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戰狼外交」的進化？——以近期中國對法外交為樣本

2021年3月22日，以新疆人權問題為導火索，中國與歐洲同日宣布對彼此有關機構和人員實行制裁，這構成自1989年之後中歐關係最大幅度的下挫。在Covid-19疫情和美歐重新接近的背景下，中歐關係進入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

在這場轉折的前後，中國駐法使館及大使盧沙野的表現，可以說既是整個格局的縮影，同時又加速了這一格局的形成。今年二月，盧沙野致函法國參議員李察（Alain Richard），要求其取消赴台參訪行程。此舉被拒絕並經媒體曝光後，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FRS）研究員邦達茲（Antoine Bondaz）發推文叫好，而中國駐法使館官方推特賬戶19日以「小流氓」（petite frappe）進行回擊，導致輿論大譁。法國外交部為此召見盧沙野，後者卻以行程不便理由拒絕，並延後一日前往法國外交部就新疆和台灣事態進行「交涉」。這一連串舉動，更加強化了外界對其「戰狼大使」的觀感。

2015年的電影《戰狼》，為大致在此前後的中國外交轉向引入了一個圖騰式符號。但外界在使用這一概念時，往往強調的是晚清外交官郭嵩燾所謂「一味蠻」的一面，而忽略了「一味詐」的另一面。而事實上，後者不僅是前者的並行產物，而且甚至更加符合「戰狼」的本意。作家姜戎2005年出版的小說《狼圖騰》，則更點出戰狼的這一面向，狼群並非「一味蠻」便可成功出擊獵食，它們紀律嚴明、進退有度、在獵物選定和攻擊手段上甚至頗有謀略，懂得忍耐、配合和謀定後動。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從近期對法外交來看，「戰狼外交」似乎變得更傾向短兵相接、更不忌憚發生官方層面的衝突，更善於利用所在國的疏漏展開攻擊，而不是像留聲機一般重複傳統的陳詞濫調，從某種意義上說，相比外界以為的「一味蠻」、一味放狠話，這種「戰狼」其實已經有所進化，更加凸顯其本身可能具有的危險屬性。

這種進化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對個人的攻擊、對媒體的反擊、以及對官方的輕蔑。

針對個人：以人身攻擊作為外交武器

從個人攻擊層面來看，此次引發輿論軒然大波的「小流氓」辱罵之詞，並非近年來「戰狼外交」的首例。至少從近期來看，2020年12月3日美國參議員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發推文抨擊「中國有5000年欺騙和盜竊史」，中國日報駐歐盟分社社長陳衞華立即用「bitch」（婊子）來回擊。更早之前，陳衞華還用「The Fucking Maas」來攻擊德國外交部長馬斯。而2020年1月台灣舉行大選後，部分法國議員發去賀電，盧沙野也曾用輕蔑口吻評價稱，這就像蛤蟆跳到腳上，雖然不咬人，但讓人噁心。

在當下中國戾氣橫生的輿論場中（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體面」和「恥感」幾乎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素，而且在「對外鬥爭」中，倘若對象選擇得當，以粗口為工具，非但不會減分，反而可以激起對「性情中人」的讚許和叫好之聲，贏得加分效果。而且以民選代表和研究人員（而不是掌握實權的政治高官）作為攻擊靶子，在政治上相對安全（陳衞華對德國外長的辱罵或許是個少有、而且不明智的例外，但作為常駐布魯塞爾的外宣人員，也不會直接受制於德國外長）。

更何況，這些辱罵對象此前的言論本身都有不同程度的爭議性（當然這並不是爆粗口的理由），以他/她們作為攻擊目標，既凸顯出「戰狼外交」的殺氣來立威，也有把握引導國內輿論的戾氣為己所用，而且不至於導致官方層面立即惡化（後續發展另當別論）。因此，無論是「婊子」還是「小流氓」，戰狼外交對攻擊對象的選擇，即便不是在「下一盤大棋」，至少也不是完全一時衝動的產物。

此外，「粗口外交」的一個隱含後果是，它無形中拓展了鬥爭的外部界限。當一國駐外使館用「小流氓」來攻擊所在國一名學者時，固然是不體面的行為；但若衝撞邊界而不會受到實質性懲罰，那麼下次該使館用「無知」「愚蠢」攻擊其他學者，反而會顯得沒有那麼不可接受，因為畢竟有更加出格的言論在前，換來了更大的行事餘地。對於不被「體面」所拘束的戰狼外交而言，戰場的擴大本身就是有利因素。

