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戈尔巴乔夫辞世：系统中的异数——三十年后的俄罗斯，真正告别了什么？

（娜杰日达，苏联与俄罗斯研究者）

几乎没有什么事能够比戈尔巴乔夫（台译戈巴契夫）的辞世更加令人意识到一个时代的远去，在我们已经告别了舒什克维奇（前白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前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首任乌克兰总统）、布尔布利斯（叶利钦关键助手、《别洛韦日协议》俄方主要参与者）和巴卡金（前苏联情报机关KGB最后一任首脑）的这个2022年，更是如此。

9月3日，戈尔巴乔夫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莫斯科举行，前来送别的民众在现场排起长队，如今在欧盟饱受争议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令人意外地亲赴莫斯科参加了这场告别，俄罗斯总统普京却最终决定缺席其间。

距离戈尔巴乔夫告别克里姆林宫的那个晚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有余——上一次以他为主角的告别发生时，新生的俄罗斯刚刚从苏联最后一场对外战争中抽身，下一场改革已箭在弦上，未来虽然未知，但属于过去的包袱似乎正被永久地抛下。而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当俄罗斯最终告别戈尔巴乔夫，这个国家却正在另一场对外战争中越陷越深。

承诺中的改革已注定将会落空，而如何看待这个国家的过去，正与如何筹划这个国家的未来一起，使俄罗斯社会陷入不可调和的深刻分裂。

戈尔巴乔夫的人生终究走到了尽头，时隔二十三年，他回到了他所深爱的妻子赖莎的身边——这几乎也是他认识赖莎时的年纪。在俄罗斯，戈尔巴乔夫无疑是一个异类，正如俄罗斯在他之后的另一位诺奖获得者、《新报》主编穆拉托夫在给他的悼词中所说，甚至首先就是这一点让戈尔巴乔夫在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中成为一个异类：他爱他的妻子，胜于爱他的职位。

在这则悼词发布之际，俄罗斯《新报》已因战争报道禁令而宣布休刊达到半年。三十年前，戈尔巴乔夫用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金的一部分参与创建了它，并担任该报编辑委员会成员直到去世。他的政治遗产甚至比他本人的生理寿命更早地遭遇了终结，围绕戈尔巴乔夫，或许这正是对过去三十年里现实情况的一个典型说明。

第一波自由化思潮，系统的产物

这一届大学毕业生，不可避免地被他们所进入的官僚体制、以及他们自己，视为天然的改革派。

认为戈尔巴乔夫平庸无能的论断一定有失公允：他完全称得上是他的时代里苏联最优秀的极少数人之一，出生在斯塔夫罗波尔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的童年被笼罩在大清洗阴影之下，少年挣扎于战争、德军占领、集体农庄和致命的饥饿之中，几次几乎丧命，中学教育因为战乱而被迫中断数年，直到读大学之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生长的斯塔夫罗波尔。这个如同逆袭故事开头一样的人生开端，也折射出让他能够成为他的些许不一样的微光。

16岁开始，还在读中学的戈尔巴乔夫开始和父亲学习开拖拉机，随后又在实操中学会了修拖拉机；19岁时，他与同为拖拉机手的父亲合作抢收小麦，依靠每天工作20小时的超人毅力赢得了全苏一级劳动奖章。在斯大林执政末期的苏联，这也成为他得以进入大学深造的最重要筹码。

他的大学生活开始于斯大林逝世前两年，人生前二十年的农村生活没有阻碍他迅速适应莫斯科，他很快再一次成为院系中的佼佼者。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的余波里，戈尔巴乔夫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经过短暂辗转，选择回到了家乡斯塔夫罗波尔，进入当地共青团工作。

如今看来，正是这一时间点，而非其他任何历史事件，最为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人的命运，它不仅让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学们成为政治“解冻”的亲历者，还意味着他们构成了斯大林逝世后在大学校园中发起的第一波自由化思潮的主力。在最为激进的例子里，戈尔巴乔夫的同级同学甚至曾向学校提出，不应再安排学习“陈腐”的马克思和列宁著作，赫鲁晓夫执政后的一系列去斯大林化举措，也无一例外地在大学的各个角落引发学生们一轮又一轮的激烈讨论。

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二十大“秘密讲话”被以并不秘密的形式广为发布，思想上的绝对统一至此一去不返，自上而下的改革尝试由此发端，几个月后毕业并开始投身工作的这一届大学毕业生，不可避免地被他们所进入的官僚体制、以及他们自己，视为天然的改革派。

