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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哈維:2019冠狀病毒時期的反資本主義政治

如果只有社會主義政策對如今的世界才有效,那麼毫無疑問,寡頭統治者會確保其成為國家社會主義,而不是人民社會主義。而反資本主義政治的任務就是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2020年3月28日,西班牙封城期間,居民在窗戶鼓掌向醫護人員致敬。 攝:Gabriel Bouys/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3月28日,西班牙封城期間,居民在窗戶鼓掌向醫護人員致敬。 攝:Gabriel Bouys/AFP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本文由馬克思主義地理經濟學家大衞·哈維撰寫,端傳媒獲其本人授權,翻譯發表此文。由於此中文版根據哈維教授向端傳媒發送的修訂版翻譯,所以部分段落與其他網站發布的英文版略有不同,如閲讀英文原版,請以哈維教授個人網站發布的版本為準。此外,我們本週還會發布一篇對哈維本文的分析回應。

當我試圖對每日的新聞流做解釋、理解和分析時,我傾向於將正在發生的事情,放置於兩種各具特色但相互交叉的資本主義運作模式下。首先需要描述的是資本流通和積累的內在矛盾,即貨幣價值在不同「時刻」(馬克思所用術語)是如何通過生產分配和再投資、實現(消費) 並且為追求利潤而流動。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無休止擴張與增長的螺旋。隨着地緣政治競爭、不均衡的地理發展、金融制度、國家政策、技術重組以及不斷變化的勞動分工和社會關係網絡等現象的展現,這一模式會變得相當複雜。

不過,我對這一模式的想像,是將其視為嵌於更廣泛的社會再生產背景(家庭和社區),嵌於自然的持續和不斷進化的代謝關係中(包括城市化和建築環境這種所謂的「第二自然」),嵌於不同地方的人口在通常的空間與時間上以各種方式創造的各種文化、(基於知識的)科學、宗教之中,以及偶然形成的社會狀態之中。這些後發「時刻」包涵了對人類期望、需求和慾望的積極表達,對知識和意義的渴求,以及人類在不斷變化的制度性安排、政治爭論、意識形態對抗、虧損、失敗、挫折和異化背景下所進行的無止境追求,而所有這些都是在一個地理、文化、社會和政治等方面具有顯著多樣性的世界中展開的。

可以說,這第二種模式構成了我對全球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形態的所做的理解;而第一種模式涉及的是經濟引擎內部的矛盾,正是這一引擎推動着這種社會形態沿着特定的歷史和地理路徑演變。

2020年1月25日,因肺炎疫情嚴峻,天津一個商場只有很少顧客。
2020年1月25日,因肺炎疫情嚴峻,天津一個商場只有很少顧客。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月26日,我第一次獲知有一種冠狀病毒在中國開始傳播,便立刻想到它可能會對全球資本的動態積累產生種種影響。基於對經濟模式所做的研究,我知道資本流動連續性的阻礙和中斷會導致貶值,而如果貶值變得日益廣泛和嚴重,就預示着危機的開始。我也清楚地意識到,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在2007-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後卓有成效地使全球資本主義脱離危難。因此,任何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必然會對全球經濟產生嚴重後果,況且全球經濟已經困難重重了。

在我看來,目前的資本積累模式已經問題累累。抗議運動幾乎無處不在(從聖地亞哥到貝魯特),其中許多抗議都聚焦於這樣的現實:對大多數人口而言,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模式已運作不良,因為這種新自由主義模式日益依賴於虛擬資本以及貨幣供應和債務產生的大幅擴張。它已經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無法實現資本所能產生的價值。那麼,既然主導經濟模式的合法性日減、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它將如何吸收並經受住這場可能成為全球大流行病而導致的不可避免的衝擊呢?很大程度上,答案將取決於這次經濟中斷會持續多久、擴大到什麼範圍,因為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貶值的出現,不是因為商品無法售出,而是因為商品不能及時售出。

我一直拒絕把「自然」這一概念視為文化、經濟和日常生活之外並與其脱離的概念。我用一種更為辯證和相關聯的觀點,看待人類活動與自然的新陳代謝關係。資本雖然會改變其自身再生產的環境條件,但卻是在非預期性後果(例如氣候變化)的情境下進行,而這個自發的、獨立演變的力量又會不斷地重塑這些環境條件。從這個角度而言,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自然災害。顯然,病毒一直在發生變異。但這種變異在何種情況下會威脅生命,則取決於人類的各種行為。

