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战狼外交”的进化？——以近期中国对法外交为样本

2021年3月22日，以新疆人权问题为导火索，中国与欧洲同日宣布对彼此有关机构和人员实行制裁，这构成自1989年之后中欧关系最大幅度的下挫。在Covid-19疫情和美欧重新接近的背景下，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

在这场转折的前后，中国驻法使馆及大使卢沙野的表现，可以说既是整个格局的缩影，同时又加速了这一格局的形成。今年二月，卢沙野致函法国参议员李察（Alain Richard），要求其取消赴台参访行程。此举被拒绝并经媒体曝光后，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FRS）研究员邦达兹（Antoine Bondaz）发推文叫好，而中国驻法使馆官方推特账户19日以“小流氓”（petite frappe）进行回击，导致舆论大哗。法国外交部为此召见卢沙野，后者却以行程不便理由拒绝，并延后一日前往法国外交部就新疆和台湾事态进行“交涉”。这一连串举动，更加强化了外界对其“战狼大使”的观感。

2015年的电影《战狼》，为大致在此前后的中国外交转向引入了一个图腾式符号。但外界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强调的是晚清外交官郭嵩焘所谓“一味蛮”的一面，而忽略了“一味诈”的另一面。而事实上，后者不仅是前者的并行产物，而且甚至更加符合“战狼”的本意。作家姜戎2005年出版的小说《狼图腾》，则更点出战狼的这一面向，狼群并非“一味蛮”便可成功出击猎食，它们纪律严明、进退有度、在猎物选定和攻击手段上甚至颇有谋略，懂得忍耐、配合和谋定后动。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近期对法外交来看，“战狼外交”似乎变得更倾向短兵相接、更不忌惮发生官方层面的冲突，更善于利用所在国的疏漏展开攻击，而不是像留声机一般重复传统的陈词滥调，从某种意义上说，相比外界以为的“一味蛮”、一味放狠话，这种“战狼”其实已经有所进化，更加凸显其本身可能具有的危险属性。

这种进化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对个人的攻击、对媒体的反击、以及对官方的轻蔑。

针对个人：以人身攻击作为外交武器

从个人攻击层面来看，此次引发舆论轩然大波的“小流氓”辱骂之词，并非近年来“战狼外交”的首例。至少从近期来看，2020年12月3日美国参议员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发推文抨击“中国有5000年欺骗和盗窃史”，中国日报驻欧盟分社社长陈卫华立即用“bitch”（婊子）来回击。更早之前，陈卫华还用“The Fucking Maas”来攻击德国外交部长马斯。而2020年1月台湾举行大选后，部分法国议员发去贺电，卢沙野也曾用轻蔑口吻评价称，这就像蛤蟆跳到脚上，虽然不咬人，但让人恶心。

在当下中国戾气横生的舆论场中（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体面”和“耻感”几乎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而且在“对外斗争”中，倘若对象选择得当，以粗口为工具，非但不会减分，反而可以激起对“性情中人”的赞许和叫好之声，赢得加分效果。而且以民选代表和研究人员（而不是掌握实权的政治高官）作为攻击靶子，在政治上相对安全（陈卫华对德国外长的辱骂或许是个少有、而且不明智的例外，但作为常驻布鲁塞尔的外宣人员，也不会直接受制于德国外长）。

更何况，这些辱骂对象此前的言论本身都有不同程度的争议性（当然这并不是爆粗口的理由），以他/她们作为攻击目标，既凸显出“战狼外交”的杀气来立威，也有把握引导国内舆论的戾气为己所用，而且不至于导致官方层面立即恶化（后续发展另当别论）。因此，无论是“婊子”还是“小流氓”，战狼外交对攻击对象的选择，即便不是在“下一盘大棋”，至少也不是完全一时冲动的产物。

此外，“粗口外交”的一个隐含后果是，它无形中拓展了斗争的外部界限。当一国驻外使馆用“小流氓”来攻击所在国一名学者时，固然是不体面的行为；但若冲撞边界而不会受到实质性惩罚，那么下次该使馆用“无知”“愚蠢”攻击其他学者，反而会显得没有那么不可接受，因为毕竟有更加出格的言论在前，换来了更大的行事余地。对于不被“体面”所拘束的战狼外交而言，战场的扩大本身就是有利因素。

