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益民：在新自由主义与时间性之间，进一步思考反资本主义政治

在连续两个月跟踪疫情之后，大卫·哈维终于写出了自己题为《2019冠状病毒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的评论。这篇评论视野开阔，善用修辞，文法优雅，是哈维一贯的写作风格。文章不仅把他立足于阅读《资本论》的唯物主义立场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内容上也凝练地融合了《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和《新自由主义简史》的核心观点，帮读者很好地厘清了疫情产生的社会-自然语境以及正在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深度、广度和后果，这篇评论更是明白晓畅地揭示了出来，不仅有深刻的体察、深切的关怀，而且也有恰到好处的反讽。

但是，文中部分话语是否有值得推敲之处呢？

比如，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构造的同时，哈维不无赞许地评价了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这些他认为 “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 (the least neoliberal countries) ——在应对疫情时的经验。虽然有诸如 “严苛”、“侵犯性” 和 “威权” 这样的字眼，他还是惊叹于中国能够做到把疫情控制在湖北尤其是武汉。然而，身在此地的我们深切地知道这些措施（可以说是雷霆手段）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当继续追问：东亚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的方式是更多地受制于特定的文化结构、政权属性和合法性来源呢，还是因为它们 “最不新自由主义” ？更进一步看，这些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与 “新自由主义” 无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自明的，仍然需要我们立足于现实观察做更加细致的讨论。

哈维的辩证法

一方面他视 “新自由主义” 为一种新的全球社会构造的核心机制，因而无远弗届；另一方面他又暂时远离这样的设定，来寻找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家及其经验，作为自己反思和批判的旁证与立足点，并为此忽略很多关键性的 “本地知识”。

哈维的文章开篇从两个模型谈起。第一个是政治经济讨论中耳熟能详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型（资本循环、积累和矛盾）；第二个则是在波兰尼框架下的引申：资本的运作事实上嵌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构造 (social formations) 之中，并与诸如文化、知识、宗教和自然等议题广泛联结。在他自己看来，这第二个模型才能够恰如其分地揭示全球资本主义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改造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构造的。

在哈维看来，这一社会构造形成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首先，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被卷入到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进程之中。环境状况虽然有自己的演进轨迹，但是其演变方向和外部作用力受制于资本的力量，并因此导致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大量非预期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然灾害”，所有的灾害都或多或少属于上述由资本扩张引致的“非预期后果”，这一论断甚至包括了我们正在面对的2019冠状病毒。

其次，这个具有宰制性的政治经济模态导致包括医疗系统在内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因而无法面对这一波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国家和地方政府无法迅速调集充足的资源加以应对，而包括制药巨头在内的资本家们更为关注的是利润而不是预防，所以他严辞批评道：“我们病得越重，他们就越能挣钱。”哈维在这里以一个拟人化的手法宣称：“2019冠状病毒疫情是大自然的复仇。它所报复的是过去四十年间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对大自然的粗暴虐待和剥削”。

在这一社会构造越来越依赖虚拟资本（货币和债务扩张）和消费主义的时刻，疫情爆发了。在危机时刻，哈维建议我们每个人都重新反思自己的处境。过去数十年的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把大多数劳动力培养成了优秀的“新自由主义主体”——面对艰难境地时会指责自己或者上帝，但决不敢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而现实中，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构造已经走向了最终也是最大的讽刺：为了摆脱当下的僵局，川普很可能将不得不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下推行比桑德斯所设想的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

在哈维久负盛名的辩证法框架中，全球（空间）与地方一直是一对关键性的概念。但是在分析疫情的过程中，他好像暂时地把这样一对辩证概念放在了一边，转而被两个片面的视角所取代：一方面他视 “新自由主义” 为一种新的全球社会构造的核心机制，因而无远弗届；另一方面他又暂时远离这样的设定，来寻找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家及其经验，作为自己反思和批判的旁证与立足点，并为此忽略很多关键性的 “本地知识”。

事实上，在 “本地知识” 与 “全球野心” 之间，哈维的辩证法被特定的时髦术语绑缚了手脚。这不仅无法帮助他在细节处厘清全球疫情大爆发正在和将要导致的政治和经济转型，而且也无助于我们探索整体性的反资本主义政治图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分别从 “新自由主义” 概念的斑驳形态和东亚国家的政权结构及其合法性来源两个方面做进一步阐释。

