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北约东扩的历史与现实：是否需要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负责？

乌克兰战事让“北约东扩”这个稍显专业的地缘政治话题再一次进入了公共辩论的舞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2015年讲座视频：为何乌克兰危机是西方的错，在YouTube上已经有超过2500万点击，还被俄罗斯官方引为辩护。他在《经济学人》的客座专栏中表达了同样立场，引来激烈的回应与批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也不甘寂寞地撰文认为，“北约东扩”要为乌克兰危机发展为全面的战争负有一定责任。已故著名外交官、学者，冷战时“遏制战略”的提出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北约东扩”的激烈反对者。他在1998年接受《纽约时报》的访谈时曾经对克林顿内阁与当时的参议院大加批判。采访凯南的，正是同一个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外交事务》杂志更是对“北约东扩是否是错误”这个问题对几十名国际关系专家开展意见调查。其结果同样激烈地分布在“非常反对”和“非常赞同”之间，呈现出极化的倾向。

北约东扩是否要为美国俄罗斯关系的恶化，进而对目前欧洲动荡的局势负主要责任？俄罗斯、亲俄舆论，甚至一些“中立声音”反复将北约东扩作为其军事行动的某种辩解。这导致上面这个问题不再仅仅是对一个历史事件、一个还未结束的地缘政治进程的学术思考，而同时具有了重大的政治蕴含。其在形式上的简单清晰，诱惑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给出简单的“是”或者“否”的回答。无论是“北约”、“东扩”、还是“美俄关系”、甚至“负责”，每一个概念都需要仔细地辨析与解释。每一种不同的诠释和角度都会让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变得更加复杂。

所幸，在各种纷乱的舆论嘈杂之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向导与基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M.E. Sarotte教授出版于2021年底的新书Not One Inch: America,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Post-Cold War Stalemate 为北约东扩之关键年代（1989-1999）的历史过程提供了最为可靠、详尽、全面的叙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着重还原了围绕东扩进程同时展开的争论史。如今人们喋喋不休争论的关于北约东扩利弊的种种论点，对于当时的行动者、决策者和观察者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对于他们的行动可能带来的巨大后果，这些关键的人物们有着明确的历史自觉。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思考和讨论中把握北约东扩这一问题的历史语境，更好地理解个人能动性和结构性力量之间的复杂撕扯。

Not One Inch: America,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Post-Cold War Stalemate

作者：M. E. Sarotte

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在本书中，Sarotte教授对这段历史的教训与启发也给出了尽可能平衡的判断分析。笔者将部分地通过对她的回应来构建自己的分析，从而推进对问题的讨论。

一、冷战时期的北约：出色完成任务

NATO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向内和向外两副面孔。美国作为霸主（hegemon）而不是帝国中心（imperial center），通过这一制度化的军事同盟实现了对内和对外双重的稳定作用。

在谈论“北约”的任何“扩张”之前，首先需要对它到底是什么有基本的理解。所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无非就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由欧洲和北美国家（所谓北大西洋地区）组成的一个（防御性）军事同盟。自诞生伊始，围绕大西洋联盟的争议就没有缺席。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对待联盟的态度此起彼伏：NATO在1998年的批评者，伟大的乔治·凯南，同时也是它在1948年的批评者。刚刚获得连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不无揶揄地说北约面临“脑死”——这番评论呼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NATO持之以恒的不信任和猛烈抨击。

时间转到了2022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一大背景之下，NATO的声誉和活力似乎再次翻转，不但旧有的成员国对之表现出更深的承诺，连坚持几十年中立地位不动摇的北欧国家芬兰和瑞典都对加入北约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二战结束后的欧洲局势与冷战的发展深刻地塑造了北约的形态和价值。NATO第一任秘书长，英国人伊斯梅勋爵（Hastings Ismay）不无讽刺地但无疑是精确地总结了NATO创始意义：留住美国人，按住德国人，挡住俄国人。（“To keep the Russians out, the Americans in, and the Germans down.”）美国在一战结束后迅速从欧洲抽身，回归离岸平衡策略严重助长了欧洲大陆的混乱与苦难，最终酿成二战的巨大悲剧。NATO的存在和有效运转让美国力量成为西欧-北大西洋防御体系中制度性、支柱性的存在。与此同时，马歇尔计划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贸易和金融上将美国与欧洲捆绑。这一经济，政治，军事的高度一体化，就是美国和西欧针对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混乱与共产主义之竞争的回答。一个横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最终是军事的高度整合的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由此诞生。