這涉及到兩個相關層面。首先,適宜的環境條件可能會增加劇烈突變的可能。譬如,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潮濕的亞熱帶地區如果發生居住地、以及密集的或難以控制的食物供應系統的快速變化,則會導致病毒突變。而此類系統可見於許多地方,包括中國長江以南和東南亞。其次,促成宿主之間快速傳播的條件有很大的差異,而高密度人口顯然易於成為一個宿主目標。例如,眾所周知,麻疹流行病只發生於較大的城市人群聚集的中心,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區則會迅速消亡。人類如何互動、如何四處移動、如何約束自己或會不會記得洗手都會影響疾病的傳播。

近些年幾次的流行病例,如非典、禽流感和豬流感等,似乎都源於中國或東南亞。中國在去年還遭遇了嚴重的豬瘟,導致大量的豬被殺滅,豬肉價格飛漲。我說這些並不是為了指責中國,因為在其他許多地方,病毒突變與傳播的環境風險也很高。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可能來自美國堪薩斯州,艾滋病毒/艾滋病則可能孕育於非洲,非洲也肯定引發了西尼羅河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登革熱則似乎盛行於拉丁美洲。但是,病毒傳播所造成的經濟與人口影響則取決於霸權經濟模式中各種既有的漏洞及脆弱性。

2020年2月24日韓國首爾,一名清潔人員穿著防護服在首爾國會會議期間消毒。
2020年2月24日韓國首爾,一名清潔人員穿著防護服在首爾國會會議期間消毒。 攝:Chung Sung-Jun/Getty Images

2019冠狀病毒病最初在武漢發現,對此我沒有感到多麼意外(儘管它是否起源於該地,尚不得而知)。顯然,其對這個地方的影響將是巨大的,再加上武漢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生產中心,就很可能會產生全球性的經濟影響(儘管我不知道影響的規模會多大)。關鍵問題是傳染和擴散如何發生,將會持續多久(在找到疫苗之前)。此前的經歷表明,日益全球化的一個負面影響就是,幾乎不可能阻止新發疾病在世界範圍內迅速傳播。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高度互通的世界裏,幾乎人人都在到處走動。導致疾病潛在擴散的人類網絡既巨大又開放。(對經濟與人口的)危險在於,這種生活與經濟的中斷可能會持續一年,甚至更長時間。

新型病毒的新聞傳出伊始,全球股市立即出現下跌,但令人驚訝的是,一個或一個多月之後,股市又創新高。這一現象似乎表明,除了中國以外,其他國家的商業活動一切如常。人們似乎認為,當年非典的情形將會重演,即會很快得到遏止,不會造成多大的全球性影響;儘管其致死率高,並(在事後看來)對金融市場造成了不必要的慌恐。此次疫情剛出現時,主流的反應是把它描述成非典的重複,從而使人們認為沒必要恐慌。其在中國的肆虐,以及中國快速而無情地行動以對其進行遏制,也導致世界其他地區錯誤地認為這不過是「那裏」發生的事情,因此既然看不見也就不用操心它(與此同時,世界某些地區也出現一些令人不安的反華仇外現象)。中國的經濟成功的增長故事,突然被病毒所打擊,這甚至在特朗普政府的某些圈子裏引起歡呼。

然而,接着就開始傳出經由武漢的全球生產鏈中斷的情況,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或者被視為只是具體產品系列或特定公司(如蘋果)遭遇到問題。人們認為貶值是局部的、特例的,而不是系統性的。消費者需求下降的情況也被嚴重低估,儘管那些在中國國內市場有大量業務的公司,例如麥當勞和星巴克,已經不得不關門停止營業一段時間。病毒爆發時間正好與中國的春節重疊,因而掩蓋了對一月份全月的影響。這種自滿的反應是極為不合時宜的。

即便是韓國出現了嚴重疫情,還出現了伊朗和其他幾個熱點地區,國際新聞最初對病毒的報導也只是間或的、零散的。直到疫情在意大利的暴發才引發第一次劇烈反應。始於2月中旬的股市崩盤持續震盪,但截至3月中旬,全球股市已經幾近30%的淨貶值。

