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能源、经济与军备——德国与法国矛盾背后欧盟内部的撕裂和危机

慕谐，德国在读哲学博士

10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肖尔茨在爱丽舍宫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晤，出人意料的是会后原定的联合新闻发布会被取消，两国也没有发表任何形式的共同声明。这一紧张的事态早在一星期前就已显露出了端倪。10月20日，德国政府发言人黑贝斯特莱特（Steffen Hebestreit）宣布原定于在10月26日举行的德法两国的内阁部长联系会议，推迟到明年1月举行。为此，德国方面给出了完全难以服众的理由，即德国的内阁部长要与家人度假。

就当前德法之间的紧张关系，柏林洪堡大学的微观经济学教授弗拉彻尔（Marcel Fratzscher）写道，“可以说，普京成功地分裂了欧洲，他使德国和法国相互对立。”法国前外交部长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认为：“法德夫妇正在渐行渐远，陷入瘫痪。”9月以来，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去世，首相走马灯式的更迭使英国新闻一直霸版各大媒体的头条。由于英国的过分抢镜，让众多观察家们遗漏了发生在欧洲大陆愈演愈烈的“冷战”，而由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和欧洲共同防务争端是导致这场“夫妇冷战”的两大导火索。

被道德化的核电之争

今年夏天，欧洲议会刚刚把核电和天然气都视作可再生能源。在有些评论家看来，这是德法政治交易的结果，即“我保留我的天然气，你保留你的核电站。”肖尔茨和副总理哈贝克（Robert Habeck）将其能源转型战略建立在天然气之上，而天然气是过渡性的清洁能源。马克龙则将核电视为未来清洁能源的最重要组成，他希望在2050年以前新建14座新的反应堆。两国都需要这样的分类以满足未来各自能源发展的需要。

只是在今年年初，当欧洲议会刚刚提出这项核电和天然气分类的议案时，旋即遭到了德国的强烈反对。这也不是德国今年唯一一次在欧洲议会向核电发难了。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德国作为反核先锋（即使在今年能源极度紧缺的情况下，德国绿党依然坚持核淘汰政策）立即在欧盟提议制裁俄罗斯的核技术与核燃料进口。这与他们在天然气制裁上的暧昧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项提议最终并未在欧洲议会获得响应。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欧洲的核燃料和中东欧的核技术仍然依赖俄罗斯。虽然，在高科技领域欧洲国家大幅领先于俄罗斯，但是，商业核技术是一个例外。近年来，在欧盟考虑如何更快地转向更清洁的电力形式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一直是核电行业最卖力的说客。据绿色和平组织称，欧盟新的核电能力建设可能会吸引价值约5000亿欧元的潜在投资。

现在欧盟国家共有18座使用俄罗斯技术的核反应堆在运行，它们分布在保加利亚（2个），捷克（6个），芬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2021年的一份报告，保加利亚的核能发电量占其总发电量的40.8%，捷克共和国为37.3%，芬兰为33.9%，匈牙利为48%，斯洛伐克为53.1%之多。西方和俄罗斯设计的核反应堆有一个最大的技术上的不同，即燃料棒。西方国家使用的是四面体形的燃料棒，俄罗斯制造的是六边形的。燃料棒的转换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问题。这也是大多数使用俄罗斯核技术的欧盟国家不愿意改用西方制造的燃料棒的原因。

另外，根据根据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的数据，欧洲国家40%的浓缩铀来自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全世界30%以上的浓缩铀出口来自俄罗斯。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尽管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大规模无死角的制裁，但是欧盟对俄罗斯的商用核技术公司进行了制裁豁免。由于铀的交付周期较长，欧盟国家短时间内也无法找到替代的供应商。如果因为制裁俄罗斯的核电技术，导致欧洲国家大面积电力短缺的话，欧洲的电力价格会飙升至无法想象的水平。