新自由主义的斑驳形态

如果新自由主义果真是一种寄生性的政治实践形态，如果它能够穿透种种宏大的结构和制度安排，在很多个平常的时刻成为细致而微的治理技术，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可能以国家为单位区分 “最新自由主义” 和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度呢？

新自由主义一词的当代内涵植根于1970年代末以降的政治经济结构转型，关于这一点，学界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哈维自己所著《新自由主义简史》 (2005) 对此亦有十分细致的描述。在批判地理学和城市研究领域，作为分析性概念的 “新自由主义” 的流行大概可以追溯到学术刊物 Antipode 在2002年出版的一期特辑 (Volume 34, Issue 3)，主题是 “新自由主义的空间”。

在这一期杂志中，研究者们提醒我们重点关注“真实存在的新自由主义” (the 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工程所赖以发挥作用的具体语境 (contextual embeddedness), 并呼吁大家将焦点更多地投向新自由主义进程的历史和地理机制，从而在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网络之下，更好地探察植根于本地的“local neoliberalisms” (Jamie and Tickell 2002)——后者往往在形态和具体作用机制上表现得更加多样 (variable)，并因此被赋予了复数形态。

沿着这个脉络继续发展，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如下事实：作为一种动态治理技术的新自由主义很少能独自发挥作用，它必须与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 “共栖” (cohabit)。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作一种寄生性的政治实践形态，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图景中的遍在性是复杂和异质的，而非一种固定模板的普遍复刻 (Peck 2010: 31)。

当然，对 “新自由主义” 的概念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不同的学者往往秉持着迥异的立场和观点，哪怕在左翼群体内部，针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多个方向。当Peck努力提醒我们关注新自由主义进程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则把重心放在了这个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上，认为作为霸权性的意识形态构造的新自由主义需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

用哈维 (2009) 的话来做注解的话，这一霸权性意识形态不仅指称我们耳熟能详的市场至上制度安排，而且也直接指向了特定的阶级关系形态、剥夺式积累、不平等的再分配方式和国家与资本权力的勾连。

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哈维的分析走向了前文所描述的两个片面后果：一方面宣称此一政治经济模态的全球性，另一方面试图在边缘地带探索其替代性方案。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果新自由主义果真是一种寄生性的政治实践形态，如果它能够穿透种种宏大的结构和制度安排，在很多个平常的时刻成为细致而微的治理技术，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可能以国家为单位区分 “最新自由主义” 和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度呢？

不管是在民主还是威权体制之中，我们都能看见新自由主义的影子——它常常化身为细致而微的治理技术和政治实践形态，通过这样的方式寄居于更为宏大的政治经济架构之中，并不断形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例外的新自由主义”构成了我们讨论这一概念斑驳形态的另一个切入点。借助福柯、阿甘本、德勒兹等理论资源，王爱华 (Aihwa Ong) 建议我们把新自由主义视作一个小写的词语 (small n-)，从而更好地从微观层面揭示它在重构治理与被治理、权力与知识、主权与领土性等关系时的具体路径和政治后果 (Ong 2006)。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哈维在前述评论中重点提及的亚洲国家及其发展模式被放置在了理论探索的前沿地带。

小写的新自由主义是通过一系列 “例外” 安排而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获得举足轻重地位的。比如，借助特定的 “从属技术” (technologies of subjection)，人口便可以按照给定的经济结构优化目标进行分类重组。在变迁的政府与公民关系中，不仅公民权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改变，而且基于特定考量而吸引一些人口、排斥另一些人口的做法也获得了其制度基础。

再比如，新自由主义治理体系调用了新的 “区划” 技术，通过特定的区划设定（比如 “经济特区” ）来部分改写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松动了传统意义上主权-领土结构所具有的政治单维性 (political singularity)，建构起王爱华所称的 “渐进主权” (graduated sovereignty, 也即国家在特定地方放松管制，以符合国际资本的需求，并赋予后者针对这些地方及其公民的宰制权力)，从而为特定的资本领土化进程和劳工结构转型提供符合新自由主义理性计算的制度框架。

王爱华在论述过程中对诸多宏大理论持比较怀疑的态度，而哈维的新自由主义概念构成了一个直接的靶子。在她看来，哈维在写作《新自由主义简史》时之所以会遇见中国这个 “奇怪案例” (the strange case of China)，主要原因正在于他不假思索地把国家视作一种具有政治单维性的实体，并沿着这个方向逐步走向了以 “新自由主义国家” (the neoliberal state) 为中心、但事实上问题重重的民族-国家类型学。

