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安徽望江投河者事件：不可批评的警察和拒绝义务的国家

12月4日，一段警察未能救援投河自杀者的视频在中国互联网传播。视频显示，当天在安徽省望江县，一名女子站在河水中欲轻生，两名警察站在两米外的岸边劝导，女子突然向前跳入深水区，在场四名警察缓慢结成“人链”下水，随后一名围观者跳下水救人，但女子已经沉入水底。另一段视频显示，女子跳下深水区后，警察才穿上救生衣。

视频流出后，舆论两极分化，许多网民谴责警察救援不积极、不专业；另一部分网民则表示，不能要求警察跳入水中救援，因为“警察的命也是命”。这一说法挪用自“黑人的命也是命”，后者原是抗议针对黑人的系统性暴力（尤其是美国警察对黑人的暴力），如今却诡异地在中国被用来形容警察的处境，仿佛警察才是事件中的受害者。

不可批评、“神圣化”的警察

宣传机器的主动出击表明，“警察”这一图腾在中国已经趋近神圣化，任何批评和监督都会被当作有敌意的抹黑。

顺着“警察的命也是命”的思路，中央电视台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表评论引导舆论：“挽救一个生命，不应该以牺牲另一个生命为前提。”中共中央政法委同日表态，也采用同一逻辑。

官方的辩护立论当然站不住脚，公众要求警察积极救援，并不必然导致以命换命。而正如有评论作者所指出的，宣传机器选择的辩护逻辑，伤害了他们近几年苦心经营的“最美逆行者”的主流叙事——“公务人员+危机时刻+冒险营救”。

以央视为例，其微信公众号从未间断过渲染警察的英勇无畏（9月26日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我是警察，我陪你一起！”女孩欲轻生，民警这段嘶吼太揪心》），也从不吝借网民的声音赞美警察（10月4日《民警巡逻时突然被一只小手牵住，网友：这就是安全感！》）。不到三个月时间，论调从“陪你一起”退到“不应牺牲”，受众再迟钝，也能察觉官媒的顾此失彼。

在一般的逻辑里，处置个别渎职警察不会影响警察群体的形象，也无碍“逆行者”叙事。但此次望江事件调查结果未出（如官媒所强调的），宣传机器已经全力启动为当事警察开脱。中央政法委干脆在公众号写道：“没有依据事实真相的批评，只会让施救者寒心。”

宣传机器宁可牺牲“逆行者”叙事的可信度，也要保全舆论风浪中的警察和辅警。这种对警察的偏袒，不啻是2016年雷洋案的余音——当年汹涌的民愤直指“警察滥用暴力”，要求调查雷洋死亡的真相、“整顿约束公安纪律”，最终检察院仍然决定不起诉当事民警，为此出动更多警力压制联署公开信的人大校友。

基于已经流传出的视频，无论批评望江警察的救援不够专业（出警警察不会游泳），还是批评他们不够积极（女子跳水后许久警察才穿上救生衣），都称得上有的放矢。而这种程度轻微的批评，对体制本身可以说分毫无损。即便如此，宣传机器的主动出击表明，“警察”这一图腾在中国已经趋近神圣化，任何批评和监督都会被当作有敌意的抹黑。

2019年12月，上海有男子持刀砍人，一名民警当街开枪，流弹伤到两名路人。这则新闻同样引起不少人对警察专业性的质疑，但舆论发酵后产出的最主流声音是：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有赖于警察的果断开枪，坚决支持警察开枪。

对具体事件中警察开枪的细节、程序、制度是否合理的讨论都无法在舆论场中展开，能被容许的只有整齐划一的“坚决支持警察”。体制和它的人民似乎都坚信，国家垄断的合法暴力对恐怖分子的压制，是稳定生活的前提。而对暴力机器（警察和军人）的任何质疑，都潜藏着动乱的危险。

暴力机器神圣化的另一表现，是警察、军人被不遗余力地打造成偶像。官媒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常规选题之一，就是（退伍）警察、军人如何使用武力制服歹徒，图文并茂，并常配以“帅爆了”的惊叹。理所当然，官媒热衷于将“帅爆了”的男性警察、军人叙述为中国女性的梦中情人。

今年10月份，《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以《全网祝福！那个想嫁“兵哥哥”的抗疫女护士如愿了》为标题，浓墨重彩地庆贺这个完美符合宣传需求的故事——援鄂志愿者2月份“逆行”参与抗疫，3月份“火线入党”，4月份公开表示想当军嫂，在官媒的牵线搭桥后，嫁给了军人。但随后，坊间流传的信息指出，故事的另一面涉及已婚出轨、威胁前女友等“不阳光”的细节。官媒草草删稿了事，而类似的关于暴力机器的浪漫叙事并没有停止。

“最美逆行者”，用道德话语消解权利话语

警察救助投河自杀者，本是公职人员对普通公民的责任，在道德话语之下被改写成一道有中国特色的电车难题：一群更值得活下去的人，是否应该舍命去救一个不那么值得活下去的人？

关于望江事件，舆论场有另一种流行观点——自杀的人不值得救。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文章也隐晦表达了类似意思：“当他们走上天台、跨进河流，一切救援都称不上及时”。这一论述把事件的焦点从警察的“见死不救”（没有尽力），转移到受害者身上，从而让一场发酵中的关于信任危机的讨论戛然而止。

一些持批评意见的网民形容当事警察“冷漠”，上一次引发大规模的“冷漠”控诉的，还是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18个路人走过被撞倒的2岁女童身边而没有施以援手。再往前一次，则是2008年的范跑跑事件——地震来临时，老师先于学生逃离教室。