然而，现实等待着他们的是一轮又一轮的失望，离开了象牙塔的毕业生首先被系统的僵化和低效所震惊，尚未获得施展空间的他们，又很快发现赫鲁晓夫的立场事实上还在改革与反改革之间不断摇摆，而在这一过程中葬送了人生前途的年轻人不知凡几。在斯塔夫罗波尔，年轻的共青团干部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新项目同样遭到非议，尽管他能够娴熟地引用伟大革命导师的话为自己辩护——这一技能伴随了他的一生——但即使如此，与第二任顶头上司之间的冰冷关系也一度几乎迫使他放弃仕途。

下一件在整整一代人生命中烙下深痕的事件是爆发于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对于将改革必要性视为理所当然的这一代苏联精英来说，布拉格之春和它所引发的武装镇压彻底改写了他们的世界观，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次事件还具有格外强烈的私人意义——捷共总书记杜布切克的政治顾问兹德涅克·姆林纳日，是戈尔巴乔夫大学时的室友和密友，直到苏共中央开始频繁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提出警告，戈尔巴乔夫还曾试图通过电报问询姆林纳日的情况，然而仅仅几天后，在就布拉格之春事件进行公开表态时，时任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仍顺应风潮，将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发生的事件抨击为“暴乱”和“无政府主义”。

姆林纳日在三个月后被逐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从此流亡国外，而在戈尔巴乔夫的角度，这一小小的风波无论在他的职业生涯、或是在他与姆林纳日的关系中都没有引起任何涟漪：类似的两面性在苏联体制中不但并不鲜见，而且早已经被所有人视为理所当然。真正关键的变化发生在看不见的暗处，这包括对于改革必要性的另一次确认、对于暴力手段的强烈排斥、对所处系统的更为深刻的不认同和对于方式和手段的更多思考。十七年后，它们将塑造戈尔巴乔夫那场世界瞩目的改革。

改革的执念，与屈服

他们面前的一切都正在崩解，系统的无以为继已经难于否认，改革即是求生存本身。

成长于集体化时代农村的经历，给戈尔巴乔夫打下了终生的烙印——他比他的绝大多数同僚都更为深刻地理解集体农庄的本质，理解农民和农村生活的现实，并因此早早获得了穿透宣传话术的能力。回到斯塔夫罗波尔以后，有感于缺乏管理农业政策的专业背景，戈尔巴乔夫还在工作之余修读了第二个本科学位。

这也决定了他的改革尝试同样开始于农业：在斯塔夫罗波尔，就任第一书记以后的戈尔巴乔夫数次试图将这个农业大省作为自己改革项目的第一站，然而，他对于养羊业的改革被证明并无作用，被他视作头号项目的大斯塔夫罗波尔运河则直到他离任也未修通，它们的作用与其说是经济上的，倒不如完全归结为政治：羊毛改革让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出了相当大一次风头，大斯塔夫罗波尔运河则在成功被树立为国家项目以后，为戈尔巴乔夫赢得了来自中央的源源不绝的财政和政治支持。

他在斯塔夫罗波尔所实现的最重要的成绩被称为“伊帕托夫斯基胜利”：在九天之内完成了常规情况下3-4周的秋粮抢收工作。然而，这一成就是依靠在抢收工作中动员数倍于此前投入的力量才实现的，如果没有他立志改革的高度集中体制，这样军队式的“总动员”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即便如此，进入莫斯科之前的戈尔巴乔夫从未怀疑过改革势在必行，在当时，持有同样信念的人事实上比外界所认为的要多得多：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最重要的政治庇护者，也是他持续多年的对话者安德罗波夫，出身克格勃，是苏联唯一一位来自情报部门的总书记，也是1956年的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曾亲手推动了苏军对布达佩斯抗议运动的镇压。这一看似集保守派因素于一体的背景并未阻止安德罗波夫思考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所组织的顾问团队在政治上立场之自由化，甚至超过了后来戈尔巴乔夫的班底。

或许真正的关键在于，在当时的时代现实面前，将改革冲动诉诸于任何政治人物的个人立场都缺乏根据，现实是，他们面前的一切都正在崩解，系统的无以为继已经难于否认，改革即是求生存本身。

