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美国观察：民粹主义正在左翼政治中萌芽吗？

今年二月初，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一位美国众议员在一场电视采访中被问及俄乌边境的局势。她对拜登政府和许多民主党人为乌克兰拨款的提案表达了强烈反对，并将支持乌克兰武力抵抗侵略的声音形容为“不惜一切希望挑起军事冲突”的战争贩子；不久，她连同十多名意识形态接近的国会同僚，对美国资助乌克兰抵御侵略的法案投下了反对票。

上述表态听起来很像是一个来自共和党的“特朗普主义”极右翼。但事实上，这位众议员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人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当选不到四年，奥马尔已经在一部分民主党选民中坐拥不小的影响力。但笔者认为，她及同伴的发言和表现，却像一道墙上的裂缝，正揭示著近年来民主党、甚至整个美国左翼内部一个没有得到足够注意的趋势。

“正义美国”的兴起

这一翼在党内的真正兴起，始于2018年的中期选举，包括奥马尔和名字缩写为“AOC”、迅速获得全国知名度的奥卡斯欧-科泰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内的四名年轻民主党政客，通过在深蓝选区战胜拥有多年资历的民主党众议员的方式成为了众院成员，并因此一举收获了政治新人少有的全球知名度。许多媒体赞赏她们直面并击败被党派建制支持的强大对手，从而为政治带来了急需的新鲜空气，因为经历、风格上的种种共同点，她们四人也得到了一个统称绰号“Squad（小队）”，2020年大选后，“Squad”再次扩充至六人。

在其2022年的新书《最好而最终的希望（Last Best Hope）》中，美国记者、作家乔治·帕克尔（George Packer）将当下美国政治阵营划分为四大类：分别代表传统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自由美国”和“精英美国”，代表茶党运动、特朗普主义的“‘纯正’美国”，以及代表“Squad”等新兴左翼的“正义美国”。这四个形容词都是这些阵营在宣传中为自己选取的，虽都是褒义，但作者指出，事实上它们都存在各自致命的缺陷，并对今天美国政治的极化和分裂负有不可否认的责任。

“正义美国”的兴起，来自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所引起的情绪反弹。许多年轻人在希望和幻灭的强烈反差下，选择了这样的视角审视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今天弥漫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完全是这个国家建立时所带的“原罪”毫无进步地传递至今的结果；而由于建国者们本身奴隶主的身份，他们为这个国家所设计的制度也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和种族主义为中心的。“美国实验（American experiment）”、“美国理想”也被认为是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名词，想要战胜它们，就必须要选择甚至开创最激进的道路，从根本上将制度推翻重建。

“Squad”几人选战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首次以这基调作为主旋律；而几个主要左翼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常简写为“DSA”）”、“公正民主党人（Justice Democrats）”和“我们的革命（Our Revolution）”等，也从政治舞台的边缘的位置，被越来越多年轻选民拉至中心。

帕克尔在书中指出，“正义美国”视角中对改变种族主义和社会不公的热切无疑是值得钦佩的，但忽视了切实发生的无数实质性进步，对美国建国历史的理解也是严重简化的。帕克尔认为，承认建国者们的知名瑕疵和肯定他们创举的开创性并不矛盾。

简化问题？

帕克尔所认为的这种“致命缺陷”，在相关政治人物的竞选、政策、行事风格等方方面面体现出来。其中一个标志例子就是“撤资警察（defund the police）”运动。2020年黑人青年乔治·弗洛伊德死于一名白人警察膝下，美国民众对执法系统中种族主义问题的愤慨和要求改革的呼声都空前强烈。后来更加激进的变体“废除警察（abolish the police）”应运而生，全美数个城市的抗议者都曾摧毁当地警察局，甚至尝试建立“无警察区”，在悲剧发生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也一度因为“一切改革都被证明失败”而通过了一项废除本地警局的决议；从纽约到匹兹堡，不少城市也都开始制定包括裁撤警局、缩减警队规模、停止招聘新警员等方式缩减对警察拨款的公共预算。

