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冷战的起源、演进和展望

肺炎疫情改变了一切。在瘟疫爆发将近半年后，再麻木或无知的人们也能从过去半年跌宕起伏的变化中发觉世界格局的根本变化。只不过，对身陷局中的执迷者来说，很容易将之归为疫情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影响”，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貌似惊悚之语，借陈腐的历史主义招幌推卸责任。

其实，从2019年底以来，也就是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前最困难的时刻 ，北京最高层就已经通过“伟大斗争”的号召，做出了这一“历史性定调”，开始主导去年秋天以来中国的各种决策和声音。他们所判断的，是几年前在海湖庄园上还把手言欢、“有一千条理由搞好”的中美关系，正在演变成“全球性竞争关系、且不排除局部性对抗”的态势，也就是人们现在所谈论的新冷战。

尤其在五月底，因为疫情被推迟且缩短会期的“两会”，人大代表们在封闭、效忠的会场上，再次以几乎无异议的方式通过了为香港订立国安法的决定。虽然据说由中央立法、将加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文本其措辞和措施都温和、有限很多，技术官僚们也勉力地使出各种统战手段给予本港资本家们各种承诺和安抚，但是都不妨碍代表们仿佛集体无意识地按下表决器上的绿色按钮。他们或许不在乎身后洪水滔天，会场之外的国际社会却紧张、谨慎地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新冷战便在如此亢奋、民族主义的情境下不断升级，很大程度上也框架了未来新冷战的图景。

一、新冷战作为一种知识封锁

在中国的精英和知识界，新冷战犹如一个伏地魔，一种知识封锁，没有人谈论，也没有人准备，更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从内部牵制它。

当然，在代表们表决之后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避开了几乎所有有关香港、台湾和中美关系问题的正面回答，如同对美国NBC记者有关新冷战的回答一样，继续拒绝冷战这个概念本身，或许再次例证了北京的统治精英们是如何对待、以及加速着新冷战进程的。

究其原因，在中国的精英和知识界，新冷战犹如一个伏地魔，一种知识封锁，没有人谈论，也没有人准备，更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从内部牵制它。过去十年学界不是没有对新冷战的讨论，但是基本局限于介绍西方世界的新冷战理论，并将其批判为中国威胁论的翻版。专业人士囿于学科壁垒，各自安守政治学、党史和国际关系等等互不越界，搞国内政治的不懂国际关系，搞国际关系的以国内政治为不变前提，搞美国研究的自以为很懂国际关系，不一而足。

而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总体上似乎还未摆脱历史终结论的阴影，继续沉浸在后冷战的幻觉中，不愿意正视2008年一连串事件所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以至于，在过去一年、甚至数年来的连串事件发生的同时，北京的知识界出现一种奇怪的寂静：大多数人保持着已经持续数年的集体沉默，连昔日活跃的民族主义吹鼓手们也不例外。

当然，表面的寂静其实掩盖着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狂热和恐惧并行、左倾和右倾共存、反美和投降派共治的局面，其极化程度不输时下大众政治的极化，尽管这一极化被转移到中美间的紧张对抗关系上、甚至也投射到内地与香港的关系上。在似乎充满不确定的新冷战前景下，所有人都忘记或回避了这场终于无法否认的新冷战其根源和演变，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话语和历史。

换句话说，当我们讨论新冷战的时候，似乎只是想当然地拿今天的新冷战与二战以后的冷战相对比，而这样的对比很容易让人忽略被“两个百年”目标驱使下中共所坚持的初心其意义，也很容易被中共政权从冷战中幸存的故事所迷惑。而北京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们，也都因为这种对冷战幸存的执迷，而拒绝认知新冷战的到来。

这种被层级化官僚集权体制所绑架的集体意识，理论上是中国传统思想基本拒绝本体论的反映，而历史上则是过去一百多年来现代性危机一次次爆发的根源，但在今天中国毫无变化和反思，也因此在驱动着一场奇怪的新冷战进程，如同关公战秦琼一般的错位和荒诞。不过，从这些错位或差异中，也能观照出新冷战是如何演进的，以及向什么方向发展。