另外，德国的这项制裁俄罗斯核技术的动议，对于它的盟友法国来说也是落井下石。法国是全世界最依赖核能发电的国家，该国70%的电力来源于核电。不过，今年法国的核电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因为法国电力公司（EDF）面临着从核电站内部出现的应力腐蚀到反应堆更难冷却等各种问题。法国现运营的56座核电站有28座处于检修状态，无法被接入电网。现在，法国的核能发电处于自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发电量不到理论最大装机容量61.4千兆瓦的一半。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自从1971年进军法国的核能市场之后，一直与该国有紧密的合作与联系。它也一直是法国电力公司所设计制造的核电站的重要零配件供应商。法国的核燃料铀也严重依赖俄罗斯。另外，今年2月马克龙支持了法国电力公司从美国通用电气收购Arabelle核蒸汽涡轮机（Arabelle nuclear steam turbine，世界上最大的核电涡轮机）的业务。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一直是该涡轮机的最大买家之一。毫无疑问，对俄公司的制裁会影响法国现有核电站的维修和更新迭代的速度，另外，禁止对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出售涡轮机也会使法国电力公司本已不堪的财政现状更加捉襟见肘。

德国不遗余力地阻挠核能发展或许基于两个原因：首先，掩盖其在能源转型道路上的尴尬处境。尽管德国在能源转型上做了全欧洲最大的投入，然而该国的电力生产依然是全欧洲最“脏”的。德国生产每度电所产生的碳排放量高于欧盟的平均值，同时远高于核能友好型国家——法国（2020年德国每千瓦时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0克，法国为不到100克）。另外，德国的电力成本也冠绝欧洲，德国的民用电价自2018年超过丹麦以后，一直稳居欧洲榜首，远高于法国（德国民用电价比欧盟的平均值高出了45%，是波兰的两倍，荷兰的三倍）。

第二个原因，是以绿党为核心的大联合政府长期秉持以绿色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道德主义。研究道德化和道德主义的先驱人物罗津（Paul Rozin）教授认为，道德化意味着“以前在道德上中立的事物或活动获得了道德的成分。道德化将偏好转化为价值观，并在此过程中影响跨代传播（因为价值观在家庭中的传递比偏好更有效），增加内化的可能性，唤起更大的情感反应，进而动员政府和其他文化机构的支持。”德国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学家默克尔（Wolfgang Merkel）教授认为，道德化是一种特殊的、带有贬义的道德表达形式。它是对自己道德地位的自以为是的强调，是各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表达。

在气候政治的语境下，政治道德主义则进一步假定了各种政治措施之间有着绝对的善恶之分：可再生能源代表着绝对的善，因为它能塑造亲近自然的、低二氧化碳的和平共存的社会；化石能源和核能则代表着绝对的恶，因为它代表了老白男领导下资本主义剥削机器。一方面，这种二分法的道德主义掩盖了现实政治社会的复杂性，比如，大力发展“道德的”可再生能源的德国在电力生产成本和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都远高于使用“不道德”能源的法国。然而，由于化石能源与核能是不道德的，所以它们必须被禁止。被“道德化”和“宗教化”了的政策无法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做出调整和更正，它失去了应有的政策弹性和商讨的空间。绿党在面对国内核电站退役时间问题上的固执态度就是这一例证。另一方面，把政治“正义”宗教化（柏林工业大学的荣休传播学教授鲍尔茨Nobert Bolz在他个人的Twitter上写道，“绿党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宗教团体。”）方便政客们为他们政治上的失败找到借口。当绿党的能源和气候政策面临惨败之际，政治道德主义的说辞就会特别有帮助。因为，如果法国比我们更成功，那么从逻辑上讲，他们的成功是与魔鬼作了交易的结果。