望江事件中，女子跳入深水区后，先后有两个围观群众跳入水中试图救援，而岸边的警察则行动迟缓。这些影像足以支撑起对当事警察“冷漠”（而不仅是不专业）的指责，如果回到十年前的中国社会，官方理当面对道德和公信力的双重危机，但现实是这些讨论被迅速打散。

从近期另一个公共话题，可以窥见危机消解的逻辑。12月5日，15名擅入未开发溶洞的户外活动爱好者失联，经过三天的搜救全部被找到。此事在舆论场引起一边倒的谴责：浪费公共资源；搜救费自己出；直接判五年；自己找死救他们干嘛。

一个人必须安分守己，遇上危险才值得被拯救，否则就是“浪费警力”。其中隐含的是道德话语对权利话语的替换——警察不是在履行职责和义务，而是在施舍。官方的“逆行者”叙事最早开始于一幅描述天津大爆炸的漫画，危险发生，普通人逃离爆炸现场，消防员逆行进入危险中救人，这不仅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还是一种比普通群众（他们的形象是逃离危险）优越的道德。

警察救助投河自杀者，本是公职人员对普通公民（或群众）的责任，在道德话语之下被改写成一道有中国特色的电车难题：一群更值得活下去的人，是否应该舍命去救一个不那么值得活下去的人？而在社交媒体的讨论中又的确有人讲出心中答案：“两个选一个，我选择警察活下去。”

一旦发生重大事件，进入危机状态，这套支配着中国社会的道德话语就浮出水面，把责任推给道德亏损者，而非问责体制内的掌权者。

3月份疫情期间，一个归国的留学生因为隔离期间要求喝矿泉水而被警察怒斥，继而又被媒体和民间舆论大加挞伐，其中运作的就是道德话语的逻辑——出国留学已经有崇洋媚外的嫌疑，从国外回来更是自私自利，要求喝矿泉水则愈显骄奢淫逸。官方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制造、谴责此类自私的“巨婴”，另一方面肉麻地歌颂伟大的“逆行者”，从而让任何试图在危机中问责的声音都无处着力。

人格化的国家拒绝义务

这幅图景已经太过古怪：权力集中的国家，把自己人格化为道德高尚的“逆行者”，又强调自己的英勇“逆行”是奇迹而非义务。

中央政法委评望江事件的文章，列举了警察过往的英勇事迹——“在窗边能抓住跳楼的男子，在桥上能拽住跳桥的姑娘，在洪水中能托举年幼的孩子”，随后话锋一转，表示“这一次奇迹并没有发生”，没有“满足老百姓心里对于民警的期待”。望江事件警察后来也回应：“警察不是超人，我们真的尽力了。”

言下之意，“逆行者”叙事所塑造的英勇、全能的警察形象，是一种超越了基本职务要求的超人之举，在危险中救下群众，属于“奇迹”的范畴。这种经常发生的“奇迹”拉高了群众的“期待”，使得老百姓对警察的要求高于警察的职务要求。

这一说法在道理上或许成立。问题是，“老百姓”之所以为“老百姓”，而不是“公民”，正在于出让了制约公职人员（代表国家）的权利，成为彻底的被统治者。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自己和国家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国家承诺用超人的力量庇护他们，所谓“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初期，政府的宣传口号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由此，才有后来的失独父母以请愿方式要求政府兑现承诺，即便体制内的声音也不敢抹杀这一要求的正当性。38年间，相关口号已经逐步退为“政府帮养老”、“养老不能靠政府”，国家翻脸了。

回到望江事件，“警察不是超人”是一次走漏风声，它表明国家正在快速剥离对人民的义务关系。不仅如此，一整套道德话语反过来把义务加在人民身上——应当共情国家的不容易，不要要求“超人”永远创造奇迹。

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对望江事件发表了跨省评论：“现场的人员既然有时间拍视频或已发现……可先期开展应急救助或劝阻，而不是 ‘围观’ ‘冷漠’看着生命消亡。”同样，今年8月份，当江西抚州公安在一起杀人案中被网民质疑救人不力时，其官方微博也发出回应：“希望你能作为优秀的人民群众来帮助我们抓捕逃犯”，“我们不希望受到委屈和无端的指责”。

作为国家暴力机器，警察在宣传阵地上把自己和围观群众放在同一起点，要求得到人民的谅解，一旦受到委屈，则明言威胁（自己去抓捕逃犯），其上级单位也要求群众爱惜他们（莫让施救者寒心）。类似的以官方名义发表的警察言论数不胜数。相关言论并没有受到纪律惩戒，抚州公安8月份关于渎职的调查也没有后文。由此，这种乖戾的性情，与其看作个别警察的情绪，毋宁看作是人格化的国家的脾气。

这幅图景已经太过古怪：权力集中的国家，把自己人格化为道德高尚的“逆行者”，又强调自己的英勇“逆行”是奇迹而非义务，因为已经付出很多，要求人民多体谅自己，不可让自己受委屈。其内心活动直如咪蒙风靡一时的文章：“因为你喜欢我，所以我就该无条件惯着你？我欠了你的？”——而如果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么说又不无道理。

这一切早有征兆，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中，中国年轻人用饭圈追星的方式爱国，把国家拟人化为偶像（“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哥哥”），对国家角色的改写（饭圈规则，“哥哥”只能被维护，不能被质疑），正好与中国政治气候的转变相契合。受此启发，宣传机器在最近一年中对流量和偶像话语的运用日臻成熟。

随着这一整套道德话语与偶像话语越来越深入中国社会，下一次的望江事件发生，舆论将再无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