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宏恩：台湾政党政治与民主，将被公投带往何方？

正好在一年以前，2017年11月6日，立法院通过公投法修正案，把连署以及通过的门槛大幅降低。一年以后的地方大选，已经确定有10个全国性公投案参战，除了各方热烈地讨论该怎么投、该看哪场辩论之外，在选举日每个台湾选民也将领十几张票投票、中央选举委员会也预计开票将开到深夜。

在立法院修法之前，台湾曾经有过6次全国性公投案，这6次都是由政党发动、选民看政党是谁来决定投票或不投票，最后也都因门槛过高而未通过。而在修法过程中，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国号”或“领土”问题是否可以公投，仅有少数民进党立委担心门槛过低会造成政府施政方向被否决、成为政党动员的工具。

但从修法至今台湾选民的实践来看，从连署、动员、辩论、乃至于网路讨论，一旦台湾民众习惯了这样的公投方式，台湾选民跟公投的交互作用将会大大的改变台湾的民主与政党政治生态。这可能是个坏消息，也可能是个好消息。

有了公投，蓝绿政党的处境会有何变化？

假如这次有任何公投案成功通过，民众与社运团体短期之内将会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

首先，台湾民众与社会运动团体会认识到，推动这样的全国性公投是可能的，就算不靠两大党还是有可能通过连署门槛。甚至，从中选会的网站上就会看到，许多国民党甚至前总统推动的公投反而没有通过门槛。

假如这次有任何公投案成功通过，民众与社运团体短期之内将会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觉得有办法光靠自己就把议题推上全国层次，取得在全国民众面前辩论的机会，甚至有让所欲的特定政策靠投票来通过，不再需要假手他人。所谓的“政治效能感”，就是主观觉得自己在政治上的投入真的能造成最后结果的改变。这种限时连署一路快速挺进到公投开票，相较于过去的长期深耕政策、与立法院“三级三审”来说，显得更为直接。

当台湾民众有了这种意识后，首当其冲的就会是现在执政的民进党，这与民进党成立至今的历史有关，而这也许将迫使民进党在政策方向上、以及支持者的组成上进行转型。从戒严时期至今，作为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一直是台湾各股社会运动力量的汇流，包括了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政治受难者、台湾独立推动者、劳工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乃至于性别运动以及近年来的同志婚姻运动等。在国民党全面失去政权之前，这些团体彼此可以一起将打倒国民党视为最主要的任务而暂时相忍为合作，即使彼此间在政策或意识形态上是相异甚至有冲突。

当这些过去与民进党站在一起、“相忍为民主”的团体发现，自己就能够推动全国性公投时，他们还有多大的意愿继续跟民进党站在一起呢？

在民进党2016年第一次获得完全执政的机会后，各路人马的左右派意识形态冲突终于浮上枱面，而民进党中央动辄得咎。

在另一篇端传媒的文章中我已经分析了，同婚的支持者大多来自都市年轻人，但许多蔡英文得票最高的乡下乡镇老人们对同婚毫无兴趣；在上周的同婚辩论上，我们可以看到推动同婚游行的社运人士对上长老教会牧师，两者在2016年之前都是跟蔡英文站在同一阵线，现在却激烈争辩；过去推动反核、环保运动的许多社运老前辈，过去热烈支持民进党反核四，现在也传出要投票支持国民党卢秀燕所领军的反火力发电厂公投；台独推动者更不用说，连海外媒体都可以看出来喜乐岛主办的东京奥运会台湾“正名”游行是给蔡英文的警讯，蔡英文却也不让民进党公职参与正名活动。

当这些过去与民进党站在一起、“相忍为民主”的团体发现，自己就能够推动全国性公投时，他们还有多大的意愿继续跟民进党站在一起呢？假如民进党一下失去这个团体、一下失去那个团体，到底还剩下多少属于自己的忠实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又是基于甚么样的政见与意识形态继续支持民进党呢？

假如国民党推动的这几个公投案真的通过而得以执行，就算国民党之后重新执政，这些得到执行的公投真的会对国民党的执政有帮助吗？

当然，同样的冲击也会影响到国民党。在失去党产奥援之后，为了争取选票，国民党也很可能更需要在各种社会议题上与团体合作，同时也会更需要企业的捐款支持。这次国民党主导推动的三个公投、乃至于试图与亲绿教会合作等，都是国民党更向“政策”靠拢的展现。只是相较于以抗议汇流起家的民进党，国民党在许多议题上过去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态度，因此短期内或许也能争取到一些议题团体的合作。

但即使获得了前总统与前总统候选人的纷纷支持，国民党仍无法领衔主导推动“核能公投”，这一点在新北市选情上尤其明显。因此可以设想，假如国民党推动的这几个公投案真的通过而得以执行，就算国民党之后重新执政，这些得到执行的公投真的会对国民党的执政有帮助吗？另一方面，反同婚团体也顺利拿到超过门槛的连署数，反而是孙文学校、前立委、前总统推动的公投案达不到连署门槛，国民党在未来议题设定与选票动员上将面临跟现在民进党一样的两难。

