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張峻豪：一場還是不見地方、缺乏議題與抗中保台的負面選舉

（張峻豪，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近日，網路上有人稱此次2022年的地方選舉，是台灣史上「最高層次」的一場選舉，因為大家都在討論學位與論文。確實，從林智堅的論文門開始，這場選舉不但向北、向南擴散了檢驗論文的風潮，還在中央及地方府會之間，向上、向下延燒。

而就在各校「學倫會」大概已作成決議後，這場看似失焦的選舉，似乎有了回歸地方議題討論的機會，不過，隨著對岸「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重談對台工作方針，使得熟悉的「抗中保台」論調又回來了；最近，在台北市長選戰裡，「反中」甚至還變成「反對陳時中」或「反對中國」。如果說，論文事件是強化選民對候選人討厭，進而發展成「負面投票」的起點，即將開始的選戰下半場，又因為「芒果乾（亡國感）」發酵，使「討厭共產黨」為「負面投票」添柴加火。

因為兩岸關係加入戰場，使得今年這場原本就缺乏議題的選舉，更沒有什麼討論政策的機會。當地方選舉無法重回地方，選民也只能從幾顆爛蘋果中挑個比較順眼的，各候選人、各政黨，自然很容易跟著這個趨勢推進「負面競選」，並從中尋找紅利。事實上，從台灣當代選舉史上來看，「負面投票」與「負面競選」交織成的「負面選舉」，是一條清晰的歷史路徑，而這次選舉會不會更深化這個路徑？又將帶來哪些影響？值得我們關注。

「負面投票」與「中國因素」的合流

既然「負面競選」有利於勝選，它也就演化為競選策略當中的理性行為，並被寫進選舉教科書的首頁。

台灣在1990年代實施普選，然基於國家認同、族群意識的政治發展背景，使得當時越推進民主選舉，就越激起社會衝突。在那幾乎年年有選舉的時代，搭配上「複數選區制」帶來的低當選門檻，抹黑造謠、言行恐嚇、負面文宣、綁樁買票，成了參選人主要策略。既然「負面競選」有利於勝選，它也就演化為競選策略當中的理性行為，並被寫進選舉教科書的首頁。

複數選區制

接著，從90年代後期到第一次政黨輪替，台灣的國家認同與族群爭議並沒有獲得緩解，共產黨與民進黨的對立，還讓「中國因素」加入戰場。「害台灣」與「愛台灣」的屢次對決，強化了「兩岸牌」的效果，並在高張力的選舉期被鑲嵌進國家與族群議題。「中國因素」讓「負面競選」更有著力點，使這條歷史路徑得繼續延伸下去。

在民進黨首次執政的後期，「連爺爺」與「宋爺爺」相繼訪中，甚至會見中共領導人，開啟了兩岸交流新時代。緊跟著，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總統，「兩岸牌」融入「經濟牌」，「支不支持交流？」成為馬政府時期「中國因素」的論述主軸；馬英九在2012年連任，高喊人民認同他「擱置爭議、商機取代危機」的作法，更是自認為「中國因素」的負面性已獲得緩解。

不過，早在網路崛起的公民力量逐漸壯大，在當時，一次接著一次對體制的衝撞，集結到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讓「討厭共產黨」又與「中國因素」合流，接下來，換成民進黨大打「反中牌」，2014年底的地方選舉，在選民「負面投票」的影響下，導致國民黨遭遇自1997年以來最大慘敗，由選前四都11縣市萎縮至一都五縣，更甚者，到了2016年的總統及立委選舉，國民黨所提總統候選人朱立倫，還創下自2000年總統選舉以來，國民黨得票數與民進黨差距最大的紀錄，民進黨取得總統、國會雙贏的「完全政黨輪替」。

也就是因為全面執政，「反中牌」暫時退場，當時的民進黨相繼開出許多改革戰線，同婚合法、一例一休、軍公教年金制度等，卻激起社會反彈聲浪，這讓國民黨有了一個給選民「討厭民進黨」的機會。「韓流」趁這個勢崛起，2018年地方選舉搭配上儼然是民進黨期中考的十項公投案，負面投票被延續了，國民黨一掃陰霾拿下了15席地方首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選後沒幾天，這15個國民黨籍的勝選者，馬上喊出了「支持九二共識」、「成立兩岸工作小組」，再沒多久，高雄市長韓國瑜也考慮帶職參選，與黨內群雄一起爭奪總統大位，

