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北約東擴的歷史與現實：是否需要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負責？

烏克蘭戰事讓「北約東擴」這個稍顯專業的地緣政治話題再一次進入了公共辯論的舞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2015年講座視頻：爲何烏克蘭危機是西方的錯，在YouTube上已經有超過2500萬點擊，還被俄羅斯官方引爲辯護。他在《經濟學人》的客座專欄中表達了同樣立場，引來激烈的回應與批評。《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也不甘寂寞地撰文認爲，「北約東擴」要爲烏克蘭危機發展爲全面的戰爭負有一定責任。已故著名外交官、學者，冷戰時「遏制戰略」的提出者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是「北約東擴」的激烈反對者。他在1998年接受《紐約時報》的訪談時曾經對克林頓內閣與當時的參議院大加批判。採訪凱南的，正是同一個托馬斯·弗裏德曼。最近，《外交事務》雜誌更是對「北約東擴是否是錯誤」這個問題對幾十名國際關係專家開展意見調查。其結果同樣激烈地分布在「非常反對」和「非常贊同」之間，呈現出極化的傾向。

北約東擴是否要爲美國俄羅斯關係的惡化，進而對目前歐洲動盪的局勢負主要責任？俄羅斯、親俄輿論，甚至一些「中立聲音」反覆將北約東擴作爲其軍事行動的某種辯解。這導致上面這個問題不再僅僅是對一個歷史事件、一個還未結束的地緣政治進程的學術思考，而同時具有了重大的政治蘊含。其在形式上的簡單清晰，誘惑着漫不經心的觀察者給出簡單的「是」或者「否」的回答。無論是「北約」、「東擴」、還是「美俄關係」、甚至「負責」，每一個概念都需要仔細地辨析與解釋。每一種不同的詮釋和角度都會讓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回答變得更加複雜。

所幸，在各種紛亂的輿論嘈雜之外，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爲我們提供了現成的嚮導與基準。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M.E. Sarotte教授出版於2021年底的新書Not One Inch: America,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Post-Cold War Stalemate 爲北約東擴之關鍵年代（1989-1999）的歷史過程提供了最爲可靠、詳盡、全面的敘述。尤爲難能可貴的是，本書着重還原了圍繞東擴進程同時展開的爭論史。如今人們喋喋不休爭論的關於北約東擴利弊的種種論點，對於當時的行動者、決策者和觀察者們來說一點也不陌生。對於他們的行動可能帶來的巨大後果，這些關鍵的人物們有着明確的歷史自覺。我們可以從他們的思考和討論中把握北約東擴這一問題的歷史語境，更好地理解個人能動性和結構性力量之間的複雜撕扯。

Not One Inch: America,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Post-Cold War Stalemate

作者：M. E. Sarotte

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在本書中，Sarotte教授對這段歷史的教訓與啓發也給出了儘可能平衡的判斷分析。筆者將部分地通過對她的回應來構建自己的分析，從而推進對問題的討論。

一、冷戰時期的北約：出色完成任務

NATO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向內和向外兩副面孔。美國作爲霸主（hegemon）而不是帝國中心（imperial center），通過這一制度化的軍事同盟實現了對內和對外雙重的穩定作用。

在談論「北約」的任何「擴張」之前，首先需要對它到底是什麼有基本的理解。所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無非就是以美國爲主導的、由歐洲和北美國家（所謂北大西洋地區）組成的一個（防禦性）軍事同盟。自誕生伊始，圍繞大西洋聯盟的爭議就沒有缺席。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期，對待聯盟的態度此起彼伏：NATO在1998年的批評者，偉大的喬治·凱南，同時也是它在1948年的批評者。剛剛獲得連任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在2019年不無揶揄地說北約面臨「腦死」——這番評論呼應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對NATO持之以恆的不信任和猛烈抨擊。

時間轉到了2022年，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一大背景之下，NATO的聲譽和活力似乎再次翻轉，不但舊有的成員國對之表現出更深的承諾，連堅持幾十年中立地位不動搖的北歐國家芬蘭和瑞典都對加入北約展現出濃厚的興趣。

二戰結束後的歐洲局勢與冷戰的發展深刻地塑造了北約的形態和價值。NATO第一任秘書長，英國人伊斯梅勳爵（Hastings Ismay）不無諷刺地但無疑是精確地總結了NATO創始意義：「留住美國人，按住德國人，擋住俄國人」（”To keep the Russians out, the Americans in, and the Germans down”）。美國在一戰結束後迅速從歐洲抽身，迴歸離岸平衡策略嚴重助長了歐洲大陸的混亂與苦難，最終釀成二戰的巨大悲劇。NATO的存在和有效運轉讓美國力量成爲西歐-北大西洋防禦體系中制度性、支柱性的存在。與此同時，馬歇爾計劃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在貿易和金融上將美國與歐洲捆綁。這一經濟，政治，軍事的高度一體化，就是美國和西歐針對一戰和二戰之間的混亂與共產主義之競爭的回答。一個橫跨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最終是軍事的高度整合的現代意義上的「西方」由此誕生。

