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路：2018年，美国还会和中国一起摸石头吗？

11月1日，中美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特朗普通了电话，两国领导人均表示，期待两人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G20)再次会晤，“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这似乎让中美贸易战至今的危机，看到了一丝希望。

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对待中国这个价值不同，但利益相连的新兴大国的基本态度是：管控分歧，培养共识——虽然不知道还有多远才能过河，但不妨碍双方携手一起摸石头培养感情。只不过现在，特朗普表示不想摸石头了。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美关系历史上重要的事件之一，此前的中美官方大多将这个事件解读为中美共同经济利益驱动的必然结果。但美国副总统彭斯显然不这么看， 在10月4日的中国政策演讲中，彭斯是这样描述美国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的:“ 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前的政府做出这个决定，希望中国的自由将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权。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

经济与政治议题分离的对话机制

中美正式对话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议题不断分割，不断隔离的过程。

中美经济利益是否应该与政治价值挂钩？这是一个政策界和学界长期争议的问题。

在美国，主要观点可以总结为三类，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在1949年之后就已经完全“失去”了中国，历史的大门已经关上。美国在此之后在世界各地以政权更迭为目标的政策也多以受挫收场。美国无法也没有必要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因此经济合作是两国唯一应该讨论的问题。

第二种观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缺少道德正当性，从道义的角度来说美国有责任帮助中国人民获得自由。从实利的角度来看，价值观是美国立国之本，也是其“自由世界领袖”地位的基础，如果不在价值观问题上有效抗衡中国，那么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也会最终瓦解，损害美国的利益。

第三种观点则从现实考虑出发，认为美国一方面不应该完全放弃与中国的价值对话，保持在人权、宗教、新闻自由方面一定的政治压力，而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让价值分歧阻碍双方的经济合作。美国应该鼓励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因为中美经济的互补性不仅仅会为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经济自由化也会最终促成中国的政治自由化。

长期以来，第三种观点在美国占了主流。在谈判理论中，这是一种议题分离的思路。举例而言，两国谈判，谈判包含AB两个议题，双方在A问题上有共识，但B问题没有共识。为了达成最优的解决方案，一种路径选择就是隔离A和B，两者单独谈判，一个议题的解决不涉及另一个问题。采取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即使两个议题最终只能解决一个，两国的利益也都能至少有所增进。在敌意强烈，信任不足的谈判环境中，这种手段也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从一个相对容易的问题出发，一步一步摸石头，有利于建立信任基础，改变彼此立场，有可能最终跨过一开始无法超越的鸿沟。在实践中，挪威外交官Mona Juul在对这种渐进式博弈策略的创造性运用，直接促成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1993年达成了历史性的《奥斯陆和平协议》。

也因此，2001年之后，在美国全球反恐，中国入世的大背景下，中美就采取了议题分离的态度，隔离价值和利益两个议题，冷冻价值议题，主要就经济问题进行谈判。在经济问题中，再继续做议题减法，由易到难。北京和华盛顿的技术官僚，特别是经济和金融技术官僚，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非常多的共同语言，建立了良好的互动。而中美的互动方式，也逐渐下沉和细化。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过去十多年中的中美对话机制的演变。中美正式对话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议题不断分割，不断隔离的过程。2005年开始的“中美战略对话”是北京与华盛顿建交以来双方第一次有定期的对话渠道（中美人权对话历史更长，但不定期，且2012年之后就没有再举行）。双方起初还只是用一个对话轨道来讨论经济和安全相关的所有问题。但2009年之后，这个对话机制就演变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一分为二，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分开举行。并且与以往“外交官+将军”的人员组成不同，财政、货币、贸易、金融领域的财经技术官僚开始大量直接对话。这几年可以说是中美关系历史上技术专业色彩较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弱的一段时期。

重拾价值议题的策略

美国将价值与经济两个议题相连接策略，并不是美国比以往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或者宗教问题，而是一种战术性地寻找谈判杠杆。

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美保持了每年至少一次高级别对话的频率，议题也一再细分。这些对话往往由副总理-国务卿级别的官员率领，具有较高的政治授权；但实际对话又是由部长级别的官员主导，彼此有共同语言又没有领导人峰会那样的政治压力，可以相对坦诚地协调政策问题。

所以直到2017年，虽然白宫已经开始酝酿对华政策转向，但政治能量尚未完全形成，此前政策仍然具有强大惯性，因此得以维持对话机制，并从两轨进一步细分到四轨的“全面对话”：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与人文对话。

