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趙益民：在新自由主義與時間性之間，進一步思考反資本主義政治

在連續兩個月跟蹤疫情之後，大衞·哈維終於寫出了自己題為《2019冠狀病毒時期的反資本主義政治》的評論。這篇評論視野開闊，善用修辭，文法優雅，是哈維一貫的寫作風格。文章不僅把他立足於閲讀《資本論》的唯物主義立場表達得淋漓盡致，在內容上也凝練地融合了《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和《新自由主義簡史》的核心觀點，幫讀者很好地釐清了疫情產生的社會-自然語境以及正在導致的政治和經濟後果。尤其是，對新自由主義重塑我們這個世界的深度、廣度和後果，這篇評論更是明白曉暢地揭示了出來，不僅有深刻的體察、深切的關懷，而且也有恰到好處的反諷。

但是，文中部分話語是否有值得推敲之處呢？

比如，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構造的同時，哈維不無讚許地評價了中國、韓國、新加坡等國家——這些他認為 「最不新自由主義的國家」 (the least neoliberal countries) ——在應對疫情時的經驗。雖然有諸如 「嚴苛」、「侵犯性」 和 「威權」 這樣的字眼，他還是驚歎於中國能夠做到把疫情控制在湖北尤其是武漢。然而，身在此地的我們深切地知道這些措施（可以說是雷霆手段）對於很多人來說意味着什麼。

在此基礎上，我們還應當繼續追問：東亞國家和地區應對疫情的方式是更多地受制於特定的文化結構、政權屬性和合法性來源呢，還是因為它們 「最不新自由主義」 ？更進一步看，這些 「最不新自由主義」 的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是與 「新自由主義」 無涉的？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不是自明的，仍然需要我們立足於現實觀察做更加細緻的討論。

哈維的辯證法

一方面他視 「新自由主義」 為一種新的全球社會構造的核心機制，因而無遠弗屆；另一方面他又暫時遠離這樣的設定，來尋找 「最不新自由主義」 的國家及其經驗，作為自己反思和批判的旁證與立足點，並為此忽略很多關鍵性的 「本地知識」。

哈維的文章開篇從兩個模型談起。第一個是政治經濟討論中耳熟能詳的資本主義經濟運作模型（資本循環、積累和矛盾）；第二個則是在波蘭尼框架下的引申：資本的運作事實上嵌入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構造 (social formations) 之中，並與諸如文化、知識、宗教和自然等議題廣泛聯結。在他自己看來，這第二個模型才能夠恰如其分地揭示全球資本主義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改造成為一種新的社會構造的。

在哈維看來，這一社會構造形成過程中居於核心地位的是新自由主義。首先，無論自然還是社會都被捲入到新自由主義的崛起進程之中。環境狀況雖然有自己的演進軌跡，但是其演變方向和外部作用力受制於資本的力量，並因此導致包括全球氣候變化在內的大量非預期後果——在這個意義上，並不存在真正的「自然災害」，所有的災害都或多或少屬於上述由資本擴張引致的「非預期後果」，這一論斷甚至包括了我們正在面對的2019冠狀病毒。

其次，這個具有宰制性的政治經濟模態導致包括醫療系統在內的公共資源嚴重不足，因而無法面對這一波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國家和地方政府無法迅速調集充足的資源加以應對，而包括製藥巨頭在內的資本家們更為關注的是利潤而不是預防，所以他嚴辭批評道：「我們病得越重，他們就越能掙錢。」哈維在這裏以一個擬人化的手法宣稱：「2019冠狀病毒疫情是大自然的復仇。它所報復的是過去四十年間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義對大自然的粗暴虐待和剝削」。

在這一社會構造越來越依賴虛擬資本（貨幣和債務擴張）和消費主義的時刻，疫情爆發了。在危機時刻，哈維建議我們每個人都重新反思自己的處境。過去數十年的政治經濟結構已經把大多數勞動力培養成了優秀的「新自由主義主體」——面對艱難境地時會指責自己或者上帝，但決不敢把矛頭指向資本主義。而現實中，全球資本主義這一社會構造已經走向了最終也是最大的諷刺：為了擺脱當下的僵局，川普很可能將不得不在「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旗號下推行比桑德斯所設想的更為激進的社會主義政策。