感染人數的指數級增長引發了一系列時常前後矛盾的、有時甚至是恐慌的反應。面對感染和死亡的潛在上升趨勢,特朗普總統的表現則頗像克努特大帝(譯註:1016年至1035年的英國國王,喜歡口出狂言,如命令潮水退卻)。其中有些反應就非常莫名其妙:面對病毒威脅,卻讓美聯儲降低利率,即使人們認識到這樣做只是為了減輕市場影響,並不能遏制病毒的蔓延。

幾乎各個地方的公共機構和醫療衞生系統都出現人手不足的情況。南北美洲和歐洲盛行了40年的新自由主義讓公眾完全暴露並無法面對這場公共衞生危機,儘管以前的非典和埃博拉病毒所造成的恐懼已經給人提供了大量警示,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教訓,告訴人們需要如何做。在所謂「文明」世界的許多地方,地方政府和區域/國家當局本應該是此類公共衞生和安全緊急事件的最前線的防禦陣地,但卻因為此前實施了旨在減税、補貼企業和富人的緊縮政策,因此都出現嚴重的資金不足狀況。

製藥公司巨頭對無利可圖的傳染病研究(例如自1960年代以來就廣為人知的冠狀病毒家族)了無興趣,也甚少投資於疾病預防。它們也沒有興趣投資針對公共衞生危機的準備工作,卻喜歡設計治療方法。因為我們病得越重,他們就越能掙錢。疾病預防無助於增加股東價值,反而會減少其價值。應用於公共衞生供給的商業模式消除了緊急狀況所需的過剩的應對能力。疾病預防甚至不是一個足夠吸引人的工作領域,因此無法實現公私合作的夥伴關係。

特朗普總統削減了疾病控制中心(CDC)的預算,並解散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大流行病工作組,其做法與削減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所有研究經費的目的相同。對此,如果用擬人的和某種隱喻的視角來說,我認為2019冠狀病毒就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因為在過去四十多年,在兇猛的、不受監管的新自由攫取主義的做法下,大自然一直在遭受人類的粗暴虐待。

迄今為止,中國、韓國、台灣和新加坡這些新自由主義色彩最少的國家比意大利更好地應對了這場大流行病,這也許能說明一定的問題;當然伊朗則是這一普遍規則的一個反例。雖然有大量證據表明,中國當年對非典的應對相當糟糕,特別是最初大量的掩蓋和否認;但是這一次習主席很快採取行動,要求報告和檢測必須透明,韓國也是如此。即便如此,中國還是失去了一些寶貴時間(因為僅僅幾天之間就可能會使情形大為不同)。

然而,中國非常突出的做法使得疫情被控制在以武漢為中心的湖北省內。疫情沒有以同樣的力度向北京、西部甚至更南擴散。在三月底,中國宣布湖北沒有出現新的病例,沃爾沃公司也宣布恢復正常生產,而此時此刻,全球其他地方的汽車工業都在關停。中國在地理上控制病毒的手段極為全面和嚴厲(他們不得不這麼做)。出於政治、經濟和文化原因,這些手段幾乎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被複制。來自中國的報導顯示,疾病治療和各種政策嚴重缺乏人道關懷。而且,中國和新加坡實施個人監控的力度達到極高的侵略性和專制性的程度。

但總體看來,這些做法似乎極為有效,而根據一些模型所顯示的,如果提前幾天啟動遏制疫情行動的話,本來是可以避免許多人死亡的。這就是一個重要的信息:任何指數增長的過程中都會出現一個拐點,超過這個拐點,上升的數量將會完全失控(在此需要再次注意,數量對於速率的重要性)。而特朗普磨蹭了好多個星期,就很可能會讓人們付出重大的生命代價。

2020年3月26日,意大利一間教堂,牧師站在棺木前。
2020年3月26日,意大利一間教堂,牧師站在棺木前。攝:Piero Cruciatti/AFP via Getty Images

目前疫情對全球的經濟影響快速正在失控。公司價值鏈和一些行業的中斷情形比最初想像的更加系統化、規模更大。其長期影響可能是,縮短供應鏈或使供應鏈多樣化,同時轉向勞動密集程度較低的生產形式(對就業會有巨大影響),也更多地依賴人工智能生產系統。生產鏈的中斷導致工人下崗或休假,從而減少最終的需求,而針對原材料的需求會減少生產性消費。就需求方而言,這些影響難免會導致至少是温和程度的衰退。