「抗中保台」其實也沒離開太久，選後才一個月，習近平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讓國民黨的「九二共識」立即遭受挑戰。再加上，鄰近的香港發生諸多公民抗爭，血腥畫面一再上演，於是，「討厭共產黨」又歸位了，蔡英文不但打敗黨內挑戰者賴清德，也很快與聲勢正旺的韓國瑜民調黃金交叉，最後創造逆轉大驚奇，證明了「中國因素」與「負面投票」的選舉路徑還是繼續深埋在歷史脈絡裡。

藍的更藍、綠的更綠、中間選民更中間

在藍綠基本盤漸漸流失下，政黨要讓中間選民買單，最重要地，當然就是要讓他們對中共、對對手陣營討厭，才有機會。

這條選舉路徑最顯著之影響，莫過於讓台灣內部藍的更藍、綠的更綠，中間選民更中間；另外，也由於負面投票的持續累積，使得藍綠基本盤都萎縮，那些投票前沒有政黨屬性、或尚未決定票投給誰的中間選民相形擴大，並帶給選舉極大影響。

以台中市2014年、2018年的市長選舉為例，兩次大約各15%選民的翻轉，造成藍綠都曾輸過約21萬票，中間選民的力量讓人印象深刻。若將此對應到最近一次總統大選，蔡英文與韓國瑜加上宋楚瑜的差距也是15%，蔡贏了韓加宋的票大約也接近210萬票，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解釋，在反中情緒拉到最高、韓國瑜的爭議極強之下，中間選民幾乎是全移轉到了蔡英文這邊，造就了史上最高得票，而這個票數，主要就是「討厭共產黨」、「討厭韓國瑜」、「討厭國民黨」的相乘效果所致。

基於這個現象，我們或許還可以更直接地說，每次選舉都有人喊出「決戰中台灣」好像真有點道理，因為，不止選民人數約為全台十分之一，台中市的中間選民比例，大概也就是全台縮影。從這一次台中市市長選舉，可以看得出來，在選戰初期，相當有機會連任的盧秀燕，和侯友宜一樣，是最早批評夏立言訪中的國民黨地方諸侯，而在選戰後期，盧秀燕甚至常常神隱，競選總部記者會還找人代打，很清楚地，她一定知道自己面對的是台灣最具威力的中間選民，因此，避免讓選民討厭，避免反中因素燒上來，乃是唯一且最佳的策略。

由此來看，現在的中間選民多是以「負向投票」來進行選擇，大概可以得到肯認了。在藍綠基本盤漸漸流失下，政黨要讓中間選民買單，最重要地，當然就是要讓他們對中共、對對手陣營討厭，才有機會。

所以，儘管我們再怎麼討厭「反中牌」的屢屢復活，再怎麼拒絕負面競選，它終究「路徑深化」下來了，並且，還穿透到多數中間選民心裡。果不其然，按照最近民調，即使這次的選舉依然負面又缺乏議題，還是有將近六成民眾關心，以及超過七成五的選民表示會去投票。因此，一個最值得討論的問題當然就是，這條台灣選舉的歷史路徑會如何影響接下來的選舉？以及，這條路徑是否真的還是會繼續深化下去？

「抗中保台」與「討厭民進黨」的選戰下半場

當訴求反中、反國民黨、反民進黨的同時，卻沒有同時增加自己的「不被討厭度」，勝負都還在未定之數，這是預測此次選舉下半場的重要基礎。

從過往的投票傾向看來，當中共對台政治立場「硬的更硬」，民進黨確實佔據了「反中」最佳位置，並且可以藉著「討厭共產黨」，來連結到「討厭國民黨」，這是國民黨在選戰裡面往往動輒得咎的主因。

不過，這個單純的假設存在重大挑戰，因為，當負面選舉打得激烈，過度攻擊對方的成果，也極可能傷到自身，進而增加了選民對自己的討厭度；當訴求反中、反國民黨、反民進黨的同時，卻沒有同時增加自己的「不被討厭度」，勝負都還在未定之數，這是預測此次選舉下半場的重要基礎。幾個過去的例子是：韓國瑜在2020年選舉時，隨著民調逐漸下滑，言論越來越辛辣，想要點燃「討厭民進黨」的火苗，卻也同時加強了「討厭韓國瑜」的力道；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後，改革方案被抨擊，被討厭度激增、反中牌失靈，正成為2018敗選的關鍵。

