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王宏恩：台灣政黨政治與民主，將被公投帶往何方？

正好在一年以前，2017年11月6日，立法院通過公投法修正案，把連署以及通過的門檻大幅降低。一年以後的地方大選，已經確定有10個全國性公投案參戰，除了各方熱烈地討論該怎麼投、該看哪場辯論之外，在選舉日每個台灣選民也將領十幾張票投票、中央選舉委員會也預計開票將開到深夜。

在立法院修法之前，台灣曾經有過6次全國性公投案，這6次都是由政黨發動、選民看政黨是誰來決定投票或不投票，最後也都因門檻過高而未通過。而在修法過程中，媒體關注的焦點在「國號」或「領土」問題是否可以公投，僅有少數民進黨立委擔心門檻過低會造成政府施政方向被否決、成為政黨動員的工具。

但從修法至今台灣選民的實踐來看，從連署、動員、辯論、乃至於網路討論，一旦台灣民眾習慣了這樣的公投方式，台灣選民跟公投的交互作用將會大大的改變台灣的民主與政黨政治生態。這可能是個壞消息，也可能是個好消息。

有了公投，藍綠政黨的處境會有何變化？

假如這次有任何公投案成功通過，民眾與社運團體短期之內將會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

首先，台灣民眾與社會運動團體會認識到，推動這樣的全國性公投是可能的，就算不靠兩大黨還是有可能通過連署門檻。甚至，從中選會的網站上就會看到，許多國民黨甚至前總統推動的公投反而沒有通過門檻。

假如這次有任何公投案成功通過，民眾與社運團體短期之內將會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覺得有辦法光靠自己就把議題推上全國層次，取得在全國民眾面前辯論的機會，甚至有讓所欲的特定政策靠投票來通過，不再需要假手他人。所謂的「政治效能感」，就是主觀覺得自己在政治上的投入真的能造成最後結果的改變。這種限時連署一路快速挺進到公投開票，相較於過去的長期深耕政策、與立法院「三級三審」來說，顯得更為直接。

當台灣民眾有了這種意識後，首當其衝的就會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這與民進黨成立至今的歷史有關，而這也許將迫使民進黨在政策方向上、以及支持者的組成上進行轉型。從戒嚴時期至今，作為最大的反對黨，民進黨一直是台灣各股社會運動力量的匯流，包括了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政治受難者、台灣獨立推動者、勞工運動、環境保護運動、乃至於性別運動以及近年來的同志婚姻運動等。在國民黨全面失去政權之前，這些團體彼此可以一起將打倒國民黨視為最主要的任務而暫時相忍為合作，即使彼此間在政策或意識形態上是相異甚至有衝突。

當這些過去與民進黨站在一起、「相忍為民主」的團體發現，自己就能夠推動全國性公投時，他們還有多大的意願繼續跟民進黨站在一起呢？

在民進黨2016年第一次獲得完全執政的機會後，各路人馬的左右派意識形態衝突終於浮上枱面，而民進黨中央動輒得咎。

在另一篇端傳媒的文章中我已經分析了，同婚的支持者大多來自都市年輕人，但許多蔡英文得票最高的鄉下鄉鎮老人們對同婚毫無興趣；在上週的同婚辯論上，我們可以看到推動同婚遊行的社運人士對上長老教會牧師，兩者在2016年之前都是跟蔡英文站在同一陣線，現在卻激烈爭辯；過去推動反核、環保運動的許多社運老前輩，過去熱烈支持民進黨反核四，現在也傳出要投票支持國民黨盧秀燕所領軍的反火力發電廠公投；台獨推動者更不用說，連海外媒體都可以看出來喜樂島主辦的東京奧運會台灣「正名」遊行是給蔡英文的警訊，蔡英文卻也不讓民進黨公職參與正名活動。

當這些過去與民進黨站在一起、「相忍為民主」的團體發現，自己就能夠推動全國性公投時，他們還有多大的意願繼續跟民進黨站在一起呢？假如民進黨一下失去這個團體、一下失去那個團體，到底還剩下多少屬於自己的忠實支持者，這些支持者又是基於甚麼樣的政見與意識形態繼續支持民進黨呢？

假如國民黨推動的這幾個公投案真的通過而得以執行，就算國民黨之後重新執政，這些得到執行的公投真的會對國民黨的執政有幫助嗎？

當然，同樣的衝擊也會影響到國民黨。在失去黨產奧援之後，為了爭取選票，國民黨也很可能更需要在各種社會議題上與團體合作，同時也會更需要企業的捐款支持。這次國民黨主導推動的三個公投、乃至於試圖與親綠教會合作等，都是國民黨更向「政策」靠攏的展現。只是相較於以抗議匯流起家的民進黨，國民黨在許多議題上過去並沒有非常明確的態度，因此短期內或許也能爭取到一些議題團體的合作。

但即使獲得了前總統與前總統候選人的紛紛支持，國民黨仍無法領銜主導推動「核能公投」，這一點在新北市選情上尤其明顯。因此可以設想，假如國民黨推動的這幾個公投案真的通過而得以執行，就算國民黨之後重新執政，這些得到執行的公投真的會對國民黨的執政有幫助嗎？另一方面，反同婚團體也順利拿到超過門檻的連署數，反而是孫文學校、前立委、前總統推動的公投案達不到連署門檻，國民黨在未來議題設定與選票動員上將面臨跟現在民進黨一樣的兩難。

