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戈爾巴喬夫辭世：系統中的異數——三十年後的俄羅斯，真正告別了什麼？

（娜傑日達，蘇聯與俄羅斯研究者）

幾乎沒有什麼事能夠比戈爾巴喬夫（台譯戈巴契夫）的辭世更加令人意識到一個時代的遠去，在我們已經告別了舒什克維奇（前白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前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首任烏克蘭總統）、布爾布利斯（葉利欽關鍵助手、《別洛韋日協議》俄方主要參與者）和巴卡金（前蘇聯情報機關KGB最後一任首腦）的這個2022年，更是如此。

9月3日，戈爾巴喬夫的遺體告別儀式在莫斯科舉行，前來送別的民衆在現場排起長隊，如今在歐盟飽受爭議的匈牙利總理奧爾班，令人意外地親赴莫斯科參加了這場告別，俄羅斯總統普京卻最終決定缺席其間。

距離戈爾巴喬夫告別克里姆林宮的那個晚上，已經過去了三十年有餘——上一次以他爲主角的告別發生時，新生的俄羅斯剛剛從蘇聯最後一場對外戰爭中抽身，下一場改革已箭在弦上，未來雖然未知，但屬於過去的包袱似乎正被永久地拋下。而在三十年後的今天，當俄羅斯最終告別戈爾巴喬夫，這個國家卻正在另一場對外戰爭中越陷越深。

承諾中的改革已註定將會落空，而如何看待這個國家的過去，正與如何籌劃這個國家的未來一起，使俄羅斯社會陷入不可調和的深刻分裂。

戈爾巴喬夫的人生終究走到了盡頭，時隔二十三年，他回到了他所深愛的妻子賴莎的身邊——這幾乎也是他認識賴莎時的年紀。在俄羅斯，戈爾巴喬夫無疑是一個異類，正如俄羅斯在他之後的另一位諾獎獲得者、《新報》主編穆拉托夫在給他的悼詞中所說，甚至首先就是這一點讓戈爾巴喬夫在這個國家的領導人中成爲一個異類：他愛他的妻子，勝於愛他的職位。

在這則悼詞發布之際，俄羅斯《新報》已因戰爭報道禁令而宣布休刊達到半年。三十年前，戈爾巴喬夫用自己的諾貝爾和平獎獎金的一部分參與創建了它，並擔任該報編輯委員會成員直到去世。他的政治遺產甚至比他本人的生理壽命更早地遭遇了終結，圍繞戈爾巴喬夫，或許這正是對過去三十年裏現實情況的一個典型說明。

第一波自由化思潮，系統的產物

這一屆大學畢業生，不可避免地被他們所進入的官僚體制、以及他們自己，視爲天然的改革派。

認爲戈爾巴喬夫平庸無能的論斷一定有失公允：他完全稱得上是他的時代裏蘇聯最優秀的極少數人之一，出生在斯塔夫羅波爾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的童年被籠罩在大清洗陰影之下，少年掙扎於戰爭、德軍佔領、集體農莊和致命的飢餓之中，幾次幾乎喪命，中學教育因爲戰亂而被迫中斷數年，直到讀大學之前從未離開過自己生長的斯塔夫羅波爾。這個如同逆襲故事開頭一樣的人生開端，也折射出讓他能夠成爲他的些許不一樣的微光。

16歲開始，還在讀中學的戈爾巴喬夫開始和父親學習開拖拉機，隨後又在實操中學會了修拖拉機；19歲時，他與同爲拖拉機手的父親合作搶收小麥，依靠每天工作20小時的超人毅力贏得了全蘇一級勞動獎章。在斯大林執政末期的蘇聯，這也成爲他得以進入大學深造的最重要籌碼。

他的大學生活開始於斯大林逝世前兩年，人生前二十年的農村生活沒有阻礙他迅速適應莫斯科，他很快再一次成爲院系中的佼佼者。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的餘波裏，戈爾巴喬夫完成了他的大學學業，經過短暫輾轉，選擇回到了家鄉斯塔夫羅波爾，進入當地共青團工作。