针对王爱华的反思，Peck一方面接受了前者对新自由主义所做的福柯式的定位（“一种动态的治理技术”），而在另一方面又强调了 “例外论” 可能会面临的理论乃至政治困境。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的联结并不是例外性的，从智利到新加坡的案例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进程时，一个更为有效的立场是对不同的形态一视同仁——无论它是 “具有中国特色” 还是 “具有美国特色” ——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规范的 (normal) 新自由主义形态，它在各地的具体表达也决不是某种规范形态的变种，这就是他所强调的概念的复杂性和异质性。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讨论新自由主义时，为了保证这样的分析概念真正获取效力，我们应当聚焦于它发挥作用的微观机制而非宏观模态，更不应将之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政治经济结构。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理性与政权的属性之间并不存在固有的或规范性的联结。

不管是在民主还是威权体制之中，我们都能看见新自由主义的影子——它常常化身为细致而微的治理技术和政治实践形态，通过这样的方式寄居于更为宏大的政治经济架构之中，并不断形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最终，正是这样的日常和微观机制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性影响力的根基所在。

东亚的“发展型新自由主义”及其合法性

当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最重要源泉时，发展工程本身也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在发展-合法性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结则进一步保障了发展型政权及其行动者的安全境遇。

明了“新自由主义” 概念的斑驳形态之后，我们便可以着手讨论本文关切的第二个问题：东亚国家的政权结构及其合法性来源。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关东亚/东南亚发展型国家 (the developmental states) 和国家引导的发展主义 (the state-led developmentalism) 的讨论长期吸引着学者们的兴趣。从这些概念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主导所谓 “亚洲奇迹” 的核心主体是国家而非新自由主义模型中的市场力量。

但是发展型国家及其发展轨迹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展现出迥异的面貌，并由此构成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所赖以寄居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制度可能性。

如果仔细考察亚洲发展型政体自1990年代以来的政策议程，我们可以立刻认识到，它们在近二三十年日益关切全球竞争力 (global competitiveness)、城市企业化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和私人金融策略 (private financial initiatives) 等议题，而不再如经济起飞时那样更关注集权性的决策体系和均衡的区域与城市发展政策。在这一变迁背后所隐藏的，正是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这两种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工程的相遇 (Park et al. 2012)。

事实上，这两个貌似沿不同轨迹发展的政治工程 (plan-rational vs. market-rational) 拥有相当多的相似点：它们都强调经济表现、资本循环，偏好符合市场需求的国家干预，遵循一定的实用主义观念，而这些要素的叠加和融合迅速超越了设想中的意识形态分歧，促成了政策的选择性调用。

此间发生的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东亚地区民主化运动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和其后由世界银行和IMF主导的结构调整方案等，则从外部施加了相应的推力，引致了亚洲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最终塑造了 “发展型新自由主义” (developmental neoliberalism) (Hill et al. 2012: 14-17)。

在疫情爆发的困局中，不仅经济发展进程本身受制于疫情的严重威胁，而且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也开始受制于政府控制疫情的能力和速度，所以它们立刻响应国家发展工程的重心迁移（从 “发展” 到控制疫情），通过一种顺应时势的方式继续维系着国家发展工程的生命。

在韩国，发展型新自由主义在应对这次疫情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有关新闻报导，韩国从一月份就开始建设规模化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检测系统，虽由政府牵头，但是具体执行则主要依靠大型私人医疗机构，以及由学术界衍生出来的诊断试剂制造企业。

是这些非国家行动者为后来备受赞扬的广覆盖、高效率的疫情检测提供了坚实的支撑。面对医疗资源不足甚至开始发生挤兑的境况时，包括三星、LG在内的大型企业纷纷贡献自己的房产以备政府收治病人（类似于中国的 “方舱医院”），这进一步透露出韩国应对疫情的机制与逻辑。

有学者在评价亚洲发展型国家的时候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发展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最重要源泉时，发展工程本身也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在发展-合法性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结则进一步保障了发展型政权及其行动者的安全境遇 (Castells 1992)。上面提到的三星、LG等大型企业事实上就是韩国国家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过去数十年的政治经济转型中极大地受惠于发展型新自由主义政策。