二、冻结香港

国安法的真正意义在于阻止香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自我演化，以强加国安管制的方式终结一国两制，将香港的资本-社会状态冻结在冷战状态。

香港是其中一个例证。1949年中共婉拒了来自斯大林的建议，如同他们早先坚拒斯大林关于内战后划江而治的建议，保留了香港的殖民地地位。

从朝鲜战争开始到整个冷战期间，香港都成为中共政权获得西方物资、然后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东南亚资本的最重要桥梁，也是冷战后中国与全球化的枢纽、大陆过剩资本的代理者。这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建立在东西方和两个阵营间的资本共识上，才可能在冷战最高峰的1984年达成《中英联合声明》，为后冷战国际秩序提前做了安排。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对于中共如何从冷战崩塌中幸存并且成功地融入冷战后的全球化具有无可替代的象征和实质意义，不亚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也因此，当全国人大通过对香港国安法决定之后，这一作为基本法附件的决定形同基本法修正案，无论最后的国安法条文如何妥协，它的真正意义都在于阻止香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自我演化，以强加国安法的方式终结一国两制，将香港的资本-社会状态冻结在冷战状态。

这或许才是北京方面不惜一切代价、罔顾香港民意、乃至内地政权在港利益的根本原因。毕竟，北京方面不仅不信任华为事件中所暴露的汇丰银行作为告密者的本地金融机构，从这次国安立法来看也不再信任林郑月娥为首的香港本地官僚。

而青年们所反对的和所捍卫的恰恰是双重的殖民主义遗产：港英当局留下的强大警察体制，包括对结社、政党登记的严密限制和严格管制下的些许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传统；同时，迫于中国政府在冷战时期的长久压力，港英当局迟迟无法尽早开放民主选举，内部民主制度被冻结，旧的殖民主义模式几乎原封不动的在主权移交后被保留。香港市民和青年们不得不借助最后仅存的自由和微小的民主空间来争取“双普选”，对特区政府的民选基础和警察体制形成双重挑战。而后者背靠中央政权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安全的双重理由，利用宣传机器转化为民族分裂和国家安全的双重危险，借以强化对香港继续实行老派的殖民主义式统治。

早在主权移交之前，北京就已经扮演着殖民主义宗主的继承者。而且，香港最大的遗产其实在内地，即内地的香港化，并且被重新包装为所谓中国模式，反向地向全球输出，成为中国版全球化的核心。

另一方面，香港自197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奇迹被包装成新自由主义的东方之珠，其殖民主义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早从1979年内地改革开放伊始即开始引进内地，从土地制度到土地财政和城市管理，从密集劳动加工产业到开发区模式，从公司模式到证券交易，从公务员模式到反贪模式，悉数引入内地。

在这个意义上，早在主权移交之前，北京就已经扮演着殖民主义宗主的继承者。而且，香港最大的遗产其实在内地，即内地的香港化，并且被重新包装为所谓中国模式，反向地向全球输出，成为中国版全球化的核心。

所以，北京方面所担心的不是香港的金融中心稳定与否，而是香港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和平演变，其实也是长久以来担心内地发生和平演变的最后投射：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冷战终结之后，香港本地才催生出公民社会和民主政党，并且在后冷战时期建立起与全球公民社会的紧密联系，发展出有限的民主化运动，在成功地向内地输入资本、管理经验、治理模式后也输入公民社会和宗教，继而在2014年后可能输入香港的公民抗争运动，引发中共政权最为担心的“颜色革命”。从2014年“占中”运动以来，他们就将香港列入与疆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台独主义并列的四大国家安全威胁之一。

