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美國觀察：民粹主義正在左翼政治中萌芽嗎？

今年二月初，俄羅斯準備入侵烏克蘭，一位美國衆議員在一場電視採訪中被問及俄烏邊境的局勢。她對拜登政府和許多民主黨人爲烏克蘭撥款的提案表達了強烈反對，並將支持烏克蘭武力抵抗侵略的聲音形容爲「不惜一切希望挑起軍事衝突」的戰爭販子；不久，她連同十多名意識形態接近的國會同僚，對美國資助烏克蘭抵禦侵略的法案投下了反對票。

上述表態聽起來很像是一個來自共和黨的「特朗普主義」極右翼。但事實上，這位衆議員是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民主黨人伊爾汗·奧馬爾（Ilhan Omar）。當選不到四年，奧馬爾已經在一部分民主黨選民中坐擁不小的影響力。但筆者認為，她及同伴的發言和表現，卻像一道牆上的裂縫，正揭示著近年來民主黨、甚至整個美國左翼內部一個沒有得到足夠注意的趨勢。

「正義美國」的興起

這一翼在黨內的真正興起，始於2018年的中期選舉，包括奧馬爾和名字縮寫爲「AOC」、迅速獲得全國知名度的奧卡斯歐-科泰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內的四名年輕民主黨政客，通過在深藍選區戰勝擁有多年資歷的民主黨衆議員的方式成爲了衆院成員，並因此一舉收穫了政治新人少有的全球知名度。許多媒體讚賞她們直面並擊敗被黨派建制支持的強大對手，從而爲政治帶來了急需的新鮮空氣，因爲經歷、風格上的種種共同點，她們四人也得到了一個統稱綽號「Squad（小隊）」，2020年大選後，「Squad」再次擴充至六人。

在其2022年的新書《最好而最終的希望（Last Best Hope）》中，美國記者、作家喬治·帕克爾（George Packer）將當下美國政治陣營劃分爲四大類：分別代表傳統共和黨和民主黨的「自由美國」和「精英美國」，代表茶黨運動、特朗普主義的「『純正』美國」，以及代表「Squad」等新興左翼的「正義美國」。這四個形容詞都是這些陣營在宣傳中爲自己選取的，雖都是褒義，但作者指出，事實上它們都存在各自致命的缺陷，並對今天美國政治的極化和分裂負有不可否認的責任。

「正義美國」的興起，來自於2016年特朗普當選所引起的情緒反彈。許多年輕人在希望和幻滅的強烈反差下，選擇了這樣的視角審視美國的歷史和現實：今天瀰漫於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完全是這個國家建立時所帶的「原罪」毫無進步地傳遞至今的結果；而由於建國者們本身奴隸主的身份，他們爲這個國家所設計的制度也是爲了維護奴隸制和種族主義爲中心的。「美國實驗（American experiment）」、「美國理想」也被認為是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名詞，想要戰勝它們，就必須要選擇甚至開創最激進的道路，從根本上將制度推翻重建。

「Squad」幾人選戰的「獨特」之處，就在於首次以這基調作爲主旋律；而幾個主要左翼組織「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常簡寫爲「DSA」）」、「公正民主黨人（Justice Democrats）」和「我們的革命（Our Revolution）」等，也從政治舞台的邊緣的位置，被越來越多年輕選民拉至中心。

帕克爾在書中指出，「正義美國」視角中對改變種族主義和社會不公的熱切無疑是值得欽佩的，但忽視了切實發生的無數實質性進步，對美國建國歷史的理解也是嚴重簡化的。帕克爾認為，承認建國者們的知名瑕疵和肯定他們創舉的開創性並不矛盾。

簡化問題？

帕克爾所認為的這種「致命缺陷」，在相關政治人物的競選、政策、行事風格等方方面面體現出來。其中一個標誌例子就是「撤資警察（defund the police）」運動。2020年黑人青年喬治·弗洛伊德死於一名白人警察膝下，美國民衆對執法系統中種族主義問題的憤慨和要求改革的呼聲都空前強烈。後來更加激進的變體「廢除警察（abolish the police）」應運而生，全美數個城市的抗議者都曾摧毀當地警察局，甚至嘗試建立「無警察區」，在悲劇發生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也一度因爲「一切改革都被證明失敗」而通過了一項廢除本地警局的決議；從紐約到匹茲堡，不少城市也都開始制定包括裁撤警局、縮減警隊規模、停止招聘新警員等方式縮減對警察撥款的公共預算。