在哈維久負盛名的辯證法框架中，全球（空間）與地方一直是一對關鍵性的概念。但是在分析疫情的過程中，他好像暫時地把這樣一對辯證概念放在了一邊，轉而被兩個片面的視角所取代：一方面他視 「新自由主義」 為一種新的全球社會構造的核心機制，因而無遠弗屆；另一方面他又暫時遠離這樣的設定，來尋找 「最不新自由主義」 的國家及其經驗，作為自己反思和批判的旁證與立足點，並為此忽略很多關鍵性的 「本地知識」。

事實上，在 「本地知識」 與 「全球野心」 之間，哈維的辯證法被特定的時髦術語綁縛了手腳。這不僅無法幫助他在細節處釐清全球疫情大爆發正在和將要導致的政治和經濟轉型，而且也無助於我們探索整體性的反資本主義政治圖景。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分別從 「新自由主義」 概念的斑駁形態和東亞國家的政權結構及其合法性來源兩個方面做進一步闡釋。

新自由主義的斑駁形態

如果新自由主義果真是一種寄生性的政治實踐形態，如果它能夠穿透種種宏大的結構和制度安排，在很多個平常的時刻成為細緻而微的治理技術，那麼我們是否還有可能以國家為單位區分 「最新自由主義」 和 「最不新自由主義」 的國度呢？

新自由主義一詞的當代內涵植根於1970年代末以降的政治經濟結構轉型，關於這一點，學界的討論已經汗牛充棟，哈維自己所著《新自由主義簡史》 (2005) 對此亦有十分細緻的描述。在批判地理學和城市研究領域，作為分析性概念的 「新自由主義」 的流行大概可以追溯到學術刊物 Antipode 在2002年出版的一期特輯 (Volume 34, Issue 3)，主題是 「新自由主義的空間」。

在這一期雜誌中，研究者們提醒我們重點關注「真實存在的新自由主義」 (the 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也就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工程所賴以發揮作用的具體語境 (contextual embeddedness), 並呼籲大家將焦點更多地投向新自由主義進程的歷史和地理機制，從而在宏觀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網絡之下，更好地探察植根於本地的“local neoliberalisms” (Jamie and Tickell 2002)——後者往往在形態和具體作用機制上表現得更加多樣 (variable)，並因此被賦予了複數形態。

沿着這個脈絡繼續發展，後續的研究進一步揭示出如下事實：作為一種動態治理技術的新自由主義很少能獨自發揮作用，它必須與其他相關的制度安排 「共棲」 (cohabit)。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新自由主義可以被視作一種寄生性的政治實踐形態，它在世界政治經濟圖景中的遍在性是複雜和異質的，而非一種固定模板的普遍復刻 (Peck 2010: 31)。

當然，對 「新自由主義」 的概念化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不同的學者往往秉持着迥異的立場和觀點，哪怕在左翼群體內部，針對這個概念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多個方向。當Peck努力提醒我們關注新自由主義進程的複雜性和異質性時，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流派則把重心放在了這個進程的廣度和深度上，認為作為霸權性的意識形態構造的新自由主義需要從整體上加以把握。

用哈維 (2009) 的話來做註解的話，這一霸權性意識形態不僅指稱我們耳熟能詳的市場至上制度安排，而且也直接指向了特定的階級關係形態、剝奪式積累、不平等的再分配方式和國家與資本權力的勾連。

正是從這樣的視角出發，哈維的分析走向了前文所描述的兩個片面後果：一方面宣稱此一政治經濟模態的全球性，另一方面試圖在邊緣地帶探索其替代性方案。但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果新自由主義果真是一種寄生性的政治實踐形態，如果它能夠穿透種種宏大的結構和制度安排，在很多個平常的時刻成為細緻而微的治理技術，那麼我們是否還有可能以國家為單位區分 「最新自由主義」 和 「最不新自由主義」 的國度呢？