这几乎是200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和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发之后，北京政权最为担心的全球化的自我演化的政治效应，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对内镇压1990年代后冷战时期植入和成长起来的公民社会、对外则以进攻性的防御——即“一带一路”战略，以发展中大国领袖身份输出资本、扶持威权国家，与全球化的自我演化展开竞争，特别是对全球化治理模式的竞争，等同于以旧的香港模式重新格式化香港以及亚非拉地区。

正是在这个较低版本的香港化意义上，北京现在所推动的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堪称低端全球化，如同与铜锣湾隔海相望的重庆大厦所代表的在“低端全球化”当中的枢纽地位，区别于全球化的自我演化的升级，如哈特和奈格里早先在《帝国》一书中所描述的全球化向一个网络状、去中心化的帝国形态的演变。

或许这就是新冷战的一个基本层次，在高低和新旧两种模式的全球化之间展开治理模式和领导权的竞争。其中，中国作为一个自诩的发展中大国扮演低端全球化的领导者，输出和扩大全球范围的威权主义统治模式，而一个被看作民主的旧世界则面临缺乏领导者、内部两极化和所谓民主失败的窘境。

香港则正在被冻结、被强制保留作为改开政策以来新自由主义式特区模式乃至今天的海南自贸区的博物馆化石或基因库。这或许才是香港今天对北京的唯一价值，而非建立在普通法体系、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和有限基本自由制度基础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对北京的意义。而在北京和香港之间的所谓央地关系背后的这种傲慢和封闭心态，即北京所防范、所恐惧的、所面对的，与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州所发生的英中冲突几乎如出一辙：在一个低端全球化所支撑的朝贡帝国与一个工业革命下的全球帝国之间围绕承诺和秩序、开放和封闭所发生的冲突。

也在这个意义上，香港青年和市民所做的一切抗争，包括未来在本地国安法之下所展开的长久抗争，反倒是在以无领导的社会运动和无领导的全球化模式走向新冷战下对抗的最前沿，一如香港的本土资本家们在韩战之初以走私药品和其他战争物资的方式自发地把香港带入冷战前沿，也成为两种全球化的桥梁。

三、百年冷战

新冷战的开启缓慢而模糊，没有凯南式的长电报，也没有杜鲁门和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没有两个鲜明的阵营对垒，普通公众甚至还未觉察而新冷战就已经开始悄然进行了十余年。

在两种全球化的竞争关系中，香港虽然再次错身其中，却不是主角。人们所关心的是，随着香港问题的激化，新冷战的局面越发清晰，而此前数年所流行的所谓中美共治或者“凉战”关系都更像是新冷战的开局状态。当然，对新冷战没有准备的人们很容易忽视艾立森（Graham Allison）关于中美间“注定一战”的警告。而当新冷战格局清晰化以后，他们又很快陷入了一种担心对抗乃至热战将会马上到来的惊恐当中。无论如何，新冷战的开局就和冷战之初大不相同。

1946年2月22日乔治·凯南发出那份著名的冷战电报后，当华盛顿圈子开始流传这份电报的时候，克里姆林宫也已经拿到了副本，斯大林还仔细阅读过，当年9月27日甚至如法炮制也着人从华盛顿发回一份长电，指“美国外交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并以1947年6月的马歇尔计划和9月“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为标志，东西方阵营之间正式展开围绕意识形态的竞争。其后经历了若干次地区性危机与缓和，直到苏联不堪阿富汗战争、核竞赛与太空竞赛以及内部运行的耗竭而崩溃。

相形之下，新冷战的开启缓慢而模糊，没有凯南式的长电报，也没有杜鲁门和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没有两个鲜明的阵营对垒，而且可能不会发生朝鲜战争级别的武装对抗和古巴危机的核边缘试探，普通公众甚至还未觉察而新冷战就已经开始悄然进行了十余年，至于未来新冷战的样式究竟是什么连专家们也众说纷纭。

