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两个月跟踪疫情之后，大卫·哈维终于写出了自己题为《2019冠状病毒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的评论。这篇评论视野开阔，善用修辞，文法优雅，是哈维一贯的写作风格。文章不仅把他立足于阅读《资本论》的唯物主义立场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内容上也凝练地融合了《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和《新自由主义简史》的核心观点，帮读者很好地厘清了疫情产生的社会-自然语境以及正在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深度、广度和后果，这篇评论更是明白晓畅地揭示了出来，不仅有深刻的体察、深切的关怀，而且也有恰到好处的反讽。
但是，文中部分话语是否有值得推敲之处呢？
比如，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构造的同时，哈维不无赞许地评价了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这些他认为 “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 (the least neoliberal countries) ——在应对疫情时的经验。虽然有诸如 “严苛”、“侵犯性” 和 “威权” 这样的字眼，他还是惊叹于中国能够做到把疫情控制在湖北尤其是武汉。然而，身在此地的我们深切地知道这些措施（可以说是雷霆手段）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歐洲左派的新自由主義更像是指一種政府權力不干預市場的經濟模式。蘇聯經濟模式和納粹經濟模式，新加坡日本韓國台灣大陸有的統制經濟，強制介入市場經濟，甚至完全取消市場經濟存在，都可以算是反新自由主義經濟。有什麼用處，擁有絕對權力的政府可以去操縱經濟，但也可以威權政治對人民壓迫。歐洲左派像是一群唐吉珂德
文中从发展型国家的运作逻辑角度解释东亚抗疫效率的理论非常有说服力。但是感觉文中所给出的分析完全可以容纳在“发展主义”的框架内，并没有体现作者所说的“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融合”。
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比新自由主义恶劣百倍。
我在读哈维的文章时第一感觉甚至是“最不新自由主义”的东亚国家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比欧美更加新自由主义，因为它们的福利制度、贫富差距实际上比欧美情况更差。仅仅因为国家对市场的介入更强就推断它们的新自由主义程度更低确实是值得商榷。如果国家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的逻辑高度一致，国家成为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强力推动者，那么还能说它们是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吗？
说实话，赵的文章比哈维的好懂，叙事方式和用词更加去专业化，尽管一些概念我还是嚼不烂。
楼上两位，考虑下赵老师毕竟是在体制内，现在很多人都盯着老师们在境外媒体的发表，为了保护自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从引用角度来说，赵老师这句话是间接引用，没有桂发的问题。
漏翻译Taiwan肯定是故意的
趙先生，您開頭就漏翻譯了一個字，介於南韓與新加坡之間。不必盲成這樣吧。原文如下：It is perhaps symptomatic that the least neoliberal countries, China and South Korea, Taiwan and Singapore, have so far come through the pandemic in better shape than Italy, though Iran will bely this argument as a universal principle.
在地的对于中国的体验可以告诉我们中国并非一个非新自由主义国家，国民的意识形态也是拥抱市场和全球化对于拥抱社会，政府尽管经济领域强调干预但是更多试图引导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存在，只是其机制是中国式东亚式而非美国与欧洲式的。
而面对疫情，中国也体现的是一种权力对于例外状态更加自如的切换吧。
不要单纯以国家为单位思考是个很好地论点。但是有一段我不是很明白：
“东亚国家能够有效控制疫情并非因为它们是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家，而是因为时间和速度在它们的发展型新自由主义政体中扮演重要角色。”
时间和速度在制度安排中被摆上优先议程，这是政府而非市场决定的。如果按照单纯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话，甚至有可能把人命的价值直接进行衡量纳入受益于成本的计算之中。那么中国这种政府强干预为什么不构成一种非新自由主义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