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能源、經濟與軍備——德國與法國矛盾背後歐盟內部的撕裂和危機

慕諧，德國在讀哲學博士

10月26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肖爾茨在愛麗舍宮舉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會晤，出人意料的是會後原定的聯合新聞發布會被取消，兩國也沒有發表任何形式的共同聲明。這一緊張的事態早在一星期前就已顯露出了端倪。10月20日，德國政府發言人黑貝斯特萊特（Steffen Hebestreit）宣布原定於在10月26日舉行的德法兩國的內閣部長聯繫會議，推遲到明年1月舉行。為此，德國方面給出了完全難以服衆的理由，即德國的內閣部長要與家人度假。

就當前德法之間的緊張關係，柏林洪堡大學的微觀經濟學教授弗拉徹爾（Marcel Fratzscher）寫道，「可以說，普京成功地分裂了歐洲，他使德國和法國相互對立。」法國前外交部長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認為：「法德夫婦正在漸行漸遠，陷入癱瘓。」9月以來，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去世，首相走馬燈式的更迭使英國新聞一直霸版各大媒體的頭條。由於英國的過分搶鏡，讓衆多觀察家們遺漏了發生在歐洲大陸愈演愈烈的「冷戰」，而由俄烏戰爭引發的能源危機和歐洲共同防務爭端是導致這場「夫婦冷戰」的兩大導火索。

被道德化的核電之爭

今年夏天，歐洲議會剛剛把核電和天然氣都視作可再生能源。在有些評論家看來，這是德法政治交易的結果，即「我保留我的天然氣，你保留你的核電站。」肖爾茨和副總理哈貝克（Robert Habeck）將其能源轉型戰略建立在天然氣之上，而天然氣是過渡性的清潔能源。馬克龍則將核電視為未來清潔能源的最重要組成，他希望在2050年以前新建14座新的反應堆。兩國都需要這樣的分類以滿足未來各自能源發展的需要。

只是在今年年初，當歐洲議會剛剛提出這項核電和天然氣分類的議案時，旋即遭到了德國的強烈反對。這也不是德國今年唯一一次在歐洲議會向核電發難了。在俄烏戰爭爆發以後，德國作為反核先鋒（即使在今年能源極度緊缺的情況下，德國綠黨依然堅持核淘汰政策）立即在歐盟提議制裁俄羅斯的核技術與核燃料進口。這與他們在天然氣制裁上的曖昧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這項提議最終並未在歐洲議會獲得響應。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是，歐洲的核燃料和中東歐的核技術仍然依賴俄羅斯。雖然，在高科技領域歐洲國家大幅領先於俄羅斯，但是，商業核技術是一個例外。近年來，在歐盟考慮如何更快地轉向更清潔的電力形式時，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一直是核電行業最賣力的說客。據綠色和平組織稱，歐盟新的核電能力建設可能會吸引價值約5000億歐元的潛在投資。

現在歐盟國家共有18座使用俄羅斯技術的核反應堆在運行，它們分布在保加利亞（2個），捷克（6個），芬蘭，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2021年的一份報告，保加利亞的核能發電量佔其總發電量的40.8%，捷克共和國為37.3%，芬蘭為33.9%，匈牙利為48%，斯洛伐克為53.1%之多。西方和俄羅斯設計的核反應堆有一個最大的技術上的不同，即燃料棒。西方國家使用的是四面體形的燃料棒，俄羅斯製造的是六邊形的。燃料棒的轉換存在着嚴重的安全問題。這也是大多數使用俄羅斯核技術的歐盟國家不願意改用西方製造的燃料棒的原因。

另外，根據根據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的數據，歐洲國家40%的濃縮鈾來自於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全世界30%以上的濃縮鈾出口來自俄羅斯。自俄烏戰爭開始以來，儘管歐盟對俄羅斯實施了大規模無死角的制裁，但是歐盟對俄羅斯的商用核技術公司進行了制裁豁免。由於鈾的交付週期較長，歐盟國家短時間內也無法找到替代的供應商。如果因為制裁俄羅斯的核電技術，導致歐洲國家大面積電力短缺的話，歐洲的電力價格會飆升至無法想象的水平。

