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香港因為政府的防疫政策而幾乎進入「封城」狀態時，7月28日，消息指港府擬宣布押後原定9月6日的立法會選舉，惟因消息曝光或存在變數，將延遲在8月初公布（大概在選舉提名期7月31日結束後、候選人抽籤編號前8月4日）。消息人士指，政府或將會期押後一年，期間的真空期，或將提請人大決議，臨時修改基本法規定，延長一年現屆立法會任期。事情未定，7月29日晚，香港警方就首次以「國安法」名義上門拘捕4人，他們並非外界此前關注的黃之鋒、黎智英，而是幾位報稱學生的年輕人。警方未公佈案件詳情，僅警告香港民眾，即便是在網絡上發表觸及分裂國家的言論，也會被警方留意。
此前，不少已報名立法會選舉的參選人收到選舉主任信件，要求回覆對個別政治議題的立場，包括原則上是否反對《港版國安法》、反對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以及是否會否決所有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的法案、議案及財政預算案。
眾所周知，經過2019年反修例運動和2020年上半年的《港版國安法》實施，香港政治遭遇死結，建制派選情絕不樂觀，但民主陣營傳統泛民、本土派和「抗爭派」對議會抗爭的不同想像，也難讓人準確預測選舉結果。坊間不少人認為，押後選舉是要挽救建制派選情，而評論人劉銳紹則指，透過押後選舉、DQ參選人，是想要達到民主派在下屆立法會守不住1/3關鍵否決權，或以此通過政改。
這屆箭在弦上的立法會選舉與國安法在香港的法律實踐，將會成為香港政治下半年的兩場重點角力。
理據？
政府依憑什麼法律理據延後選舉？
綜合目前消息，特區政府可依據押後立法會選舉的法理，分別是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八條，動用《緊急法》或《立法會條例》第44條。但去年，港府引用緊急法實施《反蒙面法》，一度被最高法院裁定違憲，雖然最後政府又上訴得直，但緊急法已成為政府-社會關係中的敏感議題，一旦運用，勢必要付出較大的執政成本。
另有《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8條，容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為防止、應付或紓緩該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影響，及為保障公眾健康，訂立規例(《規例》)，條文所指公共衞生緊急事態可包括延後選舉的安排。
《立法會條例》第44條——行政長官可以決定押後選舉日期的規定，及第6條沒有訂明上任日期的漏洞，已足可延遲下一任立法會上任日期，「合法地」延期選舉的目標，但每次最多14日。
押後立法會選舉，除了要處理現立法會的任期問題外，還將產生的另一個法律問題是，新屆議員的任期是三年還是四年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有傳或將提請人大決議。前一個問題，下文再議，而對後一個問題，事實上只需按照基本法第69條——立法會除第一屆任期為兩年外，每屆任期四年——已有足夠法律理據，無需交給人大決定。
利害關係？
理論上，如上文所述，特首最多押後選舉14天。
但是，立法會條例第4及66條都只要求特首指明一個立法會任期開始的日子，而未有限定作出決定的時限及次數，不過當指明任期開始日後，要在60至15日內舉行選舉日，若選舉日改期則需要在舉行前兩星期通知。
換言之，法例上並無文字訂明特首不可以押後一年甚至更久，僅訂明要指明下一屆的上任日期。關於特首能否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本地法理上是否行得通，目前仍有不同意見；而問題是就算法理上行得通，一拖再拖，對北京的壓力只會不斷增加。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延期就鬧得甚囂塵上，亦不見得對建制派選情有任何幫助。而建制派若未能利用時間，與防疫失策的林鄭政府有清晰區隔，選情亦難望有轉機。
其次對於泛民來說，只要選舉仍受國際關注，讓選舉仍然可以成為北京的痛腳，則仍有實力保住初選後的團結勢頭。但民主派能否延續這個趨勢，在於如何利用延後選舉所產生的新政治矛盾，例如應否或如何參與緊急會議，來保持陣營團結及維持與北京政治張力。