協商、妥協，這樣的民主方式將會改變？

政黨出現的目的與原因之一，就在於[減少過多的政策選項，讓不同團體間可以互相協調妥協]。

假如再往上一層來看，政黨出現的目的與原因之一，就在於減少過多的政策選項，讓不同團體間可以互相協調妥協。政治學理論這一世紀的數學模型發展早已指出，不同的選舉制度、不同的投票方式、不同的選項都可能會改變選舉結果、當整個政治議題維度超過兩維時，數學上任何選舉結果都可以換種投票方式被其他結果推翻。

舉例來說，這次的同性婚姻議題、以及能源議題，過去比較可能是支持與反對派各自尋找自己支持的政黨幫忙，政黨基於選票的考量，而採取稍微温和妥協的作法、取得各自團體的同意，最後在幾個整合方案中做選擇與政黨協商。

但現在公投門檻降低、而且台灣民眾與社運團體認知到能靠自己達標後，他們就沒必要妥協了，將堅決地把自己最滿意的方案訴諸公投。當然極端的政策可能不會通過門檻，但在缺乏政策整併的情況下，民眾很可能會做出政府根本無法處理的公投結果。舉例來說，假如選民通過三個各花百億且不準加税加債的法案，但政府只有一個百億能花，那政府就會因「做不到」而違抗人民意志。無論哪個政黨執政皆然。而當政黨失去作為協調平台的功能後，政黨本身是否還有足夠的力量與空間培養出夠領導政府、執行政策的人呢？

透過民意與政策偏好驅動的台灣政黨轉型，必須奠基在兩個重要的前提之下。而不幸的是，這兩個前提對於強敵在側的台灣並不容易。

不過，另一方面，這樣的「直接民主」在支持民主的人眼中看來還是有很多好處的：正反同團體在全國辯論上激烈的交鋒、人人變成核廢料專家、一場場家庭LINE群小革命上演⋯⋯這是筆者有生之年第一次看到左右派在台灣認真的辯論，這可是六年前蔡英文大喊「公平正義」為選戰主軸時也看不到的公共討論空間。這樣的辯論很累、而一場場公投也很花成本、甚至可能不小心投出相反的結果貽笑大方，但這事實上也就是民主學習的過程。

而這些左右派團體以及趁機殺出的小黨，在這幾次推動公投與連署操兵之後，也會更認識到實質獲得政府權力的重要性，畢竟要推動政策，除了用公投證明民意之外，也需要事務官與立法的配合，因此長期來說還是會慢慢需要政黨的幫助。而台灣現有的民進黨、國民黨兩大黨為了爭取選票而有更多且更為一致的左派或右派的主張。台灣民主現在處於轉型時期，最直接會看到的就是筆者強調多次的新台灣政治現象：過半台灣選民自從2017年開始說自己沒有支持任何政黨。這裏當然不是說那群紅色假裝無色的無色覺醒，而是多數民眾事實上需要有重新支持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理由。
只是筆者上述提到的台灣公投與政黨政治的互相影響轉型，都只說是有點理想化的願景。而這透過民意與政策偏好驅動的台灣政黨轉型，必須奠基在兩個重要的前提之下。而不幸的是，這兩個前提對於強敵在側的台灣並不容易。

第一個前提，是台灣民眾必須認識到，公投之所以可能，是在民主制度與獨立自主的政治條件下才能實現的，一旦失去這些，根本無法有有意義與有影響力的公投。而這樣的政治條件，其實就是蔡英文總統最近一直強調、儘管已經有點被當成負面字眼的『台灣價值』。

第二個前提，是此種直接民主的實現仍有賴政府落實公投結果的能力與效率。假如這次真的有公投結果被順利通過，即使政府不願意，但刻意拖延或不執行的話，將會讓這好不容易出現的公共討論空間又沉寂下去，而當初的議題推動團體也勢必會捲土重來、甚至往更極端且非民主的方向前進。

假如這樣的公投並不會傷害獨立自主與主權，而只是左右派在經濟學上的又一次實驗的話，我想結果無論好壞都是值得民主生活下的人們得共同承擔的。

當這兩個前提都能存在時，台灣的這次與未來的公投才能發揮預期的效果，而才會出現前面提到的民意與政黨政治之間的交互作用。

在這樣的前提能存在時，我們的確無法阻止人民偶爾做出一些錯誤或傷害自己的選擇，例如英國脱歐公投就被許多專家估計在經濟層面上傷害英國更多。但假如這樣的公投並不會傷害獨立自主與主權，而只是左右派在經濟學上的又一次實驗的話，我想結果無論好壞都是值得民主生活下的人們得共同承擔的，畢竟可以透過再一次公投來修正過去的錯誤。

同樣地，在這樣的前提下，民主是不會也不該投出縮限自己民主的選擇，例如主動縮減自己的言論自由或自治權，因為這樣將不會有自主學習而在未來自我更正的機會，不符合民主存在的內在邏輯。

當然，也要台灣人真的從一次次公投裏學習才行——至少相信民主的人是會做這樣的假設的。

（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