另外，德國的這項制裁俄羅斯核技術的動議，對於它的盟友法國來說也是落井下石。法國是全世界最依賴核能發電的國家，該國70%的電力來源於核電。不過，今年法國的核電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因為法國電力公司（EDF）面臨着從核電站內部出現的應力腐蝕到反應堆更難冷卻等各種問題。法國現運營的56座核電站有28座處於檢修狀態，無法被接入電網。現在，法國的核能發電處於自199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發電量不到理論最大裝機容量61.4千兆瓦的一半。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自從1971年進軍法國的核能市場之後，一直與該國有緊密的合作與聯繫。它也一直是法國電力公司所設計製造的核電站的重要零配件供應商。法國的核燃料鈾也嚴重依賴俄羅斯。另外，今年2月馬克龍支持了法國電力公司從美國通用電氣收購Arabelle核蒸汽渦輪機（Arabelle nuclear steam turbine，世界上最大的核電渦輪機）的業務。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一直是該渦輪機的最大買家之一。毫無疑問，對俄公司的制裁會影響法國現有核電站的維修和更新迭代的速度，另外，禁止對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出售渦輪機也會使法國電力公司本已不堪的財政現狀更加捉襟見肘。

德國不遺餘力地阻撓核能發展或許基於兩個原因：首先，掩蓋其在能源轉型道路上的尷尬處境。儘管德國在能源轉型上做了全歐洲最大的投入，然而該國的電力生產依然是全歐洲最「髒」的。德國生產每度電所產生的碳排放量高於歐盟的平均值，同時遠高於核能友好型國家——法國（2020年德國每千瓦時二氧化碳排放量為300克，法國為不到100克）。另外，德國的電力成本也冠絕歐洲，德國的民用電價自2018年超過丹麥以後，一直穩居歐洲榜首，遠高於法國（德國民用電價比歐盟的平均值高出了45%，是波蘭的兩倍，荷蘭的三倍）。

第二個原因，是以綠黨為核心的大聯合政府長期秉持以綠色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政治道德主義。研究道德化和道德主義的先驅人物羅津（Paul Rozin）教授認為，道德化意味着「以前在道德上中立的事物或活動獲得了道德的成分。道德化將偏好轉化為價值觀，並在此過程中影響跨代傳播（因為價值觀在家庭中的傳遞比偏好更有效），增加內化的可能性，喚起更大的情感反應，進而動員政府和其他文化機構的支持。」德國當代最重要的政治學家默克爾（Wolfgang Merkel）教授認為，道德化是一種特殊的、帶有貶義的道德表達形式。它是對自己道德地位的自以為是的強調，是各種自我中心主義的表達。

在氣候政治的語境下，政治道德主義則進一步假定了各種政治措施之間有着絕對的善惡之分：可再生能源代表着絕對的善，因為它能塑造親近自然的、低二氧化碳的和平共存的社會；化石能源和核能則代表着絕對的惡，因為它代表了老白男領導下資本主義剝削機器。一方面，這種二分法的道德主義掩蓋了現實政治社會的複雜性，比如，大力發展「道德的」可再生能源的德國在電力生產成本和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都遠高於使用「不道德」能源的法國。然而，由於化石能源與核能是不道德的，所以它們必須被禁止。被「道德化」和「宗教化」了的政策無法從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做出調整和更正，它失去了應有的政策彈性和商討的空間。綠黨在面對國內核電站退役時間問題上的固執態度就是這一例證。另一方面，把政治「正義」宗教化（柏林工業大學的榮休傳播學教授鮑爾茨Nobert Bolz在他個人的Twitter上寫道，「綠黨不是一個政治組織，而是一個宗教團體。」）方便政客們為他們政治上的失敗找到藉口。當綠黨的能源和氣候政策面臨慘敗之際，政治道德主義的說辭就會特別有幫助。因為，如果法國比我們更成功，那麼從邏輯上講，他們的成功是與魔鬼作了交易的結果。

