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拜登执政一周年，为何迎来了最低支持率？

拜登执政一年，民望先升后降，到了一周年前夕，其支持率（approval rate）下降到40%左右，根据统计网站FiveThirtyEight，与有民调纪录的历史上其他总统相比，他在上任一年后的支持率只略微高于特朗普，位于倒数第二。

在一年前上任之初，一般认为拜登在国内事务上面临的挑战更大，其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暴动后上台，他面对的是一个危机重重的国家：史无前例的国会山暴动是美国第一次差点无法和平交接的总统更替；美国的民主制度被广泛质疑；疫情正处于“第三波”；失业率高涨；国内撕裂严重，种族不平等、阶级不正义等矛盾重重。拜登在就职典礼演说中在内政中主打“治愈”，能否成功则令人担忧。相反，在国际关系上，由于特朗普已经“差得不能再差”，拜登只要主打“美国回来了”就足够。

略有讽刺的是，拜登民望的转折点竟然不是国内事务，而是“黑天鹅”阿富汗大溃退。说实在，拜登本人在阿富汗事件中责任不大。首先，撤军协议早在特朗普时期就定下，拜登还硬是把撤军推迟了几个月。其次，大溃退之前几乎全民支持彻底结束阿富汗战争，只有有限几个国安届人士提出异议，但都没有什么反响。再次，撤军如此灾难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阿富汗政府军不堪一击、甚至主动弃械投降，而美国的情报机构又屡屡做出“政府军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的错判，无论撤退的混乱不堪，还是很多军械落入塔利班手上，都和这个错判有关。拜登在阿富汗撤军乱局后，民调下降可以理解，但居然一下降就再也升不回来，令人颇为意外。

这只能有三种解释。第一，其他有关内政的不利因素，也刚好几乎同时出现，于是阿富汗危机就成为“完美风暴”；第二，拜登的国内政策本来就有危机，早就处于下滑边缘，只要有类似阿富汗危机一个缺口，顿时就长堤崩溃了。第三，政敌借助这个事件极力贬损拜登政府的声望。观察拜登内政三个重点：疫情、经济、政治（民主），刚好和这三种情况对应。

疫情多次反弹，希望何时到来？

疫情属于第一种情况，阿富汗事件不巧与疫情重新严重同时发生。控制疫情是拜登施政的重中之重。在拜登上台之初，美国疫情处于第三波高潮，日感染案例曾达三十万。但拜登比特朗普有了好牌，就是全球最先进最有效的mRNA疫苗（莫德纳和辉瑞）。如果疫苗能顺利尽快施打，加上口罩、检测、隔离等措施，那么确实有可能战胜疫情。然而，拜登政府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在美国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传统。这种“个人主义”和中国宣传的那种“个人利益至上”不完全一样，简单地说，在强调个人利益同时，还强调“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自己管自己的事，不能被政府干预。因此，戴不戴口罩、是否检测、是否遵守隔离令，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几乎毫无异义的事项，不少美国人都从内心抗拒。基于美国现实，口罩算是最具有强制可执行性的措施（戴不戴口罩能一目了然），尚且不能很好执行，就更不用提检测和隔离令了，即便在最严格的州也基本只能靠自觉。至于需要注射入身体、有健康风险的疫苗，更有大批的反疫苗运动者，不但自己不打疫苗（个人选择），还反对促进打疫苗的措施（比如“疫苗通行证”），更四处鼓动其他人不打疫苗。

第二，美国宪法限定了联邦政府是一个有限权力政府，即便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偏好大政府，但归根到底联邦政府手中权力有限，既没有权力强行全民打疫苗，也没有权力要求全民戴口罩。比如，拜登一上任就推行“口罩令”，但他只能要求进入联邦政府所属的建筑物必须戴口罩。到了“疫苗令”，阻力就更大了。比如拜登要求所有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都要打疫苗才能上班，就被德州法官宣布违宪。政府另一种应对方法，就是要求大公司配合政府措施，要求员工或者打疫苗或每天测试。这可以绕过“政府干预公民自由”的禁区（因为是私人公司要求的），又给予不愿打疫苗的人一种选择。但是就算这个命令，也在最近被最高法院裁决违宪。