針對媒體：短兵相接和信息扭曲

其次，中國駐法使館的輿論戰並不滿足於用常規外交辭令說「車軲轆話」，而是敢於同法國媒體短兵相接，在具體問題上近身肉搏，這是「戰狼外交」升級的一個重要表現。

這種近身肉搏的典型表現，是中國駐法使館3月21日在官網發表的《關於言論自由的民主討論》一文。這篇文章的出台時機，是在使館推特賬戶辱罵邦達茲「小流氓」之後，意在為這種辱罵進行辯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亮點，是它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戰狼外交」的正當性——「如果真有『戰狼』的話，那是因為『瘋狗』太多太兇，包括一些披着學術和媒體外衣的『瘋狗』對中國瘋狂撕咬。有人希望中國的外交最好是『羔羊外交』，對外來的攻擊忍氣吞聲、息事寧人。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除了為「戰狼外交」正名之外，《討論》一文的文風，或許會在中國外交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此前的「小流氓」之所以引發輿論關注，很大程度上是推文中單獨一個詞的衝擊力，但若論用語的惡毒程度，《討論》不但沒有後撤一步，反而更加升級，針對邦達茲使用了「不甘寂寞」「譁眾取寵」「挑釁」「意識形態噴子」「跪舔」「瘋狂」「死乞白賴」等密集轟炸，而前述「瘋狗」一詞無疑也正以邦達茲作為典型。這顯示出，中國使館並不覺得「小流氓」是失言，反而以此為契機，將罵戰進一步升級。而且其不堪程度（例如「跪舔」），其實遠遠超過此前的「小流氓」。

除了針對邦達茲本人，一向同法國媒體交惡的中國使館，也借這次機會一抒胸臆，再次將法國媒體作為罵戰標靶。除了一般性的指責外，文中還針對媒體提出兩次點名抨擊：一是稱「《解放報》不是在頭版封面文章使用法國國罵來批評政府的封禁政策嗎？」，二是舊調重彈，稱「《巴黎人報》去年4月18日推特上稱『肺炎疫情中，加拿大一家EHPAD被護理人員拋棄』，該詞也被LCI等多家媒體在涉外報導中使用。這些媒體揣着明白裝糊塗，蓄意對號入座，然後反咬一口栽贓給中國使館。」

對於「戰狼外交」的批評者來說，這種措辭很容易被當作「強詞奪理」而被不屑一顧。但如果從戰術應對層面來看，中國使館的這種指控，其中摻雜着似是而非的信息扭曲，並利用對手的微小漏洞來反擊。

作為和政府保持距離的左派報紙，《解放報》向來注重頭版言簡意賅的視覺衝擊力。該報今年3月19日的頭版標題是「Reconfinement, Putain, un mois…」（再度封城，媽的，要一個月……）中國使館說Putain是「法國國罵」固然並不算錯，但這個詞用在辱罵意義上有不同用法：既可以做「妓女、婊子」解（類似英文中的bitch），也可以做一般性發泄情緒的語氣詞（類似英文中的shit）。放在3月19日的語境中，很明顯是採用後一種情緒發泄、而非定向人身攻擊的意義。

然而中國使館的邏輯是：既然你們可以在報紙頭版上說「媽的」，為什麼不允許我們說邦達茲是「小流氓」？但明眼人不難看出，這實際上是在混淆視聽，將對政策發泄不滿和對個人進行攻擊混為一談。運用同樣邏輯的，還有《討論》一文中理直氣壯質問「法國不是連上帝都可以褻瀆嗎？」，言下之意是，既然上帝都可以褻瀆，褻瀆個把凡人就更不在話下。然而現代意義的政教分離和法治原則恰恰在於：作為言論自由的表現，可以批評甚至攻擊宗教（例如最近法國沸沸揚揚的「米拉事件」，以及馬克龍明確表態捍衞的「瀆神的自由」），但不能攻擊作為肉體凡胎的教徒，後者在民刑事上享有一系列權利的保護。