NATO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向内和向外两副面孔。美国作为霸主（hegemon）而不是帝国中心（imperial center），通过这一制度化的军事同盟实现了对内和对外双重的稳定作用。它同时解决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面临的两个根本问题：其一是如何防御、抵抗共产主义苏联阵营在欧洲咄咄逼人的扩张；其二是如何将战败的德国（西德）重新吸收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实现死敌们的和解。

NATO作为威慑和稳定装置的成功取决于两个支柱：其一，是美国捍卫欧洲盟友面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和决心。如果没有在柏林危机时美国下定决心施行空运，冒着引发全球核战争的承诺来保卫西柏林（“以柏林换波士顿”），NATO的实际效力和信誉就无从谈起；NATO创始盟约中声名赫赫（或者臭名昭著，取决于你怎么看待）“第五条”——针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是针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也不可避免会沦为和国际联盟的盟约甚至联合国的宪章相同的命运，成为口头上漂亮的辞令与书籍中空泛的理想而已。

其二，是联盟内部所能实现的高度的团结与整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会被允许再武装，并成为守卫“西方”欧洲边境的第一道防线。但德国的武装力量将被严格限制在北约统一的军事指挥结构内，正如德国在政治上将不得不承诺于严格甚至苛刻的联邦民主制，在经济、贸易和金融上结构性地融入伦敦、华盛顿与纽约所决定的体系一样。如果没有欧洲煤钢共同体在政治和经济上促进原本以邻为壑、互相陷入安全困境的民族国家迈向民主一体化的道路，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就无法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北约作为一个组织也将陷入难以集体协调行动的瘫痪之中。

毫不夸张地说，北约为整个西欧和北美40年的繁荣、稳定、和平、进步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遏制和威慑提供的确定性压倒了“核升级”的梦魇；美国承担联盟重任的成本，变成了回报丰厚的投资。

成就必然伴随着代价，不同的利益必须得到权衡。维持北约的活力需要持之以恒的投入，联盟的每次变形扩张都在为这两个支柱增加压力，考验美国和盟友的决心与技巧。

乔治·凯南针对联盟的反对意见正是从这里出发：威慑的可信性和条约义务的制度化意味着美国必须牺牲一定的灵活性与行动自由。只有当对手相信你在面临某种情景时“别无选择”，他才会认真考虑避免主动造成这种情景。当你同样相信对手也会“别无选择”，一种恐怖的均衡就达成了，和平将会持续。这就是冷战核恐怖均衡中MAD（互相确保毁灭）的逻辑。MAD的缩写为“疯狂”自然不是巧合。恐怖和平的另一面就是无可挽回的地狱。一旦威慑失败出现预料之外的情景，对峙和竞争会转换为危机的自动升级，进而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僵化的联盟体系与战略规划，将巴尔干的局部风险放大到全欧洲，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重要的诱因。电影《奇爱博士》中苏联的全自动末日机器的荒谬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讽刺的是，根据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博弈论模型，这一失控的风险恰好就是北约之防御承诺可信度的来源。毁灭与稳定，同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凯南认为，北约在短期提供了稳定和安全，但是长期来说却让美国失去在和苏联打交道时的灵活性。任何摩擦、意外，争端，都可能发展为不必要的军事冲突。美国为了弥补北约常规力量在欧洲的劣势，大量依赖前置部署的战术核武器，更是提高了发生核战争的风险。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联盟的支柱与霸权需要对联盟持之以恒进行制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投资，不成比例地承担联盟的开支与成本。这一投资毫无疑问有利于美国的西欧盟国，但是却并不能保证它对美国来说同样是一笔合算的买卖。贤者凯南当然和粗鲁的纽约商人特朗普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当特朗普总统反复抱怨北约的欧洲盟友甚至无法达到GDP 1.5%的军事开支、过分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便车的时候，他无意中和凯南大半个世纪之前的忧虑产生了共鸣。

尽管有这些隐患或潜在的缺点，冷战期间的北大西洋联盟还是出色的完成了任务。美国作为欧洲安全的最终保证者的地位愈发稳固，联邦德国彻底融入了西欧一体化进程，西方联盟所担忧的华沙条约组织进攻没有成为现实。毫不夸张地说，北约为整个西欧和北美40年的繁荣、稳定、和平、进步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遏制和威慑提供的确定性压倒了“核升级”的梦魇；承担联盟重任的成本，变成了回报丰厚的投资。凯南的批评在概念上并没有错误，经验历史的实际则暗示天平的权衡点可能决定性的落在维持、巩固联盟的一端。

