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峻豪：一场还是不见地方、缺乏议题与抗中保台的负面选举

（张峻豪，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

近日，网路上有人称此次2022年的地方选举，是台湾史上“最高层次”的一场选举，因为大家都在讨论学位与论文。确实，从林智坚的论文门开始，这场选举不但向北、向南扩散了检验论文的风潮，还在中央及地方府会之间，向上、向下延烧。

而就在各校“学伦会”大概已作成决议后，这场看似失焦的选举，似乎有了回归地方议题讨论的机会，不过，随著对岸“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重谈对台工作方针，使得熟悉的“抗中保台”论调又回来了；最近，在台北市长选战里，“反中”甚至还变成“反对陈时中”或“反对中国”。如果说，论文事件是强化选民对候选人讨厌，进而发展成“负面投票”的起点，那么，即将开始的选战下半场，又因为“芒果干（亡国感）”发酵，使“讨厌共产党”为“负面投票”添柴加火。

因为两岸关系加入战场，使得今年这场原本就缺乏议题的选举，更没有什么讨论政策的机会。当地方选举无法重回地方，选民也只能从几颗烂苹果中挑个比较顺眼的，各候选人、各政党，自然很容易跟著这个趋势推进“负面竞选”，并从中寻找红利。事实上，从台湾当代选举史上来看，“负面投票”与“负面竞选”交织成的“负面选举”，是一条清晰的历史路径，而这次选举会不会更深化这个路径？又将带来哪些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负面投票”与“中国因素”的合流

既然“负面竞选”有利于胜选，它也就演化为竞选策略当中的理性行为，并被写进选举教科书的首页。

台湾在1990年代实施普选，然基于国家认同、族群意识的政治发展背景，使得当时越推进民主选举，就越激起社会冲突。在那几乎年年有选举的时代，搭配上“复数选区制”带来的低当选门槛，抹黑造谣、言行恐吓、负面文宣、绑桩买票，成了参选人主要策略。既然“负面竞选”有利于胜选，它也就演化为竞选策略当中的理性行为，并被写进选举教科书的首页。

复数选区制

接著，从90年代后期到第一次政党轮替，台湾的国家认同与族群争议并没有获得缓解，共产党与民进党的对立，还让“中国因素”加入战场。“害台湾”与“爱台湾”的屡次对决，强化了“两岸牌”的效果，并在高张力的选举期被镶嵌进国家与族群议题。“中国因素”让“负面竞选”更有著力点，使这条历史路径得继续延伸下去。

在民进党首次执政的后期，“连爷爷”与“宋爷爷”相继访中，甚至会见中共领导人，开启了两岸交流新时代。紧跟著，马英九于2008年当选总统，“两岸牌”融入“经济牌”，“支不支持交流？”成为马政府时期“中国因素”的论述主轴；马英九在2012年连任，高喊人民认同他“搁置争议、商机取代危机”的作法，更是自认为“中国因素”的负面性已获得缓解。

不过，早在网路崛起的公民力量逐渐壮大，在当时，一次接著一次对体制的冲撞，集结到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让“讨厌共产党”又与“中国因素”合流，接下来，换成民进党大打“反中牌”，2014年底的地方选举，在选民“负面投票”的影响下，导致国民党遭遇自1997年以来最大惨败，由选前四都11县市萎缩至一都五县，更甚者，到了2016年的总统及立委选举，国民党所提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还创下自2000年总统选举以来，国民党得票数与民进党差距最大的纪录，民进党取得总统、国会双赢的“完全政党轮替”。

也就是因为全面执政，“反中牌”暂时退场，当时的民进党相继开出许多改革战线，同婚合法、一例一休、军公教年金制度等，却激起社会反弹声浪，这让国民党有了一个给选民“讨厌民进党”的机会。“韩流”趁这个势崛起，2018年地方选举搭配上俨然是民进党期中考的十项公投案，负面投票被延续了，国民党一扫阴霾拿下了15席地方首长。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选后没几天，这15个国民党籍的胜选者，马上喊出了“支持九二共识”、“成立两岸工作小组”，再没多久，高雄市长韩国瑜也考虑带职参选，与党内群雄一起争夺总统大位，