NATO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向內和向外兩副面孔。美國作爲霸主（hegemon）而不是帝國中心（imperial center），通過這一制度化的軍事同盟實現了對內和對外雙重的穩定作用。它同時解決了美國及其歐洲盟友面臨的兩個根本問題：其一是如何防禦、抵抗共產主義蘇聯陣營在歐洲咄咄逼人的擴張；其二是如何將戰敗的德國（西德）重新吸收進歐洲一體化進程，實現死敵們的和解。

NATO作爲威懾和穩定裝置的成功取決於兩個支柱：其一，是美國捍衛歐洲盟友面對外部威脅的能力和決心。如果沒有在柏林危機時美國下定決心施行空運，冒着引發全球核戰爭的承諾來保衛西柏林（「以柏林換波士頓」），NATO的實際效力和信譽就無從談起；NATO創始盟約中聲名赫赫（或者臭名昭著，取決於你怎麼看待）「第五條」——針對一個成員國的攻擊就是針對全體成員國的攻擊——也不可避免會淪爲和國際聯盟的盟約甚至聯合國的憲章相同的命運，成爲口頭上漂亮的辭令與書籍中空泛的理想而已。

其二，是聯盟內部所能實現的高度的團結與整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將會被允許再武裝，併成爲守衛「西方」歐洲邊境的第一道防線。但德國的武裝力量將被嚴格限制在北約統一的軍事指揮結構內，正如德國在政治上將不得不承諾於嚴格甚至苛刻的聯邦民主制，在經濟、貿易和金融上結構性地融入倫敦、華盛頓與紐約所決定的體系一樣。如果沒有歐洲煤鋼共同體在政治和經濟上促進原本以鄰爲壑、互相陷入安全困境的民族國家邁向民主一體化的道路，北約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分歧就無法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北約作爲一個組織也將陷入難以集體協調行動的癱瘓之中。

毫不誇張地說，北約爲整個西歐和北美40年的繁榮、穩定、和平、進步提供了無可替代的支持。遏制和威懾提供的確定性壓倒了「核升級」的夢魘；美國承擔聯盟重任的成本，變成了回報豐厚的投資。

成就必然伴隨着代價，不同的利益必須得到權衡。維持北約的活力需要持之以恆的投入，聯盟的每次變形擴張都在爲這兩個支柱增加壓力，考驗美國和盟友的決心與技巧。

喬治·凱南針對聯盟的反對意見正是從這裏出發：威懾的可信性和條約義務的制度化意味着美國必須犧牲一定的靈活性與行動自由。只有當對手相信你在面臨某種情景時「別無選擇」，他纔會認真考慮避免主動造成這種情景。當你同樣相信對手也會「別無選擇」，一種恐怖的均衡就達成了，和平將會持續。這就是冷戰核恐怖均衡中MAD（互相確保毀滅）的邏輯。MAD的縮寫爲「瘋狂」自然不是巧合。恐怖和平的另一面就是無可挽回的地獄。一旦威懾失敗出現預料之外的情景，對峙和競爭會轉換爲危機的自動升級，進而達到無可挽回的地步。僵化的聯盟體系與戰略規劃，將巴爾幹的局部風險放大到全歐洲，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重要的誘因。電影《奇愛博士》中蘇聯的全自動末日機器的荒謬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諷刺的是，根據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的博弈論模型，這一失控的風險恰好就是北約之防禦承諾可信度的來源。毀滅與穩定，同一枚硬幣不可分割的兩面。凱南認爲，北約在短期提供了穩定和安全，但是長期來說卻讓美國失去在和蘇聯打交道時的靈活性。任何摩擦、意外，爭端，都可能發展爲不必要的軍事衝突。美國爲了彌補北約常規力量在歐洲的劣勢，大量依賴前置部署的戰術核武器，更是提高了發生核戰爭的風險。另一方面，美國作爲聯盟的支柱與霸權需要對聯盟持之以恆進行制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投資，不成比例地承擔聯盟的開支與成本。這一投資毫無疑問有利於美國的西歐盟國，但是卻並不能保證它對美國來說同樣是一筆合算的買賣。賢者凱南當然和粗魯的紐約商人特朗普沒有絲毫相似之處，但當特朗普總統反覆抱怨北約的歐洲盟友甚至無法達到GDP 1.5%的軍事開支、過分依賴美國提供的安全便車的時候，他無意中和凱南大半個世紀之前的憂慮產生了共鳴。

儘管有這些隱患或潛在的缺點，冷戰期間的北大西洋聯盟還是出色的完成了任務。美國作爲歐洲安全的最終保證者的地位愈發穩固，聯邦德國徹底融入了西歐一體化進程，西方聯盟所擔憂的華沙條約組織進攻沒有成爲現實。毫不誇張地說，北約爲整個西歐和北美40年的繁榮、穩定、和平、進步提供了無可替代的支持。遏制和威懾提供的確定性壓倒了「核升級」的夢魘；承擔聯盟重任的成本，變成了回報豐厚的投資。凱南的批評在概念上並沒有錯誤，經驗歷史的實際則暗示天平的權衡點可能決定性的落在維持、鞏固聯盟的一端。