随着冷战结束，NATO所面临的前景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大西洋联盟在冷战期间的成功取决于各种要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配置。随着后冷战时代开启，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现实发生根本改变，北约的前景也就面临重新评估。大西洋联盟到底是“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需要转型和软化；还是反过来需要进一步“扩张、充实、巩固”，取决于不同的论者对后冷战现实走向的不同评估。对历史因果动力不同的假设，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准确定位、评估这些结论背后的预设，将它们变得明晰和清澈，我们必须首先抓住北约演进历史的关键事与背后的动力机制。

二、北约不东扩承诺的“传说”与现实

若将北约冷战后的变化统称为“北约东扩”并整体加以批判或赞同，就是将不同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具有不同关切的议题混为一谈，必然造成困惑和混乱。

Sarotte教授敏锐地指出，所谓“北约的东扩（与转型）”在1989-1999年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结果都对下一阶段施加了不可挽回的影响。若将北约冷战后的变化统称为“北约东扩”并整体加以批判或赞同，就是将不同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具有不同关切的议题混为一谈，必然造成困惑和混乱。

最初的“北约东扩”——不同于冷战期间吸收进西班牙、土耳其等扩张——发生在1990年，统一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历多方复杂的谈判和妥协之后整体加入北约。这意味着北约正式跨过冷战边界，将前苏东国家（也就是前东德）包括进来。这一事件被囊括在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冷战彻底终结”这一更为宏大的叙事综合之中，其重要性长期被人忽视。实际上，“统一德国整体加入北约”这一事实开启了重要的先例，也是美国和西方盟国与苏联/俄罗斯领导人之间，围绕北约角色和范围之间对抗与妥协的开始。许多重要的关于北约的争议和流言也源自两德统一中的艰难曲折，因此值得在此简略加以分析阐述。

后冷战美国的“凯旋主义”试图将1989-1991年发生的事件视作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的体现，不假思索地假定从柏林墙倒塌到苏联和平解体存有一条清晰的必然性链条。这种宏观的粗线条理解忽略了历史发展中存在的行动者能动性（agency）和事件的突发性（contingency）在塑造关键历史进程中扮演的地位。柏林墙倒塌确实创造了两德统一与欧洲秩序变化的风潮（momentum）与压力，但这一风潮到底通向怎样的未来并不是完全确定的。苏联作为二战的主要战胜国之一，具有处置德国内政问题，包括两德统一问题的法理权利，而苏联在东德和东欧的几十万驻军也为苏联的谈判地位提供了物质上的筹码。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最终以合作与妥协的形式，默认苏联自身的实力已经无法支撑远达柏林和布拉格的帝国秩序这一事实。这个相对“和善”的结局，出自戈尔巴乔夫在多种因素的促使下所做出的选择。他希望改革与公开化在苏联进行下去，他希望维护自己在欧洲和美国良好的形象和地位，他指望西德和美国可以为愈发紧张的苏联经济提供帮助。最终，他被美国总统老布什和西德总理科尔说服两德统一确实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是苏联内部更为保守和顽固的军队势力在那个时候掌握了政策主导权，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以更加强硬的方式为两德统一以及统一后德国在北约中的地位设置障碍，从而在欧洲的核心地带制造混乱。这意味着，现实中的戈尔巴乔夫所做出的选择面临着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的来源是结构性的的，并不会随着苏联解体和他本人的下台而消散。

另一方面，统一的德国继续在北约所主导的欧洲安全体系内扮演重要角色，也绝不是预定的必然。德国人非常清楚苏联手中握有的筹码，而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德国政治人物，比如外交部长根舍，认真考虑过以德国放弃北约成员地位，或限制北约在冷战边境之外的行动自由为代价，换取苏联对两德统一的默许，而这正是戈尔巴乔夫一开始试图设置的底线：他并不从一开始就想承认，西方和苏联的实力对比并不允许他追求一种完全“对等”的妥协与尊重。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经在与戈尔巴乔夫的谈判中假设性地提出：如果苏联同意两德统一，换取北约不向统一的德国东部扩张一英寸，是否可以接受？而戈尔巴乔夫的答复是：任何北约扩张到前东德的提议都是不可接受的。这就是著名的所谓“一英寸不向东”神话的起源。很多宣传家据此认为是美国曾经向戈尔巴乔夫承诺北约不会东扩，从而诞生了所谓“被破坏的承诺”的说法。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说，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贝克在这次对话中所体现出的立场，也并不和老布什总统与科尔总理所选择要坚守的路线完全统一。他在之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迅速在之后的谈判中和自己的上级与团队统一了立场。

