他國。
這就是中東穆斯林、這就是@TWI的道德價值觀。
@rsk ：多謝，我知道這本，有空要去念念。我認為巴勒斯坦所發生的事，是一連串的政治上錯誤的決定，不是悲劇，但對於身處其中的Kibbutz人們，尤其是他們的下一代如Amos，以色列是生養他們的社會，假如他還相信普世價值的話，的確是悲劇。遺憾的是，現在這樣的人已經是少數中的少數了。左翼不相信1948發生了種族清洗，右翼覺得清除殺害巴勒斯坦人是正確的。反正，聖經裡約書亞殺進迦南，那是神要你做的。有關右翼的猶太至上極端主義的報導太多了。
@ProtagorasZ :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受到秦暉的影響，他的以巴講話是很糟糕的，例如他沒有提，巴勒斯坦在奧斯陸協議裡早就願意在歷史巴勒斯坦的20%土地上建國(這是當時巴人在1987年第一次大起義後的共同意願除了少數派例如哈瑪斯)，你去看過去的報導就知道，那時所爭執的重點是耶路撒冷與難民的問題。你的認知不正確。聯合國181給了以色列合法性，但以色列自己也沒遵守協定，181形如廢紙。之後2002年沙特在阿聯提出了和平倡議，願意在巴勒斯坦建國後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這一點我也沒聽秦暉提過，其他很多論點也很荒謬。虧他還寫過南非與農民工的問題，糟透了，那篇，根本是垃圾。
你說”与萨义德活跃的时代相比，以色列面对的国际环境越发友善，而巴勒斯坦人的发声机会越来越少。” 我想你沒有看新聞吧。剛好相反，當然，美帝國還是我行我素。但這是妨害美國利益的。沒錯，巴勒斯坦人處境危險，他們可能就像維吾爾族一樣，誰能拿中國如何？這代表我們不去發聲反殖民嗎？
《愛與黑暗的故事》有着這樣的內容：
奧茲也曾經在一個「基布茲」裏住過，年輕時，他曾幼稚地問過一個老戰士有沒有在「獨立戰爭」當中殺過「兇手」，結果他得到一番教訓：「兇手？可你又能期待他能怎麼樣呢？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天外來客，在他們的領土上着陸，並擅自進入他們的領土，……他們應該敲鑼打鼓來迎接我們？應該把整個土地的門戶拱手讓給我們」？奧茲的回應很典型：「那你在這裏拿槍又為什麼？幹嗎不移民出去？或者拿着你的槍到他們那邊去打仗」？「他們那邊？他們那邊並不要我，在這個世界上哪兒都不要我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來到這裏，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拿着一杆槍，……你不會看到我用『兇手』一詞去形容失去村莊的阿拉伯人。……我們打贏了，從他們手中奪來了土地。沒什麼值得炫耀的！……要是我們有朝一日從他們手裏奪得更多，既然我們已經擁有，那就是極大的犯罪」。
這段話基本上可以用來總結奧茲後來的政治立場，他是個猶太復國主義者，但不是為了什麼神聖的民族使命，古老的歷史傳統，就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被人從歐洲趕出來了，無處可去，就是這麼簡單，這麼現實，「沒什麼值得誇耀的」。所以他也反對還在不斷擴張的猶太殖民區，主張以色列退回到「六日戰爭」之前的邊界。這種立場對右派的以色列人而言很討厭，無異於向敵人投降，軟弱得可恥；但在巴勒斯坦的極端派來看卻又軟得不夠，因為他們覺得猶太人還是應該滾回歐洲和其他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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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兩國論也好，一國論也好，大概都不會有各方滿意的解決方案……但我是幾認同這句的——「……從他們手裏奪得更多，既然我們(以色列）已經擁有，那就是極大的犯罪」
@Weber: 其實你是被以色列的宣傳迷惑了。以色列經常要哈瑪斯或者其他人承認”
Israel right to exist”, 但其實以色列的意思是”Israel right to exist as a Jewish state”。沒錯，我主張以色列這個國家不應該(道德判斷)以現在的狀況存在。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必然結果就是種族清洗與種族主義。 這不是花言巧語。
1948年五月，阿拉伯部隊進入巴勒斯坦想做什麼我不知道，也許想殺光猶太人，但是其實班古里昂自信滿滿，當他一面宣傳以色列面臨第二次大屠殺時，他非常清楚阿拉伯的聯軍根本不是對手。以色列已經給英殖訓練多年了，1947年蘇聯與捷克給以色列大量軍火。(這個時期工會與共產黨是很紅的)。你得去念書才明白。
感觉谈不上“深度”，也没有什么启发。