在各级民选官员中，“撤资警察”的最坚定支持者来自于“Squad”所在的“公正美国”一翼，包括其中的AOC、奥马尔、科瑞·布什（Cori Bush）等人。但仅从理论看来，“撤资警察”也并不是一项完全明智的政策：遏制警察暴力的改革政策，需要分配更科学、而非更少的预算，而新毕业、更年轻的警员往往会接受更科学的武力实用和反种族主义的训练，“停止警队雇佣”的决定也就会将这些执法风格更好的人拒之门外。

“撤资警察”拥有许多出发点大相径庭的支持者，其中一部分希望将预算分配至其他应对精神健康、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机构（不过这同时也是“撤资警察”反对者支持并成功实施的），但同时也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持有“警察乃至所有执法机关就是邪恶的、在骨子里种族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警察制度所维护的仅仅是“属于中高产白人的安全”，而对于少数族裔来说，警察在自己社区内的存在则意味着担心自己会遭受暴力的恐惧和危险。

但这种心态并不充分反映事实，并简化了许多技术性极强的制度问题，也提问了执法机构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正当性——如果执法机构被废除，那么进步主义者希望通过的包括控枪、遏制仇恨犯罪、打击源于政治极端主义的暴力等极有意义的目标将由谁来执行呢？

逆转效应一年多以后就发生了：明尼阿波利斯市市民遍通过一项公投否定了改组当地警察局、削弱其执法功能的提案，两名对该提案表明过最强烈支持的市议员也随之落选；在水牛城（Buffalo City），中间派的现任市长打破预期击败了一位强烈支持“撤资警察”的社会主义者；在西雅图，围绕市检察官职位的共和党候选人靠着反对对手的反警察立场，而赢得了这个一向深蓝（民主党优势）的城市；最有代表性的选举结果发生在纽约市，在这个选出了AOC、让“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等组织迅速生根发芽的地方，高票选出了一名主打公共安全议题、毫不掩饰自己对警察支持的前警长作为新任市长；在目前的中期选举选战中，民主党候选人曾对类似情绪所表达的赞同也纷纷成为了今天最可能让他们输掉大选的劣势。

这些地区的共同点，除了都是大中城市、都是民主党多年以来的票仓以外，还都拥有大量的工薪阶层少数族裔选民。而几乎所有充分听取他们声音的民调都表示，这个“撤资警察”支持者声称代表的群体，却在大比例地拒绝著这一政策。尤其在以谋杀为主的犯罪率升高的背景下，他们的社区往往更深受其害，充足警力为他们提供的安全感是重要的——这与“撤资”支持者所想象的少数族裔对执法机关的看法可以说完全相反。

类似的争议也发生在诸如住房危机、疫情应对、学校平权等方面。越来越多环节将“平权”置于重要位置当然是好的进展，但过于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往往令结果南辕北辙。

对异议不宽容？

以民粹主义和民主衰退为研究中心的著名美国政治学家亚沙·穆恩克（Yascha Mounk），总结了民粹主义的几个特征：他们在定位到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后，除了会简化问题、给出一个“只有我和我的意识形态能解决问题”的回答以外，还会攻击民主制度原则和政治反对派存在的合理性——“公正美国”正表露出这一趋势。帕克尔也指出，“公正美国”视角这方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其最危险的特征之一，是对异议的不宽容。

相比于极右翼民粹的表现方式是一系列针对学校、图书馆甚至私人企业的言论审查立法，左翼民粹对异议的不容忍则表现在软性的公共场域上。帕克尔在书中已经记录了数个2020年的社会运动期间，一些出于善意的对复杂学术、艺术、政治、社会问题的探讨，在经社交媒体的简化和曲解后，因被一部分数量可能不多但声音足够响亮的政治活动者视为不符合当下所需的进步“纯洁性”，而遭到了过于上纲上线、带有道德化标签的攻击，其中一些甚至得到了断送职业前途的“惩罚”。

而指出这个现象本身的人，往往也同样会被类似的话术攻击、否定合理性，从而让整个讨论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今年五月，弗吉尼亚大学学生爱玛·坎普（Emma Camp）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观点文章：从对美国建国者成就的承认、对其他文化习俗的合理批评到对流行文化中对社会议题探讨水平的评价，都可以成为让一位学生被孤立和排挤的导火索，这种风气同时附带了对人一种宗教式服从的要求。就连奥巴马也指责过这种风气，说这种在年轻一代中“通过对他人苛刻而展示自己更‘觉醒’（woke）”的行为并不能真正带来进步。