不管是在民主還是威權體制之中，我們都能看見新自由主義的影子——它常常化身為細緻而微的治理技術和政治實踐形態，通過這樣的方式寄居於更為宏大的政治經濟架構之中，並不斷形塑着我們的日常生活。

「作為例外的新自由主義」構成了我們討論這一概念斑駁形態的另一個切入點。藉助福柯、阿甘本、德勒茲等理論資源，王愛華 (Aihwa Ong) 建議我們把新自由主義視作一個小寫的詞語 (small n-)，從而更好地從微觀層面揭示它在重構治理與被治理、權力與知識、主權與領土性等關係時的具體路徑和政治後果 (Ong 2006)。也正是在這樣的框架中，哈維在前述評論中重點提及的亞洲國家及其發展模式被放置在了理論探索的前沿地帶。

小寫的新自由主義是通過一系列 「例外」 安排而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國家獲得舉足輕重地位的。比如，藉助特定的 「從屬技術」 (technologies of subjection)，人口便可以按照給定的經濟結構優化目標進行分類重組。在變遷的政府與公民關係中，不僅公民權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改變，而且基於特定考量而吸引一些人口、排斥另一些人口的做法也獲得了其制度基礎。

再比如，新自由主義治理體系調用了新的 「區劃」 技術，通過特定的區劃設定（比如 「經濟特區」 ）來部分改寫國家層面的制度安排，鬆動了傳統意義上主權-領土結構所具有的政治單維性 (political singularity)，建構起王愛華所稱的 「漸進主權」 (graduated sovereignty, 也即國家在特定地方放松管制，以符合國際資本的需求，並賦予後者針對這些地方及其公民的宰制權力)，從而為特定的資本領土化進程和勞工結構轉型提供符合新自由主義理性計算的制度框架。

王愛華在論述過程中對諸多宏大理論持比較懷疑的態度，而哈維的新自由主義概念構成了一個直接的靶子。在她看來，哈維在寫作《新自由主義簡史》時之所以會遇見中國這個 「奇怪案例」 (the strange case of China)，主要原因正在於他不假思索地把國家視作一種具有政治單維性的實體，並沿着這個方向逐步走向了以 「新自由主義國家」 (the neoliberal state) 為中心、但事實上問題重重的民族-國家類型學。

針對王愛華的反思，Peck一方面接受了前者對新自由主義所做的福柯式的定位（「一種動態的治理技術」），而在另一方面又強調了 「例外論」 可能會面臨的理論乃至政治困境。在他看來，新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的聯結並不是例外性的，從智利到新加坡的案例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討論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進程時，一個更為有效的立場是對不同的形態一視同仁——無論它是 「具有中國特色」 還是 「具有美國特色」 ——因為事實上並不存在一個規範的 (normal) 新自由主義形態，它在各地的具體表達也決不是某種規範形態的變種，這就是他所強調的概念的複雜性和異質性。

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我們也許可以得到一個初步的結論：討論新自由主義時，為了保證這樣的分析概念真正獲取效力，我們應當聚焦於它發揮作用的微觀機制而非宏觀模態，更不應將之視為一個整體性的政治經濟結構。換句話說，新自由主義理性與政權的屬性之間並不存在固有的或規範性的聯結。

不管是在民主還是威權體制之中，我們都能看見新自由主義的影子——它常常化身為細緻而微的治理技術和政治實踐形態，通過這樣的方式寄居於更為宏大的政治經濟架構之中，並不斷形塑着我們的日常生活。最終，正是這樣的日常和微觀機制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性影響力的根基所在。

