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路：2018年，美國還會和中國一起摸石頭嗎？

11月1日，中美兩國領導人習近平與特朗普通了電話，兩國領導人均表示，期待兩人在阿根廷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G20)再次會晤，「就一些重大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這似乎讓中美貿易戰至今的危機，看到了一絲希望。

在過去近20年的時間裏，美國對待中國這個價值不同，但利益相連的新興大國的基本態度是：管控分歧，培養共識——雖然不知道還有多遠才能過河，但不妨礙雙方攜手一起摸石頭培養感情。只不過現在，特朗普表示不想摸石頭了。

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美關係歷史上重要的事件之一，此前的中美官方大多將這個事件解讀為中美共同經濟利益驅動的必然結果。但美國副總統彭斯顯然不這麼看， 在10月4日的中國政策演講中，彭斯是這樣描述美國歡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背景的:「 蘇聯垮台之後，我們認為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自由國家。帶着這份樂觀，美國在21世紀前夕向中國敞開大門，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組織。此前的政府做出這個決定，希望中國的自由將蔓延到各個領域—不僅僅是經濟，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國尊重傳統的自由主義原則、尊重私人財產、個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權。但是這個希望落空了。」

經濟與政治議題分離的對話機制

中美正式對話的歷史基本上就是議題不斷分割，不斷隔離的過程。

中美經濟利益是否應該與政治價值掛鈎？這是一個政策界和學界長期爭議的問題。

在美國，主要觀點可以總結為三類，第一種觀點認為美國在1949年之後就已經完全「失去」了中國，歷史的大門已經關上。美國在此之後在世界各地以政權更迭為目標的政策也多以受挫收場。美國無法也沒有必要尋求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因此經濟合作是兩國唯一應該討論的問題。

第二種觀點是中國的政治體制缺少道德正當性，從道義的角度來說美國有責任幫助中國人民獲得自由。從實利的角度來看，價值觀是美國立國之本，也是其「自由世界領袖」地位的基礎，如果不在價值觀問題上有效抗衡中國，那麼美國主導的國際關係體系也會最終瓦解，損害美國的利益。

第三種觀點則從現實考慮出發，認為美國一方面不應該完全放棄與中國的價值對話，保持在人權、宗教、新聞自由方面一定的政治壓力，而另一方面也不應該讓價值分歧阻礙雙方的經濟合作。美國應該鼓勵中國的經濟市場化改革，因為中美經濟的互補性不僅僅會為美國帶來巨大的利益，經濟自由化也會最終促成中國的政治自由化。

長期以來，第三種觀點在美國佔了主流。在談判理論中，這是一種議題分離的思路。舉例而言，兩國談判，談判包含AB兩個議題，雙方在A問題上有共識，但B問題沒有共識。為了達成最優的解決方案，一種路徑選擇就是隔離A和B，兩者單獨談判，一個議題的解決不涉及另一個問題。採取這種策略的優勢在於，即使兩個議題最終只能解決一個，兩國的利益也都能至少有所增進。在敵意強烈，信任不足的談判環境中，這種手段也能夠取得較好的效果。從一個相對容易的問題出發，一步一步摸石頭，有利於建立信任基礎，改變彼此立場，有可能最終跨過一開始無法超越的鴻溝。在實踐中，挪威外交官Mona Juul在對這種漸進式博弈策略的創造性運用，直接促成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1993年達成了歷史性的《奧斯陸和平協議》。

也因此，2001年之後，在美國全球反恐，中國入世的大背景下，中美就採取了議題分離的態度，隔離價值和利益兩個議題，冷凍價值議題，主要就經濟問題進行談判。在經濟問題中，再繼續做議題減法，由易到難。北京和華盛頓的技術官僚，特別是經濟和金融技術官僚，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了非常多的共同語言，建立了良好的互動。而中美的互動方式，也逐漸下沉和細化。

這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過去十多年中的中美對話機制的演變。中美正式對話的歷史基本上就是議題不斷分割，不斷隔離的過程。2005年開始的「中美戰略對話」是北京與華盛頓建交以來雙方第一次有定期的對話渠道（中美人權對話歷史更長，但不定期，且2012年之後就沒有再舉行）。雙方起初還只是用一個對話軌道來討論經濟和安全相關的所有問題。但2009年之後，這個對話機制就演變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同時一分為二，戰略對話和經濟對話分開舉行。並且與以往「外交官+將軍」的人員組成不同，財政、貨幣、貿易、金融領域的財經技術官僚開始大量直接對話。這幾年可以說是中美關係歷史上技術專業色彩較強，而意識形態色彩較弱的一段時期。

重拾價值議題的策略

美國將價值與經濟兩個議題相連接策略，並不是美國比以往更加關注中國的人權或者宗教問題，而是一種戰術性地尋找談判槓桿。

在近20年的時間裏，中美保持了每年至少一次高級別對話的頻率，議題也一再細分。這些對話往往由副總理-國務卿級別的官員率領，具有較高的政治授權；但實際對話又是由部長級別的官員主導，彼此有共同語言又沒有領導人峰會那樣的政治壓力，可以相對坦誠地協調政策問題。