1979年新年前夜，莫斯科一家供热厂发生事故，导致大量莫斯科市民转向电暖气取暖，但这一突然增加的电力负荷又随之引爆了供电厂。在当时的莫斯科，冬季气温可以低至零下30-40度，这给莫斯科市民造就了一个全家挤在浴室中、靠蜡烛和热水度过的难忘新年。而在同天播出的新年祝贺节目里，尽管电视台仍致力于强调一切太平，但国家领导层的老迈已与家里打不亮的电灯同样难以忽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难以说出完整句子。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的第一个新年，安德罗波夫正在召集他未来的改革力量，并一再暗示戈尔巴乔夫将是未来的国家掌舵人。

但即便如此，在莫斯科开始管理全国农业政策的戈尔巴乔夫再一次未能给系统带来什么正面的变化，或者说，他只是再一次屈服于他所处的系统：1978年的农业收成数字是依靠湿粮谎报完成的，1979年和1980年，持续的灾害造成进一步减产，苏联为“公平”而执行的农业政策适得其反，进一步抑制了生产：最有成绩的农场不仅没有获得奖励，反倒被调用了其超额完成部分以弥补其他农场的损失。而在这之中，腐败与贿赂无处不在，运力和储存设施的缺乏又导致大部分收成最终陷于腐烂。

而主管这一切的戈尔巴乔夫却再一次在其中获得了政治上的升迁机会：开除较低层级的负责官员成了他的政治成绩。1981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整合自己的经济顾问团队，即使这一举动注定会让他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受到侧目：改革已经越过了“要不要”的问题，而不可阻挡地进入到了“怎么改”阶段，尽管在当时，并没有人对此真有答案。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在与同样年迈的契尔年科的竞争当中如愿胜出，成为新一任苏共总书记。

然而，安德罗波夫的在任时间只有十五个月，而他在其有限的发挥时间内，又仅仅完成了一些形式大于实质的暂时举措：他追究了一部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败官员，但没有触碰可能诱发强烈反对的那些，在社会层面，他的最重要行动是派遣巡逻队，在商店和街道上抓捕那些在工作时间排队购物的人——戈尔巴乔夫并不认同这种方式，但安德罗波夫坚持认为这将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

安德罗波夫去世以后，时代分给下一任总书记契尔年科的机会窗口更加短暂，1985年3月，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新的苏联领导人，几乎立刻，他就将构思已久的改革行动付诸了实施。

或许问题在于，正是从勃列日涅夫开始的三任垂垂老矣的前任总书记，给戈尔巴乔夫制造了一些认知上的错觉。传记作者威廉姆·涂柏曼写道：“问题并不是勃列日涅夫或安德罗波夫树立了多么不可企及的先例，恰恰相反，要复制他们显得过于容易，这让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估计了他的改革所可能面对的困难。”经济状况并未随着他的改革而迅速好转，恰恰相反，由于进一步枯竭的外汇和始终不振的国内生产，现实状况很快发展到了宣传部门也无能为力的地步：“没有人还需要看报纸，情况怎么样，看一看印报纸用的油墨就知道了。”

而这些由他释放的力量，最终在混乱中将矛头指向了系统本身。

生长在一个“政治挂帅”的系统内，他和他的同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其中的荒谬和陈腐，并由此年复一年，愈发相信改革的必然性，但当历史的方向盘交到他们的手中，他们却只能继续以“政治挂帅”的方式，相信一旦解决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问题，一切都将迎刃而解——讽刺的是，这样的逻辑仅仅在戈尔巴乔夫登顶前的十年，在他于地方和苏联农业政策中的改革时才能借由同样的政治优先体制而得以走通（同时加剧系统内经济和管理的弊病），而在1985年以后的公开性改革，以及1991年以后的全面改制之中，同样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这个国家新生的政治探索。

1996年，在失败的经济改革和混乱的社会气氛当中，俄罗斯民众对于苏联的怀念情绪一发而不可收拾，如果按照大选前的民意调查结果，叶利钦几乎毫无疑问地将会输给俄罗斯共产党。这次可能的“倒车”在叶利钦与七寡头的秘密交易中宣告流产，同时也将曾经承诺中的民主选举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笑话，又过了四年，每况愈下的俄罗斯社会终于在叶利钦继承人普京的身上嗅到了类似的气息。

新的歧路

普京执政的过去二十二年里，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像一个不太彻底的反对派——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他十分熟悉的政治站位，区别是这一次他可以公开说出来了。

普京执政的过去二十二年里，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像一个不太彻底的反对派——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他十分熟悉的政治站位，区别是这一次他可以公开说出来了。