隨着冷戰結束，NATO所面臨的前景也發生了極大變化，大西洋聯盟在冷戰期間的成功取決於各種要素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配置。隨着後冷戰時代開啓，地緣政治和國內政治的現實發生根本改變，北約的前景也就面臨重新評估。大西洋聯盟到底是「完成」了其歷史使命，需要轉型和軟化；還是反過來需要進一步「擴張、充實、鞏固」，取決於不同的論者對後冷戰現實走向的不同評估。對歷史因果動力不同的假設，自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爲了準確定位、評估這些結論背後的預設，將它們變得明晰和清澈，我們必須首先抓住北約演進歷史的關鍵事與背後的動力機制。

二、北約不東擴承諾的「傳說」與現實

若將北約冷戰後的變化統稱爲「北約東擴」並整體加以批判或贊同，就是將不同的歷史和政治背景下具有不同關切的議題混爲一談，必然造成困惑和混亂。

Sarotte教授敏銳地指出，所謂「北約的東擴（與轉型）」在1989-1999年間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每一個階段的結果都對下一階段施加了不可挽回的影響。若將北約冷戰後的變化統稱爲「北約東擴」並整體加以批判或贊同，就是將不同的歷史和政治背景下具有不同關切的議題混爲一談，必然造成困惑和混亂。

最初的「北約東擴」——不同於冷戰期間吸收進西班牙、土耳其等擴張——發生在1990年，統一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經歷多方複雜的談判和妥協之後整體加入北約。這意味着北約正式跨過冷戰邊界，將前蘇東國家（也就是前東德）包括進來。這一事件被囊括在兩德統一、蘇聯解體，「冷戰徹底終結」這一更爲宏大的敘事綜合之中，其重要性長期被人忽視。實際上，「統一德國整體加入北約」這一事實開啓了重要的先例，也是美國和西方盟國與蘇聯/俄羅斯領導人之間，圍繞北約角色和範圍之間對抗與妥協的開始。許多重要的關於北約的爭議和流言也源自兩德統一中的艱難曲折，因此值得在此簡略加以分析闡述。

後冷戰美國的「凱旋主義」試圖將1989-1991年發生的事件視作是不可阻擋的潮流的體現，不假思索地假定從柏林牆倒塌到蘇聯和平解體存有一條清晰的必然性鏈條。這種宏觀的粗線條理解忽略了歷史發展中存在的行動者能動性（agency）和事件的突發性（contingency）在塑造關鍵歷史進程中扮演的地位。柏林牆倒塌確實創造了兩德統一與歐洲秩序變化的風潮（momentum）與壓力，但這一風潮到底通向怎樣的未來並不是完全確定的。蘇聯作爲二戰的主要戰勝國之一，具有處置德國內政問題，包括兩德統一問題的法理權利，而蘇聯在東德和東歐的幾十萬駐軍也爲蘇聯的談判地位提供了物質上的籌碼。

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最終以合作與妥協的形式，默認蘇聯自身的實力已經無法支撐遠達柏林和布拉格的帝國秩序這一事實。這個相對「和善」的結局，出自戈爾巴喬夫在多種因素的促使下所做出的選擇。他希望改革與公開化在蘇聯進行下去，他希望維護自己在歐洲和美國良好的形象和地位，他指望西德和美國可以爲愈發緊張的蘇聯經濟提供幫助。最終，他被美國總統老布什和西德總理科爾說服兩德統一確實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是蘇聯內部更爲保守和頑固的軍隊勢力在那個時候掌握了政策主導權，他們完全可以選擇以更加強硬的方式爲兩德統一以及統一後德國在北約中的地位設置障礙，從而在歐洲的核心地帶製造混亂。這意味着，現實中的戈爾巴喬夫所做出的選擇面臨着來自國內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的來源是結構性的的，並不會隨着蘇聯解體和他本人的下臺而消散。

另一方面，統一的德國繼續在北約所主導的歐洲安全體系內扮演重要角色，也絕不是預定的必然。德國人非常清楚蘇聯手中握有的籌碼，而一些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德國政治人物，比如外交部長根舍，認真考慮過以德國放棄北約成員地位，或限制北約在冷戰邊境之外的行動自由爲代價，換取蘇聯對兩德統一的默許，而這正是戈爾巴喬夫一開始試圖設置的底線：他並不從一開始就想承認，西方和蘇聯的實力對比並不允許他追求一種完全「對等」的妥協與尊重。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曾經在與戈爾巴喬夫的談判中假設性地提出：如果蘇聯同意兩德統一，換取北約不向統一的德國東部擴張一英寸，是否可以接受？而戈爾巴喬夫的答覆是：任何北約擴張到前東德的提議都是不可接受的。這就是著名的所謂「一英寸不向東」神話的起源。很多宣傳家據此認爲是美國曾經向戈爾巴喬夫承諾北約不會東擴，從而誕生了所謂「被破壞的承諾」的說法。從歷史事實的角度來說，這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更重要的是，貝克在這次對話中所體現出的立場，也並不和老布什總統與科爾總理所選擇要堅守的路線完全統一。他在之後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並迅速在之後的談判中和自己的上級與團隊統一了立場。