天然氣補貼爭端：歐債危機的復刻？

如果說，德法在核能問題上的衝突可以被看作是「道德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角力的話，那麼，兩國在電價和天然氣問題上的爭端就是在「道德」上的直接衝撞了。這次衝撞的緣起是德國政府在9月底推出的2000億歐元的紓困方案。10月初，德國政府任命的專家小組發布了初步的補貼方案。根據該方案，在12月政府將為家庭和中小企業的天然氣賬單買單；2023年1月起，工業部門將為前一年同期使用量前70%的天然氣按照每千瓦時0.07歐元的價格付費，超過部分按市場價付費；從2023年3月起，私人家庭和中小企業將為前一年同期使用量前80%的天然氣按照每千瓦時0.12歐元（約合人民幣0.84元）的費用付費，超過部分按市場價格付費。不過，這個方案一經公布就招致了各方面的批評。

烏俄戰爭後，德國聯邦議院先是修改了《德國基本法》中有關債務剎車的條款，為聯邦政府設立1000億歐元的國防特別基金掃清了障礙。這次，聯邦議院又根據《基本法》中的特別條款（「在發生自然災害或國家無法控制且嚴重影響國家財政狀況的特殊緊急情況下，根據聯邦議院多數議員的決議，可以突破這些信貸上限」）批准了2000億額度的新貸款額度，以此為天然氣的價格補貼掃清了障礙。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德國每財年的新赤字不得超過GDP（德國每年的GDP在4萬到5萬億歐元之間）的0.35%。2022年，德國新增的這兩筆貸款遠遠超過了法定的財政赤字。

雖然，德國政府啓動的一次性付款和價格制動的混合價格補貼，為每個德國家庭分擔了47%的天然氣的額外負擔，但是這一補貼機制依然是更有利於富有的家庭。德國著名的氣候經濟學家艾登霍夫（Ottmar Edenhofer）教授在他為麥卡托全球公共事物和氣候變化研究所（Mercator Research Institute on Global Commons and Climate Change）撰寫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在這套計算系統中，將不同階層的額外天然氣費用給予相同比例的補助，最後，不需要補貼的富裕家庭必然會獲得更多金額的收益。所以，這一補貼計劃沒有考慮到改變社會不平等的現狀。艾登霍夫認為，如果能夠按照稅收或者按照家庭天然氣的使用量來提供階梯式的補貼，比如，對高稅收和高天然氣使用量人群不提供或少提供補貼，那麼這將更有利於調節社會的貧富差距，也有利於降低財政赤字。

德國政府的天然氣援助計劃在國內只遇到了些許雜音，但是，這一計劃一經提出就遭到了來自歐盟其餘各國激烈的批評。德國的這一政策完全攪亂了歐盟的一體化市場。南歐和中東歐國家的政府無力為本國的企業提供能源補貼。匈牙利的極右翼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指責該方案「吃人」，柏林正為「歐洲的統一投下炸彈」。即便像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在國內相繼推出了能源補貼的計劃，但這些國家鑑於各自的財政能力，能給予的補助遠遠少於德國政府。德國政府給予該國企業的巨大能源補貼，使得它們生產的產品成本更低，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德國政府的這一補貼政策，以削弱和犧牲其它歐洲企業為代價，試圖幫助本國的公司奪回他們在全世界市場中的份額。

這一政策完全違背了德國人最愛掛在嘴邊的口號：團結（Solidarität）；同時，他也又一次讓德國站在歐盟的對立面。德國政府數十年來一意孤行的能源政策（依賴俄羅斯天然氣，堅持廢除核電）將歐洲拖入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機，隨後，又通過補貼國內的企業，讓他們擁有了歐洲其它國家企業所沒有的競爭力。此前，歐盟無法為衝向懸崖的德國能源政策踩下剎車，現在，德國人用雄厚的財力金蟬脫殼，留下歐盟的其它兄弟繼續為他們的錯誤買單。正是德國在能源上對俄羅斯的依賴，讓德國在歐盟陷入孤立。此次，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操作進一步激怒了其它歐盟國家，讓它們徹底倒向了歐盟的另一台引擎。

在二當家法國的領導下，歐洲夥伴對德國發起了反擊。法國的方針很簡單：「德國支付一切」，就像1918年一戰結束後的那樣，儘管當時的情況截然不同。馬克龍和法國財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提出，歐盟要設立一個共同的天然氣價格上限，並且進一步擴大歐盟的共同財政赤字。肖爾茨竭力反對這兩項提議。如果設定天然氣價格上限，可能導致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不足。因為，天然氣會流向出價更高的亞洲地區。當然，肖爾茨也反對擴大歐盟的共同赤字來度過這次危機。德國政府自然不願意加大本國的財政赤字，以幫助他國企業增加市場上的競爭力，進而削弱德國企業的優勢。德國新總理無疑走進了一條「既要又不要」的死胡同：一方面，他必須為國內的2000億歐元的補貼計劃進行辯護。另一方面，他又必須解釋德國為何不支持一個歐洲範圍的補貼計劃。