协商、妥协，这样的民主方式将会改变？

政党出现的目的与原因之一，就在于[减少过多的政策选项，让不同团体间可以互相协调妥协]。

假如再往上一层来看，政党出现的目的与原因之一，就在于减少过多的政策选项，让不同团体间可以互相协调妥协。政治学理论这一世纪的数学模型发展早已指出，不同的选举制度、不同的投票方式、不同的选项都可能会改变选举结果、当整个政治议题维度超过两维时，数学上任何选举结果都可以换种投票方式被其他结果推翻。

举例来说，这次的同性婚姻议题、以及能源议题，过去比较可能是支持与反对派各自寻找自己支持的政党帮忙，政党基于选票的考量，而采取稍微温和妥协的作法、取得各自团体的同意，最后在几个整合方案中做选择与政党协商。

但现在公投门槛降低、而且台湾民众与社运团体认知到能靠自己达标后，他们就没必要妥协了，将坚决地把自己最满意的方案诉诸公投。当然极端的政策可能不会通过门槛，但在缺乏政策整并的情况下，民众很可能会做出政府根本无法处理的公投结果。举例来说，假如选民通过三个各花百亿且不准加税加债的法案，但政府只有一个百亿能花，那政府就会因“做不到”而违抗人民意志。无论哪个政党执政皆然。而当政党失去作为协调平台的功能后，政党本身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与空间培养出够领导政府、执行政策的人呢？

透过民意与政策偏好驱动的台湾政党转型，必须奠基在两个重要的前提之下。而不幸的是，这两个前提对于强敌在侧的台湾并不容易。

不过，另一方面，这样的“直接民主”在支持民主的人眼中看来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正反同团体在全国辩论上激烈的交锋、人人变成核废料专家、一场场家庭LINE群小革命上演⋯⋯这是笔者有生之年第一次看到左右派在台湾认真的辩论，这可是六年前蔡英文大喊“公平正义”为选战主轴时也看不到的公共讨论空间。这样的辩论很累、而一场场公投也很花成本、甚至可能不小心投出相反的结果贻笑大方，但这事实上也就是民主学习的过程。

而这些左右派团体以及趁机杀出的小党，在这几次推动公投与连署操兵之后，也会更认识到实质获得政府权力的重要性，毕竟要推动政策，除了用公投证明民意之外，也需要事务官与立法的配合，因此长期来说还是会慢慢需要政党的帮助。而台湾现有的民进党、国民党两大党为了争取选票而有更多且更为一致的左派或右派的主张。台湾民主现在处于转型时期，最直接会看到的就是笔者强调多次的新台湾政治现象：过半台湾选民自从2017年开始说自己没有支持任何政党。这里当然不是说那群红色假装无色的无色觉醒，而是多数民众事实上需要有重新支持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理由。
只是笔者上述提到的台湾公投与政党政治的互相影响转型，都只说是有点理想化的愿景。而这透过民意与政策偏好驱动的台湾政党转型，必须奠基在两个重要的前提之下。而不幸的是，这两个前提对于强敌在侧的台湾并不容易。

第一个前提，是台湾民众必须认识到，公投之所以可能，是在民主制度与独立自主的政治条件下才能实现的，一旦失去这些，根本无法有有意义与有影响力的公投。而这样的政治条件，其实就是蔡英文总统最近一直强调、尽管已经有点被当成负面字眼的‘台湾价值’。

第二个前提，是此种直接民主的实现仍有赖政府落实公投结果的能力与效率。假如这次真的有公投结果被顺利通过，即使政府不愿意，但刻意拖延或不执行的话，将会让这好不容易出现的公共讨论空间又沉寂下去，而当初的议题推动团体也势必会卷土重来、甚至往更极端且非民主的方向前进。

假如这样的公投并不会伤害独立自主与主权，而只是左右派在经济学上的又一次实验的话，我想结果无论好坏都是值得民主生活下的人们得共同承担的。

当这两个前提都能存在时，台湾的这次与未来的公投才能发挥预期的效果，而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民意与政党政治之间的交互作用。

在这样的前提能存在时，我们的确无法阻止人民偶尔做出一些错误或伤害自己的选择，例如英国脱欧公投就被许多专家估计在经济层面上伤害英国更多。但假如这样的公投并不会伤害独立自主与主权，而只是左右派在经济学上的又一次实验的话，我想结果无论好坏都是值得民主生活下的人们得共同承担的，毕竟可以透过再一次公投来修正过去的错误。

同样地，在这样的前提下，民主是不会也不该投出缩限自己民主的选择，例如主动缩减自己的言论自由或自治权，因为这样将不会有自主学习而在未来自我更正的机会，不符合民主存在的内在逻辑。

当然，也要台湾人真的从一次次公投里学习才行——至少相信民主的人是会做这样的假设的。

（王宏恩，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