天然气补贴争端：欧债危机的复刻？

如果说，德法在核能问题上的冲突可以被看作是“道德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角力的话，那么，两国在电价和天然气问题上的争端就是在“道德”上的直接冲撞了。这次冲撞的缘起是德国政府在9月底推出的2000亿欧元的纾困方案。10月初，德国政府任命的专家小组发布了初步的补贴方案。根据该方案，在12月政府将为家庭和中小企业的天然气账单买单；2023年1月起，工业部门将为前一年同期使用量前70%的天然气按照每千瓦时0.07欧元的价格付费，超过部分按市场价付费；从2023年3月起，私人家庭和中小企业将为前一年同期使用量前80%的天然气按照每千瓦时0.12欧元（约合人民币0.84元）的费用付费，超过部分按市场价格付费。不过，这个方案一经公布就招致了各方面的批评。

乌俄战争后，德国联邦议院先是修改了《德国基本法》中有关债务刹车的条款，为联邦政府设立1000亿欧元的国防特别基金扫清了障碍。这次，联邦议院又根据《基本法》中的特别条款（“在发生自然灾害或国家无法控制且严重影响国家财政状况的特殊紧急情况下，根据联邦议院多数议员的决议，可以突破这些信贷上限”）批准了2000亿额度的新贷款额度，以此为天然气的价格补贴扫清了障碍。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德国每财年的新赤字不得超过GDP（德国每年的GDP在4万到5万亿欧元之间）的0.35%。2022年，德国新增的这两笔贷款远远超过了法定的财政赤字。

虽然，德国政府启动的一次性付款和价格制动的混合价格补贴，为每个德国家庭分担了47%的天然气的额外负担，但是这一补贴机制依然是更有利于富有的家庭。德国著名的气候经济学家艾登霍夫（Ottmar Edenhofer）教授在他为麦卡托全球公共事物和气候变化研究所（Mercator Research Institute on Global Commons and Climate Change）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这套计算系统中，将不同阶层的额外天然气费用给予相同比例的补助，最后，不需要补贴的富裕家庭必然会获得更多金额的收益。所以，这一补贴计划没有考虑到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现状。艾登霍夫认为，如果能够按照税收或者按照家庭天然气的使用量来提供阶梯式的补贴，比如，对高税收和高天然气使用量人群不提供或少提供补贴，那么这将更有利于调节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有利于降低财政赤字。

德国政府的天然气援助计划在国内只遇到了些许杂音，但是，这一计划一经提出就遭到了来自欧盟其余各国激烈的批评。德国的这一政策完全搅乱了欧盟的一体化市场。南欧和中东欧国家的政府无力为本国的企业提供能源补贴。匈牙利的极右翼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指责该方案“吃人”，柏林正为“欧洲的统一投下炸弹”。即便像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在国内相继推出了能源补贴的计划，但这些国家鉴于各自的财政能力，能给予的补助远远少于德国政府。德国政府给予该国企业的巨大能源补贴，使得它们生产的产品成本更低，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德国政府的这一补贴政策，以削弱和牺牲其它欧洲企业为代价，试图帮助本国的公司夺回他们在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

这一政策完全违背了德国人最爱挂在嘴边的口号：团结（Solidarität）；同时，他也又一次让德国站在欧盟的对立面。德国政府数十年来一意孤行的能源政策（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坚持废除核电）将欧洲拖入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随后，又通过补贴国内的企业，让他们拥有了欧洲其它国家企业所没有的竞争力。此前，欧盟无法为冲向悬崖的德国能源政策踩下刹车，现在，德国人用雄厚的财力金蝉脱壳，留下欧盟的其它兄弟继续为他们的错误买单。正是德国在能源上对俄罗斯的依赖，让德国在欧盟陷入孤立。此次，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操作进一步激怒了其它欧盟国家，让它们彻底倒向了欧盟的另一台引擎。