在布什和科爾所設想的後冷戰秩序中，美國和北約仍然是歐洲——至少是其西部——之安全秩序的基石。這要求統一的德國在北約中扮演積極的結構性角色。北約不會因爲對手華約面臨解體而自廢武功，淪爲一個政治的、象徵性的空談俱樂部。按照老布什直白的理解，「我們贏了，而他們輸了」， 美國不會放棄自己在歐洲所經營的影響力和地位，想要讓北約走入背景的想法只能「去他的」（”to hell with that”）。

在最爲嚴格和狹窄的法律意義上，美國和西方並不應爲北約擴張的後果「負責」——因爲並沒有承諾被真正打破。

戈爾巴喬夫、哈維爾還有法國總統密特朗曾經一度設想，以一個全歐的安全新架構代替舊有的北約和華約體系，這種空泛的理想不但缺乏實際操作可行性，而且危險地無視柏林牆倒塌之後正在浮現的新的秩序格差，給予超過蘇聯實際力量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哈維爾本人迅速從這一立場轉身，成爲捷克加入北約最爲熱情和不遺餘力的推動者。如果老布什和科爾屈服於對不計一切代價實現德國統一的壓力，對包括蘇聯在內的「全新的歐洲安全架構」有更多同情和幻想，那麼北約在後冷戰時代的地位也許也會受到挑戰甚至衰弱。因此，北約在冷戰的最後黃昏中維持了其地位和重要性，同樣也部分出自當時西方領導人的「選擇」。

最終，在老布什和科爾團隊的堅持和戈爾巴喬夫的妥協之下，兩德統一與北約向東越過冷戰邊界成爲捆綁在一起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事實。在「4+2」會談（美、蘇、英、法+東西德）中所呈現出的最終結果，一方面肯認了西方的勝利，另一方面也照顧了戈爾巴喬夫在國內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蘇聯將從德國撤軍，並和其它二戰盟國一道放棄對統一德國的法理決定權。作爲補償，西德將對蘇聯提供鉅額經濟援助。在前東部領土上將不會部署核武器和允許「外國軍隊」移動、駐紮。

在90年代之後的爭論中，4+2協議的這一條款會被俄羅斯和北約的敵人反覆提出是「北約不再東擴」的「法律依據」，而美國繼續將北約擴展到前華約成員國自然是無恥的背信棄義。實際上，老布什和科爾十分明確他們並不打算對蘇聯方面做出如此重大的、有法律約束力的妥協。在最終形成的協議文本中，西方談判隊伍爲上文所述的條款添加了一個特別的附件：「何謂部署和移動外國軍隊，完全取決於統一的德國政府的定義。」這個附件事實上默認，北約在法律上並沒有真正被限制向東擴張和部署。協議的簽署各方對此都是心知肚明：爲了確保將來不出現任何理解上的偏差，每一個在協議上簽名的與會國家元首，還特別在附件上又簽名了一次。

戈爾巴喬夫在90年代會宣稱北約在後冷戰的東擴違反了「4+2」協議的「精神」——這指的是美國和北約傷害了他認爲自己、蘇聯所配得到的「對等」尊重與理解，而不是在字面意義上違反了國際法義務。在最爲嚴格和狹窄的法律意義上，美國和西方並不應爲北約擴張的後果「負責」——因爲並沒有承諾被真正打破。

北約在這一輪「第1次東擴」中勉強的、幾乎是在最後時刻獲得了自己之前的敵人的容忍。大西洋聯盟受惠於超乎尋常的好運和高超的政治技巧——特別是戈爾巴喬夫及其改革派班子的合作態度、老布什和科爾堅定但卻充滿實用主義的立場。這些條件絕不是理所應當的。在動盪的90年代以及之後，結構性要素和非人格化的力量將會一次次展現出自己的力量。俄羅斯領導人這種對美國和西方既尋求合作與諒解、又容易感到被侮辱和看低的情緒和判斷，將會成爲從90年代至今西方-俄羅斯關係中一個反覆浮現的主題。哪怕在號稱最爲尋求和西方合作的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團隊身上，都有鮮明的體現。