针对媒体：短兵相接和信息扭曲

其次，中国驻法使馆的舆论战并不满足于用常规外交辞令说“车轱辘话”，而是敢于同法国媒体短兵相接，在具体问题上近身肉搏，这是“战狼外交”升级的一个重要表现。

这种近身肉搏的典型表现，是中国驻法使馆3月21日在官网发表的《关于言论自由的民主讨论》一文。这篇文章的出台时机，是在使馆推特账户辱骂邦达兹“小流氓”之后，意在为这种辱骂进行辩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战狼外交”的正当性——“如果真有‘战狼’的话，那是因为‘疯狗’太多太凶，包括一些披着学术和媒体外衣的‘疯狗’对中国疯狂撕咬。有人希望中国的外交最好是‘羔羊外交’，对外来的攻击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除了为“战狼外交”正名之外，《讨论》一文的文风，或许会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此前的“小流氓”之所以引发舆论关注，很大程度上是推文中单独一个词的冲击力，但若论用语的恶毒程度，《讨论》不但没有后撤一步，反而更加升级，针对邦达兹使用了“不甘寂寞”“哗众取宠”“挑衅”“意识形态喷子”“跪舔”“疯狂”“死乞白赖”等密集轰炸，而前述“疯狗”一词无疑也正以邦达兹作为典型。这显示出，中国使馆并不觉得“小流氓”是失言，反而以此为契机，将骂战进一步升级。而且其不堪程度（例如“跪舔”），其实远远超过此前的“小流氓”。

除了针对邦达兹本人，一向同法国媒体交恶的中国使馆，也借这次机会一抒胸臆，再次将法国媒体作为骂战标靶。除了一般性的指责外，文中还针对媒体提出两次点名抨击：一是称“《解放报》不是在头版封面文章使用法国国骂来批评政府的封禁政策吗？”，二是旧调重弹，称“《巴黎人报》去年4月18日推特上称‘肺炎疫情中，加拿大一家EHPAD被护理人员抛弃’，该词也被LCI等多家媒体在涉外报导中使用。这些媒体揣着明白装糊涂，蓄意对号入座，然后反咬一口栽赃给中国使馆。”

对于“战狼外交”的批评者来说，这种措辞很容易被当作“强词夺理”而被不屑一顾。但如果从战术应对层面来看，中国使馆的这种指控，其中掺杂着似是而非的信息扭曲，并利用对手的微小漏洞来反击。

作为和政府保持距离的左派报纸，《解放报》向来注重头版言简意赅的视觉冲击力。该报今年3月19日的头版标题是“Reconfinement, Putain, un mois…”（再度封城，妈的，要一个月……）中国使馆说Putain是“法国国骂”固然并不算错，但这个词用在辱骂意义上有不同用法：既可以做“妓女、婊子”解（类似英文中的bitch），也可以做一般性发泄情绪的语气词（类似英文中的shit）。放在3月19日的语境中，很明显是采用后一种情绪发泄、而非定向人身攻击的意义。

然而中国使馆的逻辑是：既然你们可以在报纸头版上说“妈的”，为什么不允许我们说邦达兹是“小流氓”？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在混淆视听，将对政策发泄不满和对个人进行攻击混为一谈。运用同样逻辑的，还有《讨论》一文中理直气壮质问“法国不是连上帝都可以亵渎吗？”，言下之意是，既然上帝都可以亵渎，亵渎个把凡人就更不在话下。然而现代意义的政教分离和法治原则恰恰在于：作为言论自由的表现，可以批评甚至攻击宗教（例如最近法国沸沸扬扬的“米拉事件”，以及马克龙明确表态捍卫的“渎神的自由”），但不能攻击作为肉体凡胎的教徒，后者在民刑事上享有一系列权利的保护。