而中國使館舊事重提的「《巴黎人報》發推使EHPAD一詞」，雖然有明顯的泄舊憤痕跡，卻仍是整個事態中最有新意的一筆。

2020年4月12日中國使館在官網上發表《把顛倒的事實再顛倒過來——一名中國駐法國使館外交官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觀察》（雖然並未署名，但外界一般認為出自盧沙野之手，或至少得到其授意），其中聲稱在疫情初期，「養老院」（該文法文版本用詞為EHPAD）護士曾拋棄住院老人。但EHPAD是法國「無自主能力高齡人口居住機構」（Etablissement d』Hébergement pour Personnes Agées Dépendantes）的特定稱呼，因此該文引發法國政界和輿論的不滿，也導致了盧沙野本人被法國外長召見，成為疫情初期體現兩國關係不睦的最重大事件。

事件發生後，中國使館將引發爭議的文章刪除，但數日後發文辯解稱「法國媒體也廣為使用EHPAD指各國醫療養老院。比如，《巴黎人報》4月18日在推特上就曾使用，稱『新冠肺炎疫情中，加拿大一家EHPAD被護理人員拋棄』。該詞也被LCI等多家媒體使用。」

經檢索後不難發現，《巴黎人報》相關推文的確屬實，如今仍可檢索到，但這一推文是根據網站文章自動生成或者手動發表的，而網站文章在標題中使用Ehpad一詞後，當天即進行了修改（從標題下方修改時間可見），修改後從題目到內文僅出現過一次該詞，即介紹魁北克省「長期居住與照護中心」時解釋稱「即魁北克對應於Ehpad的機構」。

可見，《巴黎人報》在用詞不嚴謹之後，當天即進行了更正，但舊有痕跡卻留在了推文中，成為中國使館的一個口實。而在LCI網站上相關文章中，雖然正文其實通篇都並未使用這一字眼來指稱加拿大養老院（唯一一處使用方式和《巴黎人報》相同），但標題卻並沒有像《巴黎人報》一樣足夠謹慎，導致更坐實了這種指控。

可見，中國駐法使館在一年時間裏兩次援用法國媒體的表述，其實是利用法國媒體操作的瑕疵（必須承認，法國媒體的職業水準遠非無懈可擊），完成了似是而非的信息扭曲。對於普通讀者而言，看到這種指控中有報紙名稱、有日期、有發文平台，會大概率地認為此言不虛。雖然這種信息扭曲經不起進一步的探究，但對於滿足公眾的淺層資訊需求、散播疑心、定向突出於己有利的碎片信息來說，卻是卓有成效的，這也是「今日俄羅斯」（RT）、俄羅斯衞星網（sputniknews）等外宣機構在歐洲展開信息戰的典型手法。外界往往通俗地將這種俄式信息戰稱之為「假新聞」（Fakenews），而嚴格意義上的「假」新聞固然已經被大量炮製，但這種具有一定真實成分、卻意在信息扭曲和操控的手法，卻比純粹的「假」新聞更隱蔽、更難以對付。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外交和外宣的「俄羅斯化」，是這一波「戰狼外交」中最值得矚目的動向之一。頗具巧合意味的是，就在中歐雙方互相施加制裁措施時，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訪華，中俄雙方發表《關於當前全球治理若干問題的聯合聲明》，兩國事實上的結盟已經呼之欲出，而這種「俄羅斯化」也不難獲得更大的動能。

針對官方：刻意藐視和分庭抗禮

再次，此次盧沙野的矛頭不僅指向了研究人員和媒體，更非常罕見地同法國外交部掰起了手腕。這種對官方機構的刻意藐視姿態，是這一波「戰狼外交」進化的另一個重要標誌。

3月22日，法國外長勒德里安針對盧沙野連發兩條推文，一條稱「在我們同中國的關係之間，沒有針對共和國民意代表和研究人員進行侮辱和試圖恐嚇的餘地。我們保護那些體現言論自由和民主的人」，另一條稱「中國駐法大使的針對民意代表、研究人員和歐洲外交官的言論是不可接受的。我已要求召見中國大使，向他堅決重申這些信息。」

然而面對法國外交部的召見，中國駐法使館卻回應稱，大使盧沙野22日當天另有行程，23日會到法國外交部，針對歐盟制裁和與台灣有關的問題「向法方提出交涉」。

很明顯，這一回合交手中，中國使館不惜打破外交慣例和禮儀，拒絕法國外交部的「召見」，以爭取一種表面上的戰術主動權。

在外交慣例中，「召見」是一種半強制性的行為，這種性質來自於東道國和派遣國之間天然存在的主賓關係。所謂「客隨主便」，駐外使館在面對東道國召見時，除非有天災人禍等不可抗力，否則這種召見應當在日程上佔據絕對優先位置，其他一切既定安排都應為此讓道。但中國使館在明知這一點的情況下，依然刻意將日期推後一天，單方面將此次見面的性質改為上門「交涉」（並且在國內以這種口徑大肆宣傳），以示「不吃這一套」，從官方層面上分庭抗禮。