而無論最終政府決定延後多久，最先影響的是，如果新一屆立法會不在本屆立法會任期結束前產生，在兩屆之間的空隙， 特區便沒有立法機關，將會出現「立法真空」的問題。由於本地法律中並未對延長議員任期有任何規定，因此可能觸碰基本法的修改，而要提請人大決定。問題是，人大決定會觸碰憲制，國安法甫動用人大落定，已民心盡失。
若選舉果真押後，立法會未來一年時間將在毫無民意授權的狀態下運作，影響政府每年宣讀《施政報告》及審議《財政預算案》兩項重點工作。而在議會日常運作層面，亦肯定會處理過去幾年積壓的敏感議題（例如明日大嶼計劃），故此特區政府管治將比現在面臨更大民意挑戰。
一來是否非要推遲選舉不可，二來是否要推遲一年這麼長，港府若要做此決定，理應有充分論證說明。加上人大決定不受司法覆核挑戰，若特區政府將事項提請人大決定而無合理理由，將會造成選舉延期乃政治決定的公眾印象。
目前受到疫情影響的國家和地區並不僅香港一家，而推遲選舉的卻寥寥無幾。因此一來是否非要推遲選舉不可，二來是否要推遲一年這麼長，港府若要做此決定，理應有充分論證說明。加上人大決定不受司法覆核挑戰，若特區政府將事項提請人大決定而無合理理由，將會造成選舉延期乃政治決定的公眾印象。
回看新聞紀錄，在7月19日，林鄭月娥對選舉延期的態度仍然冷淡，及至週中行政會議仍未有相關討論。唯在多位建制派向媒體發話後，選舉延期一事竟在三數天內，急速成為特區政府緊急處理事項，而且相關官員亦未能向公眾作任何說明。特首態度演變之快，完全超出外界預期，事件有建制派成功迫令政府轉軚的觀感，亦一改建制派與政府過往閉門處理矛盾的作風。
政治新常態與兩場角力
香港人在政制崩壞之下面對的新一輪政治新常態，不單是公務員團隊專業及中立性的自我失卻，而是其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都隨時可受在野建制力量和北京的干預。
選舉是否要押後還未定，國安法就重裝上演。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以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為由，突擊性拘捕前港獨派組織「學生動源」的發言人與兩位前成員，及另一位至截稿前還未知身份的人士，共3男1女，年歲介乎16至21歲。按照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在記者會的描述，相信他們涉嫌與網上一個所得關注甚少的社交媒體專頁、及當中涉及港獨宣言的內容有關而被捕。
李桂華在記者會上稱：「根據普通法原則，有關人士只需要作出宣布，已經屬於煽動罪行，不需要證明對方有否煽動任何人做事。」此言迅速被質疑，「宣布」就等於「煽動」？坊間批評國安法是要「因言入罪」。
選舉之外，國安法輪番上演，又拉又打，無非是要給社會一個「警告」——國安法的震撼作用絕對貨真價實，不容心存僥倖。
無論是國安法名義的拘捕，還是港府聲稱要合法延遲立法會選舉，這一年多來港府和北京的各種安排透露出香港新的政治現實——
港府決策無充分論證，當錯誤或遲滯決策（包括防疫）引起嚴重後果，卻無相關官員被問責追責，反由社會承擔代價；行政立法關係惡劣，社會、立法機關的各類政治自由被有利政府施政的法規所限，議會較以往更受制於行政；港府與中央形成更密切的共同體，事無巨細（從公衛到政治）都要徵詢中央意見成「常態」，本地政府管治意志遭大幅稀釋；而在中央賦予的權力下，政府又一再加強收緊政治自由。
甚至，相比於以往，建制派在重要關頭還可以透過政治手段干預行政會議運作。這些都證明林鄭政府管治實權已所剩無幾。香港人在政制崩壞之下面對的新一輪政治新常態，不單是公務員團隊專業及中立性的自我失卻，而是其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都隨時可受在野建制力量和北京的干預。
爭議因選舉而起，證明民意仍有其份量，以疫情為由拖延選舉，其實是希望以時間換取空間 ，改變選舉形勢；而選舉之外，國安法輪番上演，又拉又打，無非是要給社會一個「警告」——國安法的震撼作用絕對貨真價實，不容心存僥倖。在香港目前近乎一面倒的民情底下，民意不破是議會能繼續抗爭的基礎，而國安法或許會成為政局不斷激化的推力，成為北京與香港民主派支持者在選舉外的另一場角力。雖然二者是勢均還是不對等，並不難觀察，但此時唯可寄託的仍是民意與人心。
（梁俊彥，前立法會議員助理）
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