而中国使馆旧事重提的“《巴黎人报》发推使EHPAD一词”，虽然有明显的泄旧愤痕迹，却仍是整个事态中最有新意的一笔。

2020年4月12日中国使馆在官网上发表《把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一名中国驻法国使馆外交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虽然并未署名，但外界一般认为出自卢沙野之手，或至少得到其授意），其中声称在疫情初期，“养老院”（该文法文版本用词为EHPAD）护士曾抛弃住院老人。但EHPAD是法国“无自主能力高龄人口居住机构”（Etablissement d’Hébergement pour Personnes Agées Dépendantes）的特定称呼，因此该文引发法国政界和舆论的不满，也导致了卢沙野本人被法国外长召见，成为疫情初期体现两国关系不睦的最重大事件。

事件发生后，中国使馆将引发争议的文章删除，但数日后发文辩解称“法国媒体也广为使用EHPAD指各国医疗养老院。比如，《巴黎人报》4月18日在推特上就曾使用，称‘新冠肺炎疫情中，加拿大一家EHPAD被护理人员抛弃’。该词也被LCI等多家媒体使用。”

经检索后不难发现，《巴黎人报》相关推文的确属实，如今仍可检索到，但这一推文是根据网站文章自动生成或者手动发表的，而网站文章在标题中使用Ehpad一词后，当天即进行了修改（从标题下方修改时间可见），修改后从题目到内文仅出现过一次该词，即介绍魁北克省“长期居住与照护中心”时解释称“即魁北克对应于Ehpad的机构”。

可见，《巴黎人报》在用词不严谨之后，当天即进行了更正，但旧有痕迹却留在了推文中，成为中国使馆的一个口实。而在LCI网站上相关文章中，虽然正文其实通篇都并未使用这一字眼来指称加拿大养老院（唯一一处使用方式和《巴黎人报》相同），但标题却并没有像《巴黎人报》一样足够谨慎，导致更坐实了这种指控。

可见，中国驻法使馆在一年时间里两次援用法国媒体的表述，其实是利用法国媒体操作的瑕疵（必须承认，法国媒体的职业水准远非无懈可击），完成了似是而非的信息扭曲。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看到这种指控中有报纸名称、有日期、有发文平台，会大概率地认为此言不虚。虽然这种信息扭曲经不起进一步的探究，但对于满足公众的浅层信息需求、散播疑心、定向突出于己有利的碎片信息来说，却是卓有成效的，这也是“今日俄罗斯”（RT）、俄罗斯卫星网（sputniknews）等外宣机构在欧洲展开信息战的典型手法。外界往往通俗地将这种俄式信息战称之为“假新闻”（Fakenews），而严格意义上的“假”新闻固然已经被大量炮制，但这种具有一定真实成分、却意在信息扭曲和操控的手法，却比纯粹的“假”新闻更隐蔽、更难以对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交和外宣的“俄罗斯化”，是这一波“战狼外交”中最值得瞩目的动向之一。颇具巧合意味的是，就在中欧双方互相施加制裁措施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华，中俄双方发表《关于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事实上的结盟已经呼之欲出，而这种“俄罗斯化”也不难获得更大的动能。

针对官方：刻意藐视和分庭抗礼

再次，此次卢沙野的矛头不仅指向了研究人员和媒体，更非常罕见地同法国外交部掰起了手腕。这种对官方机构的刻意藐视姿态，是这一波“战狼外交”进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3月22日，法国外长勒德里安针对卢沙野连发两条推文，一条称“在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之间，没有针对共和国民意代表和研究人员进行侮辱和试图恐吓的余地。我们保护那些体现言论自由和民主的人”，另一条称“中国驻法大使的针对民意代表、研究人员和欧洲外交官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我已要求召见中国大使，向他坚决重申这些信息。”

然而面对法国外交部的召见，中国驻法使馆却回应称，大使卢沙野22日当天另有行程，23日会到法国外交部，针对欧盟制裁和与台湾有关的问题“向法方提出交涉”。

很明显，这一回合交手中，中国使馆不惜打破外交惯例和礼仪，拒绝法国外交部的“召见”，以争取一种表面上的战术主动权。

在外交惯例中，“召见”是一种半强制性的行为，这种性质来自于东道国和派遣国之间天然存在的主宾关系。所谓“客随主便”，驻外使馆在面对东道国召见时，除非有天灾人祸等不可抗力，否则这种召见应当在日程上占据绝对优先位置，其他一切既定安排都应为此让道。但中国使馆在明知这一点的情况下，依然刻意将日期推后一天，单方面将此次见面的性质改为上门“交涉”（并且在国内以这种口径大肆宣传），以示“不吃这一套”，从官方层面上分庭抗礼。