“抗中保台”其实也没离开太久，选后才一个月，习近平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让国民党的“九二共识”立即遭受挑战。再加上，邻近的香港发生诸多公民抗争，血腥画面一再上演，于是，“讨厌共产党”又归位了，蔡英文不但打败党内挑战者赖清德，也很快与声势正旺的韩国瑜民调黄金交叉，最后创造逆转大惊奇，证明了“中国因素”与“负面投票”的选举路径还是继续深埋在历史脉络里。

蓝的更蓝、绿的更绿、中间选民更中间

在蓝绿基本盘渐渐流失下，政党要让中间选民买单，最重要地，当然就是要让他们对中共、对对手阵营讨厌，才有机会。

这条选举路径最显著之影响，莫过于让台湾内部蓝的更蓝、绿的更绿，中间选民更中间；另外，也由于负面投票的持续累积，使得蓝绿基本盘都萎缩，那些投票前没有政党属性、或尚未决定票投给谁的中间选民相形扩大，并带给选举极大影响。

以台中市2014年、2018年的市长选举为例，两次大约各15%选民的翻转，造成蓝绿都曾输过约21万票，中间选民的力量让人印象深刻。若将此对应到最近一次总统大选，蔡英文与韩国瑜加上宋楚瑜的差距也是15%，蔡赢了韩加宋的票大约也接近210万票，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解释，在反中情绪拉到最高、韩国瑜的争议极强之下，中间选民几乎是全移转到了蔡英文这边，造就了史上最高得票，而这个票数，主要就是“讨厌共产党”、“讨厌韩国瑜”、“讨厌国民党”的相乘效果所致。

基于这个现象，我们或许还可以更直接地说，每次选举都有人喊出“决战中台湾”好像真有点道理，因为，不止选民人数约为全台十分之一，台中市的中间选民比例，大概也就是全台缩影。从这一次台中市市长选举，可以看得出来，在选战初期，相当有机会连任的卢秀燕，和侯友宜一样，是最早批评夏立言访中的国民党地方诸侯，而在选战后期，卢秀燕甚至常常神隐，竞选总部记者会还找人代打，很清楚地，她一定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台湾最具威力的中间选民，因此，避免让选民讨厌，避免反中因素烧上来，乃是唯一且最佳的策略。

由此来看，现在的中间选民多是以“负向投票”来进行选择，大概可以得到肯认了。在蓝绿基本盘渐渐流失下，政党要让中间选民买单，最重要地，当然就是要让他们对中共、对对手阵营讨厌，才有机会。

所以，尽管我们再怎么讨厌“反中牌”的屡屡复活，再怎么拒绝负面竞选，它终究“路径深化”下来了，并且，还穿透到多数中间选民心里。果不其然，按照最近民调，即使这次的选举依然负面又缺乏议题，还是有将近六成民众关心，以及超过七成五的选民表示会去投票。因此，一个最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就是，这条台湾选举的历史路径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选举？以及，这条路径是否真的还是会继续深化下去？

“抗中保台”与“讨厌民进党”的选战下半场

当诉求反中、反国民党、反民进党的同时，却没有同时增加自己的“不被讨厌度”，胜负都还在未定之数，这是预测此次选举下半场的重要基础。

从过往的投票倾向看来，当中共对台政治立场“硬的更硬”，民进党确实占据了“反中”最佳位置，并且可以藉著“讨厌共产党”，来连结到“讨厌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在选战里面往往动辄得咎的主因。

不过，这个单纯的假设存在重大挑战，因为，当负面选举打得激烈，过度攻击对方的成果，也极可能伤到自身，进而增加了选民对自己的讨厌度；当诉求反中、反国民党、反民进党的同时，却没有同时增加自己的“不被讨厌度”，胜负都还在未定之数，这是预测此次选举下半场的重要基础。几个过去的例子是：韩国瑜在2020年选举时，随著民调逐渐下滑，言论越来越辛辣，想要点燃“讨厌民进党”的火苗，却也同时加强了“讨厌韩国瑜”的力道；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后，改革方案被抨击，被讨厌度激增、反中牌失灵，正成为2018败选的关键。