三、北約東擴最初的謹慎，與替代方案的消亡

照顧「戰敗」的俄羅斯容易受損的情緒，減輕「對西方友好」的葉利欽班子面臨的壓力，就需要克林頓時期的美國在北約接納新成員的問題上採取更加謹慎剋制的態度。

90年代從一串危機和驚訝中開始。葉利欽崛起、819政變，烏克蘭全民公投選擇獨立。這一系列事件徹底葬送了蘇聯和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未來。在大洋對面的美國，老布什的共和黨團隊輸給了來自南方阿肯色州的政壇新星、民主黨人比爾·克林頓。克林頓將會以他的形象和期望塑造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團隊，與俄羅斯聯邦首任葉利欽建立非比尋常的個人關係。美俄關係在接下來的十年將會經歷一個由高到低的發展弧線。在這條弧線的道路上，「北約東擴」的箭頭完成了它第二、第三階段的變軌。本節將簡要論述這一關鍵時期的一些節點和趨勢，並嘗試批判性評估和分析Sarotte教授在Not One Inch中給出的論證與判斷。

90年代前期的中東歐是一片充滿希望、混亂和可能性的熱土。主宰這片土地半個世紀的秩序突然不復存在，一切堅固的都似乎是煙消雲散了，新的、充滿想象力的未來又好像近在咫尺。剛剛從蘇聯的枷鎖中掙脫出來的中東歐國家，迫切融入代表繁榮和自由的西歐秩序，前蘇共和國們則在帝國的殘骸中一片茫然。從蘇聯廢墟中浮現出的俄羅斯面臨三個轉型挑戰：從計劃經濟轉型爲市場經濟；從威權政治轉型爲民主政治；從實質上的帝國轉型爲更接近現代民族國家的實體。以勝利者姿態從冷戰中昂首出場的美國同樣面臨挑戰：第一是將冷戰後新興的中東歐民主國家儘可能快地整合進擴展了的西方秩序；第二探索與新的民主俄羅斯與前蘇聯共和國之間的穩定的合作關係，尤其是在軍控和核不擴散領域。

Sarotte指出，美國在後冷戰歐洲的兩個戰略重點可能存在結構性衝突。將第一個目標作爲重點，意味着美國需要更多考慮那些中東歐國家對安全和繁榮的需求和渴望。這其中，捷克、匈牙利、波蘭這三個「維謝格拉德國家」（Visegrad Group），1940年被蘇聯吞併（但美國從沒承認）的波羅的海國家，還有烏克蘭佔據核心地位。在歐共體（歐盟）並無任何吸收新成員計劃的前提下，北約成員國身份所提供的內部穩定功能將是最爲現實的選項。

但是北約的兩面性註定了他同時也是對外防禦蘇聯/俄羅斯的威懾裝置。在新興的民主俄羅斯最爲脆弱的時期擴張大西洋聯盟，不可避免傳遞出「超越冷戰的遏制戰略」的信號，擾亂美俄合作來之不易的美好局面，讓葉利欽的激進民族主義對手們獲得攻擊他的彈藥。葉利欽在90年代早期不斷要求「率先」加入北約，其實就是在主張將北約轉型爲一個俄羅斯和美國可以「對等」對歐洲施加影響的組織平臺，而美國既不可能接受，也不可能一口回絕：畢竟，喪失了美國領導地位和內部團結與對外防禦功能的北約，將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一樣沒有實際意義，不可能滿足中東歐國家的熱望。

與此同時，前蘇國家的核武器正危險地分散在哈薩克斯坦、烏克蘭等國，隨時可能在蘇聯解體的混亂下流入黑市，給全球核不擴散體制製造麻煩。實現前蘇聯核武器安全、集中的控制，並且利用美俄關係緩和的窗口實現戰略武器削減，同樣是和美國利益切身相關的戰略重點。照顧「戰敗」的俄羅斯容易受損的情緒，減輕「對西方友好」的葉利欽班子面臨的壓力，就需要美國在北約接納新成員的問題上採取更加謹慎剋制的態度。

克林頓內閣試圖用一個綜合統一的新型安全架構來緩和這一兩難困境，這個安排沒有讓任何人完全滿意。

克林頓內閣試圖用一個綜合統一的新型安全架構來緩和這一兩難困境。由他所主導的「和平夥伴計劃」（Partners for Peace，PfP）創造了一個涵蓋全歐的合作框架。在夥伴計劃的設想中，美國各種看似矛盾的戰略重點將可以互相補充、協調發展。新組織成員國資格將廣泛地向所有前蘇東國家開放，包括俄羅斯和烏克蘭；新組織將會和北約建立某種附屬關係，促成夥伴成員和北約之間的軍事合作與聯絡；夥伴成員不享受「第五條」的盟約保護，但克林頓認爲它們經歷足夠的發展和融合之後將會更容易成爲北約的完全成員國。

拋開推銷員們紛雜的營銷話術（Sarotte對此似乎照單全收），PfP實際上是一個經典的「戰略模糊」操作。夥伴計劃的提倡者刻意不去澄清它的實質，甚至誤導了Not One Inch書中爲PfP提供的不同辯護，援引了互相矛盾理由和原則。如果讀者仔細，就會發現它一會兒是北約的「等待室」(waiting room)，爲最終會加入的新成員提供必不可少的訓練和合作機會；一會兒又是美俄之間的「會客廳」，爲兩大國「對等」瓜分對歐洲的影響力提供平臺，提供後冷戰時期某種可容忍、但卻必然有限的美俄合作秩序。