所以，可以進一步說，中國因素和負面競選，在路徑深化的影響上非但缺一不可，也都是把雙面刃。歷史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反中牌」加上政黨的「負面競選」，確實有機會催出選民的「負面投票」，不過，當任何一個因素被淡化，或者討厭對方變成自己被討厭，中間選民的翻轉性就會浮現。就現在的情況來說，負面競選的主角：「論文門」雖在全台席捲，但迴力鏢現象卻讓選民感到厭倦，已不相信任何人。另外，即使對岸二十大給了反中牌火苗，但從先前共軍屢屢擾台，到最後飛彈還越過我們上頭的社會反應來看，民眾好像早就習以為常，甚至還認為對岸不過就是嚇唬一下，沒什麼能力打過來，可以體會，中國因素在這次選舉的影響力將大不如前。

基於這些前提，過往的路徑還會不會繼續影響這次選舉，就關乎藍綠怎麼打下半場了。對民進黨而言，「抗中牌」若沒發揮作用，可預期中間選民投票意願將大幅滑落，並使選舉回歸到藍綠基本盤。

棄保效應

也就是說，在一些藍傳統上大於綠的地區，例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以及花東地區，民進黨選情不容樂觀，因此，在地方議題來不及點燃之際，「抗中保台」的傳統打法應會在接近投票時被激化。

相對來看，在中國因素上屢次失分的國民黨，對目前選情緊繃的選區，較佳作法則是利用民進黨的被討厭度，尤其在多人角逐的縣市，如台北市、新竹市、苗栗縣，促成「討厭民進黨」的票能流動。基於此，在選戰後期，國民黨將加強選民的負面投票，這導致「棄保效應」的操作，是接下來極可見到之場面。

負面選舉對台灣民主的後遺症

當這場選戰對候選人的檢視已擴及到進行學術審查的大學、文官體系，那麼，所遺留的絕非僅是「信者恆信」之結果，而是社會上對於這些機關的不信任，甚至加深對立性與民粹性。

所以，中國因素與負面投票，還是這場選舉的觀戰重點，而台北市集這兩個因素於一身，必然會成為接下來的熱區，並且，又再一次襯托台灣選舉的歷史宿命。另外，歷史的路徑還告訴我們，負面選舉之結果也將對台灣民主產生重大影響，此同樣值得各界思考。

首先，如前所提，2018年地方選舉後，國民黨對「九二共識」及兩岸交流的呼聲立刻捲土重來，對照今年朱立倫在中共軍演之際，即使面對黨內反彈聲浪，依然支持夏立言赴中的邏輯，這個局面還是有可能被複製。若真因此，緊接而來的總統與立委選舉，可想見中國因素還是藍綠對決的主要戰場。

其次，負面選舉所留下的後遺症不容忽視。民主政治貴在分權制衡，選舉應是就權力行使面向的檢驗，不過，當這場選戰對候選人的檢視已超脫公共政策，反擴及到進行學術審查的大學、文官體系，以及職掌審判的司法單位，那麼，所遺留的絕非僅是「信者恆信」之結果，而是社會上對於這些機關的不信任，甚至加深對立性與民粹性。

另外，在缺乏議題的選戰後，一場聚焦在地方首長，尤其是六都市長輸贏的結果，將使地方議員、鄉鎮市長及代表、村里長與基層選民的連結相形薄弱。地方治理有賴民間參與、公共審議，然在「強幹弱枝」的情況裡，當中央主政者未來更主導公共政策推動、直轄市長更掌握政治資源之下，基層民眾與基層組織如何真正「由下而上」實踐民主，並帶動地方能力提升，相信，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最後，就主要政黨來說，面對負面投票的結果，極可能又如同過去把它簡化為對自己的支持，這將強化下次的負面競選策略。因此，我們更不能忽視的是，台灣在每兩年大選間，還常有「罷免投票」作為配角，而罷免作為負面投票的真正實踐，在負面選舉後，各方會不會加強這個配角的戲份，進爾再深化台灣的選舉路徑，同樣值得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