尽管坎普文中的观点既能代表社会主流、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研究和调查证实，她的文章还是立刻在社交媒体上收到了她文中所批评的同一种攻击：直接略过她文中的所有证据和逻辑，而称她言论环境恶化的感受源自她身为有特权白人而对平权进步的不满，因她的身份而直接否定了她对特定运动和思潮的批评存在正当性的可能。

在言论环境以外，问题也开始出现在选举中，尽管目前还仅停留在得到公众关注相对少的党内初选。在更具体地谈及如何分辨民粹主义时，穆恩克总喜欢使用2008年大选中麦凯恩回应自己支持者对奥巴马的侮辱时著名的一刻：他说自己虽然和奥巴马有许多意见分歧，但同时也深信奥巴马是一位正直爱国者，不（像右翼谣言说的那样）是阿拉伯人或共产主义者。而纵观尤其是近两年里由“美国社会主义者”、“公正民主党人”等组织推举出的候选人的作风，哪怕他们面对的是党内同事，也完全没有表现出类似的正直作风。

比如俄亥俄州众院候选人妮娜·特纳尔（Nina Turner），她在2016年大选中，因激烈批判希拉里而知名；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她希望在一个深蓝选区用左翼民粹气质将自己推过终点线。她的党内初选对手，同样是一位进步主义者，且拥有多年担任社区组织者和基层民选职位、通过跨党派合作服务自己社区和城市的履历；但仅仅因为她承诺和佩洛西、拜登等“建制派”民主党领导的合作、且不认同民粹左翼外一些国内外政治方面过于绝对的观点，特纳尔就在这个平日里相当平静的选区中部署了大量“负面竞选（negative campaigning）”。

比如无端指责她的对手在基层职位上“腐败”，在集会上鼓动支持者喊出特朗普曾用来攻击希拉里的“将她关起来（lock her up）”口号，还通过竞选广告和社交媒体毫无根据地称对方是“被大公司、大财团和竞选黑钱（dark money）的傀儡”。而当投票结果显示她以33%的差距失败时，她并没有遵循承认失败、承诺合作的传统，而是继续坚称选举结果是由大公司的外部黑钱塑造的，“软性”否认选举结果的合法性。

崇尚威权？

回到开头提到的“Squad”几人在俄乌战争中的表现：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其维护所谓“自由世界”，对独裁、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不袖手旁观的传统话语一脉相承，而这批左翼认为“从内核上就只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在国际上维护的是自由和道义，而仅是“军事工业综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为牟利而扩大冲突而已。这一思想引起的争议早已有讨论，客观上它导致的结果是，不仅“Squad”成员在国会中为援乌法案投下了反对票，他们所属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组织，更是至今保持着反对对乌援助、视北约和俄罗斯要为这场冲突付同等责任的官方立场。

这难免不给人一种在国际事务中“站在有问题的一方”的感觉，而当其中涉及了和他们一样来自左翼、带民粹色彩的威权主义者时，他们对其的支持也就更加难以掩饰：比如在2020年初选中，伯尼·桑德斯所说的“卡斯特罗虽然是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独裁者，却“提高了古巴识字率””的表达。

而几个月前的哥伦比亚总统大选胜选者佩特洛（Gustav Petro）是一位左翼威权色彩浓厚的查韦斯主义者（Chavista），也是现任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的亲密同盟，就任后即刻逆转了前任哥伦比亚政府的立场，承认马杜罗当局为委内瑞拉合法政府，他的政府中更是不缺少向往委内瑞拉社会制度的成员。许多因政治原因从拉美国家移居北美、见证过左右翼威权政治如何将自己祖国拉近深渊的人权活动者，都就这个选举结果发出了警报。