本文历数了很多以色列的暴行，而以色列人想必能搬出十倍百倍的阿人暴行回击。强制驱离是恐怖的，但相比灭国战争和恐袭又如何呢？这种血仇纷争数十年的地方，想找出“第一个行凶者”“完全正义、仅仅是正当防卫的行为体”是不现实的。
巴勒斯坦现在缺少的是愿意基于现实进行谈判的代表。长年以来，都是以色列和美国提出各种方案，而巴勒斯坦甚至不能就具体条件进行反驳。巴以冲突不是千年前的民族宗教矛盾，而是二战后国家-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个环节，已经有联合国181号决议作为基础。而本文偏偏跳过了181号决议制定的过程而把大量篇幅用来描述前代的暴行，是认为181号决议不公平而不愿意接受吗？那一切商谈的基础就没有了，而巴人在战场上拿不到的“公平”还想让那些从立国意识形态就有问题的敌人拱手相送吗？世人皆知巴勒斯坦受到以色列右翼政府的不公对待，而巴勒斯坦的代表不是默默接受，就是高喊“我们的领土是从河到海”这种既无法理又无实力支撑的口号，想帮助也无从着手。
至于“一国方案”就更虚幻了。须知二族共处一国的想法早在联合国设计解决方案的时候就被美国提出来了，被各方一致反对，怎么现在又成新事物了？按照181号决议的设计，“犹太国”从建国伊始就是犹太人口与阿拉伯人口各占一半的多元国家，而“阿拉伯国”是单一民族国家；历史告诉我们萨义德的同胞们当时并不满足这种设计，现在他们就能接受多元国家了吗？
展望未来，文章最后提到“西方国家内部已不是铁板一块”；遗憾的是，外交是民意影响最小的政治领域。政客们支持以色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色列确实能带来国家利益，而巴勒斯坦不能。当今，心怀泛阿拉伯主义、愿意就巴勒斯坦问题出兵的政治强人们早已逝去，中东诸国现在关注的是安全，换言之就是伊朗的威胁。以色列不仅不会威胁王爷们的统治，还能成为经济与情报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巴勒斯坦能提供什么呢？在这篇文章刊出当天的阿拉伯领导人会议上，大家当然是一致谴责以色列，但说起采取什么措施——阻止美国转运装备、石油禁运、切断与以色列的关系等——沙特埃及约旦这些有影响力、曾经活跃在反以前线的国家没一个赞成。与萨义德活跃的时代相比，以色列面对的国际环境越发友善，而巴勒斯坦人的发声机会越来越少。
感觉谈不上“深度”，也没有什么启发。
本文历数了很多以色列的暴行，而以色列人想必能搬出十倍百倍的阿人暴行回击。强制驱离是恐怖的，但相比灭国战争和恐袭又如何呢？这种血仇纷争数十年的地方，想找出“第一个行凶者”“完全正义、仅仅是正当防卫的行为体”是不现实的。
巴勒斯坦现在缺少的是愿意基于现实进行谈判的代表。长年以来，都是以色列和美国提出各种方案，而巴勒斯坦甚至不能就具体条件进行反驳。巴以冲突不是千年前的民族宗教矛盾，而是二战后国家-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个环节，已经有联合国181号决议作为基础。而本文偏偏跳过了181号决议制定的过程而把大量篇幅用来描述前代的暴行，是认为181号决议不公平而不愿意接受吗？那一切商谈的基础就没有了，而巴人在战场上拿不到的“公平”还想让那些从立国意识形态就有问题的敌人拱手相送吗？世人皆知巴勒斯坦受到以色列右翼政府的不公对待，而巴勒斯坦的代表不是默默接受，就是高喊“我们的领土是从河到海”这种既无法理又无实力支撑的口号，想帮助也无从着手。
至于“一国方案”就更虚幻了。须知二族共处一国的想法早在联合国设计解决方案的时候就被美国提出来了，被各方一致反对，怎么现在又成新事物了？按照181号决议的设计，“犹太国”从建国伊始就是犹太人口与阿拉伯人口各占一半的多元国家，而“阿拉伯国”是单一民族国家；历史告诉我们萨义德的同胞们当时并不满足这种设计，现在他们就能接受多元国家了吗？
展望未来，文章最后提到“西方国家内部已不是铁板一块”；遗憾的是，外交是民意影响最小的政治领域。政客们支持以色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色列确实能带来国家利益，而巴勒斯坦不能。当今，心怀泛阿拉伯主义、愿意就巴勒斯坦问题出兵的政治强人们早已逝去，中东诸国现在关注的是安全，换言之就是伊朗的威胁。以色列不仅不会威胁王爷们的统治，还能成为经济与情报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巴勒斯坦能提供什么呢？在这篇文章刊出当天的阿拉伯领导人会议上，大家当然是一致谴责以色列，但说起采取什么措施——阻止美国转运装备、石油禁运、切断与以色列的关系等——沙特埃及约旦这些有影响力、曾经活跃在反以前线的国家没一个赞成。与萨义德活跃的时代相比，以色列面对的国际环境越发友善，而巴勒斯坦人的发声机会越来越少。
一國方案恐怕無法套用現有的民主制度，因為制度本身就在鼓勵從政的人走民族主義路線，但是其他選擇只剩下黎巴嫩內戰前的族裔政治或是復興黨路線強行產生新的民族認同，或是某種類似大英帝國治下（強迫）多民族共存的路線，目前上述方法都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了