历史地看，这场新冷战的起点应该追溯至2008年，那一年前后的三个事件改变了后冷战的地缘政治秩序，也终结了历史的终结：首先是2007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终结了新自由主义，也改变了美国在全球化的领导地位；2008年8月8日当天分别发生的高加索战争和北京奥运会，衰落的俄罗斯显示了对传统地缘政治的霸权欲望和能力，中国则以奥运会的方式显示大国崛起。那一时刻，当俄罗斯陆军坦克队列正拥挤在通往南奥赛第的罗克斯基隧道，整个欧洲政界都在议论的话题是，新冷战爆发了。

欧洲认识到俄中重新组成欧亚同盟，正在柏林商购德国第三大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代表团被迫中止行程。也从那一天之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显著膨胀，在北京的外国记者和外国公司都开始感受到来自当地政府日渐明显的敌意，反日主义、反韩主义、反美主义和反港主义等等排外的民粹主义浪潮在宣传机器的操纵下相继上升。

这种情形倒更像是1930年代纳粹兴起的背景和方式——混合着对凡尔赛合约的怨恨、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憎恨和对生存空间威胁的恐惧等等所形成的法西斯运动。

这种情形并不像是冷战期间美苏对立下的意识形态竞争，倒更像是1930年代纳粹兴起的背景和方式——混合着对凡尔赛合约的怨恨、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憎恨和对生存空间威胁的恐惧等等所形成的种族民族主义的法西斯运动。如同一般学者在分析冷战起源时通常至多只追溯到第二次大战的战争期间，其实，若从战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三大制度——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想基础来看，就不难发现，其设计师也是二十世纪国际秩序的理想主义设计师伍德罗·威尔逊，在一战结束前后的和平主义思想和实践便已经推动了一战之后的“第一次冷战”。

这种关于冷战百年的理论假设即使在史学界也争议很大。不过，按照戴维斯和特兰尼（Donald E. Davis and Eugene P. Trani）在《第一次冷战》中对威尔逊遗产的重新阐释，他有关和平的理想主义主张一开始就是针对苏联和列宁的共产主义，并且驱动美国在一战后短暂出兵阿尔汉格儿和摩尔曼斯克，介入苏联内战，而且继承了1917年美国参与一战的部分动机——战前美国社会对沙俄反犹主义的不满。

历史的吊诡也在这里。沙俄帝国警察1908年炮制的《锡安长老会议纪要》，作为二十世纪最大的阴谋，在1920年翻译成德语后成为希特勒煽动反犹主义和纳粹兴起的重要根据，而1991年冷战后衰落的俄罗斯仍然有能力推动二十一世纪的新冷战，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俄国人这种善于制造阴谋的技巧和传统上。

而且，可能更重要的，俄国革命加上俄国阴谋的一个副产品——也是中国革命的“初心”，从一战之后的五四运动开始，延续了百年之久，开始接手苏联在一战后和二战后两次冷战的使命，展开第三次冷战，也就是新冷战。这恐怕是百年冷战史的最惊人的一次重新开始。

只是，三次冷战的开局或许都寓示着他们的结局。如果说标志第一次冷战开局的系统性文件算是美国国务卿科尔比（Bainbridge Colby）1920年8月9日的一份照会，宣布保证波兰领土完整和独立、不承认苏维埃政府的话，那么可以说美国对俄国和苏联了解甚少，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记者和俄罗斯流亡者对苏联的臆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第一次冷战的结束，即在1933年的纳粹上台和罗斯福对苏联的承认所意味的“冷战偏转”，尔后无可避免地导向大战爆发。

关于第二次冷战的起点其争议较少，乔治·凯南1946年2月的长篇电报和1947年7月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以对苏联和极权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深刻理解，奠定了冷战的知识框架，促进了美苏各自的不安全感和互不信任即“安全困境”，才有邱吉尔的铁幕演说和苏联的共产党情报局设立、以及稍后的麦卡锡主义的兴起等等，在理性的认知基础上构成了冷战，包括后来双方基于核均势和核武器的系统性风险所建构的和平与缓和，例如1962年双方领导人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理性处理。