在布什和科尔所设想的后冷战秩序中，美国和北约仍然是欧洲——至少是其西部——之安全秩序的基石。这要求统一的德国在北约中扮演积极的结构性角色。北约不会因为对手华约面临解体而自废武功，沦为一个政治的、象征性的空谈俱乐部。按照老布什直白的理解，“我们赢了，而他们输了”， 美国不会放弃自己在欧洲所经营的影响力和地位，想要让北约走入背景的想法只能“去他的”（“to hell with that”）。

在最为严格和狭窄的法律意义上，美国和西方并不应为北约扩张的后果“负责”——因为并没有承诺被真正打破。

戈尔巴乔夫、哈维尔还有法国总统密特朗曾经一度设想，以一个全欧的安全新架构代替旧有的北约和华约体系，这种空泛的理想不但缺乏实际操作可行性，而且危险地无视柏林墙倒塌之后正在浮现的新的秩序格差，给予超过苏联实际力量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哈维尔本人迅速从这一立场转身，成为捷克加入北约最为热情和不遗余力的推动者。如果老布什和科尔屈服于对不计一切代价实现德国统一的压力，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全新的欧洲安全架构”有更多同情和幻想，那么北约在后冷战时代的地位也许也会受到挑战甚至衰弱。因此，北约在冷战的最后黄昏中维持了其地位和重要性，同样也部分出自当时西方领导人的“选择”。

最终，在老布什和科尔团队的坚持和戈尔巴乔夫的妥协之下，两德统一与北约向东越过冷战边界成为捆绑在一起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事实。在“4+2”会谈（美、苏、英、法+东西德）中所呈现出的最终结果，一方面肯认了西方的胜利，另一方面也照顾了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苏联将从德国撤军，并和其它二战盟国一道放弃对统一德国的法理决定权。作为补偿，西德将对苏联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在前东部领土上将不会部署核武器和允许“外国军队”移动、驻扎。

在90年代之后的争论中，4+2协议的这一条款会被俄罗斯和北约的敌人反复提出是“北约不再东扩”的“法律依据”，而美国继续将北约扩展到前华约成员国自然是无耻的背信弃义。实际上，老布什和科尔十分明确他们并不打算对苏联方面做出如此重大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妥协。在最终形成的协议文本中，西方谈判队伍为上文所述的条款添加了一个特别的附件：“何谓部署和移动外国军队，完全取决于统一的德国政府的定义。”这个附件事实上默认，北约在法律上并没有真正被限制向东扩张和部署。协议的签署各方对此都是心知肚明：为了确保将来不出现任何理解上的偏差，每一个在协议上签名的与会国家元首，还特别在附件上又签名了一次。

戈尔巴乔夫在90年代会宣称北约在后冷战的东扩违反了“4+2”协议的“精神”——这指的是美国和北约伤害了他认为自己、苏联所配得到的“对等”尊重与理解，而不是在字面意义上违反了国际法义务。在最为严格和狭窄的法律意义上，美国和西方并不应为北约扩张的后果“负责”——因为并没有承诺被真正打破。

北约在这一轮“第1次东扩”中勉强的、几乎是在最后时刻获得了自己之前的敌人的容忍。大西洋联盟受惠于超乎寻常的好运和高超的政治技巧——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派班子的合作态度、老布什和科尔坚定但却充满实用主义的立场。这些条件绝不是理所应当的。在动荡的90年代以及之后，结构性要素和非人格化的力量将会一次次展现出自己的力量。俄罗斯领导人这种对美国和西方既寻求合作与谅解、又容易感到被侮辱和看低的情绪和判断，将会成为从90年代至今西方-俄罗斯关系中一个反复浮现的主题。哪怕在号称最为寻求和西方合作的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团队身上，都有鲜明的体现。

三、北约东扩最初的谨慎，与替代方案的消亡

照顾“战败”的俄罗斯容易受损的情绪，减轻“对西方友好”的叶利钦班子面临的压力，就需要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在北约接纳新成员的问题上采取更加谨慎克制的态度。