但是,最大的那些脆弱來自於別處。2007-2008年後爆發的消費主義模式已經崩潰,帶來毀滅性的後果。這些模式基於儘可能將消費週轉時間減少到零。對這種消費主義形式的大量投資,目的都是最大程度上吸收以指數增長的消費主義資本量,因為這種資本形式的週轉時間最短。國際旅遊業也能說明問題。2010年至2018年間,國際旅行從8億人次增加到14億人次。這種即時的「體驗式」消費要求在機場和航空公司、旅館和餐館、主題公園和文化活動等方面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而現在,這個資本積累的場所已陷入絕望,航空公司也一個個瀕臨破產,旅館空無一人,接待業的大規模失業迫在眉睫。外出吃飯顯然不明智,因此許多地方的餐館和酒吧只好關門,甚至外賣也有風險。從事零工經濟或其他不穩定工作的人被大量解僱,並且沒有任何可見的支援手段。各種活動,如文化節、足球和籃球錦標賽、音樂會、商業和專業會議、甚至圍繞選舉的政治集會等,都被取消。這些「基於活動」的體驗性消費場所已被關閉。地方政府收入鋭減。大學和中小學也紛紛關閉。

當前情況下,當代資本主義式消費框架下的許多前沿模式已無法運作。安德列·高茲(Andre Gorz)所描述的那種「補償性消費主義」(即被異化的工人可以通過去一個熱帶海灘的套餐式度假來恢復精神)的動力也被鈍化了。

但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70%甚至80%是由消費主義驅動的。在過去四十年裏,消費者的信心和情緒已經成為動員有效需求的關鍵因素,而資本也日益為需求和需要所驅動。這種經濟活力之源也未曾經受過劇烈的波動(除了為數不多的例外,如冰島火山爆發而導致跨大西洋航班中斷了幾星期)。但2019冠狀病毒預示的並不僅僅是一次劇烈波動,而是針對大多數最富裕國家中盛行的消費主義核心的強力撞擊。無止境的資本積累螺旋正在從世界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發生內部坍塌。唯一能拯救它的則是一場由政府出資和激發的無中生有的大眾消費主義。譬如,這將要求實現美國整個經濟的社會化,同時又不會冠之以社會主義之名。

不論發生其他何種情形,以前大眾對需要一個擁有廣泛權力的政府持普遍懷疑態度,但現在這種懷疑已銷聲匿跡。而好政府與壞政府之間的差別也得到更為廣泛的承認。現在,即使對金融家們而言,讓政府順從於債券持有人和金融家的利益(2007-2008年以來的情形)也會是個糟糕的想法。

2020年3月13日,日本東京街上的行人戴著口罩。
2020年3月13日,日本東京街上的行人戴著口罩。攝:Toru Hanai/Getty Images

有一個常見的不實說法,即傳染病不承認階級或其他社會障礙和界限。同許多類似說法一樣,這種說法也包含一定的真實性。在19世紀的霍亂疫情中,超越階級壁壘的現象極為明顯,結果促進了公共衞生和健康運動的誕生(後來變得專業化),其影響持續至今。而這場運動究竟是為了保護每個人還是僅保護上層階級,則不總是清楚明瞭。但是,今天的階級分野和社會影響異於以往的情形。當今的經濟和社會影響是通過隨處可見的「習慣性」歧視過濾後體現的。首先,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在世人眼裏,專職照顧數量劇增的病人的勞動力一般都是高度性別化、種族化和族裔化的。這反映了基於階級的勞動力構成,如機場和其他物流行業的員工構成。

這種「新勞動階級」處於最前線,即要麼是最有可能承當因工作而被病毒感染的風險,要麼因為病毒造成的經濟緊縮而被解僱,從而失去生活來源。譬如,誰可以在家工作誰不可以,也是問題所在。在接觸或感染病毒的情況下,誰能負擔得起自我隔離(不論有或沒有報酬),這些問題都會加劇社會分化。正如我將尼加拉瓜地震(1973年)和墨西哥城地震(1995年)稱為「階級地震」一樣,本次肺炎的蔓延過程表現出一個階級化、性別化和種族化的大流行病的所有特徵。