克林頓把PfP包裝爲通向北約的堅實一步，向波蘭、捷克、匈牙利推銷。他向他們承諾說，「北約東擴不再是一個是或者否的問題，而是如何與何時的問題。」 對於葉利欽，他則展現了PfP的另一種可能性：PfP地位並不自動通向確實北約成員國候選者資格，美國將不會設立「時間表和標準」；它不會把夥伴成員國按照加入北約的潛在可能性分門別類、區別對待，前東歐國家將同等可能或不可能的邁入北約門檻，這進一步了降低來自俄羅斯的猜忌。

這個安排當然不會讓任何人完全滿意，波蘭和捷克對自己和烏克蘭、波羅的海國家放在一個類別深感憤怒；俄羅斯外交部長，以親西方著稱的安德烈·科濟列夫（Andrey Kozyrev）則從一開始就懷疑PfP是北約東擴暗度陳倉的工具。會客廳抑或等待室，「和平夥伴計劃」可以選擇成爲其中某一種東西，但是它不能同時成爲兩者。將這一秘密儘可能地掩蓋下去，讓PfP參與方假裝這一切是不必有個黑白分明的結果，纔是它真正的價值所在。

從這個角度來，PfP幾乎是爲解決烏克蘭棄核而量身訂造的方案。烏克蘭當時名義上擁有世界上第三大的核武庫，如果不能給烏克蘭的安全和國際地位提供一個合理的、各方可以寬容的期望，她很可能會拒絕非核化，並尋求某種危險的孤立與自保。對於俄羅斯來說烏克蘭過於重要而不可能放任其加入北約，而新興的烏克蘭國家則又想要追求融入西方歐洲和國家的獨立自主。一個明確分割爲「北約」和「非北約」的後冷戰歐洲，無論烏克蘭試圖處在這條邊境線的哪一測，都無法不引起劇烈的動盪和不滿，甚至烏克蘭本身都可能會被這一斷層線撕裂。這種情景假若在烏克蘭保有其龐大核武庫的情況下發生，後果不堪設想。因此，克林頓最終說服烏克蘭加入夥伴計劃，放棄核武器，是PfP最爲長久和值得稱讚的成功。正是在烏克蘭棄核成爲定局之後，克林頓內閣對PfP的興趣開始迅速衰退，轉而支持北約的全面擴張。

Sarotte教授承認，北約成員資格的擴大是令人驚歎的成就，它爲中東歐、波羅的海國家地繁榮與自由作出了莫大的助力。然而她同時認爲，這一成功付出了許多代價，而這些代價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避免的。她尤其強調，放棄PfP是一個可悲的錯誤，因爲它本來可以「避免在歐洲畫一條新的紅線」，鑄造全新的歐洲秩序。

這個論斷恐怕無法成立。

實際上，PfP並沒有避免美國戰略抉擇的兩難，它只是把這一抉擇包裝爲「同時滿足了所有人」。在這一溫暖的面紗之後，是克林頓團隊冷酷的政治計算：中東歐國家可以等待，但烏克蘭的去核武器化與俄羅斯的軍控合作不能等待。葉利欽和克林頓做了一切努力， 還是無法抵消結構性力量頑固地運作。後冷戰政治空間中秩序的格差、利益的分化最終將會浮現，PfP的願景和它所代表的戰略模糊的消逝，是這一過程的犧牲品，而並非是PfP的消亡，促成了這一趨勢。

四、俄羅斯的怨恨與西方的應對

蘇聯解體後，東歐秩序的真空正在邀請新的霸權，而美國無法停止自己成爲吸引中東歐國家的磁石。

哈維爾、瓦文薩（Lech Walesa，波蘭前總統）所領導的國傢俱有道德合法性與地緣政治合理性的要求無法被永遠推遲下去。維謝格拉德國家從經濟和政治軍事上都會爲北約提供力量，統一後的德國需要波蘭作爲戰略縱深來保護新首都柏林。1995年第一次車臣戰爭的血腥，更是讓中東歐國家有理由相信，「帝國俄羅斯」仍然是他們的獨立和自由最大與最現實的威脅。

任何國家和霸權都並不天然享有「勢力範圍」，勢力範圍的變化取決於國際體系運動背後力量分配的變化。和國際法對國家主權不可侵犯的堅持不同，任何國家都沒有天然的道德責任尊重他者對「勢力範圍」的主張。後冷戰的歐洲，實力（包括硬實力與軟實力）分配的現實並不能滿足俄羅斯地緣政治的想象。東歐秩序的真空正在邀請新的霸權，而美國無法停止自己成爲吸引中東歐國家的磁石。