東亞的「發展型新自由主義」及其合法性

當經濟發展成為國家合法性的最重要源泉時，發展工程本身也就擁有了自己的生命，在發展-合法性之間建立起來的聯結則進一步保障了發展型政權及其行動者的安全境遇。

明瞭「新自由主義」 概念的斑駁形態之後，我們便可以着手討論本文關切的第二個問題：東亞國家的政權結構及其合法性來源。

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有關東亞/東南亞發展型國家 (the developmental states) 和國家引導的發展主義 (the state-led developmentalism) 的討論長期吸引着學者們的興趣。從這些概念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主導所謂 「亞洲奇蹟」 的核心主體是國家而非新自由主義模型中的市場力量。

但是發展型國家及其發展軌跡並不是鐵板一塊，它也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維度展現出迥異的面貌，並由此構成了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術所賴以寄居的政治經濟基礎和制度可能性。

如果仔細考察亞洲發展型政體自1990年代以來的政策議程，我們可以立刻認識到，它們在近二三十年日益關切全球競爭力 (global competitiveness)、城市企業化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和私人金融策略 (private financial initiatives) 等議題，而不再如經濟起飛時那樣更關注集權性的決策體系和均衡的區域與城市發展政策。在這一變遷背後所隱藏的，正是新自由主義和發展主義這兩種充滿意識形態意味的政治工程的相遇 (Park et al. 2012)。

事實上，這兩個貌似沿不同軌跡發展的政治工程 (plan-rational vs. market-rational) 擁有相當多的相似點：它們都強調經濟表現、資本循環，偏好符合市場需求的國家干預，遵循一定的實用主義觀念，而這些要素的疊加和融合迅速超越了設想中的意識形態分歧，促成了政策的選擇性調用。

此間發生的日本經濟泡沫破裂、東亞地區民主化運動以及亞洲金融危機和其後由世界銀行和IMF主導的結構調整方案等，則從外部施加了相應的推力，引致了亞洲發展型國家的轉型，最終塑造了 「發展型新自由主義」 (developmental neoliberalism) (Hill et al. 2012: 14-17)。

在疫情爆發的困局中，不僅經濟發展進程本身受制於疫情的嚴重威脅，而且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也開始受制於政府控制疫情的能力和速度，所以它們立刻響應國家發展工程的重心遷移（從 「發展」 到控制疫情），通過一種順應時勢的方式繼續維繫着國家發展工程的生命。

在韓國，發展型新自由主義在應對這次疫情的過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據有關新聞報導，韓國從一月份就開始建設規模化的2019冠狀病毒疫情檢測系統，雖由政府牽頭，但是具體執行則主要依靠大型私人醫療機構，以及由學術界衍生出來的診斷試劑製造企業。

是這些非國家行動者為後來備受讚揚的廣覆蓋、高效率的疫情檢測提供了堅實的支撐。面對醫療資源不足甚至開始發生擠兑的境況時，包括三星、LG在內的大型企業紛紛貢獻自己的房產以備政府收治病人（類似於中國的 「方艙醫院」），這進一步透露出韓國應對疫情的機制與邏輯。

有學者在評價亞洲發展型國家的時候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當發展成為國家合法性的最重要源泉時，發展工程本身也就擁有了自己的生命，在發展-合法性之間建立起來的聯結則進一步保障了發展型政權及其行動者的安全境遇 (Castells 1992)。上面提到的三星、LG等大型企業事實上就是韓國國家發展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過去數十年的政治經濟轉型中極大地受惠於發展型新自由主義政策。

在疫情爆發的困局中，不僅發展進程本身受制於疫情的嚴重威脅，而且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也開始受制於政府控制疫情的能力和速度，所以它們立刻響應國家發展工程的重心遷移（從 「發展」 到控制疫情），通過一種順應時勢的方式繼續維繫着國家發展工程的生命，同時也保持着各個行動者在其中一直扮演的角色。

在這樣的新局面中，發展型國家的性質和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技術都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只有發展的對象和目標暫時從資本積累轉變為疫情防控而已。

發展型國家的時間性

這種對速度的集體性追求往往無視（甚至碾壓）生活於其間的個體命運，通過選擇性的治理（和不治理）來實現既定的 「預期」 目標和被承諾的 「未來」——然而在這樣的目標和 「未來」 被不斷製造的時刻，個體層面的正義卻常常付之闕如。