倘若换位思考，如果中国外交部召见法国驻华大使，而后者明明人在北京，却以行程为由拒绝，刻意推后一日上门交涉，恐怕中国人会条件反射地理解为“太上皇做派”“帝国主义嘴脸”“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等等；由此不难想像（虽然不能完全等同），当卢沙野拒绝法国外交部的召见时，给法国朝野和整个欧洲外交圈留下何种印象。

这种战术上尝试夺取主动权的做法，是否在战略层面上同样能起到效果？恐怕不同立场会有不同判断。一方面，法国同样在战术层面进行了反制。卢沙野声称要针对欧盟对华制裁和台湾问题提出交涉，法国方面并未否决此次会面，但有报导称勒德里安并没有给卢沙野机会，在对方开口提及台湾问题时便予以打断；另一方面，已经有不具名外交人士表态称，“我们不想将他列为不受欢迎人士，但我们希望停止攻击。他的态度与其寻求共同点的角色不相符，反而已成为法中关系的问题。”法国外交部亚洲司还称卢沙野是“两国元首所表达政治意愿的障碍”。这些表态实际上暗示，卢沙野已经走到“不受欢迎人士”的边界上。

不过从卢沙野这一方看来，所谓战略上的胜利，恐怕既不是冲撞红线后免于被驱逐，也不是代表中国同法国“寻求共同点”，而是在其自身与当下方兴未艾的战狼外交之间、或者说是与最高领袖之间“寻找共同点”。如果法国投鼠忌器，不愿冒着彻底撕破脸的巨大代价来驱逐卢沙野，那么这次冲撞红线就算成功；即便法国通过外交渠道以弹性手段促成卢的调任，他仍然可以作为“在外交战线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代表而获得政治红利。从中共官僚系统的上升通道来看，这种着力点并非是单线程的，尤其以其从加拿大调任法国的经历来看，即便因为履职受阻而再次调任，只要和最高领袖之间形成共鸣，便不会构成仕途上升的障碍。

战狼外交本质上是一场“选美比赛”

中国驻法使馆近期的一系列举动，很难说是整个外交口上统一部署的“规定动作”，更大程度上是卢沙野的个人“即兴发挥”，因为从中国驻美、英、德、意等国使馆的官网公开表态来看，除了近期因为新疆问题、欧中相互制裁而引起的外交争端外，基本仍维持常规做派，没有一处像中国驻法使馆一样、在过去这一年间频频发炮。另一位以“战狼”形象为外界所侧目的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据法国和瑞典媒体称，他在两年间被瑞典外交部召见40余次，但其本人否认均属“召见”性质），从他去年年底接受《快报》专访的表态来看，甚至可以说颇谙刚柔相济的外交之道，远不如卢沙野杀气腾腾、睚眦必报。

据法国媒体此前分析，卢沙野的种种举动，背后可能有个人政治晋升野心的成分，但同时也顺应了“战狼外交”更具攻击性的趋势。

《观点》（Le Point）杂志在2020年4月底的一期中国专号中，将这种战狼风格称之为中国外交的“新红卫兵”，并特别点名指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驻法大使卢沙野、驻瑞典大使桂从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是“战狼圈”的骨干力量。该杂志引述法国前任驻华大使黎想（Jean-Maurice Ripert）的分析称，中国缺少一种“谈判外交”的传统：中华帝国自视为世界中心，其领导人直到20世纪都不大习惯于处理国际关系。毛泽东就是这种类型，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试图填补这条鸿沟，但习近平又回到老路上去了。“他们不要求大使去谈判，或者让中国显得更友好，而是要去捍卫它。”黎想不无讽刺地称，中国各驻外大使的强硬姿态，本质上是一场“选美比赛”，而目的只有一个——“取悦君主”。