1994年中期選舉後共和黨在參衆兩院的勝利爲克林頓內閣的緩和戰略施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北約東擴的呼聲有着跨越黨派、地區界限的廣泛支持。這最終讓克林頓「先慢後快、上不封頂」的北約東擴計劃在參議院獲得高達80多票的壓倒性支持。捷克、波蘭、匈牙利將會第一批快速加入大西洋聯盟，而波羅的海三國將會在一定的等待期之後也被拉上船——葉利欽在1996年將和克林頓一樣面臨困難重重的大選，克林頓希望給他留下一些政治上的喘息空間。他和科爾意識到，儘管葉利欽在道德、意志乃至身體健康上都有着重大的缺陷，他仍然是西方所能期待的最好的合作伙伴。

正是這位西方民主的好夥伴在1993年重拳出擊，派遣軍隊攻擊俄羅斯議會大廈，把佔領建築的反對派用坦克炸上天。讓這一事件爲俄羅斯新生民主的前途蒙上了一層不詳陰影的，不只是克林頓的激進回應：衝突的起源是俄羅斯議會選舉把反改革的強硬民族主義民粹派，既不自由、也不民主的「自由民主黨」推爲議會多數。他們的黨首日裏諾夫斯基直到最近（2022年4月）去世爲止，都忠實扮演着一個精確計算的小丑角色，映射出俄羅斯精英群體，乃至社會本身中廣泛存在，但卻不太能體面表達的情緒與想法。

就算動用坦克、西方的援助、寡頭媒體的攻勢，葉利欽還是無法把俄羅斯國內懷念失落的帝國的民族主義精英、感到自己的榮譽和利益受到羞辱的軍隊與安全部門永遠壓制在掌心中。在經歷短暫的蟄伏與混亂之後，軍隊、安全部門正全面接管陷入混亂的俄羅斯國家機器，在國家政治、經濟、外交中享有越來越大的影響。葉利欽本人自1995年之後，愈發依賴安全部門出身的人員來保護他的利益、政治上的安全，不斷用強力部門來彌補他日漸衰弱的合法性。接替科濟列夫成爲俄羅斯外交部長的普雷馬可夫——他日後會成爲葉利欽的總理，並與葉利欽欽定的接班人普京爭奪總統位置——同樣是一位克格勃出身的強硬民族主義者。這位普里馬科夫最爲出名的「傑作」就是在聽到北約轟炸南聯盟的新聞後，迅速中斷對美訪問，讓專機從大西洋上空「掉頭」，這被很多人視作俄美關係惡化的關鍵節點。北約對塞爾維亞的「欺凌」引起了自居爲東正教斯拉夫世界保護人的俄羅斯的怨恨。

對於這種怨恨，美國和西方領導人並非無所察覺，也從未無動於衷。

對於這種怨恨，美國和西方領導人並非無所察覺，也從未無動於衷。

德國首相科爾曾經對美國領導人說，二戰中戰敗的德國和日本曾經被美國伸出的橄欖枝吸收進自己的聯盟體系，成爲堅定的盟友。那麼「戰敗」的俄羅斯同樣有權利，也應該被給予同樣的機會。Sarotte同樣贊成這一判斷。

德國在塑造後冷戰的歐洲和平秩序的努力上確實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世界輿論如今忙着譴責德國在俄羅斯問題上的「綏靖」歷史就是明證。換一個角度看，「綏靖」也意味着把賭注下在合作與共贏而不是對立與猜忌之上。在兩德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德國人意識到和蘇聯/俄羅斯實現某種戰略理解是可行的，或者用更爲市儈的語言，他們曾經成功「收買」過俄羅斯。這一「成功經驗」鼓勵西歐國家在冷戰後通過能源與貿易合作製造一個與歐洲廣泛結合的新的俄羅斯精英階層，並儘自己一切可能讓這些俄羅斯的新貴們在歐洲感到賓至如歸。倫敦淪爲俄羅斯富人寡頭的遊樂場，以至於被戲稱做「倫敦格勒」。「貿易帶來改變」（Wandel durch Annährung）愈發成爲同流合污的代名詞。

與此同時，北約的確拒絕承諾不在新成員國部署軍隊或戰術核武器——這一行動自由是北約作爲有效的軍事防禦同盟必不可缺的條件。但克林頓也表示北約沒有意願在靠近俄羅斯邊境的地方進行有挑釁性的部署。經歷過1963年古巴導彈危機的美國並不打算換做自己再重複一次赫魯曉夫當年的愚行。

米爾斯海默針對「北約東擴」批評的重點在於2008年的同盟布加勒斯特峰會，他把這次峰會視作北約無限制擴張的典型案例。實際發生的情況則更爲複雜。小布什在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和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多年的遊說下主張把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納入NATO，這引起了德國的激烈反對。最終的峰會公報宣稱，這兩國會「成爲北約成員國」，卻沒有給這兩個國家的加入提供任何明確的時間表和標準。這事實上就是90年代的PfP「戰略模糊」的又一次小規模重演：既不明確宣布北約會對兩國關上關門，又事實上對俄羅斯暗示這兩國不會真的被西方聯盟接納。布加勒斯特峰會的結果沒有滿足任何人，也沒有換來任何人長久的容忍。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既沒有獲得明確的威懾保護（波羅的海國家所享有的安全），又讓普京懷疑西方人心懷不軌。

