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香港因为政府的防疫政策而几乎进入“封城”状态时，7月28日，消息指港府拟宣布押后原定9月6日的立法会选举，惟因消息曝光或存在变数，将延迟在8月初公布（大概在选举提名期7月31日结束后、候选人抽签编号前8月4日）。消息人士指，政府或将会期押后一年，期间的真空期，或将提请人大决议，临时修改基本法规定，延长一年现届立法会任期。事情未定，7月29日晚，香港警方就首次以“国安法”名义上门拘捕4人，他们并非外界此前关注的黄之锋、黎智英，而是几位报称学生的年轻人。警方未公布案件详情，仅警告香港民众，即便是在网络上发表触及分裂国家的言论，也会被警方留意。
此前，不少已报名立法会选举的参选人收到选举主任信件，要求回复对个别政治议题的立场，包括原则上是否反对《港版国安法》、反对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以及是否会否决所有政府向立法会提出的法案、议案及财政预算案。
众所周知，经过2019年反修例运动和2020年上半年的《港版国安法》实施，香港政治遭遇死结，建制派选情绝不乐观，但民主阵营传统泛民、本土派和“抗争派”对议会抗争的不同想像，也难让人准确预测选举结果。坊间不少人认为，押后选举是要挽救建制派选情，而评论人刘锐绍则指，透过押后选举、DQ参选人，是想要达到民主派在下届立法会守不住1/3关键否决权，或以此通过政改。
这届箭在弦上的立法会选举与国安法在香港的法律实践，将会成为香港政治下半年的两场重点角力。
理据？
政府依凭什么法律理据延后选举？
综合目前消息，特区政府可依据押后立法会选举的法理，分别是动用《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第八条，动用《紧急法》或《立法会条例》第44条。但去年，港府引用紧急法实施《反蒙面法》，一度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虽然最后政府又上诉得直，但紧急法已成为政府-社会关系中的敏感议题，一旦运用，势必要付出较大的执政成本。
另有《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第8条，容许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为防止、应付或纾缓该公共卫生紧急事态的影响，及为保障公众健康，订立规例(《规例》)，条文所指公共卫生紧急事态可包括延后选举的安排。
《立法会条例》第44条——行政长官可以决定押后选举日期的规定，及第6条没有订明上任日期的漏洞，已足可延迟下一任立法会上任日期，“合法地”延期选举的目标，但每次最多14日。
押后立法会选举，除了要处理现立法会的任期问题外，还将产生的另一个法律问题是，新届议员的任期是三年还是四年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有传或将提请人大决议。前一个问题，下文再议，而对后一个问题，事实上只需按照基本法第69条——立法会除第一届任期为两年外，每届任期四年——已有足够法律理据，无需交给人大决定。
利害关系？
理论上，如上文所述，特首最多押后选举14天。
但是，立法会条例第4及66条都只要求特首指明一个立法会任期开始的日子，而未有限定作出决定的时限及次数，不过当指明任期开始日后，要在60至15日内举行选举日，若选举日改期则需要在举行前两星期通知。
换言之，法例上并无文字订明特首不可以押后一年甚至更久，仅订明要指明下一届的上任日期。关于特首能否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年，本地法理上是否行得通，目前仍有不同意见；而问题是就算法理上行得通，一拖再拖，对北京的压力只会不断增加。去年的区议会选举延期就闹得甚嚣尘上，亦不见得对建制派选情有任何帮助。而建制派若未能利用时间，与防疫失策的林郑政府有清晰区隔，选情亦难望有转机。
其次对于泛民来说，只要选举仍受国际关注，让选举仍然可以成为北京的痛脚，则仍有实力保住初选后的团结势头。但民主派能否延续这个趋势，在于如何利用延后选举所产生的新政治矛盾，例如应否或如何参与紧急会议，来保持阵营团结及维持与北京政治张力。