不過，肖爾茨的這一操作手法並不令人陌生。可以說，此次的能源補貼計劃是默克爾對待歐債危機的一個翻版。在歐債危機期間，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歐國家希望歐洲央行通過印錢幫助各國度過難關。不過，默克爾和當時的財政部長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堅持緊縮的政策，「希臘的問題應該讓希臘人自己解決」。波恩大學政治學教授居羅（Ulrike Guérot）在當時撰寫的一份歐債危機的報告中，提到了兩點德國當時支持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原因，首先，魏瑪共和國時期以及二戰後初期惡性通貨膨脹的夢魘依然銘記在德國人苦澀的集體記憶中，這形成了德國人的反通脹文化；其次，作為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基礎的秩序自由主義理念，拒絕在經濟衰退過程中使用擴張型財政與貨幣政策來應對危機，相反，它認為財政緊縮才是建立可持續經濟增長的基礎。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德國在這場歐債危機中獲益良多。由於歐元的貶值，大幅提振了德國的對外出口。德國對歐盟以外出口市場的收益足以抵消歐洲市場的萎縮。另外，歐債危機發生以後，德國經濟卻贏得了國際資本市場的信任和青睞，德國國債受到追捧，收益率下降，這使德國能以非常低的成本來融資。2016年，德國甚至推出了負利率國債，投資者非但不能從中「獲益」，還需向德國政府支付利息。

德國應對這兩場危機反映出的最大共同點是：吃了歐洲其它國家的「人血饅頭」。默克爾和肖爾茨並不在乎，在經濟危機中是堅持緊縮的還是寬鬆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他們在乎的是「德國優先」。默克爾在應對COVID-19危機時，打破了「在經濟衰退過程中，拒絕使用擴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的「鐵律」，以天量的債務挽救了衆多德國企業。肖爾茨則在軍購和能源危機問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規避了《基本法》中的債務剎車條款。這種應對不同危機時的花式變臉充分表現了典型的德式道德雙標（Doppelmoral）。德國的戰略與宏觀經濟學家斯特爾特（Daniel Stelter）在他為《商報》撰寫的評論文章中十分生動地描繪了該國在能源政策中的這種「雙標」，「只要不在我們的領土上，在哪兒都行。我們不用核電！但進口法國的。我們不用煤！但進口波蘭的。我們不用天然氣！但進口卡塔爾的。我們應該為此感到羞愧，並最終採取應該採取的行動。」

馬克龍拒絕2010年歐債危機造成的悲劇再次上演，因此他不僅在歐盟各國通過遊說，向肖爾茨施壓，他還使用了外交手段以外的槓桿。10月，法國與西班牙和葡萄牙達成共識，叫停了Midcat天然氣管道（Midcat-gas pipeline）計劃。該管道通過比利牛斯山脈，將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上岸的液化天然氣直接輸送到德國。西班牙是歐洲最早的液化天然氣使用國，有足夠的合適終端和加工能力來供應歐洲的其他地區。肖爾茨原本寄希望於該管道能幫助德國進一步擺脫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與此同時，法國與南歐兩國重新達成了一項新的基建協議：在馬賽和巴塞羅那之間建造一條跨越地中海的氫氣運輸管道。馬克龍的這套組合拳已經讓肖爾茨在談判桌上的態度有所軟化。

搖搖欲墜的法德防務同盟

根據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的數據，美國已經承諾向烏克蘭提供250億歐元的軍事支持，英國承諾提供40億歐元。相比之下，德國承諾提供12億歐元，少於波蘭的18億歐元，而法國對基輔的軍事支持只有區區2.33億歐元，甚至落後於愛沙尼亞。英國幫助訓練了5000名烏克蘭軍隊，而法國僅訓練了100名。兩國在對烏克蘭軍事援助上面的疲軟和德法與俄羅斯的經濟聯繫不無關係。德國當然害怕普京完全切斷能源供應；而法國公司依然不情願退出俄羅斯市場，相較於其它西方國家，法國公司制裁俄羅斯的比例是最低的。馬克龍為了保護本國企業的利益，勢必在烏克蘭軍援問題上小心翼翼。