在各級民選官員中，「撤資警察」的最堅定支持者來自於「Squad」所在的「公正美國」一翼，包括其中的AOC、奧馬爾、科瑞·布什（Cori Bush）等人。但僅從理論看來，「撤資警察」也並不是一項完全明智的政策：遏制警察暴力的改革政策，需要分配更科學、而非更少的預算，而新畢業、更年輕的警員往往會接受更科學的武力實用和反種族主義的訓練，「停止警隊僱傭」的決定也就會將這些執法風格更好的人拒之門外。

「撤資警察」擁有許多出發點大相徑庭的支持者，其中一部分希望將預算分配至其他應對精神健康、幫助無家可歸者的機構（不過這同時也是「撤資警察」反對者支持併成功實施的），但同時也有相當可觀的一部分人，持有「警察乃至所有執法機關就是邪惡的、在骨子裏種族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爲，警察制度所維護的僅僅是「屬於中高產白人的安全」，而對於少數族裔來說，警察在自己社區內的存在則意味着擔心自己會遭受暴力的恐懼和危險。

但這種心態並不充分反映事實，並簡化了許多技術性極強的制度問題，也提問了執法機構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正當性——如果執法機構被廢除，那麼進步主義者希望通過的包括控槍、遏制仇恨犯罪、打擊源於政治極端主義的暴力等極有意義的目標將由誰來執行呢？

逆轉效應一年多以後就發生了：明尼阿波利斯市市民遍通過一項公投否定了改組當地警察局、削弱其執法功能的提案，兩名對該提案表明過最強烈支持的市議員也隨之落選；在水牛城（Buffalo City），中間派的現任市長打破預期擊敗了一位強烈支持「撤資警察」的社會主義者；在西雅圖，圍繞市檢察官職位的共和黨候選人靠着反對對手的反警察立場，而贏得了這個一向深藍（民主黨優勢）的城市；最有代表性的選舉結果發生在紐約市，在這個選出了AOC、讓「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等組織迅速生根發芽的地方，高票選出了一名主打公共安全議題、毫不掩飾自己對警察支持的前警長作爲新任市長；在目前的中期選舉選戰中，民主黨候選人曾對類似情緒所表達的贊同也紛紛成爲了今天最可能讓他們輸掉大選的劣勢。

這些地區的共同點，除了都是大中城市、都是民主黨多年以來的票倉以外，還都擁有大量的工薪階層少數族裔選民。而幾乎所有充分聽取他們聲音的民調都表示，這個「撤資警察」支持者聲稱代表的群體，卻在大比例地拒絕著這一政策。尤其在以謀殺爲主的犯罪率升高的背景下，他們的社區往往更深受其害，充足警力為他們提供的安全感是重要的——這與「撤資」支持者所想象的少數族裔對執法機關的看法可以說完全相反。

類似的爭議也發生在諸如住房危機、疫情應對、學校平權等方面。越來越多環節將「平權」置於重要位置當然是好的進展，但過於絕對化的思維方式往往令結果南轅北轍。

對異議不寬容？

以民粹主義和民主衰退爲研究中心的著名美國政治學家亞沙·穆恩克（Yascha Mounk），總結了民粹主義的幾個特徵：他們在定位到民衆對現狀的不滿情緒後，除了會簡化問題、給出一個「只有我和我的意識形態能解決問題」的回答以外，還會攻擊民主制度原則和政治反對派存在的合理性——「公正美國」正表露出這一趨勢。帕克爾也指出，「公正美國」視角這方面的表現形式、也是其最危險的特徵之一，是對異議的不寬容。

相比於極右翼民粹的表現方式是一系列針對學校、圖書館甚至私人企業的言論審查立法，左翼民粹對異議的不容忍則表現在軟性的公共場域上。帕克爾在書中已經記錄了數個2020年的社會運動期間，一些出於善意的對複雜學術、藝術、政治、社會問題的探討，在經社交媒體的簡化和曲解後，因被一部分數量可能不多但聲音足夠響亮的政治活動者視爲不符合當下所需的進步「純潔性」，而遭到了過於上綱上線、帶有道德化標簽的攻擊，其中一些甚至得到了斷送職業前途的「懲罰」。

而指出這個現象本身的人，往往也同樣會被類似的話術攻擊、否定合理性，從而讓整個討論變成一種惡性循環。今年五月，弗吉尼亞大學學生愛瑪·坎普（Emma Camp）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觀點文章：從對美國建國者成就的承認、對其他文化習俗的合理批評到對流行文化中對社會議題探討水平的評價，都可以成爲讓一位學生被孤立和排擠的導火索，這種風氣同時附帶了對人一種宗教式服從的要求。就連奧巴馬也指責過這種風氣，說這種在年輕一代中「通過對他人苛刻而展示自己更『覺醒』（woke）」的行爲並不能真正帶來進步。