相似的思維，相似的失敗。

五、北約東擴是不可避免的？

那些最終成爲美國盟友的「敵人」們有一個共同特點。無論是德國、日本、匈牙利，還是土耳其，他們都在戰敗和國家崩解之後經歷了激烈的去帝國化。這是後冷戰的俄羅斯沒有經歷過的痛苦洗禮。

科爾的歷史類比，存在根本上的缺陷。正是這些缺陷誘導Sarotte對PfP計劃的真正潛力、對一個「沒有邊境線的新歐洲秩序」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期待。統一德國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就解決了和波蘭之間的國界線爭議，部分原因是再也沒有什麼「離散德國人」居住在身爲民族國家的德國之外了。也就是說，「蘇臺德事件」不再有重演的基礎。同樣的判斷也適用於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兩次事件大戰之間，這兩個國家滑入法西斯主義，重要的原因就是追求「大匈牙利」、「大羅馬尼亞」的領土歸一主義。這一切在二戰後除了類似摩爾多瓦地位這樣的零星遺蹟，也全部煙消雲散。身處前蘇國家，如今處於俄羅斯國境線之外的俄語社區，則不斷成爲俄羅斯干涉他國內政的理由，這同時反過來也引起這些新型國家的恐懼。烏克蘭戰爭只是這一張力最新、最爲暴力的表現罷了。

那些最終成爲美國盟友的「敵人」們有一個共同特點。無論是德國、日本、匈牙利，還是土耳其，他們都在戰敗和國家崩解之後經歷了激烈的去帝國化。這不僅僅意味着外國軍事佔領甚至政治上的改造，還意味着通過經常是暴力和強制手段實現的族群分界與國家分界的重合。「帝國」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經濟基礎，甚至意識形態基礎都在這些國家被毀滅性的摧殘。這是後冷戰的俄羅斯沒有經歷過的痛苦洗禮。無論是西方的經濟援助還是PfP框架的兼容幷包，都不能代替「去帝國化」過程所準備的預備條件。

無論北約是否「東擴」、以何種節奏和形式東擴，前蘇東國家早晚都會尋求西方秩序卵翼，俄羅斯早晚都會試圖在自己力所不能及之處挽救帝國秩序。

後冷戰的俄羅斯從未承認「戰敗」，也拒絕放棄自己的勢力範圍。在支撐霸權的四個支柱：軍事、意識形態、政治、經濟當中，俄羅斯逐漸只能依賴「軍事」力量的苦苦支撐，以至於把它過度運用到並不合適的領域。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敗源於「願望」與「能力」之間的落差，這與俄羅斯在後冷戰時期後不切實際的地緣政治構想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所不同在於，美國的帝國誇大狂有着相對年輕的歷史，俄羅斯自彼得大帝以來，已經習慣於爲超越自己實力的帝國理想付出超額代價，重複短暫的成功與長期的蟄伏之間的循環。俄羅斯「永恆的地緣政治」衝動不會輕易改變。無論北約是否「東擴」、以何種節奏和形式東擴，前蘇東國家早晚都會尋求西方秩序卵翼，俄羅斯早晚都會試圖在自己力所不能及之處挽救帝國秩序。

從這裏出發，看待90年代北約東擴會有另一個不同視角與解讀。布熱津斯基在1994年就前瞻性地指出：如果美俄關係大概率會走向冰冷，那麼趁着北約東擴阻力較小的時間窗口製造既成事實就是針對這一未來購買的保險。如果寒冬必將到來，最好提前做好準備。發生在烏克蘭的戰爭是一場悲劇。沒有這30年來北約的積極東擴，歐洲也許面臨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悲劇。

成本收益的分析仍然是必須的：過於匆忙的擴張成員會稀釋美國的力量與聯盟內部的團結；在美國的邊緣利益上投入太多承諾會不成比例放大美國承擔的風險；僵化應對「第五條」的挑戰會不必要的限制NATO成員國的靈活性與行動自由，甚至促成危機升級；武器部署和力量配置的姿態可能會引起對手真正合理的疑慮等等（Sarotte教授對北約東擴第三階段的批評大多屬於這種性質）。

反對北約擴張到烏克蘭的人大可主張華盛頓不應爲了基輔而把紐約置於莫斯科導彈的危險之中，或指出波羅的海國家缺乏有意義的戰略縱深，從而根本無法抵禦俄羅斯的進攻，這些都是更爲細節，從而也更爲技術的論斷。更爲常見的現象則是，對宏觀歷史圖景的解讀經常暗含在論者的分析當中，未經清晰地表達與辯護就作爲前提使用。而這正是本文試圖理清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