如今看來，正是這一時間點，而非其他任何歷史事件，最爲深刻地影響了這一代人的命運，它不僅讓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同學們成爲政治「解凍」的親歷者，還意味着他們構成了斯大林逝世後在大學校園中發起的第一波自由化思潮的主力。在最爲激進的例子裏，戈爾巴喬夫的同級同學甚至曾向學校提出，不應再安排學習「陳腐」的馬克思和列寧著作，赫魯曉夫執政後的一系列去斯大林化舉措，也無一例外地在大學的各個角落引發學生們一輪又一輪的激烈討論。

1956年，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二十大「秘密講話」被以並不秘密的形式廣爲發布，思想上的絕對統一至此一去不返，自上而下的改革嘗試由此發端，幾個月後畢業並開始投身工作的這一屆大學畢業生，不可避免地被他們所進入的官僚體制、以及他們自己，視爲天然的改革派。

然而，現實等待着他們的是一輪又一輪的失望，離開了象牙塔的畢業生首先被系統的僵化和低效所震驚，尚未獲得施展空間的他們，又很快發現赫魯曉夫的立場事實上還在改革與反改革之間不斷搖擺，而在這一過程中葬送了人生前途的年輕人不知凡幾。在斯塔夫羅波爾，年輕的共青團幹部戈爾巴喬夫發起的新項目同樣遭到非議，儘管他能夠嫺熟地引用偉大革命導師的話爲自己辯護——這一技能伴隨了他的一生——但即使如此，與第二任頂頭上司之間的冰冷關係也一度幾乎迫使他放棄仕途。

下一件在整整一代人生命中烙下深痕的事件是爆發於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對於將改革必要性視爲理所當然的這一代蘇聯精英來說，布拉格之春和它所引發的武裝鎮壓徹底改寫了他們的世界觀，而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這次事件還具有格外強烈的私人意義——捷共總書記杜布切克的政治顧問茲德涅克·姆林納日，是戈爾巴喬夫大學時的室友和密友，直到蘇共中央開始頻繁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態提出警告，戈爾巴喬夫還曾試圖通過電報問詢姆林納日的情況，然而僅僅幾天後，在就布拉格之春事件進行公開表態時，時任斯塔夫羅波爾地區共產黨第一書記的戈爾巴喬夫仍順應風潮，將捷克斯洛伐克正在發生的事件抨擊爲「暴亂」和「無政府主義」。

姆林納日在三個月後被逐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從此流亡國外，而在戈爾巴喬夫的角度，這一小小的風波無論在他的職業生涯、或是在他與姆林納日的關係中都沒有引起任何漣漪：類似的兩面性在蘇聯體制中不但並不鮮見，而且早已經被所有人視爲理所當然。真正關鍵的變化發生在看不見的暗處，這包括對於改革必要性的另一次確認、對於暴力手段的強烈排斥、對所處系統的更爲深刻的不認同和對於方式和手段的更多思考。十七年後，它們將塑造戈爾巴喬夫那場世界矚目的改革。

改革的執念，與屈服

他們面前的一切都正在崩解，系統的無以爲繼已經難於否認，改革即是求生存本身。

成長於集體化時代農村的經歷，給戈爾巴喬夫打下了終生的烙印——他比他的絕大多數同僚都更爲深刻地理解集體農莊的本質，理解農民和農村生活的現實，並因此早早獲得了穿透宣傳話術的能力。回到斯塔夫羅波爾以後，有感於缺乏管理農業政策的專業背景，戈爾巴喬夫還在工作之餘修讀了第二個本科學位。