儘管坎普文中的觀點既能代表社會主流、也已經被越來越多研究和調查證實，她的文章還是立刻在社交媒體上收到了她文中所批評的同一種攻擊：直接略過她文中的所有證據和邏輯，而稱她言論環境惡化的感受源自她身爲有特權白人而對平權進步的不滿，因她的身份而直接否定了她對特定運動和思潮的批評存在正當性的可能。

在言論環境以外，問題也開始出現在選舉中，儘管目前還僅停留在得到公衆關注相對少的黨內初選。在更具體地談及如何分辨民粹主義時，穆恩克總喜歡使用2008年大選中麥凱恩回應自己支持者對奧巴馬的侮辱時著名的一刻：他說自己雖然和奧巴馬有許多意見分歧，但同時也深信奧巴馬是一位正直愛國者，不（像右翼謠言說的那樣）是阿拉伯人或共產主義者。而縱觀尤其是近兩年裏由「美國社會主義者」、「公正民主黨人」等組織推舉出的候選人的作風，哪怕他們面對的是黨內同事，也完全沒有表現出類似的正直作風。

比如俄亥俄州衆院候選人妮娜·特納爾（Nina Turner），她在2016年大選中，因激烈批判希拉里而知名；在這次中期選舉中，她希望在一個深藍選區用左翼民粹氣質將自己推過終點線。她的黨內初選對手，同樣是一位進步主義者，且擁有多年擔任社區組織者和基層民選職位、通過跨黨派合作服務自己社區和城市的履歷；但僅僅因爲她承諾和佩洛西、拜登等「建制派」民主黨領導的合作、且不認同民粹左翼外一些國內外政治方面過於絕對的觀點，特納爾就在這個平日裏相當平靜的選區中部署了大量「負面競選（negative campaigning）」。

比如無端指責她的對手在基層職位上「腐敗」，在集會上鼓動支持者喊出特朗普曾用來攻擊希拉里的「將她關起來（lock her up）」口號，還通過競選廣告和社交媒體毫無根據地稱對方是「被大公司、大財團和競選黑錢（dark money）的傀儡」。而當投票結果顯示她以33%的差距失敗時，她並沒有遵循承認失敗、承諾合作的傳統，而是繼續堅稱選舉結果是由大公司的外部黑錢塑造的，「軟性」否認選舉結果的合法性。

崇尚威權？

回到開頭提到的「Squad」幾人在俄烏戰爭中的表現：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和其維護所謂「自由世界」，對獨裁、侵略和反人類罪行不袖手旁觀的傳統話語一脈相承，而這批左翼認為「從內核上就只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國家」在國際上維護的是自由和道義，而僅是「軍事工業綜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爲牟利而擴大沖突而已。這一思想引起的爭議早已有討論，客觀上它導致的結果是，不僅「Squad」成員在國會中爲援烏法案投下了反對票，他們所屬的「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作爲一個組織，更是至今保持着反對對烏援助、視北約和俄羅斯要爲這場衝突付同等責任的官方立場。

這難免不給人一種在國際事務中「站在有問題的一方」的感覺，而當其中涉及了和他們一樣來自左翼、帶民粹色彩的威權主義者時，他們對其的支持也就更加難以掩飾：比如在2020年初選中，伯尼·桑德斯所說的「卡斯特羅雖然是犯下反人類罪行的獨裁者，卻「提高了古巴識字率」」的表達。

而幾個月前的哥倫比亞總統大選勝選者佩特洛（Gustav Petro）是一位左翼威權色彩濃厚的查韋斯主義者（Chavista），也是現任委內瑞拉獨裁者馬杜羅的親密同盟，就任後即刻逆轉了前任哥倫比亞政府的立場，承認馬杜羅當局爲委內瑞拉合法政府，他的政府中更是不缺少嚮往委內瑞拉社會制度的成員。許多因政治原因從拉美國家移居北美、見證過左右翼威權政治如何將自己祖國拉近深淵的人權活動者，都就這個選舉結果發出了警報。