但经过美国国内党争滤镜的折射，社交媒体上美国左翼圈相当多的人没有去讨论这个事情的复杂性，反而许多出声的人权活动者被指责为是“极右翼的帮凶”，甚至称他们和家人在这些国家所遭受的政治迫害是“有合理原因的”。美国国会的知名成员毫无保留地庆祝有威权倾向的马杜罗式候选人胜选，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Squad”成员布什、奥马尔却使用“传递（左翼间的）团结”、“光明未来”等表述庆祝了这个结果。

作为美国少数族裔中占比最大且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拉丁裔一直是近年民主党人试图争取的选民，却没能动摇自己在其中尚存领先却不断摇摆甚至缩小的趋势。其背后原因不难发现：已经有越来越多来自独立机构和两党本身的民调表明，拉丁裔对民主党最大的不满之处就是，其成员在经济和文化议题上对“社会主义”这个让他们被迫背井离乡的概念的过于亲近，在这些社群占比较大的选区中，获胜的也相应地是和这个概念划清界限的温和派候选人。

担忧

提醒人们警惕这种民粹左翼风潮的声音，经常收到这样的反驳：在极右翼声势愈发壮大的今天，另一侧一定程度上的“矫枉过正”是战胜其所必须的，也才能让社会中少数族裔和工薪阶层社区面临的问题得到正视。但政治并不是化学反应，浓度越高的酸就要用浓度相应高的碱才能中和，恰恰相反，如果光谱两侧都因向极端处偏移而抹去了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尊重，那这个国家的政治才是真的走向了民主衰退的死胡同。

相比于Squad六人乏善可陈的立法成果，相反，立法成果最为丰富的，往往是众院成员中并不具知名度的众院成员，普通人甚至可能完全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艾丽莎·斯洛特金（Elissa Slotkin）、阿比盖尔·斯潘博格（Abigail Spanberger）、乔西·戈德海姆（Josh Gottheimer）、斯蒂芬妮·墨菲（Stephanie Murphy）……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来自紫色摇摆选区，为了保住席位必须做到为选民带来实际可见的成果。媒体经常用“党内保守派”形容他们，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坚定支持堕胎权、性少数权益、控枪、强大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而和更极端的一翼区别在于，他们的目标是去将议题付诸实现，而非以此表演自己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正义美国”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初选并没有得到美国媒体太多的报道，现有报道也往往还使用的是“温和派”和“激进进步派”的叙述框架。这种缺乏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情可原的：毕竟，今天，曾通过冲击国会、试图推翻选举、暴力威胁执法机关等方式对美国民主最紧迫的威胁，还是来自被“特朗普主义”挟持的极右翼，匈牙利、菲律宾、巴西等国时下的处境也是未能及时应对这种危险的现实警醒。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极右翼今天威胁的紧迫，也正是在曾经的反抗威权的运动中，人们没能正视部分”盟友”身上危险威权倾向所产生的后果，这也应该作为今天人们的前车之鉴。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政治作家安·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2020年所出版的著作《民主的黄昏（Twilight of Democracy）》中，就回忆了在冷战期间和她本人一样共同反对苏联政权的盟友，有相当一部分在之后走入了威权右翼的阵营。对此她分析到，今天回看，其中其实只有一部分人的出发点是支持保护人权、自由社会等普世价值，而另一部分人中除了投机者以外，还有基督教民族主义、硬核文化保守主义等光谱对面一端的“另一种专制者”，而这种区别则在冷战期间面对一个可怖敌人驱生的团结而掩盖了。

在书的开头，阿普尔鲍姆回忆了上世纪末在她家所进行的一场新年派对，参加者都是属于曾经站在苏联对面一侧、被自己视为同盟与朋友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而今天，她不仅与派对上近一半人都停止了来往，其中几个甚至已经因她对波兰、匈牙利等国右翼执政党的指责，而时常在这些国家的官方媒体上对她撰文、抹黑。而细看她所逐渐发现的这个阵营中不同成员的区别，其实在今天反对“特朗普主义”、欧尔班、玛丽·勒庞和德国AfD的泛左翼同盟中也同样存在，也同样被时下所需的团结所掩饰了。所以，阿普尔鲍姆对昔日友人所感到的幻灭，可能也是今天这个新同盟中的许多人在未来也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