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是因为与此种理性认知的冷战框架的差异，中国和毛主义的狂热与非理性才最终与赫鲁晓夫的缓和路线在1959年之后发生分裂，当且仅当毛泽东在1969年与苏联的武装冲突、结束内部小文革之后才可能回归理性，在儒家共产官僚的帮助下重新调整中美苏的三角关系。

但是历史的吊诡再次发生： 美国虽然在冷战初期对苏联有着清醒理性的认识，但对中国的认知却几乎犯了第一次冷战的错误，直到新冷战才得以纠正，而且其认知形成依赖着超过凯南的集体认知。只不过这一集体不再是当初列文森和费正清等群体的反动，而是一群有着冷战经验的各方专家，从而产生了“中国修正主义”的结论。

一言以敝之，所谓冷战，无论新旧，作为现代性之超越传统政治乃至克劳塞维茨意义的战争形态，就是一场关于认知的竞争，在两种认知体系之间的竞争。

对比之下，新冷战的开局漫长模糊、悄无声息。在2008年金融危机、高加索战争和北京奥运会后，中美之间展开了连续但是隐秘的互联网战争（赛博战），互相侵入对方电脑网络，窃取各种技术情报和人事情报，破坏系统运行。中国这么做，似乎不同于克格勃在苏联后期疯狂窃取技术情报以挽救失去创造力的苏联科技体制，和中国在高铁、核电站、太空和军工技术等几乎所有关键技术领域疯狂窃取技术秘密、引进专门人才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加速实现某种竞争性的“赶超战略”。

另一方面，中美双方围绕茉莉花革命、民主衰落、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中国从2013年开始倡议“一带一路”战略、复苏了冷战期间对“中间地带”的争夺；并围绕自由贸易区问题展开竞争，美国则从2018年开始以贸易战形式施压。

新冷战的竞争融合了经济手段、外交手段、宣传和互联网手段，都分别指向两种全球化的竞争，特别是2017年达沃斯论坛后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的兴起，挤压一个摇摇欲坠且日益退缩的老派全球化。这一竞争并不像美国一直担心和想像中的珍珠港袭击的翻版，而更接近朝鲜战争初期苏制T34和来自中国内战的老兵像潮水一般逐渐把缺乏斗志的美军压缩到釜山。

事实上，在那些“一带一路”地区，冷战时期中国曾经号召在世界范围以“农村包围城市”毛主义战略向亚非拉地区输出革命和游击战，而今天，这些地区被输入或扶植威权主义的统治和中国式的治理模式。在欧洲，也是传统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德国联邦情报局2019年有报告，证实欧洲“所有”极右翼民粹和新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背后都有俄罗斯情报机构的支持——只需要少量资金加上精心的阴谋、政治操纵和互联网技巧。中国则公开地支持东欧、南欧国家政府的威权转向、收购和投资当地的港口、电力等基础设施。

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欧洲的一体化和团结面临着内部分裂的威胁，英国的脱欧或许就是这样一个新冷战的杰作，大不同于第一次冷战开始前德国通过列宁对沙俄的操纵，或者各国对苏联内战的干预。

在美国，真实发生的新冷战威胁其剧目和冲突远远超过媒体披露的。毕竟，在无论对称或均势的两个核大国之间，只有赛博战争、情报战、宣传战和选举干预等等冷战手法才可能随时发动、随时停止、不断持续、烈度可控，并且很容易隐匿。也部分因为这种原因，尽管新冷战的发生早已在进行中，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国际政治顾问卡根（Robert Kagan）也从2008年开始最早鼓吹“新冷战”的爆发。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卡根关于新冷战说的影响也只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还有佐利克这样的资深政客公开为之唱反调，更不用说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们是如何对之不屑一顾。