第三，在联邦体制下，虽然CDC会发出指引，但防疫措施主要靠各州自行制定。以口罩令为例，若在重视疫情的民主党州，州政府乃至地方政府也会推行口罩令。但若在不那么重视疫情的州（如共和党州），州政府不但不会制订口罩令，还会阻碍私人企业或学校等机构自行规定的防疫措施。比如，佛罗里达州长Ron DeSantis在11月签署“反疫苗令”。弗吉尼亚州共和党新州长Glenn Youngkin今年一月刚上台就废除公立学校的口罩令。

因此，无论拜登政府如何购买疫苗，如何出尽办法鼓励打疫苗，如何以紧急状态允许疫苗公司的疫苗适用于儿童，疫苗施打率一直没法达到拜登政府的期望。事实上，自从六月份之后，施打人数就只能缓慢上升（这还拜儿童开始可以注射疫苗所赐）。至今，接种完全的人群只有63%（至少两针），打了至少一针的人也不过76%，至今尚未达到原先“七成接种率”（这视乎如何定义接种率，是一针也算还是完全保护才算）的诺言。

尽管接种率不如预期，但疫苗效果还是非常明显，每天新病例和死亡数在去年一月份后都开始快速下降，在六月底甚至每天新案例一万宗，死亡数三百宗上下。然而对拜登政府打击更大的是，自从五月份出现德尔塔变种，疫苗就没有这么有效了。而德尔塔变种的致死率又比“原种”高，到了七月中德尔塔在美国开始流行，到八九月美国又出现“第四波”高峰（这个时间点和阿富汗溃败几乎同时）。就在案例再次重新下降时，又遇上冬天和年终假期等传统流行病季，这时又恰好出现了奥米克戎这个传播力超强能大概率突破疫苗的变种，以致迅猛无比的“第五波”（新案例七天平均值停留在70多万宗，最高一天报告超过150万）。

当然，好消息是奥米克戎变种的死亡率低很多，疫苗尽管不能防止感染但对防止重症很有效，于是死亡人数与第四波相比基本不变或者只有小幅上升。而且，随著人们认识到奥米克戎的症状不严重，很多死亡案例到底是“死于病毒”（die of）还是“带著病毒而死”（die with）成为一个科学上的争议（而不是政治上的推卸责任）。现任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的福奇（Anthony Fauci）也表示，每个人或先或后都会感染上。也有人提出“超级免疫”的概念（super immunity），形容接种过疫苗的人被感染又恢复后，就有对病毒的“超级免疫力”，即分别超越单独使用疫苗及未接种疫苗被感染后获得的免疫力（也称“混合免疫力 hybrid immunity”）。

基于这些认识，联邦防疫政策正大幅度转向。比如免费派发家用测试剂和KN95口罩，缩短隔离期等。以中国人的角度看或许认为美国在豪赌甚至“躺平”。然而这是最适合美国的做法，而且很有可能豪赌成功，甚至是几个月到几个星期内的事。

经济问题：严重的通货膨胀

经过2020年的美国经济负增长，经济是拜登的最大挑战。它又和疫情高度相关：如果美国不走出疫情，经济就无法“正常化”。然而，就算美国战胜疫情，经济问题依然严重。过去一年，经济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

目前美国正经历几十年不遇的高通货膨胀。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衡量，自从5月开始冲上“五字头”（5%+），就几乎一路攀升，12月的通胀率达到7%。上一次出现这样高的通胀率还要追溯到1990年。根据10月的数据，能源通胀高达惊人的30%，“一己之力”拉高了整个通胀率；其中又以汽油价格上升50%最触目惊心。汽车成为第二大通胀来源，二手车升价26%。食物也高达5.3%。有趣的是，通货膨胀虽然比阿富汗事件稍早出现，但对通胀的不满是逐渐积累的。在一开始，通货膨胀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或许尚未意识到，或许认为只是暂时的。但一旦它持续不停，就严重冲击了美国人的生活，成为对拜登政府不满的主要来源。阿富汗事件仿佛一个火花，正好点燃了这种不满。

需要指出，由于2020年美国消费不振，通货膨胀率很低，之后的通货膨胀高一定的有“报复性反弹”因素，但也有其他更重要原因。

第一，美国从2020年开始就进行过好几波的财政刺激计划，拜登上台以来依然大派钱应对疫情，另外还加上拜登（和民主党进步派）推动的“重建美好计划”（Build Back Better Plan）的大拨款。