在疫情爆发的困局中，不仅发展进程本身受制于疫情的严重威胁，而且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也开始受制于政府控制疫情的能力和速度，所以它们立刻响应国家发展工程的重心迁移（从 “发展” 到控制疫情），通过一种顺应时势的方式继续维系着国家发展工程的生命，同时也保持着各个行动者在其中一直扮演的角色。

在这样的新局面中，发展型国家的性质和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有发展的对象和目标暂时从资本积累转变为疫情防控而已。

发展型国家的时间性

这种对速度的集体性追求往往无视（甚至碾压）生活于其间的个体命运，通过选择性的治理（和不治理）来实现既定的 “预期” 目标和被承诺的 “未来”——然而在这样的目标和 “未来” 被不断制造的时刻，个体层面的正义却常常付之阙如。

与以往数十年的发展工程一样，速度和时间在这个进程里具有相当的政治显著性。在东亚/东南亚的时空视阈里，发展（经济腾飞）的标志是短时间内的经济快速增长，是用数十年乃至十数年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增长历程。

这样的时间性认知不仅构成了发展型国家的普遍国民心态，也随即成为政权合法性来源的内在组成部分。在疫情爆发的局面之下，当传统视角的发展过程受到重创，这一源于经济增长的时间性认知就会立刻转型成为快速控制和消灭疫情的时间性要求，以便为重启经济增长奠定社会的和公共卫生的基础。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我与合作者借助 “预期的人类学” (an anthropology of anticipation) 分析视角，把类似这样的政治机制命名为 “时间式的治理形态” (the temporal mode of governance; 参见Shin, Zhao and Koh 2020)。我们的核心论点是，这种对速度的集体性追求往往无视（甚至碾压）生活于其间的个体命运，通过选择性的治理（和不治理）来实现既定的 “预期” 目标和被承诺的 “未来”——然而在这样的目标和 “未来” 被不断制造的时刻，个体层面的正义却常常付之阙如；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哈维在他的评论中述及的 “新自由主义的主体” 得以被大批量制造。

在这个时间性的进程里，我们对 “未来” 的预期某种程度上成为王爱华所指称的 “伦理体制” (the ethical regime) 的一部分：特定的伦理目标（比如对美好生活的特定预期）引导个体按照相应的价值观念去重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安排在集体的意义上则构成了 “想像的共同体” 的重要支撑 (Ong 2006: 22)。

具体到东亚来看，不仅是韩国，中国也正经历着类似的时间治理形态。在疫情之前，时常让舆论哗然的 “996福报” （资本家宣称，能够每周六天从早九点工作到晚九点是一种福气而不是厄运）和外卖小哥伤亡事件（因为要分秒必争而不得不置安全于不顾）就是上述 “伦理体制” 和 “新自由主义主体” 的鲜明例子。

东亚国家能够有效控制疫情并非因为它们是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家，而是因为时间和速度在它们的发展型新自由主义政体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疫情到来时，我们也看到一个特定的集体性的时间性 “预期” ——在给定的时间里控制疫情——被立刻转译为每个人的个体责任：在疫情爆发之时严禁外出，同时在非疫情地区也进行了大规模隔离；而在疫情稍有缓解时就立刻鼓励复工复产并派员督查，出台的具体纾难解困对策却很少能够顾及规模以下的企业尤其是个体户。类似这样的举措除了经济上的考量之外，更多地受制于年初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和更加宏伟的意识形态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却没有充分考虑到正在全球蔓延的疫情所具有的不断增强的流动性。

在发展型的速度、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能动性的病毒之间，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哈维在他的评论里所没能抓住的东亚故事的另一面：一个全能、高效但却韧性不足的社会-政治集合体。

东亚国家能够有效控制疫情并非因为它们是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家，而是因为时间和速度在它们的发展型新自由主义政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思考反资本主义政治时，我们应该避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特定的类型学建构；相反，真正值得做的是去辨识特定的治理技术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里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以及全球性进程（乃至 “结构” ）在不同地方所具有的多样、复杂和异质的面貌。

也只有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界定清楚一个个 “无远弗届” 的机制与进程，并进而思考它们可能的替代方案。在我看来，这些全球性的替代方案需要我们首先借助普遍-特殊之辩证的烛照来理解每一个地方，而不是去搜寻特定的 “例外”。

（赵益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伦敦政经学院人文地理与城市研究博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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