然而，这或许就是新冷战与冷战的最大区别，新冷战的进入不是以凯南式的长电报作为标志，也不是以第一次冷战爆发时的不靠谱判断为基础，而是以一个长时间的共识形成和战略调整作为标志。从2008年后的奥巴马政府起，美国政府就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尝试面向“新冷战”的冲突性战略框架构建和更多直接行动的战术创新层面，如TPP计划、提出“聪明力量”（smart power）、成立赛博战争司令部、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和终结反恐战争准备应对大国竞争的军事转向等等。在奥巴马政府的最后几年，政界和学界也开始了关于新冷战和中国问题的大辩论，并且最终达成共识，奠定了川普上台后对华政策调整的基础。

在川普任内，两年的贸易战进程虽然暂时挽救了中美关系，却如火力侦察一般暴露了中国方面的反应和底色，检验了此前的对华判断。与此同时，随着2018年国防部战略报告、2019年国防部“一带一路”报告、2020年初北约战略调整和5月20日国务院的中国战略政策报告出台，一年一个报告，并以2019年7月18日的一份致总统公开信“Stay the course on China”为标志，新冷战的共识框架得以建立、巩固和深化。

这封公开信的起草人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前情报处长法内尔（James E. Fanell），也是颇有冷战色彩的新成立的“应对当前中国危机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尽管北京方面故意诋毁法内尔，以为他和跨军政学商媒多界、将近200位联署人、代表中国学界最近也开始重视的所谓美国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不能与2019年7月3日《华盛顿邮报》刊发的公开信“美国与中国为敌事与愿违”（Making China a U.S. enemy is counterproductive）其95位联署的中国通们相提并论，却不能不令人想起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这个位置上的罗彻福德（Joseph Rochefort）中校。

在这些新共识中，不再有早年关于“太空珍珠港”、“互联网珍珠港”之类的渲染，而是呼吁摒弃失败的对华接触政策。法内尔的公开信认为中国在世界的宣传是一种“奥维尔式的胡言乱语”（Orwellian nonsense）、为各种名目所掩盖的扩张性的中国大战略服务，并且区分了中共和中国人民，最后呼吁对抗中共在世界范围的压制自由。这一区分已经被美国政府和政客们广泛采用，回应了100年前第一次冷战爆发时的“初心”——对列宁式共产主义的怀疑，并且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引致第二封世界范围的问责公开信，指出了对华政策的长期目标在于“政权颠覆”（regime change），与凯南长电报对苏联所拟的冷战目标不谋而合。

一言以敝之，所谓冷战，无论新旧，作为现代性之超越传统政治乃至克劳塞维茨意义的战争形态，其性质已经为百年来的冷战史所证实，就是一场关于认知的竞争，具体的则是在两种认知体系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基于广泛共识、和建立在价值观上的长期政策和战略框架，一经形成就很难变化，或有战术性调整，但基本上决定了未来长时段的新冷战格局。剩下的问题是，在未来的舢板上，少年与老虎如何共处？

四、老虎和少年Pi

随着中国政府在2013年后发动的一连串微型法西斯主义运动，以及煽动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废除国家主席任期的宪法限制，都已经从中国内部否定了和平演变的可能道路。

国际社会现在，几乎和香港青年的选择一样，面临一个经典的冷战选择，就是2002年杨·马蒂尔（Yann Martel）的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后来被李安改编的电影所呈现的少年与老虎和平共处一条舢板的情境。例如，曾经扮演过全球化重要角色的香港资本集团如李嘉诚等，也终于不堪内地的统战而加入了支持国安法一边，新自由主义的命运——其终结大抵如此，只剩下越来越少的青年人在孤军奋战，渐渐陷入孤立、被弃、和缺乏奥援的城邦困境。

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他的《冷战新史》一书中用少年Pi来比喻冷战期间核武器均势下的冷和平。而世界今天的问题似乎也大致如此，不过，老虎不再是核武器，而是中国：它将与世界在紧张的互惠关系下和平共处，还是将在新冷战的竞争中不可避免地坠入修昔底德陷阱，扮演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斯巴达呢？