而卢沙野从驻加大使到驻法大使的跃升，则是这场“选美比赛”最直接的奖赏展示。因为按照一种《动物农庄》式的逻辑，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中虽然“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有些驻外大使比其他大使“更加平等”，驻美、英、法、德、俄、日、朝、印度、巴西九国的大使，具有副部级标配。卢沙野在驻加大使任上，虽然孟晚舟事件导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而且他咄咄逼人的风格无助于事态缓解，却由此得到高层认可，从驻加大使调任驻法大使，意味着跨上了至关重要的副部级台阶。而且在上述九国大使中，1964年出生的卢沙野属于最年轻之列，这意味着他的政治前途更加广阔。

加拿大汉学家佩耶特（Alex Payette）用一种颇富“克里姆林宫学”色彩的方式观察中国的“战狼”外交，认为卢沙野在2015-2016年间曾出任中国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长，这使得他有机会同主管政策研究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王沪宁接触。而卢沙野的履历中自然也同前外交部长、现国务委员杨洁篪多有交集。这两点对于卢沙野在政治上的升迁不无裨益。这种“克里姆林宫学”很难说有多大的准确预判性，但从近期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中杨洁篪的表现来看，卢沙野无疑是当下驻外使节中最得其衣钵真传的一位。

结语：“战狼外交”的另一种启示

中国驻法使馆近期一系列举动中透露的新迹象，是否会促成“战狼外交”的总体升级迭代？目前看来还很难下这种定论。毕竟，种种举动中都有强烈的卢沙野个人色彩，很难轻易推广到其他国家。即便卢因此在这场“选美比赛”中占据有利位置，引发同僚艳慕效仿，但整套外交思维和语汇模式的改变，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尤其是，像俄罗斯一样短兵相接、主动出击的风格，需要具有极富手段的专业人才，以及整个体系相当程度的容错能力，这对于中国外交而言仍然是短板所在。

在很大程度上，郭嵩焘对晚清外交的十二字评论“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对于当下并未完全过时。当然，“怕”和“蠢”的因素已经褪去很多，而“蛮”和“诈”则推陈出新。面对这种挑战，道义感不能代替现实应对，对“一味蛮”的鄙夷不屑，也不能遮蔽对“一味诈”的警惕和拆解。

在15年前出版的《狼图腾》当中，姜戎从汉人视角出发，对“狼性”颇多赞美，对农耕民族（以汉族为典型）的劣根性进行了严厉批判，这种立场瑕瑜互见，不乏争议声音，甚至被德国文学批评家顾彬斥之为“法西斯主义”，但耐人寻味的是，15年之后，在“战狼外交”兴起的背景下，相关语境却时移势易，仿佛换了人间。在某种意义上，曾经以坚船利炮扣开中国国门的欧洲人，如今在战略上已处于守势，变成了数字时代的农耕民族，而中国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后来者，对欧美既有秩序发起挑战，仿佛狼群闯入农耕民族的领地，“战狼外交”既有时代的偶然性因素，同时也很难说完全出于偶然。

无论对于力图捍卫价值观的欧洲人，还是对于力图在废墟中有所重建的中国人来说，面对“战狼”，只停留在“友邦惊诧”或者鄙夷不屑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这甚至可以说正是“农耕民族”的软弱和逃避表现），即便无须像姜戎一样完全折服于“狼性”，也必须努力分析其行事逻辑、手段和强弱，甚至在必要时从对手身上借鉴，才能真正有效地予以羁束和回击。

而从更大的政治生态来说，“战狼”及其代表的压迫性中国外交风格（在更广泛意义上还包括俄罗斯），对欧洲而言亦是福祸相依之事：从“一带一路”以来，中国对欧洲内部的离心作用已经相当明显，尤其在中东欧和南欧已经开始接出果实，但自疫情经年未息、又叠加新疆事态发酵之后，“战狼外交”（以及中国对欧洲开出显著超出对等范围的制裁清单）加速了欧洲下一阶段在相关问题上的重新定位和立场整合。狼群环伺，对欧洲固然构成威胁，但未尝不构成一种契机。正如法国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研究员顾德明（François Godement）所言：有史以来第一次，欧洲、美国和亚洲多数国家萌生出一种“集体意识”，共同将中国视为21世纪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