而无论最终政府决定延后多久，最先影响的是，如果新一届立法会不在本届立法会任期结束前产生，在两届之间的空隙， 特区便没有立法机关，将会出现“立法真空”的问题。由于本地法律中并未对延长议员任期有任何规定，因此可能触碰基本法的修改，而要提请人大决定。问题是，人大决定会触碰宪制，国安法甫动用人大落定，已民心尽失。
若选举果真押后，立法会未来一年时间将在毫无民意授权的状态下运作，影响政府每年宣读《施政报告》及审议《财政预算案》两项重点工作。而在议会日常运作层面，亦肯定会处理过去几年积压的敏感议题（例如明日大屿计划），故此特区政府管治将比现在面临更大民意挑战。
一来是否非要推迟选举不可，二来是否要推迟一年这么长，港府若要做此决定，理应有充分论证说明。加上人大决定不受司法复核挑战，若特区政府将事项提请人大决定而无合理理由，将会造成选举延期乃政治决定的公众印象。
目前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并不仅香港一家，而推迟选举的却寥寥无几。因此一来是否非要推迟选举不可，二来是否要推迟一年这么长，港府若要做此决定，理应有充分论证说明。加上人大决定不受司法复核挑战，若特区政府将事项提请人大决定而无合理理由，将会造成选举延期乃政治决定的公众印象。
回看新闻纪录，在7月19日，林郑月娥对选举延期的态度仍然冷淡，及至周中行政会议仍未有相关讨论。唯在多位建制派向媒体发话后，选举延期一事竟在三数天内，急速成为特区政府紧急处理事项，而且相关官员亦未能向公众作任何说明。特首态度演变之快，完全超出外界预期，事件有建制派成功迫令政府转軚的观感，亦一改建制派与政府过往闭门处理矛盾的作风。
政治新常态与两场角力
香港人在政制崩坏之下面对的新一轮政治新常态，不单是公务员团队专业及中立性的自我失却，而是其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都随时可受在野建制力量和北京的干预。
选举是否要押后还未定，国安法就重装上演。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煽动他人分裂国家为由，突击性拘捕前港独派组织“学生动源”的发言人与两位前成员，及另一位至截稿前还未知身份的人士，共3男1女，年岁介乎16至21岁。按照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在记者会的描述，相信他们涉嫌与网上一个所得关注甚少的社交媒体专页、及当中涉及港独宣言的内容有关而被捕。
李桂华在记者会上称：“根据普通法原则，有关人士只需要作出宣布，已经属于煽动罪行，不需要证明对方有否煽动任何人做事。”此言迅速被质疑，“宣布”就等于“煽动”？坊间批评国安法是要“因言入罪”。
选举之外，国安法轮番上演，又拉又打，无非是要给社会一个“警告”——国安法的震撼作用绝对货真价实，不容心存侥幸。
无论是国安法名义的拘捕，还是港府声称要合法延迟立法会选举，这一年多来港府和北京的各种安排透露出香港新的政治现实——
港府决策无充分论证，当错误或迟滞决策（包括防疫）引起严重后果，却无相关官员被问责追责，反由社会承担代价；行政立法关系恶劣，社会、立法机关的各类政治自由被有利政府施政的法规所限，议会较以往更受制于行政；港府与中央形成更密切的共同体，事无巨细（从公卫到政治）都要征询中央意见成“常态”，本地政府管治意志遭大幅稀释；而在中央赋予的权力下，政府又一再加强收紧政治自由。
甚至，相比于以往，建制派在重要关头还可以透过政治手段干预行政会议运作。这些都证明林郑政府管治实权已所剩无几。香港人在政制崩坏之下面对的新一轮政治新常态，不单是公务员团队专业及中立性的自我失却，而是其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都随时可受在野建制力量和北京的干预。
争议因选举而起，证明民意仍有其份量，以疫情为由拖延选举，其实是希望以时间换取空间 ，改变选举形势；而选举之外，国安法轮番上演，又拉又打，无非是要给社会一个“警告”——国安法的震撼作用绝对货真价实，不容心存侥幸。在香港目前近乎一面倒的民情底下，民意不破是议会能继续抗争的基础，而国安法或许会成为政局不断激化的推力，成为北京与香港民主派支持者在选举外的另一场角力。虽然二者是势均还是不对等，并不难观察，但此时唯可寄托的仍是民意与人心。
（梁俊彦，前立法会议员助理）
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