倘若換位思考，如果中國外交部召見法國駐華大使，而後者明明人在北京，卻以行程為由拒絕，刻意推後一日上門交涉，恐怕中國人會條件反射地理解為「太上皇做派」「帝國主義嘴臉」「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等等；由此不難想像（雖然不能完全等同），當盧沙野拒絕法國外交部的召見時，給法國朝野和整個歐洲外交圈留下何種印象。

這種戰術上嘗試奪取主動權的做法，是否在戰略層面上同樣能起到效果？恐怕不同立場會有不同判斷。一方面，法國同樣在戰術層面進行了反制。盧沙野聲稱要針對歐盟對華制裁和台灣問題提出交涉，法國方面並未否決此次會面，但有報導稱勒德里安並沒有給盧沙野機會，在對方開口提及台灣問題時便予以打斷；另一方面，已經有不具名外交人士表態稱，「我們不想將他列為不受歡迎人士，但我們希望停止攻擊。他的態度與其尋求共同點的角色不相符，反而已成為法中關係的問題。」法國外交部亞洲司還稱盧沙野是「兩國元首所表達政治意願的障礙」。這些表態實際上暗示，盧沙野已經走到「不受歡迎人士」的邊界上。

不過從盧沙野這一方看來，所謂戰略上的勝利，恐怕既不是衝撞紅線後免於被驅逐，也不是代表中國同法國「尋求共同點」，而是在其自身與當下方興未艾的戰狼外交之間、或者說是與最高領袖之間「尋找共同點」。如果法國投鼠忌器，不願冒着徹底撕破臉的巨大代價來驅逐盧沙野，那麼這次衝撞紅線就算成功；即便法國通過外交渠道以彈性手段促成盧的調任，他仍然可以作為「在外交戰線上堅決捍衞國家利益」的代表而獲得政治紅利。從中共官僚系統的上升通道來看，這種着力點並非是單線程的，尤其以其從加拿大調任法國的經歷來看，即便因為履職受阻而再次調任，只要和最高領袖之間形成共鳴，便不會構成仕途上升的障礙。

戰狼外交本質上是一場「選美比賽」

中國駐法使館近期的一系列舉動，很難說是整個外交口上統一部署的「規定動作」，更大程度上是盧沙野的個人「即興發揮」，因為從中國駐美、英、德、意等國使館的官網公開表態來看，除了近期因為新疆問題、歐中相互制裁而引起的外交爭端外，基本仍維持常規做派，沒有一處像中國駐法使館一樣、在過去這一年間頻頻發炮。另一位以「戰狼」形象為外界所側目的駐瑞典大使桂從友（據法國和瑞典媒體稱，他在兩年間被瑞典外交部召見40餘次，但其本人否認均屬「召見」性質），從他去年年底接受《快報》專訪的表態來看，甚至可以說頗諳剛柔相濟的外交之道，遠不如盧沙野殺氣騰騰、睚眥必報。

據法國媒體此前分析，盧沙野的種種舉動，背後可能有個人政治晉升野心的成分，但同時也順應了「戰狼外交」更具攻擊性的趨勢。

《觀點》（Le Point）雜誌在2020年4月底的一期中國專號中，將這種戰狼風格稱之為中國外交的「新紅衞兵」，並特別點名指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駐法大使盧沙野、駐瑞典大使桂從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是「戰狼圈」的骨幹力量。該雜誌引述法國前任駐華大使黎想（Jean-Maurice Ripert）的分析稱，中國缺少一種「談判外交」的傳統：中華帝國自視為世界中心，其領導人直到20世紀都不大習慣於處理國際關係。毛澤東就是這種類型，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試圖填補這條鴻溝，但習近平又回到老路上去了。「他們不要求大使去談判，或者讓中國顯得更友好，而是要去捍衞它。」黎想不無諷刺地稱，中國各駐外大使的強硬姿態，本質上是一場「選美比賽」，而目的只有一個——「取悅君主」。