90年代从一串危机和惊讶中开始。叶利钦崛起、819政变，乌克兰全民公投选择独立。这一系列事件彻底葬送了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未来。在大洋对面的美国，老布什的共和党团队输给了来自南方阿肯色州的政坛新星、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克林顿将会以他的形象和期望塑造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团队，与俄罗斯联邦首任叶利钦建立非比寻常的个人关系。美俄关系在接下来的十年将会经历一个由高到低的发展弧线。在这条弧线的道路上，“北约东扩”的箭头完成了它第二、第三阶段的变轨。本节将简要论述这一关键时期的一些节点和趋势，并尝试批判性评估和分析Sarotte教授在Not One Inch中给出的论证与判断。

90年代前期的中东欧是一片充满希望、混乱和可能性的热土。主宰这片土地半个世纪的秩序突然不复存在，一切坚固的都似乎是烟消云散了，新的、充满想象力的未来又好像近在咫尺。刚刚从苏联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中东欧国家，迫切融入代表繁荣和自由的西欧秩序，前苏共和国们则在帝国的残骸中一片茫然。从苏联废墟中浮现出的俄罗斯面临三个转型挑战：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从威权政治转型为民主政治；从实质上的帝国转型为更接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实体。以胜利者姿态从冷战中昂首出场的美国同样面临挑战：第一是将冷战后新兴的中东欧民主国家尽可能快地整合进扩展了的西方秩序；第二探索与新的民主俄罗斯与前苏联共和国之间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在军控和核不扩散领域。

Sarotte指出，美国在后冷战欧洲的两个战略重点可能存在结构性冲突。将第一个目标作为重点，意味着美国需要更多考虑那些中东欧国家对安全和繁荣的需求和渴望。这其中，捷克、匈牙利、波兰这三个“维谢格拉德国家”（Visegrad Group），1940年被苏联吞并（但美国从没承认）的波罗的海国家，还有乌克兰占据核心地位。在欧共体（欧盟）并无任何吸收新成员计划的前提下，北约成员国身份所提供的内部稳定功能将是最为现实的选项。

但是北约的两面性注定了他同时也是对外防御苏联/俄罗斯的威慑装置。在新兴的民主俄罗斯最为脆弱的时期扩张大西洋联盟，不可避免传递出“超越冷战的遏制战略”的信号，扰乱美俄合作来之不易的美好局面，让叶利钦的激进民族主义对手们获得攻击他的弹药。叶利钦在90年代早期不断要求“率先”加入北约，其实就是在主张将北约转型为一个俄罗斯和美国可以“对等”对欧洲施加影响的组织平台，而美国既不可能接受，也不可能一口回绝：毕竟，丧失了美国领导地位和内部团结与对外防御功能的北约，将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一样没有实际意义，不可能满足中东欧国家的热望。

与此同时，前苏国家的核武器正危险地分散在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随时可能在苏联解体的混乱下流入黑市，给全球核不扩散体制制造麻烦。实现前苏联核武器安全、集中的控制，并且利用美俄关系缓和的窗口实现战略武器削减，同样是和美国利益切身相关的战略重点。照顾“战败”的俄罗斯容易受损的情绪，减轻“对西方友好”的叶利钦班子面临的压力，就需要美国在北约接纳新成员的问题上采取更加谨慎克制的态度。

克林顿内阁试图用一个综合统一的新型安全架构来缓和这一两难困境，这个安排没有让任何人完全满意。

克林顿内阁试图用一个综合统一的新型安全架构来缓和这一两难困境。由他所主导的“和平伙伴计划”（Partners for Peace，PfP）创造了一个涵盖全欧的合作框架。在伙伴计划的设想中，美国各种看似矛盾的战略重点将可以互相补充、协调发展。新组织成员国资格将广泛地向所有前苏东国家开放，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新组织将会和北约建立某种附属关系，促成伙伴成员和北约之间的军事合作与联络；伙伴成员不享受“第五条”的盟约保护，但克林顿认为它们经历足够的发展和融合之后将会更容易成为北约的完全成员国。

抛开推销员们纷杂的营销话术（Sarotte对此似乎照单全收），PfP实际上是一个经典的“战略模糊”操作。伙伴计划的提倡者刻意不去澄清它的实质，甚至误导了Not One Inch书中为PfP提供的不同辩护，援引了互相矛盾理由和原则。如果读者仔细，就会发现它一会儿是北约的“等待室”(waiting room)，为最终会加入的新成员提供必不可少的训练和合作机会；一会儿又是美俄之间的“会客厅”，为两大国“对等”瓜分对欧洲的影响力提供平台，提供后冷战时期某种可容忍、但却必然有限的美俄合作秩序。