事实上，随着中国政府在2013年后发动的一连串微型法西斯主义运动，包括针对公民社会、自由媒体和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异议人士的打压，在“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方针指引下全面接管外资企业、社会组织和操纵司法制度，加强数字化和网格化的社会控制、以“职业教育”的集中营方式对待新疆少数族群，对香港大规模和平抗议者拒绝对话、采取威权镇压，等等一系列持续性的威权主义制度化行动，以及煽动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废除国家主席任期的宪法限制，都已经从中国内部否定了和平演变的可能道路。

而理论上，这一根本路线的变化是对此前接触政策所基于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转型的和平演变假说的否定，而重新回到第一次冷战之初——1917年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后威尔逊在布尔什维克威胁下提出的世界主义理想道路上来。当然，对于一贯否定所谓冷战思维、污名化美国所谓反华势力——上自蓬佩奥国务卿和深层国家，下至美国商会和普通公众——的中国政府来说，例如中国外交部战狼式发言人耿爽不久前对美中关系原点的评论，意义只是提醒世人新冷战不过是回到1972年的冷战高峰，提醒人们中国才是冷战的最大或者唯一继承者，如同对香港模式的继承和克隆。若以德国哲学家罗萨（Hartmut Rosa）的加速主义来看，时代正加速地停滞，回到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冷战的起点，而人们对此几乎已经淡忘。

在那个起点时刻，当西班牙大流感瘫痪了欧战双方的战斗力之后，大战终于停止，而俄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并且引爆了德国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和随后开始的中国革命。今天的世界似乎面临着同样的历史时刻，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后不是回到鼠疫后新中世纪主义的黑暗，而是陷入了肺炎疫情之后中国—香港模式的继续扩张，并且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威尔逊式的问题。

然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权虽然还自称是一百年前列宁革命的继承者，但是从结构上，其对殖民主义的继承甚至统治模式的香港化、及其内部殖民主义的威权化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化，早已经在后冷战时期的三十年自我完成了转型——不是向自由主义和民主化的转型，而是向民族主义和威权化的转型，选择了与纳粹德国近乎相同的道路，即统制经济模式加纳粹式社会控制再加列宁式一党专制所形成的国家（民族）资本主义模式，并且以各种名目展开和掩护其全球扩张的大战略。

只是，中国在全球的扩张更像是一种进攻性的防御，远不像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咄咄逼人，也缺乏意识形态和普适性价值的追求。

只是，中国在全球的扩张更像是一种进攻性的防御，远不像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咄咄逼人，也缺乏意识形态和普适性价值的追求，更没有华约阵营那样以共产主义运动和所谓“社会主义有限主权”方式绑定在一起的盟国阵营。中国吸取了苏联崩溃的教训，也吸取了冷战时期向亚非拉国家输出革命失败的教训，甚至吸取了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教训和巴尔干危机的教训，小心翼翼地避开意识形态的争论，也努力避免触碰战后人权政治的底线。在新疆和香港的镇压虽然引发世界关注和谴责，但其国际压力都是有限和温和的，也未损害中共政权本身。如果一定要对这种中国版的扩张形态做定义的话，在百年冷战史的角度可以称之为一个“修正主义帝国”。

这个帝国有着传统中华帝国的影子，似乎从一开始就主动采取了一种少年派的缓和政策，以“为虎捕鱼”的“给予”方式，即佛教资本主义，收买广大发展中国家、威权国家、新兴民主国家和那些亟需援助的民主国家，输出中国新苦力主义的（新）基础设施建设，减缓他们在日内瓦、纽约和国际媒体遭受的批评和压力。甚至在新冠病毒爆发引起世界追责浪潮后，单方面地给予世卫组织大笔资金，许诺一个中国版的疫后“马歇尔计划”，作为一种中国式的免责赔偿。他们不仅回避病毒起源问题和政治责任，更回避新冷战的概念本身。