然而，以彭斯讲话为代表的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则颠覆了此前的议题隔离操作。美国的基本策略已经从“管控分歧”到“放大分歧”，将价值议题和经济议题连接，甚至发出“中国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也不可能达成真正经济改革”的信息，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美在经济和价值两个议题上不能够达成全面谅解，那么美国也不会考虑在单独议题上的个别与中国协商。

彭斯的讲话因为其对中国的大量道德抨击，造成了一种美国重新关注中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假象。因此必须要指出，美国重拾价值议题，并不是出于道义上的压力，或是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目的，而是一种谈判策略。

这种策略也和总统特朗普高度挂钩。特朗普本人的政治风格是极度的交易型领导（transactional leadership)，简单来说，就是不讲什么原则和主义，甚至无视道德，只关心是否能够达到目的。 因此，美国将价值与经济两个议题相连接策略，并不是美国比以往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或者宗教问题，而是一种战术性地寻找谈判杠杆，试图通过扩大议题来施加压力，从而迫使对手让步的行为。

“全部一起谈”，只有最高领导人会面才能达成

这就意味着，11月30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G20峰会将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窗口。

这种压力战术一方面当然有可能使对手调整立场，达成之前无法达成的协议；但实际上，更加可能的情况是，这种议题的叠加因为其高度的政治性和复杂性，会使现存的中美对话机制不堪重负——没有任何部长级别的中国官员有足够的分量，就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与美国官员单独进行对话。所有对于技术问题的讨论，在这样的结构下都要服从于政治立场。而在双方最高级别领导人达成共识之前，两国的技术官僚们几乎没有任何谈判空间。

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种不成功便成仁、放手一搏的冒险手段，这倒也符合以班农为代表的许多白宫幕僚“重设”美国全球政策的立场。但如果谈判破裂，将严重提升双方的敌意，并侵蚀此前建立的信任基础，中美关系也可能大大倒退。

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美可以在时有军舰/军机对峙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彼此财经官员之前的友好互动和两国关系大体上的友好，这是双方有意识地议题隔离的后果；但未来一旦进入议题连接的模式，议题彼此关联，那么细部的风险，就极易引发全局的动荡。

美国对于中美此前谈判模式的完全推翻，在中国造成了不小的混淆和不知所措。《人民日报》10月5日署名钟声（“中国之声”，通常出现在重要国际评论中）的评论《并不高明的造谣术》，虽然作为官方宣传，对内正名意味大过外交政策内涵，但从其形式上仍不难看出仍然是分割议题的思路——将彭斯对中国的批评归结为六条，表面上逐一批驳每一条都“有理有据”，但加在一起并不能“对标”彭斯的讲话。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10月3日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NPR)采访时对“美国总是改变立场”的抱怨，则在习惯了和美国同行讨论政策问题的中国技术官僚中相当有代表性——一会儿谈经济，一会儿又谈人权，美国到底想谈什么？如果美国可以回应，那很可能是：我全部都想谈，并且全部都要一起谈。

这种全部一起谈的情景，只有通过最高领导人的一对一谈判才能达成。在今天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11月30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G20峰会将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窗口。习近平和特朗普有机会以最高层级政治谈判的形式，来完成一次全面的议题交换。如果有任何的结果，那肯定不会是任何技术上的调整，而是“一个议题换另一个议题”的根本立场调整。这可能会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唯一有可能达成和解的机会，也是赌注巨大的博弈。

乐观的情况是，如果双方在不同议题之间达成大交易(Grand Bargain)，那便可能一次性地打开许多困扰中美关系多年的死结。如果出现，其对中美关系的重塑可能不亚于尼克松最初的对华破冰，或者是克林顿政府的对华解冻，其意义非常巨大。但也正因为其巨大的潜在后果，这样的情形目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在实际情况中，特朗普本人及其幕僚对于中美关系有破坏冲动而无建设愿景。贸易战对中国确实施加了压力，但也加深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不信任，很难想像北京因此而在经济或者政治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

现在看来更有可能的是一种悲观的情形：即使在贸易战之前，中美之间的信任基础也远远没有坚实到可以放开讨论“敏感”议题的层面。美国的关税，投资审查，乃至一系列以中国为目标的反间谍行动，更是销蚀了两国之间本就有限的信任基础，导致目前双方敌意空前，根本不具备议题连接的条件。

美国对于原有谈判议题强行加码，很有可能导致中美谈判不是“两轨并一轨”，而是“两轨全失”：既丢了经济问题上的协调机制，在安全问题上擦枪走火的风险也要大大提升。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救火”很有可能要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杨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