然而，不僅是德法兩國因顧及經濟利益，繼而採取軍事上的綏靖態度，使得它們在歐洲國防的領導地位邊緣化，兩國令人震驚的國防現狀加劇了這一趨勢。德國的資深軍事記者溫克斯多夫（Lars Winkelsdorf）揭露了該國國防力量的「慘狀」：德國的整個防空領域幾乎是癱瘓的；承諾向烏克蘭方面交付的豹式主戰坦克也處於被陸軍廢棄的狀態；步槍子彈和坦克炮彈可能僅供幾天的使用。可以說，德國軍隊的這些飛機，坦克和裝甲車的保養狀況並不比俄軍好太多。法國方面雖然在軍援預算受到了各方的批評與質疑，但是，他們一再強調，法方已交付的武器數量遠遠超過德方。其中包括了18門凱撒自行火炮，其射程是海瑪斯的一半左右。然而，這18門火炮已經佔據了該款武器庫存的四分之一。這也揭示了法國國防軍備的尷尬，即庫存過少，生產週期過長（一門凱撒火炮的生產時間可達數年）。特朗普上台後提出了「美國優先」的原則，一直批評歐盟沒有投入足夠的財政預算承擔歐洲的自我防禦義務。馬克龍和默克爾當時就達成了共識，歐洲必須建立自己的軍隊。2017年，馬克龍曾經提出了歐洲「戰略自治」的呼籲。不過，戰前這一美好的願景一直停留在兩國領導人的講話中。

俄烏戰爭成為了德國國防軍事政策的轉折點。一直受制於二戰歷史的德國，此次徹底重回軍事強國的道路。德國政府設立了1000億歐元的國防特別基金，並從2023年起將國防預算提高到GDP的2%。這一重磅投入又成為了德法衝突新的導火索，雖然能源領域是兩國分歧的主要焦點。德國政府首先向美國下單，購買35架最新的F-35戰鬥機，以此取代已經在德國空軍服役超過40年的旋風戰鬥機。隨後，柏林將推動一個由以色列技術所主導的歐洲導彈防禦系統（Essi，歐洲天盾計劃）。此舉立刻引發了馬克龍的強烈不滿，因為肖爾茨的這一系列動作偏離了國防自主的計劃，同時也偏離了以法德為核心的歐洲防務體系。馬克龍擔心，法國在歐洲的國防事務角色會越來越被邊緣化。肖爾茨的F-35購買計劃使得歐洲的防務核心東傾，因為波蘭也是F-35戰鬥機的重要買家。德國和波蘭因此更容易形成聯合作戰體系。這直接衝擊了被馬克龍寄予厚望的德法德西聯合戰鬥機項目FCAS。然而這一項目是當下歐洲政治困境的縮影：糟糕的合作和不信任使得第一批戰鬥機不會在2040年前升空。

德國國防部長蘭布萊希特（Christine Lambrecht）認為，該項採購計劃並沒有違背對FCAS的承諾，德國現在急於購買新的戰鬥機，而FCAS還遠未達到投入使用的階段。對於德國來說，現在的當務之急並不是建立統一自主的歐洲防線，而是迅速重建本國那支瀕臨崩潰的軍隊。可以說，德法兩國在共同防務問題打着各自的算盤。馬克龍急於推動歐洲自主防禦計劃重回正軌，一方面是為了自己撈足政治資本，另一方面也想搶回歐洲防務的主導權。法國總統垂涎着肖爾茨開出的鉅額支票，無論是緩解能源價格危機，還是建立歐洲自主的防務系統，馬克龍自始至終堅持着他的總方針：「德國支付一切！」

現在離烏克蘭戰爭的終結可能依然遙遙無期，能源危機的前景撲朔迷離，歐洲是否會因此迎來一場更大的危機同樣也是一個未知數。德法這對歐洲穩定器如何在動搖中度過這個冬天，可能將影響到歐洲未來多年對這場大危機的應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