所以直到2017年，雖然白宮已經開始醖釀對華政策轉向，但政治能量尚未完全形成，此前政策仍然具有強大慣性，因此得以維持對話機制，並從兩軌進一步細分到四軌的「全面對話」：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與人文對話。

然而，以彭斯講話為代表的美國，當前的對華政策則顛覆了此前的議題隔離操作。美國的基本策略已經從「管控分歧」到「放大分歧」，將價值議題和經濟議題連接，甚至發出「中國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也不可能達成真正經濟改革」的信息，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美在經濟和價值兩個議題上不能夠達成全面諒解，那麼美國也不會考慮在單獨議題上的個別與中國協商。

彭斯的講話因為其對中國的大量道德抨擊，造成了一種美國重新關注中國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假象。因此必須要指出，美國重拾價值議題，並不是出於道義上的壓力，或是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目的，而是一種談判策略。

這種策略也和總統特朗普高度掛鈎。特朗普本人的政治風格是極度的交易型領導（transactional leadership)，簡單來說，就是不講什麼原則和主義，甚至無視道德，只關心是否能夠達到目的。 因此，美國將價值與經濟兩個議題相連接策略，並不是美國比以往更加關注中國的人權或者宗教問題，而是一種戰術性地尋找談判槓桿，試圖通過擴大議題來施加壓力，從而迫使對手讓步的行為。

「全部一起談」，只有最高領導人會面才能達成

這就意味着，11月30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G20峰會將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機會窗口。

這種壓力戰術一方面當然有可能使對手調整立場，達成之前無法達成的協議；但實際上，更加可能的情況是，這種議題的疊加因為其高度的政治性和複雜性，會使現存的中美對話機制不堪重負——沒有任何部長級別的中國官員有足夠的分量，就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與美國官員單獨進行對話。所有對於技術問題的討論，在這樣的結構下都要服從於政治立場。而在雙方最高級別領導人達成共識之前，兩國的技術官僚們幾乎沒有任何談判空間。

對於美國來說，這是一種不成功便成仁、放手一搏的冒險手段，這倒也符合以班農為代表的許多白宮幕僚「重設」美國全球政策的立場。但如果談判破裂，將嚴重提升雙方的敵意，並侵蝕此前建立的信任基礎，中美關係也可能大大倒退。

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裏，中美可以在時有軍艦/軍機對峙的情況下，仍然保持彼此財經官員之前的友好互動和兩國關係大體上的友好，這是雙方有意識地議題隔離的後果；但未來一旦進入議題連接的模式，議題彼此關聯，那麼細部的風險，就極易引發全局的動盪。

美國對於中美此前談判模式的完全推翻，在中國造成了不小的混淆和不知所措。《人民日報》10月5日署名鐘聲（「中國之聲」，通常出現在重要國際評論中）的評論《並不高明的造謠術》，雖然作為官方宣傳，對內正名意味大過外交政策內涵，但從其形式上仍不難看出仍然是分割議題的思路——將彭斯對中國的批評歸結為六條，表面上逐一批駁每一條都「有理有據」，但加在一起並不能「對標」彭斯的講話。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10月3日接受美國全國公共廣播(NPR)採訪時對「美國總是改變立場」的抱怨，則在習慣了和美國同行討論政策問題的中國技術官僚中相當有代表性——一會兒談經濟，一會兒又談人權，美國到底想談什麼？如果美國可以回應，那很可能是：我全部都想談，並且全部都要一起談。

這種全部一起談的情景，只有通過最高領導人的一對一談判才能達成。在今天的情況下，這就意味着，11月30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G20峰會將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機會窗口。習近平和特朗普有機會以最高層級政治談判的形式，來完成一次全面的議題交換。如果有任何的結果，那肯定不會是任何技術上的調整，而是「一個議題換另一個議題」的根本立場調整。這可能會是接下來一段時間內中美唯一有可能達成和解的機會，也是賭注巨大的博弈。

樂觀的情況是，如果雙方在不同議題之間達成大交易(Grand Bargain)，那便可能一次性地打開許多困擾中美關係多年的死結。如果出現，其對中美關係的重塑可能不亞於尼克松最初的對華破冰，或者是克林頓政府的對華解凍，其意義非常巨大。但也正因為其巨大的潛在後果，這樣的情形目前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在實際情況中，特朗普本人及其幕僚對於中美關係有破壞衝動而無建設願景。貿易戰對中國確實施加了壓力，但也加深了中國對美國的戰略不信任，很難想像北京因此而在經濟或者政治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

現在看來更有可能的是一種悲觀的情形：即使在貿易戰之前，中美之間的信任基礎也遠遠沒有堅實到可以放開討論「敏感」議題的層面。美國的關税，投資審查，乃至一系列以中國為目標的反間諜行動，更是銷蝕了兩國之間本就有限的信任基礎，導致目前雙方敵意空前，根本不具備議題連接的條件。

美國對於原有談判議題強行加碼，很有可能導致中美談判不是「兩軌並一軌」，而是「兩軌全失」：既丟了經濟問題上的協調機制，在安全問題上擦槍走火的風險也要大大提升。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救火」很有可能要成為中美關係的主旋律。

（楊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