2021年3月，国会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包括给每个家庭每人送1400美元支票。11月15日，在拉锯多时之后，国会通过了第二项重要法案“基建投资与工作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一开始拜登提出4万亿的规模，但由于反对声音太大，法案先缩水到2.3万亿，再缩水到1.2万亿后通过。值得说明对是，4万亿本来就是“重建美好计划”的金额，不断缩水是为了寻求共和党支持，故意“斩件”分开，先通过共和党支持的部分，再把“剩下”部分留在下一份法案中。这种做法得到共和党支持（于是在参议院爽快地以69:30票通过了），但引起民主党进步派的强烈反对，因为“被留到下一份法案”的都是进步派支持的议程。因此到了最后不得不依靠共和党15名众议员“反水”支持法案，才在众议院过关。可想而知，到了第三份法案名正言顺的“重建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涉及1.75万亿美元，留下的都是硬骨头。不但共和党全部反对，就连民主党西弗吉尼亚参议员Joe Manchin也坚决反对。由于民主党在参议院只是50:50，靠副总统哈里斯微弱多数才能赢，Manchin“反水”搁浅了整个议案，至今还在角力。

无论如何，连续两年财政刺激大大增加的货币供应，不但财政赤字加大，国债高涨，更是通胀的直接原因。2008年之后，美国也曾有相应政策，但总量与这次相差甚远。

第二，联储继续宽松的利率政策，在疫情中，由于特朗普的压力，利率长期处于在0.0-0.25的区间。这种类似量化宽松时代的做法本意是疫情期间刺激经济，但现在看来已导致市场过热（股市和房地产都屡创新高），更带来通货膨胀问题。2008年之后联储也量化宽松，但当时热钱没有像这次一样大量留在美国，所以通胀率低。现在美国注意把钱留在本土，于是就形成高通胀。

第三，供求失调。这有正反两方面因素。在需求端，经济重开导致报复性消费，需求大增，这是好事。

在供给端，工作岗位也增加很快，正如拜登所言，美国一年内增加六百万个工作岗位，史上第一（当然有前年工作岗位流失的补偿性因素），这也是好消息。然而就业率不足，生产上不去。但同时，美国失业率跌到只有3.9%，看起来不是求职者找不到工作做。这个看起来的矛盾，原因有两个，第一很多人干脆退出了就业市场；第二就是由于疫情严重，很多人虽还有工作职位但实际不能工作。

供应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供应链危机，零件供应不足，也导致最终消费品供应不足。汽车价格通胀就是一例，因为汽车芯片严重缺货，所以新车产量大降，价格上升。新车不足，于是换车意欲降低，旧车也更少，二手车的价格涨幅更惊人。

第四，美中贸易战还在继续，商品加上关税后价格更高。

第五，汽油价格高涨的问题，和民主党倡导为应对气候危机而限制传统能源的生产高度相关。拜登一上台就否决了Keystone XL输油管工程（从加拿大输送原油到美国），又停止批出新油田。随著美国人出行的恢复，汽油需求上升。9月美国台风Ida导致墨西哥湾石油大面积停产，更加重原油短缺状况。美国的石油公司“报复性”地不肯增加产量。其他石油生产国家则为了维持油价（和报复性地宣示石油传统能源的重要性）也坚决不肯增产。拜登不得不大规模释出储备原油，5000万桶战略储备石油，又与其他国家协调释放石油和增加生产，但这也只能稳住油价而已。

可见，这次通货膨胀是系统性的，从商品供应和需求、到货币供应、生产就业，通通都出现问题。严重的经济膨胀令拜登的第一年失色。然而，如果疫情能控制，那么对经济无疑相当利好。如前所述，无论需求大增还是工作岗位大增，虽然“远水不能救近火”无法抑制通胀，但对经济成长长期而言都是好事。而且，联储已确定要减少购买债务规模，还传出要加息压抑通胀。在以往这种做法是有效的。至于美国几个法案的财政刺激，如果真正把钱投入实业和消费，而不是用于投资，也更有利美国经济。

政治问题：民主的持续倒退？

无论疫情还是经济都是有望改善，最难办的还是美国的民主退步问题。民主退步贯穿从特朗普开始的五年。笔者强调美国民主退步，当然不是为了呼应中国宣传。其实，就连拜登在12月底的民主峰会上也说：“所有民主体中有一半以上，包括美国在内，在过去十年经历了它们民主中至少一个方面的退步”，“美国民主正在持续艰苦地奋斗”，民主必须“更新”，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美国的民主出现什么问题？在笔者看来有几个：第一，没有找到对抗“民粹化”的对策。第二，如何更好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权力，让民主表达变得容易而不是更难。第三，数位时代如何才能保证民主选举的安全，包括不受外来敌对势力数字宣传的干预。容易看到，这三个问题三位一体：在数位时代的新背景下，即要进一步普及民主，又要避免民粹化和撕裂，并不容易。民主之所以需要更新，就是指在数位时代不能一直沿用老经验。这些问题不只在美国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它正是最近十年国际“民主倒退”危机的主因。