在二当家法国的领导下，欧洲伙伴对德国发起了反击。法国的方针很简单：“德国支付一切”，就像1918年一战结束后的那样，尽管当时的情况截然不同。马克龙和法国财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提出，欧盟要设立一个共同的天然气价格上限，并且进一步扩大欧盟的共同财政赤字。肖尔茨竭力反对这两项提议。如果设定天然气价格上限，可能导致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不足。因为，天然气会流向出价更高的亚洲地区。当然，肖尔茨也反对扩大欧盟的共同赤字来度过这次危机。德国政府自然不愿意加大本国的财政赤字，以帮助他国企业增加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削弱德国企业的优势。德国新总理无疑走进了一条“既要又不要”的死胡同：一方面，他必须为国内的2000亿欧元的补贴计划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解释德国为何不支持一个欧洲范围的补贴计划。

不过，肖尔茨的这一操作手法并不令人陌生。可以说，此次的能源补贴计划是默克尔对待欧债危机的一个翻版。在欧债危机期间，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希望欧洲央行通过印钱帮助各国度过难关。不过，默克尔和当时的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坚持紧缩的政策，“希腊的问题应该让希腊人自己解决”。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居罗（Ulrike Guérot）在当时撰写的一份欧债危机的报告中，提到了两点德国当时支持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原因，首先，魏玛共和国时期以及二战后初期恶性通货膨胀的梦魇依然铭记在德国人苦涩的集体记忆中，这形成了德国人的反通胀文化；其次，作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基础的秩序自由主义理念，拒绝在经济衰退过程中使用扩张型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相反，它认为财政紧缩才是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基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德国在这场欧债危机中获益良多。由于欧元的贬值，大幅提振了德国的对外出口。德国对欧盟以外出口市场的收益足以抵消欧洲市场的萎缩。另外，欧债危机发生以后，德国经济却赢得了国际资本市场的信任和青睐，德国国债受到追捧，收益率下降，这使德国能以非常低的成本来融资。2016年，德国甚至推出了负利率国债，投资者非但不能从中“获益”，还需向德国政府支付利息。

德国应对这两场危机反映出的最大共同点是：吃了欧洲其它国家的“人血馒头”。默克尔和肖尔茨并不在乎，在经济危机中是坚持紧缩的还是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他们在乎的是“德国优先”。默克尔在应对COVID-19危机时，打破了“在经济衰退过程中，拒绝使用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铁律”，以天量的债务挽救了众多德国企业。肖尔茨则在军购和能源危机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规避了《基本法》中的债务刹车条款。这种应对不同危机时的花式变脸充分表现了典型的德式道德双标（Doppelmoral）。德国的战略与宏观经济学家斯特尔特（Daniel Stelter）在他为《商报》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十分生动地描绘了该国在能源政策中的这种“双标”，“只要不在我们的领土上，在哪儿都行。我们不用核电！但进口法国的。我们不用煤！但进口波兰的。我们不用天然气！但进口卡塔尔的。我们应该为此感到羞愧，并最终采取应该采取的行动。”

马克龙拒绝2010年欧债危机造成的悲剧再次上演，因此他不仅在欧盟各国通过游说，向肖尔茨施压，他还使用了外交手段以外的杠杆。10月，法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达成共识，叫停了Midcat天然气管道（Midcat-gas pipeline）计划。该管道通过比利牛斯山脉，将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上岸的液化天然气直接输送到德国。西班牙是欧洲最早的液化天然气使用国，有足够的合适终端和加工能力来供应欧洲的其他地区。肖尔茨原本寄希望于该管道能帮助德国进一步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与此同时，法国与南欧两国重新达成了一项新的基建协议：在马赛和巴塞罗那之间建造一条跨越地中海的氢气运输管道。马克龙的这套组合拳已经让肖尔茨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有所软化。