除了回顾往事，对俄罗斯时事的批评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晚年对外发言的一个关键部分：2003年，因逮捕当时的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而引发的“尤科斯案”被戈尔巴乔夫公开抨击为“不可理解”，他同时也将同一年普京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的胜利称为“无耻”。2011年，在俄罗斯全国引发史无前例大抗议的杜马选举结果公布以后，戈尔巴乔夫曾发声要求宣布选举无效，也反对普京在2012年开始他的第三个总统任期。在这之后，戈尔巴乔夫与普京之间的关系肉眼可见地恶化了，两个人在2011年以后再也没有举行过会面（除了2012年独立日上曾有过一个礼节性握手）。2013年，戈尔巴乔夫在采访中透露他曾多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面，但每一次都被以总统日程忙碌的借口推拒，在这之后，“我也不再打给他了”。

但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与普京并非全无观点交集。这位前苏联总统早在2006年就曾公开抨击西方“乐见”苏联解体，这一发言后不到一年，普京在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开启了他就俄罗斯命运指责西方的关键表述的开端。2012年之前，戈尔巴乔夫曾多次表示他对普京怀抱理解与期待，认为他仍在以国家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也许只是暂时有一些屈服于利益权衡的让步，这一看法在2012年普京的第三任期开始后几乎绝迹，但2014年，戈尔巴乔夫又出人意料地支持了克里米亚的“入俄”举动，认为这是一种“人民意志的表达”。

曾经迫使他必须隐藏自己真实看法的系统已经被他所亲手终结，公开性改革后二十年，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对冲式表态用意何在？《新报》主编，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拉托夫曾表示，在他看来自己这位老朋友是怀抱着对于“戈尔巴乔夫遗产”的担忧，因此试图通过发声来保存一些政治影响力，但也有另一些人相信，也许戈尔巴乔夫只是习惯了维持某种立场上的平衡：需要表达自己，但不应表现得太过激进。

与此同时，更难否认的事实是这位前苏联总统对于国家政治早已经没有影响力可言：2000年在普京时代开始之初，他也曾尝试过组建政党重返政坛，但这只持续了短短一年时间。自此之后，他的支持或反对不再代表任何东西。

2015年，在乌克兰危机经过持续一年的战斗和制裁，初步成为今天的形状之际，戈尔巴乔夫曾出面大力呼吁奥巴马与普京应举行峰会以避免“新冷战”：“如果我和里根当年可以见，为什么现在的普京和奥巴马不可以？”然而，这一呼吁没有在俄美任何一方的高层获得任何回答。

几乎没有争议、但却充满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在由他所缔造的新系统中的生存能力，远不及他在由他所摧毁的那个系统中那么出色。

而作为新系统的诞生物，普京的政治生涯无疑已经走向戈尔巴乔夫的绝对反面：作为苏联终结后新俄罗斯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普京和他的俄罗斯选择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曾经坚决拒绝的那些东西：集中化决策、利益集团的强化、对民间自由的压制，以及最重要的，依靠武力解决几乎一切问题。

戈尔巴乔夫则在这样的变化之中遭遇越来越多来自国内舆论的指责和压力：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戈尔巴乔夫开启了俄罗斯、以及各东欧国家的通往自由之路，但为数众多的另一部分人至今仍然相信，他是出卖了自己的祖国以换取“代言披萨饼的机会”，“毁掉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从生长于苏联系统内、又主动终结了系统的戈尔巴乔夫，到登顶于新时代、但最终将新时代推入了一场全面对外战争的普京，前后三十余年里俄罗斯两任领导人的选择和命运，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提出了无法回避的拷问：戈尔巴乔夫无疑是俄罗斯政治传统中的一个异数，最为特异之处，在于他用实际行动背离了数百年来这个国家高层政治的暴力传统，与之相对照，普京显然选择的是拥抱和回归这种传统——究竟哪一种选择把国家拖进了灾难，抑或二者皆是？

又或者，他们两个人都再一次地找错了事情的关键？

戈尔巴乔夫告别克宫之后的第三十年，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再一次落入了长期的、漫无尽头的停滞，经济在制裁下静悄悄地陷入萎缩，而国家的主要收入仍旧依靠出售自然资源来实现。与公众认知相反的是，对乌克兰的战争并未打破俄罗斯国内一潭死水的平静现实，至于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未来，今天的大多数俄罗斯人已经放弃思考。

关于俄罗斯历史曾有一句著名调侃，叫做“然后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在挥别戈尔巴乔夫之际，俄罗斯看上去正再一次踏进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