拜登强调“愈合”，然而，在过去一年，民粹有增无减，到了事事对立，为反而反的严重程度。美国民粹化有一定的经济原因。比如特朗普崛起就得益于失业的白人工人，仇恨亚裔和抢掠增多则可归咎为疫情中的贫困化。但更多的民粹还是和社会议题有关。在经过文化战争多年拉锯的美国，社会议题比经济议题更撕裂社会。在过去几年，美国的社会议题更进一步演变为以“白人至上主义”vs“取消文化”的意识形态冲突。这关乎人民如何认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历史，以及自己国家历史上的伟人，甚至“何为美国人”等重要议题。

民主党要胜选，另外的重点就是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利。在拜登上任之初，就把保障人民选举权放在口上。众议院也早早提出了“为人民法案”（For the People Act），其中包括扩大选举权、调整竞选资金有关法律、禁止党派倾向的选区重新划分等条例，但直至现在，法案还在参议院无法通过。这主要源于共和党要通过“拉布”（filibuster）阻止法案，民主党要威胁使用“核选项”废除“拉布”，再强行表决通过法案。然而，两名民主党员反对，于是民主党拿不到50票动用核选项。

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民主党已感到压力，特别是维吉尼亚州州长被共和党夺得，是个相当紧迫的信息。维吉尼亚州州长选举是这次选举涉及职务最高的一个，但更重要的是维吉尼亚州在近年来从一个摇摆州转为一个蓝州，成为蓝色势力南下的重要州分。在州长位置上，从2014年起连续两任都是民主党人。但今年，共和党人扬金（Glenn Youngkin）却以微弱的优势压倒了民主党候选人。在八年之后重夺州长的职务。

州长选举并不能视为以后总统选举的前哨战，因为选民在州一级关注的重点与国家一级相差不小，乃至红州选出民主党州长，蓝州选出共和党并不鲜见。况且，维吉尼亚州长不能连任，民主党没有“连任优势”，能否推出被选民接受的候选人只能靠运气（有没有这样的人才）。然而，同时选举的另外两个重要州官员职务（副州长、总检察官）也都被共和党以更微弱的优势夺得，州议会也被共和党重夺，弗吉尼亚州变成了“共和党一党专政”。这充分说明了选民确实对民主党有所不满，对民主党是当头一棒。在民主共和两党相差无几的情况下，维吉尼亚州在下次大选是否还会是蓝州，不免令人生疑。

因此，对民主党而言，在中期选举之前能通过“为人民法案”非常重要。否则一旦中期选举不保，那么再通过就没有可能，2024年的选举就非常危险了。拜登作为建制派，至少有意愿最大程度上拖著民粹化（即便不能阻止），如果本身就是民粹的特朗普再次上台，或者和他类似的人出现，美国必然会继续奔向深渊。

疫情、经济和民主，这三个美国优先议题不但密切相关，而且放在全球美中对抗的大环境，它们都成为两国直接比拼的战场。在去年三月阿拉斯加会谈中，中方强烈抨击美国，更提出“平视美国”的口号，要在国际关系和价值观上全面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这三个方面都成为中国论证“中国制度”优于美国的论点。拜登在推销自己的政策时，也从来不忘记提及中国。

拜登的第一年，无疑令中国非常“开心”。疫情是中国宣传中的优势，因为中国控制了疫情，只有很少人感染和死亡。美国无论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都高居世界第一。美国正被中国抨击为“低人权国家”，因为不保障“免于死于疫情的人权”。经济则更有底气一些，中国经济现在虽已经约等于美国四分之三，更由于此前控制住了疫情，经济的形势曾被人更看好，但如果美国在疫情后强烈反弹，中国在“清零政策”下经济活力继续承压，双方的竞争则会有新的变化。至于民主，中国更以美国“民主退步”为例，论证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才是最优秀的民主。

当然，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在美中“最激烈的竞争关系”中，美国目前处于守势，但中国并非没有隐忧。短期内，疫情可能还是关键，在奥米克戎出现后，中国能否从“动态清零”中全身而退，可能就是最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