摇摇欲坠的法德防务同盟

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的数据，美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250亿欧元的军事支持，英国承诺提供40亿欧元。相比之下，德国承诺提供12亿欧元，少于波兰的18亿欧元，而法国对基辅的军事支持只有区区2.33亿欧元，甚至落后于爱沙尼亚。英国帮助训练了5000名乌克兰军队，而法国仅训练了100名。两国在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上面的疲软和德法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不无关系。德国当然害怕普京完全切断能源供应；而法国公司依然不情愿退出俄罗斯市场，相较于其它西方国家，法国公司制裁俄罗斯的比例是最低的。马克龙为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势必在乌克兰军援问题上小心翼翼。

然而，不仅是德法两国因顾及经济利益，继而采取军事上的绥靖态度，使得它们在欧洲国防的领导地位边缘化，两国令人震惊的国防现状加剧了这一趋势。德国的资深军事记者温克斯多夫（Lars Winkelsdorf）揭露了该国国防力量的“惨状”：德国的整个防空领域几乎是瘫痪的；承诺向乌克兰方面交付的豹式主战坦克也处于被陆军废弃的状态；步枪子弹和坦克炮弹可能仅供几天的使用。可以说，德国军队的这些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的保养状况并不比俄军好太多。法国方面虽然在军援预算受到了各方的批评与质疑，但是，他们一再强调，法方已交付的武器数量远远超过德方。其中包括了18门凯撒自行火炮，其射程是海玛斯的一半左右。然而，这18门火炮已经占据了该款武器库存的四分之一。这也揭示了法国国防军备的尴尬，即库存过少，生产周期过长（一门凯撒火炮的生产时间可达数年）。特朗普上台后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原则，一直批评欧盟没有投入足够的财政预算承担欧洲的自我防御义务。马克龙和默克尔当时就达成了共识，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2017年，马克龙曾经提出了欧洲“战略自治”的呼吁。不过，战前这一美好的愿景一直停留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中。

俄乌战争成为了德国国防军事政策的转折点。一直受制于二战历史的德国，此次彻底重回军事强国的道路。德国政府设立了1000亿欧元的国防特别基金，并从2023年起将国防预算提高到GDP的2%。这一重磅投入又成为了德法冲突新的导火索，虽然能源领域是两国分歧的主要焦点。德国政府首先向美国下单，购买35架最新的F-35战斗机，以此取代已经在德国空军服役超过40年的旋风战斗机。随后，柏林将推动一个由以色列技术所主导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Essi，欧洲天盾计划）。此举立刻引发了马克龙的强烈不满，因为肖尔茨的这一系列动作偏离了国防自主的计划，同时也偏离了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防务体系。马克龙担心，法国在欧洲的国防事务角色会越来越被边缘化。肖尔茨的F-35购买计划使得欧洲的防务核心东倾，因为波兰也是F-35战斗机的重要买家。德国和波兰因此更容易形成联合作战体系。这直接冲击了被马克龙寄予厚望的德法德西联合战斗机项目FCAS。然而这一项目是当下欧洲政治困境的缩影：糟糕的合作和不信任使得第一批战斗机不会在2040年前升空。

德国国防部长兰布莱希特（Christine Lambrecht）认为，该项采购计划并没有违背对FCAS的承诺，德国现在急于购买新的战斗机，而FCAS还远未达到投入使用的阶段。对于德国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建立统一自主的欧洲防线，而是迅速重建本国那支濒临崩溃的军队。可以说，德法两国在共同防务问题打着各自的算盘。马克龙急于推动欧洲自主防御计划重回正轨，一方面是为了自己捞足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也想抢回欧洲防务的主导权。法国总统垂涎着肖尔茨开出的巨额支票，无论是缓解能源价格危机，还是建立欧洲自主的防务系统，马克龙自始至终坚持着他的总方针：“德国支付一切！”

现在离乌克兰战争的终结可能依然遥遥无期，能源危机的前景扑朔迷离，欧洲是否会因此迎来一场更大的危机同样也是一个未知数。德法这对欧洲稳定器如何在动摇中度过这个冬天，可能将影响到欧洲未来多年对这场大危机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