而盧沙野從駐加大使到駐法大使的躍升，則是這場「選美比賽」最直接的獎賞展示。因為按照一種《動物農莊》式的邏輯，在中國的外交話語中雖然「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有些駐外大使比其他大使「更加平等」，駐美、英、法、德、俄、日、朝、印度、巴西九國的大使，具有副部級標配。盧沙野在駐加大使任上，雖然孟晚舟事件導致兩國關係急轉直下，而且他咄咄逼人的風格無助於事態緩解，卻由此得到高層認可，從駐加大使調任駐法大使，意味着跨上了至關重要的副部級台階。而且在上述九國大使中，1964年出生的盧沙野屬於最年輕之列，這意味着他的政治前途更加廣闊。

加拿大漢學家佩耶特（Alex Payette）用一種頗富「克里姆林宮學」色彩的方式觀察中國的「戰狼」外交，認為盧沙野在2015-2016年間曾出任中國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長，這使得他有機會同主管政策研究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王滬寧接觸。而盧沙野的履歷中自然也同前外交部長、現國務委員楊潔篪多有交集。這兩點對於盧沙野在政治上的升遷不無裨益。這種「克里姆林宮學」很難說有多大的準確預判性，但從近期中美阿拉斯加會談中楊潔篪的表現來看，盧沙野無疑是當下駐外使節中最得其衣缽真傳的一位。

結語：「戰狼外交」的另一種啟示

中國駐法使館近期一系列舉動中透露的新跡象，是否會促成「戰狼外交」的總體升級迭代？目前看來還很難下這種定論。畢竟，種種舉動中都有強烈的盧沙野個人色彩，很難輕易推廣到其他國家。即便盧因此在這場「選美比賽」中佔據有利位置，引發同僚豔慕效仿，但整套外交思維和語彙模式的改變，卻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尤其是，像俄羅斯一樣短兵相接、主動出擊的風格，需要具有極富手段的專業人才，以及整個體系相當程度的容錯能力，這對於中國外交而言仍然是短板所在。

在很大程度上，郭嵩燾對晚清外交的十二字評論「一味蠢，一味蠻，一味詐，一味怕」對於當下並未完全過時。當然，「怕」和「蠢」的因素已經褪去很多，而「蠻」和「詐」則推陳出新。面對這種挑戰，道義感不能代替現實應對，對「一味蠻」的鄙夷不屑，也不能遮蔽對「一味詐」的警惕和拆解。

在15年前出版的《狼圖騰》當中，姜戎從漢人視角出發，對「狼性」頗多讚美，對農耕民族（以漢族為典型）的劣根性進行了嚴厲批判，這種立場瑕瑜互見，不乏爭議聲音，甚至被德國文學批評家顧彬斥之為「法西斯主義」，但耐人尋味的是，15年之後，在「戰狼外交」興起的背景下，相關語境卻時移勢易，彷彿換了人間。在某種意義上，曾經以堅船利炮扣開中國國門的歐洲人，如今在戰略上已處於守勢，變成了數字時代的農耕民族，而中國作為一個野心勃勃的後來者，對歐美既有秩序發起挑戰，彷彿狼群闖入農耕民族的領地，「戰狼外交」既有時代的偶然性因素，同時也很難說完全出於偶然。

無論對於力圖捍衞價值觀的歐洲人，還是對於力圖在廢墟中有所重建的中國人來說，面對「戰狼」，只停留在「友邦驚詫」或者鄙夷不屑的層面，是遠遠不夠的（這甚至可以說正是「農耕民族」的軟弱和逃避表現），即便無須像姜戎一樣完全折服於「狼性」，也必須努力分析其行事邏輯、手段和強弱，甚至在必要時從對手身上借鑑，才能真正有效地予以羈束和回擊。

而從更大的政治生態來說，「戰狼」及其代表的壓迫性中國外交風格（在更廣泛意義上還包括俄羅斯），對歐洲而言亦是福禍相依之事：從「一帶一路」以來，中國對歐洲內部的離心作用已經相當明顯，尤其在中東歐和南歐已經開始接出果實，但自疫情經年未息、又疊加新疆事態發酵之後，「戰狼外交」（以及中國對歐洲開出顯著超出對等範圍的制裁清單）加速了歐洲下一階段在相關問題上的重新定位和立場整合。狼群環伺，對歐洲固然構成威脅，但未嘗不構成一種契機。正如法國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研究員顧德明（François Godement）所言：有史以來第一次，歐洲、美國和亞洲多數國家萌生出一種「集體意識」，共同將中國視為21世紀的最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