克林顿把PfP包装为通向北约的坚实一步，向波兰、捷克、匈牙利推销。他向他们承诺说，“北约东扩不再是一个是或者否的问题，而是如何与何时的问题。” 对于叶利钦，他则展现了PfP的另一种可能性：PfP地位并不自动通向确实北约成员国候选者资格，美国将不会设立“时间表和标准”；它不会把伙伴成员国按照加入北约的潜在可能性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前东欧国家将同等可能或不可能的迈入北约门槛，这进一步了降低来自俄罗斯的猜忌。

这个安排当然不会让任何人完全满意，波兰和捷克对自己和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放在一个类别深感愤怒；俄罗斯外交部长，以亲西方著称的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y Kozyrev）则从一开始就怀疑PfP是北约东扩暗度陈仓的工具。会客厅抑或等待室，“和平伙伴计划”可以选择成为其中某一种东西，但是它不能同时成为两者。将这一秘密尽可能地掩盖下去，让PfP参与方假装这一切是不必有个黑白分明的结果，才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PfP几乎是为解决乌克兰弃核而量身订造的方案。乌克兰当时名义上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的核武库，如果不能给乌克兰的安全和国际地位提供一个合理的、各方可以宽容的期望，她很可能会拒绝非核化，并寻求某种危险的孤立与自保。对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过于重要而不可能放任其加入北约，而新兴的乌克兰国家则又想要追求融入西方欧洲和国家的独立自主。一个明确分割为“北约”和“非北约”的后冷战欧洲，无论乌克兰试图处在这条边境线的哪一测，都无法不引起剧烈的动荡和不满，甚至乌克兰本身都可能会被这一断层线撕裂。这种情景假若在乌克兰保有其庞大核武库的情况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克林顿最终说服乌克兰加入伙伴计划，放弃核武器，是PfP最为长久和值得称赞的成功。正是在乌克兰弃核成为定局之后，克林顿内阁对PfP的兴趣开始迅速衰退，转而支持北约的全面扩张。

Sarotte教授承认，北约成员资格的扩大是令人惊叹的成就，它为中东欧、波罗的海国家地繁荣与自由作出了莫大的助力。然而她同时认为，这一成功付出了许多代价，而这些代价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避免的。她尤其强调，放弃PfP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因为它本来可以“避免在欧洲画一条新的红线”，铸造全新的欧洲秩序。

这个论断恐怕无法成立。

实际上，PfP并没有避免美国战略抉择的两难，它只是把这一抉择包装为“同时满足了所有人”。在这一温暖的面纱之后，是克林顿团队冷酷的政治计算：中东欧国家可以等待，但乌克兰的去核武器化与俄罗斯的军控合作不能等待。叶利钦和克林顿做了一切努力， 还是无法抵消结构性力量顽固地运作。后冷战政治空间中秩序的格差、利益的分化最终将会浮现，PfP的愿景和它所代表的战略模糊的消逝，是这一过程的牺牲品，而并非是PfP的消亡，促成了这一趋势。

四、俄罗斯的怨恨与西方的应对

苏联解体后，东欧秩序的真空正在邀请新的霸权，而美国无法停止自己成为吸引中东欧国家的磁石。

哈维尔、瓦文萨（Lech Walesa，波兰前总统）所领导的国家具有道德合法性与地缘政治合理性的要求无法被永远推迟下去。维谢格拉德国家从经济和政治军事上都会为北约提供力量，统一后的德国需要波兰作为战略纵深来保护新首都柏林。1995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血腥，更是让中东欧国家有理由相信，“帝国俄罗斯”仍然是他们的独立和自由最大与最现实的威胁。

任何国家和霸权都并不天然享有“势力范围”，势力范围的变化取决于国际体系运动背后力量分配的变化。和国际法对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坚持不同，任何国家都没有天然的道德责任尊重他者对“势力范围”的主张。后冷战的欧洲，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分配的现实并不能满足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想象。东欧秩序的真空正在邀请新的霸权，而美国无法停止自己成为吸引中东欧国家的磁石。