但經過美國國內黨爭濾鏡的折射，社交媒體上美國左翼圈相當多的人沒有去討論這個事情的複雜性，反而許多出聲的人權活動者被指責爲是「極右翼的幫兇」，甚至稱他們和家人在這些國家所遭受的政治迫害是「有合理原因的」。美國國會的知名成員毫無保留地慶祝有威權傾向的馬杜羅式候選人勝選，在幾年前還是不可想象的，「Squad」成員布什、奧馬爾卻使用「傳遞（左翼間的）團結」、「光明未來」等表述慶祝了這個結果。

作爲美國少數族裔中佔比最大且增長速度最快的群體，拉丁裔一直是近年民主黨人試圖爭取的選民，卻沒能動搖自己在其中尚存領先卻不斷搖擺甚至縮小的趨勢。其背後原因不難發現：已經有越來越多來自獨立機構和兩黨本身的民調表明，拉丁裔對民主黨最大的不滿之處就是，其成員在經濟和文化議題上對「社會主義」這個讓他們被迫背井離鄉的概念的過於親近，在這些社群佔比較大的選區中，獲勝的也相應地是和這個概念劃清界限的溫和派候選人。

擔憂

提醒人們警惕這種民粹左翼風潮的聲音，經常收到這樣的反駁：在極右翼聲勢愈發壯大的今天，另一側一定程度上的「矯枉過正」是戰勝其所必須的，也才能讓社會中少數族裔和工薪階層社區面臨的問題得到正視。但政治並不是化學反應，濃度越高的酸就要用濃度相應高的鹼才能中和，恰恰相反，如果光譜兩側都因向極端處偏移而抹去了對自由主義民主的尊重，那這個國家的政治才是真的走向了民主衰退的死衚衕。

相比於Squad六人乏善可陳的立法成果，相反，立法成果最爲豐富的，往往是衆院成員中並不具知名度的衆院成員，普通人甚至可能完全沒有聽過他們的名字：艾麗莎·斯洛特金（Elissa Slotkin）、阿比蓋爾·斯潘博格（Abigail Spanberger）、喬西·戈德海姆（Josh Gottheimer）、斯蒂芬妮·墨菲（Stephanie Murphy）……他們中大多數人都來自紫色搖擺選區，爲了保住席位必須做到爲選民帶來實際可見的成果。媒體經常用「黨內保守派」形容他們，但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堅定支持墮胎權、性少數權益、控槍、強大的社會保障制度等，而和更極端的一翼區別在於，他們的目標是去將議題付諸實現，而非以此表演自己意識形態的純潔性。

「正義美國」的問題沒有得到足夠關注：初選並沒有得到美國媒體太多的報道，現有報道也往往還使用的是「溫和派」和「激進進步派」的敘述框架。這種缺乏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情可原的：畢竟，今天，曾通過沖擊國會、試圖推翻選舉、暴力威脅執法機關等方式對美國民主最緊迫的威脅，還是來自被「特朗普主義」挾持的極右翼，匈牙利、菲律賓、巴西等國時下的處境也是未能及時應對這種危險的現實警醒。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極右翼今天威脅的緊迫，也正是在曾經的反抗威權的運動中，人們沒能正視部分”盟友”身上危險威權傾向所產生的後果，這也應該作爲今天人們的前車之鑑。著名美國歷史學家、政治作家安·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在2020年所出版的著作《民主的黃昏（Twilight of Democracy）》中，就回憶了在冷戰期間和她本人一樣共同反對蘇聯政權的盟友，有相當一部分在之後走入了威權右翼的陣營。對此她分析到，今天回看，其中其實只有一部分人的出發點是支持保護人權、自由社會等普世價值，而另一部分人中除了投機者以外，還有基督教民族主義、硬核文化保守主義等光譜對面一端的「另一種專制者」，而這種區別則在冷戰期間面對一個可怖敵人驅生的團結而掩蓋了。

在書的開頭，阿普爾鮑姆回憶了上世紀末在她家所進行的一場新年派對，參加者都是屬於曾經站在蘇聯對面一側、被自己視爲同盟與朋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而今天，她不僅與派對上近一半人都停止了來往，其中幾個甚至已經因她對波蘭、匈牙利等國右翼執政黨的指責，而時常在這些國家的官方媒體上對她撰文、抹黑。而細看她所逐漸發現的這個陣營中不同成員的區別，其實在今天反對「特朗普主義」、歐爾班、瑪麗·勒龐和德國AfD的泛左翼同盟中也同樣存在，也同樣被時下所需的團結所掩飾了。所以，阿普爾鮑姆對昔日友人所感到的幻滅，可能也是今天這個新同盟中的許多人在未來也無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