所以，可以进一步说，中国因素和负面竞选，在路径深化的影响上非但缺一不可，也都是把双面刃。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反中牌”加上政党的“负面竞选”，确实有机会催出选民的“负面投票”，不过，当任何一个因素被淡化，或者讨厌对方变成自己被讨厌，中间选民的翻转性就会浮现。就现在的情况来说，负面竞选的主角：“论文门”虽在全台席卷，但回力镖现象却让选民感到厌倦，已不相信任何人。另外，即使对岸二十大给了反中牌火苗，但从先前共军屡屡扰台，到最后飞弹还越过我们上头的社会反应来看，民众好像早就习以为常，甚至还认为对岸不过就是吓唬一下，没什么能力打过来，可以体会，中国因素在这次选举的影响力将大不如前。

基于这些前提，过往的路径还会不会继续影响这次选举，就关乎蓝绿怎么打下半场了。对民进党而言，“抗中牌”若没发挥作用，可预期中间选民投票意愿将大幅滑落，并使选举回归到蓝绿基本盘。

弃保效应

也就是说，在一些蓝传统上大于绿的地区，例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以及花东地区，民进党选情不容乐观，因此，在地方议题来不及点燃之际，“抗中保台”的传统打法应会在接近投票时被激化。

相对来看，在中国因素上屡次失分的国民党，对目前选情紧绷的选区，较佳作法则是利用民进党的被讨厌度，尤其在多人角逐的县市，如台北市、新竹市、苗栗县，促成“讨厌民进党”的票能流动。基于此，在选战后期，国民党将加强选民的负面投票，这导致“弃保效应”的操作，是接下来极可见到之场面。

负面选举对台湾民主的后遗症

当这场选战对候选人的检视已扩及到进行学术审查的大学、文官体系，那么，所遗留的绝非仅是“信者恒信”之结果，而是社会上对于这些机关的不信任，甚至加深对立性与民粹性。

所以，中国因素与负面投票，还是这场选举的观战重点，而台北市集这两个因素于一身，必然会成为接下来的热区，并且，又再一次衬托台湾选举的历史宿命。另外，历史的路径还告诉我们，负面选举之结果也将对台湾民主产生重大影响，此同样值得各界思考。

首先，如前所提，2018年地方选举后，国民党对“九二共识”及两岸交流的呼声立刻卷土重来，对照今年朱立伦在中共军演之际，即使面对党内反弹声浪，依然支持夏立言赴中的逻辑，这个局面还是有可能被复制。若真因此，紧接而来的总统与立委选举，可想见中国因素还是蓝绿对决的主要战场。

其次，负面选举所留下的后遗症不容忽视。民主政治贵在分权制衡，选举应是就权力行使面向的检验，不过，当这场选战对候选人的检视已超脱公共政策，反扩及到进行学术审查的大学、文官体系，以及职掌审判的司法单位，那么，所遗留的绝非仅是“信者恒信”之结果，而是社会上对于这些机关的不信任，甚至加深对立性与民粹性。

另外，在缺乏议题的选战后，一场聚焦在地方首长，尤其是六都市长输赢的结果，将使地方议员、乡镇市长及代表、村里长与基层选民的连结相形薄弱。地方治理有赖民间参与、公共审议，然在“强干弱枝”的情况里，当中央主政者未来更主导公共政策推动、直辖市长更掌握政治资源之下，基层民众与基层组织如何真正“由下而上”实践民主，并带动地方能力提升，相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最后，就主要政党来说，面对负面投票的结果，极可能又如同过去把它简化为对自己的支持，这将强化下次的负面竞选策略。因此，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台湾在每两年大选间，还常有“罢免投票”作为配角，而罢免作为负面投票的真正实践，在负面选举后，各方会不会加强这个配角的戏份，进尔再深化台湾的选举路径，同样值得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