1994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胜利为克林顿内阁的缓和战略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北约东扩的呼声有着跨越党派、地区界限的广泛支持。这最终让克林顿“先慢后快、上不封顶”的北约东扩计划在参议院获得高达80多票的压倒性支持。捷克、波兰、匈牙利将会第一批快速加入大西洋联盟，而波罗的海三国将会在一定的等待期之后也被拉上船——叶利钦在1996年将和克林顿一样面临困难重重的大选，克林顿希望给他留下一些政治上的喘息空间。他和科尔意识到，尽管叶利钦在道德、意志乃至身体健康上都有着重大的缺陷，他仍然是西方所能期待的最好的合作伙伴。

正是这位西方民主的好伙伴在1993年重拳出击，派遣军队攻击俄罗斯议会大厦，把占领建筑的反对派用坦克炸上天。让这一事件为俄罗斯新生民主的前途蒙上了一层不详阴影的，不只是克林顿的激进回应：冲突的起源是俄罗斯议会选举把反改革的强硬民族主义民粹派，既不自由、也不民主的“自由民主党”推为议会多数。他们的党首日里诺夫斯基直到最近（2022年4月）去世为止，都忠实扮演着一个精确计算的小丑角色，映射出俄罗斯精英群体，乃至社会本身中广泛存在，但却不太能体面表达的情绪与想法。

就算动用坦克、西方的援助、寡头媒体的攻势，叶利钦还是无法把俄罗斯国内怀念失落的帝国的民族主义精英、感到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受到羞辱的军队与安全部门永远压制在掌心中。在经历短暂的蛰伏与混乱之后，军队、安全部门正全面接管陷入混乱的俄罗斯国家机器，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中享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叶利钦本人自1995年之后，愈发依赖安全部门出身的人员来保护他的利益、政治上的安全，不断用强力部门来弥补他日渐衰弱的合法性。接替科济列夫成为俄罗斯外交部长的普雷马可夫——他日后会成为叶利钦的总理，并与叶利钦钦定的接班人普京争夺总统位置——同样是一位克格勃出身的强硬民族主义者。这位普里马科夫最为出名的“杰作”就是在听到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新闻后，迅速中断对美访问，让专机从大西洋上空“掉头”，这被很多人视作俄美关系恶化的关键节点。北约对塞尔维亚的“欺凌”引起了自居为东正教斯拉夫世界保护人的俄罗斯的怨恨。

对于这种怨恨，美国和西方领导人并非无所察觉，也从未无动于衷。

对于这种怨恨，美国和西方领导人并非无所察觉，也从未无动于衷。

德国首相科尔曾经对美国领导人说，二战中战败的德国和日本曾经被美国伸出的橄榄枝吸收进自己的联盟体系，成为坚定的盟友。那么“战败”的俄罗斯同样有权利，也应该被给予同样的机会。Sarotte同样赞成这一判断。

德国在塑造后冷战的欧洲和平秩序的努力上确实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世界舆论如今忙着谴责德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绥靖”历史就是明证。换一个角度看，“绥靖”也意味着把赌注下在合作与共赢而不是对立与猜忌之上。在两德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德国人意识到和苏联/俄罗斯实现某种战略理解是可行的，或者用更为市侩的语言，他们曾经成功“收买”过俄罗斯。这一“成功经验”鼓励西欧国家在冷战后通过能源与贸易合作制造一个与欧洲广泛结合的新的俄罗斯精英阶层，并尽自己一切可能让这些俄罗斯的新贵们在欧洲感到宾至如归。伦敦沦为俄罗斯富人寡头的游乐场，以至于被戏称做“伦敦格勒”。“贸易带来改变”（Wandel durch Annährung）愈发成为同流合污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北约的确拒绝承诺不在新成员国部署军队或战术核武器——这一行动自由是北约作为有效的军事防御同盟必不可缺的条件。但克林顿也表示北约没有意愿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方进行有挑衅性的部署。经历过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美国并不打算换做自己再重复一次赫鲁晓夫当年的愚行。

米尔斯海默针对“北约东扩”批评的重点在于2008年的同盟布加勒斯特峰会，他把这次峰会视作北约无限制扩张的典型案例。实际发生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小布什在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和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多年的游说下主张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纳入NATO，这引起了德国的激烈反对。最终的峰会公报宣称，这两国会“成为北约成员国”，却没有给这两个国家的加入提供任何明确的时间表和标准。这事实上就是90年代的PfP“战略模糊”的又一次小规模重演：既不明确宣布北约会对两国关上关门，又事实上对俄罗斯暗示这两国不会真的被西方联盟接纳。布加勒斯特峰会的结果没有满足任何人，也没有换来任何人长久的容忍。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既没有获得明确的威慑保护（波罗的海国家所享有的安全），又让普京怀疑西方人心怀不轨。