不过，这些非对抗的缓和态势，代表着新冷战的常态化，在2008年之后已经悄悄进行了十二年。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事态发展接近1933年的第一次“冷战偏转”，新冷战处在升级而非到来的前夜。

在认知态势上，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2018年3月的修宪之后，马上陷入中美贸易战的纠纷，以5月20日美国国务院抛出一份长达16页的对华战略报告为分水岭，中国最近的反应更像是1925年后的日本，也许因为内部温和力量即儒家共产官僚的牵制而可能阻止迫在眉睫的对抗性冲突，却继续加速通往军国主义的道路。

1925年的日本结束了大正民主时代，将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颁布的治安维持令升级为治安维持法，确立了警察国家体制，全面限制言论、结社和思想自由，思想入罪化，尔后的强化更增加了预防性逮捕措施，将日本加速送入最终决战也是最终失败的军国主义。这不只是香港即将通过的国安法体制的放大意义，而是中国大陆当下所实行、特别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后极权主义社会控制常态化的历史回声。

面对这样一种对内甚于对外、防御甚于侵略的新冷战，民主世界能够做的其实相当有限。

必须承认，面对这样一种对内甚于对外、防御甚于侵略的新冷战，民主世界能够做的其实相当有限。一方面，围绕两种全球化帝国的竞争，意味着是在一个有领导的中国中心的低端全球化对传统“中间地带”以输出中国（香港）式治理模式、威权主义、新苦力主义和大规模基础设施为结构的占领，很大程度等同于与一个无领导的民主世界或者高端全球化达成一个接管或者治理“全球低端人口”的默契——所交换的是这些地带的新兴市场和中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以维持和保护中共的封闭统治，维持一个脆弱近乎虚无的意识形态和以强制为合法性的一党专制基础。

另一方面，只要香港或者中国内部所发生的问题尚未严重到人道主义危机，国际社会就缺乏干预的正当性，尽管中国官方口口声声尊重联合国秩序，但是迄今为止没有批准联合国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且无意按照联合国人权宣言所宣示的人权标准内化至其法治和中国梦中。这正是北京政府能够在全球竞争性态势下争取和展开香港国安立法的空间，而且不惜丢掉香港的特殊关税区待遇。

在这个意义上，整个民主世界所拥有的，更像是一个外部化的“无能者的力量”，即哈维尔在“七七宪章”中所提出的人权斗争和道德力量。只是，模仿这一路线的“零八宪章”失败了，因为中共统治者从内部社会成功消解了刘晓波等宪章运动所可能积累的道德资源和人权斗争。这是他们吸取冷战-缓和、以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为标志所展开的人权政治导致苏东集团内部崩溃教训的结果。1970年代中期，也是美国外交转向和加入欧洲人权政治的开始。

然而，刘晓波以他的个人政治生命见证了冷战最后发生在内部的斗争，在整个后冷战期间坚持着政治异议，最终在2008年吹响了号角，从内部再次奠定了新冷战的人权框架。未来民主世界唯一能做的，仍然是通过人权政治的扩张和展开，在道德层面上寻求长期对抗。以人权为中心的道德竞争，或许才是最终的决战到来之前新冷战得以展开的主要剧目，围绕着威权阵营和民主世界、围绕着两种全球化和治理模式之间展开竞争的主线，也是区别于冷战的意识形态竞争的最重要特征。两种全球化之间、威权和民主两种治理模式之间的竞争也就变成了道德的竞争，关于道德世界和非道德世界的竞争。

在人权政治的维度，整个民主世界将扮演着中国的外部异议者的角色，持续施加道德的压力，也是罗尔斯的“万民法”意义上民主社会和法外社会关于人权的竞争，并且展开对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等级社会的继续争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新冷战才是冷战的复苏和继续，也是少年Pi能够和老虎共存的机制。

（白信，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