儘管緩解疫情的種種努力很容易被包裹在「我們都在同命運」這樣的敘說之中,但種種做法,尤其是國家政府的做法,則表示出更為陰險的動機吧。美國當代的工人階級(主要由非裔美國人、拉丁裔和拿日薪或週薪的婦女構成) 正面臨一種非常艱難的選擇:或者在關懷和保持關鍵供給服務(例如雜貨店)繼續開放的名義下受感染,不然就面臨無福利(如足夠的醫療保障)的失業。而拿月薪或年薪的員工(像我這樣)可以在家工作,還能像往常那樣領取工資,首席執行官們則仍然可以乘私人飛機和直升機到處逛。

長期以來,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的勞動力都被社會化為馴服的新自由主義臣民(意思是,如果出了任何問題,他們只能責怪自己或上帝,但絕不敢提出問題可能出在資本主義)。但是,即便是温順的新自由主義臣民此刻也能看出,應對這個大流行病的方式的確有問題。

2020年2月5日,北京一條空蕩蕩的街道。因為肺炎疫情影響,中國不少公司與工廠都停工,商戶停業,大量市民也不敢上街消費,多方面都對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2020年2月5日,北京一條空蕩蕩的街道。因為肺炎疫情影響,中國不少公司與工廠都停工,商戶停業,大量市民也不敢上街消費,多方面都對經濟造成嚴重影響。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關鍵問題是,這個全球流行病將會持續多久?也許將超過一年,而持續的時間越長,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貶值就越厲害。如果不實施大規模的政府干預手段,以抗衡新自由主義潮流,幾乎可以肯定,失業率會上升至與1930年代相當的水平。目前的疫情對經濟和社會日常生活的直接影響是多方面的,但並非都是壞的影響。

當代消費主義已變得過度,瀕臨馬克思所描述的「過度消費和瘋癲消費,其畸形和怪誕預示着整個系統的垮台」。這種不顧後果的過度消費嚴重導致了環境惡化。而航班的取消和大幅減少交通運輸與人員流動,則對温室氣體排放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武漢的空氣質量有了很大改善,美國許多城市也是如此。生態旅遊景點也將恢復眾人踐踏之前的面貌。天鵝們回到了威尼斯的運河。既然不計後果的、不理性的過度消費的趣味得到了抑制,就可能帶來一些長遠的好處。珠穆朗瑪峰上的死亡人數減少也會是一件好事。

雖然還沒有人大聲說出來,但病毒的人口偏好可能最終會影響年齡金字塔,對社會保障負擔和「護理行業」的未來會產生長期影響。日常生活節奏會變慢,這對某些人來說也是個好事。如果緊急情況持續足夠長的時間,目前所實施的保持社交距離的規則可能會導致文化轉變。幾乎肯定地說,有一種消費主義形式會從中獲益,那就是我所說的「網飛式」(Netflix)經濟,因為它迎合了「放縱觀影者」(binge watchers)的需求。

在經濟方面,人們的反應受到了2007-2008年經濟垮塌後資本大量外流的影響。當時的情形就是,必須實施一項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以解救銀行,同時像中國那樣通過大規模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來緊急提高生產性消費。後者無法按所需的規模複製了。2008年制定的救助計劃主要是針對銀行的,但也包括對通用汽車公司實行了事實上的國有化。目前,具有重要意義的是,面對工人的不滿和市場需求的崩潰,底特律的三大汽車公司至少是暫時關閉了。

如果中國不能重複其在2007-2008年所扮演的角色,那麼擺脱當前經濟危機的擔子就會落到美國身上。這可真是個十足的諷刺: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有效的政策,卻只能是比伯尼·桑德斯可能提出的任何政策都更具社會主義色彩,而這些救援計劃還只能在唐納德·特朗普的支持下啟動,想必也是在「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旗號下實施。

所有從內心深處反對2008年救助計劃的共和黨人將會忍辱收回原來所說的話,不然就得反對特朗普的做法。而後者很可能以緊急狀態的名義取消選舉,宣布開始實施帝王總統制(imperial presidency),以拯救資本和世界免於暴亂和革命。如果只有社會主義政策才會有效,那麼毫無疑問,寡頭統治者會確保其成為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t),而不是人民社會主義(people socialist)。而反資本主義政治的任務就是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大衞·哈維,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地理學和人類學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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