這也決定了他的改革嘗試同樣開始於農業：在斯塔夫羅波爾，就任第一書記以後的戈爾巴喬夫數次試圖將這個農業大省作爲自己改革項目的第一站，然而，他對於養羊業的改革被證明並無作用，被他視作頭號項目的大斯塔夫羅波爾運河則直到他離任也未修通，它們的作用與其說是經濟上的，倒不如完全歸結爲政治：羊毛改革讓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出了相當大一次風頭，大斯塔夫羅波爾運河則在成功被樹立爲國家項目以後，爲戈爾巴喬夫贏得了來自中央的源源不絕的財政和政治支持。

他在斯塔夫羅波爾所實現的最重要的成績被稱爲「伊帕托夫斯基勝利」：在九天之內完成了常規情況下3-4周的秋糧搶收工作。然而，這一成就是依靠在搶收工作中動員數倍於此前投入的力量才實現的，如果沒有他立志改革的高度集中體制，這樣軍隊式的「總動員」顯然是不可想象的。

即便如此，進入莫斯科之前的戈爾巴喬夫從未懷疑過改革勢在必行，在當時，持有同樣信念的人事實上比外界所認爲的要多得多：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最重要的政治庇護者，也是他持續多年的對話者安德羅波夫，出身克格勃，是蘇聯唯一一位來自情報部門的總書記，也是1956年的蘇聯駐匈牙利大使，曾親手推動了蘇軍對布達佩斯抗議運動的鎮壓。這一看似集保守派因素於一體的背景並未阻止安德羅波夫思考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他所組織的顧問團隊在政治上立場之自由化，甚至超過了後來戈爾巴喬夫的班底。

或許真正的關鍵在於，在當時的時代現實面前，將改革衝動訴諸於任何政治人物的個人立場都缺乏根據，現實是，他們面前的一切都正在崩解，系統的無以爲繼已經難於否認，改革即是求生存本身。

1979年新年前夜，莫斯科一家供熱廠發生事故，導致大量莫斯科市民轉向電暖氣取暖，但這一突然增加的電力負荷又隨之引爆了供電廠。在當時的莫斯科，冬季氣溫可以低至零下30-40度，這給莫斯科市民造就了一個全家擠在浴室中、靠蠟燭和熱水度過的難忘新年。而在同天播出的新年祝賀節目裏，儘管電視台仍致力於強調一切太平，但國家領導層的老邁已與家裏打不亮的電燈同樣難以忽視：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難以說出完整句子。

這也是戈爾巴喬夫回到莫斯科的第一個新年，安德羅波夫正在召集他未來的改革力量，並一再暗示戈爾巴喬夫將是未來的國家掌舵人。

但即便如此，在莫斯科開始管理全國農業政策的戈爾巴喬夫再一次未能給系統帶來什麼正面的變化，或者說，他只是再一次屈服於他所處的系統：1978年的農業收成數字是依靠溼糧謊報完成的，1979年和1980年，持續的災害造成進一步減產，蘇聯爲「公平」而執行的農業政策適得其反，進一步抑制了生產：最有成績的農場不僅沒有獲得獎勵，反倒被調用了其超額完成部分以彌補其他農場的損失。而在這之中，腐敗與賄賂無處不在，運力和儲存設施的缺乏又導致大部分收成最終陷於腐爛。

而主管這一切的戈爾巴喬夫卻再一次在其中獲得了政治上的升遷機會：開除較低層級的負責官員成了他的政治成績。1981年，戈爾巴喬夫開始整合自己的經濟顧問團隊，即使這一舉動註定會讓他在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受到側目：改革已經越過了「要不要」的問題，而不可阻擋地進入到了「怎麼改」階段，儘管在當時，並沒有人對此真有答案。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羅波夫在與同樣年邁的契爾年科的競爭當中如願勝出，成爲新一任蘇共總書記。

然而，安德羅波夫的在任時間只有十五個月，而他在其有限的發揮時間內，又僅僅完成了一些形式大於實質的暫時舉措：他追究了一部分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腐敗官員，但沒有觸碰可能誘發強烈反對的那些，在社會層面，他的最重要行動是派遣巡邏隊，在商店和街道上抓捕那些在工作時間排隊購物的人——戈爾巴喬夫並不認同這種方式，但安德羅波夫堅持認爲這將有助於提高經濟效率。