與以往數十年的發展工程一樣，速度和時間在這個進程裏具有相當的政治顯著性。在東亞/東南亞的時空視閾裏，發展（經濟騰飛）的標誌是短時間內的經濟快速增長，是用數十年乃至十數年走完西方國家上百年的經濟增長曆程。

這樣的時間性認知不僅構成了發展型國家的普遍國民心態，也隨即成為政權合法性來源的內在組成部分。在疫情爆發的局面之下，當傳統視角的發展過程受到重創，這一源於經濟增長的時間性認知就會立刻轉型成為快速控制和消滅疫情的時間性要求，以便為重啟經濟增長奠定社會的和公共衞生的基礎。

在最近發表的一篇學術論文中，我與合作者藉助 「預期的人類學」 (an anthropology of anticipation) 分析視角，把類似這樣的政治機制命名為 「時間式的治理形態」 (the temporal mode of governance; 參見Shin, Zhao and Koh 2020)。我們的核心論點是，這種對速度的集體性追求往往無視（甚至碾壓）生活於其間的個體命運，通過選擇性的治理（和不治理）來實現既定的 「預期」 目標和被承諾的 「未來」——然而在這樣的目標和 「未來」 被不斷製造的時刻，個體層面的正義卻常常付之闕如；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哈維在他的評論中述及的 「新自由主義的主體」 得以被大批量製造。

在這個時間性的進程裏，我們對 「未來」 的預期某種程度上成為王愛華所指稱的 「倫理體制」 (the ethical regime) 的一部分：特定的倫理目標（比如對美好生活的特定預期）引導個體按照相應的價值觀念去重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這一安排在集體的意義上則構成了 「想像的共同體」 的重要支撐 (Ong 2006: 22)。

具體到東亞來看，不僅是韓國，中國也正經歷着類似的時間治理形態。在疫情之前，時常讓輿論譁然的 「996福報」 （資本家宣稱，能夠每週六天從早九點工作到晚九點是一種福氣而不是厄運）和外賣小哥傷亡事件（因為要分秒必爭而不得不置安全於不顧）就是上述 「倫理體制」 和 「新自由主義主體」 的鮮明例子。

東亞國家能夠有效控制疫情並非因為它們是 「最不新自由主義」 的國家，而是因為時間和速度在它們的發展型新自由主義政體中扮演重要角色。

當疫情到來時，我們也看到一個特定的集體性的時間性 「預期」 ——在給定的時間裏控制疫情——被立刻轉譯為每個人的個體責任：在疫情爆發之時嚴禁外出，同時在非疫情地區也進行了大規模隔離；而在疫情稍有緩解時就立刻鼓勵復工復產並派員督查，出台的具體紓難解困對策卻很少能夠顧及規模以下的企業尤其是個體戶。類似這樣的舉措除了經濟上的考量之外，更多地受制於年初既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和更加宏偉的意識形態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卻沒有充分考慮到正在全球蔓延的疫情所具有的不斷增強的流動性。

在發展型的速度、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能動性的病毒之間，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哈維在他的評論裏所沒能抓住的東亞故事的另一面：一個全能、高效但卻韌性不足的社會-政治集合體。

東亞國家能夠有效控制疫情並非因為它們是 「最不新自由主義」 的國家，而是因為時間和速度在它們的發展型新自由主義政體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思考反資本主義政治時，我們應該避免以民族-國家為單位進行特定的類型學建構；相反，真正值得做的是去辨識特定的治理技術在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裏發揮作用的具體機制，以及全球性進程（乃至 「結構」 ）在不同地方所具有的多樣、複雜和異質的面貌。

也只有在這些認識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真正界定清楚一個個 「無遠弗屆」 的機制與進程，並進而思考它們可能的替代方案。在我看來，這些全球性的替代方案需要我們首先借助普遍-特殊之辯證的燭照來理解每一個地方，而不是去搜尋特定的 「例外」。

（趙益民，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教授，倫敦政經學院人文地理與城市研究博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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