看看WIKI上面的：『在以色列建國之後，埃及、伊拉克、約旦、敘利亞、以及黎巴嫩等阿拉伯聯軍向以色列宣戰，開始了以色列獨立戰爭。』
這篇文章跟@TWI特意的忽略了阿拉伯各國從一開始就動用國家軍隊，企圖有組織、大規模的殺害以色列人這個歷史事實。
在花言巧語之下，包裝著一個基本核心立場：從一開始，以色列這個國家就不該存在。
好文章。
1948年後的猶太移民，有一半是來自於伊斯蘭世界，以阿拉伯語為母語的猶太人，本來就安居樂業，例如巴格達的四分之一的市民就是猶太裔，從資本家到工人都有。剛好就是因為以色列的建立，被迫流亡到以色列，還因為講著阿拉伯語受到主流的東歐猶太裔歧視。最近英國學者Avi Shlaim出版自傳，他五歲時從巴格達移民至以色列。Youtube上有他的演講影片，很有趣。他考證了，以色列的特工在巴格達炸了一個禮拜堂，製造猶太社區的恐慌這件事是真的。
自細閱讀本文，例如“以色列建國對於歐洲猶太人來說，代表不再受到外族壓迫，擁有一塊可安身立命之地”，連作者也中招了。其實大部分Holocaust倖存者理想去處是美國，這很自然嘛。美國的發展機會遠高於以色列。另外在觀念上，Ｈolocause 的教訓是普世的正義，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主義壓迫。這是一些經歷過大屠殺的猶太知識分子與其後代，例如記者Amira Hass 的信念。”一個猶太國作為保障猶太人的必要條件”這個命題，假定了猶太人是永恆的異族，假定Gentiles and Jews are forever incompatible. 一方面譴責反閃主義，卻延續了反閃主義將猶太人種族化的設定。如此，以色列當然不可能是民主社會。實踐上以色列對境內非猶太裔公民嚴重歧視。眾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個猶太人只要踏上以色列國土，立刻享有比世代居此的巴勒斯坦裔公民更優越的待遇。種族歧視是必然後果。
戰後歐洲尤其是在各種延續殖民主義的戰爭失敗之後，開始向內努力認知自己是一個人權的歐洲（根據Timothy Snyder)德國努力去納粹化。西方社會把反閃設為禁忌，努力讓猶太人安居樂業。但同時支持ㄧ個種族主義猶太國。以色列利用大屠殺，動員世界猶太人認同以色列，與西方政府支持，是以色列認知作戰的最大成就。真是有詭異的趣味，不知道唸哲學的會怎麼講？
沒念過薩伊德，我理解他的貢獻是，對於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進行知識考古，理解在其中，知識與藝術如何被製造創造與實踐。但對於以巴問題，他的寫作似乎不夠硬。1992年後因為南斯拉夫的分裂與人道災難，”種族清洗“一詞開始流行，Exeter大學的Ilan Pappe教授在80年代研究以色列檔案的著作，’’Ethnic cleansing in Palestine” ，確立1948年以色列建國就是種族清洗的結果。這本書提供理解其後70年以色列侵略行為的範本。
班古里昂的戰略指導原則：Power and Opportunity 與彈性。策劃戰爭的同時，也要策劃公關與宣傳。這包含提供以色列公眾與西方世界，一套說法或動員的策略。1948年的行動可說是一個基因的code. 現在主流媒體輿論的相關常識，或者”認知範式“就是如此塑造出來的。就拿當下的以哈戰爭來說，媒體會大量報導加薩的人道災難，但是媒體所提供的背景資訊，卻沒有脫離基本設定：以色列作為猶太國家的存在，是在大屠殺過後，保障猶太人生存的必要條件。
以色列很早開始就確立，已包含西岸與加薩的整個巴勒斯坦作為猶太國的領土，而且猶太裔人口必須超過8成。在1948年，他們與貪心的約旦國王秘密協定，把西岸分給約旦，讓約旦精銳的武力不介入，但也開始策劃殖民西岸，等待機會。1967是一個機會，1991波灣戰爭後巴解站錯邊，又是另一個機會。奧斯陸協定是一個和平攻勢，拉賓提供自治，把巴解變成殖民代理人，同時加速對西岸建設定居點。殖民人口由當時的30萬增加到現今的70萬。
記得我在美國念博士班時，有次著名的戰地記者Rober Fisk 來學校演講。學校的猶太人動員起來，到場散佈對Fisk的人身攻擊，與AIPAC編寫的各種宣傳。演講過後學生紛紛提問質疑。我還記得有個大學生有點激動，他有一雙無辜雪亮的大眼睛，堅持以色列對佔領區的土地並無興趣。顯然，為了建國大業，欺騙自己人也是必要的。
用現代的話語來講，其實我們早在以色列的認知作戰籠罩底下。這包含大部分關心人道的學者。當然殖民計畫總有一天要圖窮匕首見，但事實已成，大概也沒人能拿他如何。哈瑪斯為了政治目的恐攻，同時以色列也把這看成一個機會，你看到西岸的以軍與殖民者騷擾巴人。也不掩蓋他們想清除巴勒斯坦人的慾望。整個社會法西斯化，對境內的巴裔公民打壓迫害。半島電視報導，中國在新疆的那一套已經在西岸城市Hebron實現。之後是否普及？應該是肯定的。
这也算“深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