安德羅波夫去世以後，時代分給下一任總書記契爾年科的機會窗口更加短暫，1985年3月，年僅54歲的戈爾巴喬夫成爲新的蘇聯領導人，幾乎立刻，他就將構思已久的改革行動付諸了實施。

或許問題在於，正是從勃列日涅夫開始的三任垂垂老矣的前任總書記，給戈爾巴喬夫製造了一些認知上的錯覺。傳記作者威廉姆·塗柏曼寫道：「問題並不是勃列日涅夫或安德羅波夫樹立了多麼不可企及的先例，恰恰相反，要複製他們顯得過於容易，這讓戈爾巴喬夫錯誤地估計了他的改革所可能面對的困難。」經濟狀況並未隨着他的改革而迅速好轉，恰恰相反，由於進一步枯竭的外匯和始終不振的國內生產，現實狀況很快發展到了宣傳部門也無能爲力的地步：「沒有人還需要看報紙，情況怎麼樣，看一看印報紙用的油墨就知道了。」

而這些由他釋放的力量，最終在混亂中將矛頭指向了系統本身。

生長在一個「政治掛帥」的系統內，他和他的同路人們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其中的荒謬和陳腐，並由此年復一年，愈發相信改革的必然性，但當歷史的方向盤交到他們的手中，他們卻只能繼續以「政治掛帥」的方式，相信一旦解決了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問題，一切都將迎刃而解——諷刺的是，這樣的邏輯僅僅在戈爾巴喬夫登頂前的十年，在他於地方和蘇聯農業政策中的改革時才能藉由同樣的政治優先體制而得以走通（同時加劇系統內經濟和管理的弊病），而在1985年以後的公開性改革，以及1991年以後的全面改制之中，同樣的問題一次又一次地摧毀了這個國家新生的政治探索。

1996年，在失敗的經濟改革和混亂的社會氣氛當中，俄羅斯民衆對於蘇聯的懷念情緒一發而不可收拾，如果按照大選前的民意調查結果，葉利欽幾乎毫無疑問地將會輸給俄羅斯共產黨。這次可能的「倒車」在葉利欽與七寡頭的秘密交易中宣告流產，同時也將曾經承諾中的民主選舉變成了一個貨真價實的笑話，又過了四年，每況愈下的俄羅斯社會終於在葉利欽繼承人普京的身上嗅到了類似的氣息。

新的歧路

普京執政的過去二十二年裏，戈爾巴喬夫越來越像一個不太徹底的反對派——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他十分熟悉的政治站位，區別是這一次他可以公開說出來了。

普京執政的過去二十二年裏，戈爾巴喬夫越來越像一個不太徹底的反對派——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他十分熟悉的政治站位，區別是這一次他可以公開說出來了。

除了回顧往事，對俄羅斯時事的批評構成了戈爾巴喬夫晚年對外發言的一個關鍵部分：2003年，因逮捕當時的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而引發的「尤科斯案」被戈爾巴喬夫公開抨擊爲「不可理解」，他同時也將同一年普京的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在杜馬的勝利稱爲「無恥」。2011年，在俄羅斯全國引發史無前例大抗議的杜馬選舉結果公布以後，戈爾巴喬夫曾發聲要求宣布選舉無效，也反對普京在2012年開始他的第三個總統任期。在這之後，戈爾巴喬夫與普京之間的關係肉眼可見地惡化了，兩個人在2011年以後再也沒有舉行過會面（除了2012年獨立日上曾有過一個禮節性握手）。2013年，戈爾巴喬夫在採訪中透露他曾多次提議與普京舉行會面，但每一次都被以總統日程忙碌的藉口推拒，在這之後，「我也不再打給他了」。