相似的思维，相似的失败。

五、北约东扩是不可避免的？

那些最终成为美国盟友的“敌人”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无论是德国、日本、匈牙利，还是土耳其，他们都在战败和国家崩解之后经历了激烈的去帝国化。这是后冷战的俄罗斯没有经历过的痛苦洗礼。

科尔的历史类比，存在根本上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诱导Sarotte对PfP计划的真正潜力、对一个“没有边境线的新欧洲秩序”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统一德国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和波兰之间的国界线争议，部分原因是再也没有什么“离散德国人”居住在身为民族国家的德国之外了。也就是说，“苏台德事件”不再有重演的基础。同样的判断也适用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次事件大战之间，这两个国家滑入法西斯主义，重要的原因就是追求“大匈牙利”、“大罗马尼亚”的领土归一主义。这一切在二战后除了类似摩尔多瓦地位这样的零星遗迹，也全部烟消云散。身处前苏国家，如今处于俄罗斯国境线之外的俄语社区，则不断成为俄罗斯干涉他国内政的理由，这同时反过来也引起这些新型国家的恐惧。乌克兰战争只是这一张力最新、最为暴力的表现罢了。

那些最终成为美国盟友的“敌人”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无论是德国、日本、匈牙利，还是土耳其，他们都在战败和国家崩解之后经历了激烈的去帝国化。这不仅仅意味着外国军事占领甚至政治上的改造，还意味着通过经常是暴力和强制手段实现的族群分界与国家分界的重合。“帝国”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经济基础，甚至意识形态基础都在这些国家被毁灭性的摧残。这是后冷战的俄罗斯没有经历过的痛苦洗礼。无论是西方的经济援助还是PfP框架的兼容并包，都不能代替“去帝国化”过程所准备的预备条件。

无论北约是否“东扩”、以何种节奏和形式东扩，前苏东国家早晚都会寻求西方秩序卵翼，俄罗斯早晚都会试图在自己力所不能及之处挽救帝国秩序。

后冷战的俄罗斯从未承认“战败”，也拒绝放弃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支撑霸权的四个支柱：军事、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当中，俄罗斯逐渐只能依赖“军事”力量的苦苦支撑，以至于把它过度运用到并不合适的领域。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源于“愿望”与“能力”之间的落差，这与俄罗斯在后冷战时期后不切实际的地缘政治构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不同在于，美国的帝国夸大狂有着相对年轻的历史，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已经习惯于为超越自己实力的帝国理想付出超额代价，重复短暂的成功与长期的蛰伏之间的循环。俄罗斯“永恒的地缘政治”冲动不会轻易改变。无论北约是否“东扩”、以何种节奏和形式东扩，前苏东国家早晚都会寻求西方秩序卵翼，俄罗斯早晚都会试图在自己力所不能及之处挽救帝国秩序。

从这里出发，看待90年代北约东扩会有另一个不同视角与解读。布热津斯基在1994年就前瞻性地指出：如果美俄关系大概率会走向冰冷，那么趁着北约东扩阻力较小的时间窗口制造既成事实就是针对这一未来购买的保险。如果寒冬必将到来，最好提前做好准备。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是一场悲剧。没有这30年来北约的积极东扩，欧洲也许面临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悲剧。

成本收益的分析仍然是必须的：过于匆忙的扩张成员会稀释美国的力量与联盟内部的团结；在美国的边缘利益上投入太多承诺会不成比例放大美国承担的风险；僵化应对“第五条”的挑战会不必要的限制NATO成员国的灵活性与行动自由，甚至促成危机升级；武器部署和力量配置的姿态可能会引起对手真正合理的疑虑等等（Sarotte教授对北约东扩第三阶段的批评大多属于这种性质）。

反对北约扩张到乌克兰的人大可主张华盛顿不应为了基辅而把纽约置于莫斯科导弹的危险之中，或指出波罗的海国家缺乏有意义的战略纵深，从而根本无法抵御俄罗斯的进攻，这些都是更为细节，从而也更为技术的论断。更为常见的现象则是，对宏观历史图景的解读经常暗含在论者的分析当中，未经清晰地表达与辩护就作为前提使用。而这正是本文试图理清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