但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與普京並非全無觀點交集。這位前蘇聯總統早在2006年就曾公開抨擊西方「樂見」蘇聯解體，這一發言後不到一年，普京在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開啓了他就俄羅斯命運指責西方的關鍵表述的開端。2012年之前，戈爾巴喬夫曾多次表示他對普京懷抱理解與期待，認爲他仍在以國家大多數人的利益爲重，也許只是暫時有一些屈服於利益權衡的讓步，這一看法在2012年普京的第三任期開始後幾乎絕跡，但2014年，戈爾巴喬夫又出人意料地支持了克里米亞的「入俄」舉動，認爲這是一種「人民意志的表達」。

曾經迫使他必須隱藏自己真實看法的系統已經被他所親手終結，公開性改革後二十年，戈爾巴喬夫這樣的對沖式表態用意何在？《新報》主編，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拉托夫曾表示，在他看來自己這位老朋友是懷抱着對於「戈爾巴喬夫遺產」的擔憂，因此試圖通過發聲來保存一些政治影響力，但也有另一些人相信，也許戈爾巴喬夫只是習慣了維持某種立場上的平衡：需要表達自己，但不應表現得太過激進。

與此同時，更難否認的事實是這位前蘇聯總統對於國家政治早已經沒有影響力可言：2000年在普京時代開始之初，他也曾嘗試過組建政黨重返政壇，但這只持續了短短一年時間。自此之後，他的支持或反對不再代表任何東西。

2015年，在烏克蘭危機經過持續一年的戰鬥和制裁，初步成爲今天的形狀之際，戈爾巴喬夫曾出面大力呼籲奧巴馬與普京應舉行峰會以避免「新冷戰」：「如果我和里根當年可以見，爲什麼現在的普京和奧巴馬不可以？」然而，這一呼籲沒有在俄美任何一方的高層獲得任何回答。

幾乎沒有爭議、但卻充滿歷史諷刺意味的是，戈爾巴喬夫在由他所締造的新系統中的生存能力，遠不及他在由他所摧毀的那個系統中那麼出色。

而作爲新系統的誕生物，普京的政治生涯無疑已經走向戈爾巴喬夫的絕對反面：作爲蘇聯終結後新俄羅斯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普京和他的俄羅斯選擇了戈爾巴喬夫時代曾經堅決拒絕的那些東西：集中化決策、利益集團的強化、對民間自由的壓制，以及最重要的，依靠武力解決幾乎一切問題。

戈爾巴喬夫則在這樣的變化之中遭遇越來越多來自國內輿論的指責和壓力：對於一部分人來說，是戈爾巴喬夫開啓了俄羅斯、以及各東歐國家的通往自由之路，但爲數衆多的另一部分人至今仍然相信，他是出賣了自己的祖國以換取「代言披薩餅的機會」，「毀掉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

從生長於蘇聯系統內、又主動終結了系統的戈爾巴喬夫，到登頂於新時代、但最終將新時代推入了一場全面對外戰爭的普京，前後三十餘年裏俄羅斯兩任領導人的選擇和命運，爲這個國家的未來提出了無法迴避的拷問：戈爾巴喬夫無疑是俄羅斯政治傳統中的一個異數，最爲特異之處，在於他用實際行動背離了數百年來這個國家高層政治的暴力傳統，與之相對照，普京顯然選擇的是擁抱和回歸這種傳統——究竟哪一種選擇把國家拖進了災難，抑或二者皆是？

又或者，他們兩個人都再一次地找錯了事情的關鍵？

戈爾巴喬夫告別克宮之後的第三十年，俄羅斯的社會生活再一次落入了長期的、漫無盡頭的停滯，經濟在制裁下靜悄悄地陷入萎縮，而國家的主要收入仍舊依靠出售自然資源來實現。與公衆認知相反的是，對烏克蘭的戰爭並未打破俄羅斯國內一潭死水的平靜現實，至於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社會將會獲得什麼樣的未來，今天的大多數俄羅斯人已經放棄思考。

關於俄羅斯歷史曾有一句著名調侃，叫做「然後事情變得更糟糕了」，在揮別戈爾巴喬夫之際，俄羅斯看上去正再一次踏進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