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专访潘毅谈佳士工运:以“社会主义”摸索如何跨越“资本主义”

潘毅:我不想美化过去,过去有很多不足,推行过程中也出了很多问题,但那些正正是“民主实践”的问题。
长期研究中国劳工状况的香港大学社会系教授潘毅,曾发起“全球学者”公开信、征集学界连署支持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运及声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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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运及声援运动,自今年5月开始酝酿,但到8月24日,行动遭警方清场,公安在北京、惠州共抓捕50人。当晚,内地官方媒体“新华社”及(隶属广东省委的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分别发布“维权事件的背后”“维权事件调查”两篇报道,为事件定性,称佳士工人的维权行动是“寻衅滋事”,并受“境外势力”煽动和组织。

长期研究中国劳工状况的香港学者、社会学家潘毅一直关注事件,她曾发起“全球学者”公开信、征集学界连署支持。与端传媒记者谈到这次工运,潘毅特别强调,工人诉求合理、抗争“主体性”突出、“新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已然释放出“成熟”的信号。她呼吁官方转变思维,正视工人主体意识的增强,解决劳资问题中的长期矛盾。

潘毅对声援工人的“左翼青年”持赞赏态度,感慨他们勇气过人。她希望大众能理解运动的抗争形式,并试图厘清运动中各种力量、思潮的结合。在访谈中,潘毅总是强调“工人”才是主角,对于外界广泛关心的、运动中出现毛泽东像、毛派语言等现象,她不十分在乎:“学生用的语言确实比较旧,像‘人民民主专政’,但他们是指资产阶级对‘我们’专政,‘我们’要反这个专政⋯⋯我觉得不需要太纠结于这些词汇问题,根本不是这些问题。这件事,最终还是工人的问题。”

而归根究柢,促成潘毅一直以来的学术旨趣、研究热情,让她把自己与劳工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理念:“社会主义”是去摸索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实践,“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要由“社会主义”来解决。

2018年9月1日,“社会主义行动”抗议新华社发文抹黑佳士工潮为“外国势力”所推动,要求立即释放网站编辑员、被捕工人及声援青年。
2018年9月1日,“社会主义行动”抗议新华社发文抹黑佳士工潮为“外国势力”所推动,要求立即释放网站编辑员、被捕工人及声援青年。

下文为端传媒记者对潘毅专访的文字整理。

端=端传媒,潘=潘毅

始末

最激化矛盾的就是7月17日,拘捕了30个人,包括1个学生。这就激发了在坪山区“社区中心”进行暑假实习的(北大)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就都冲出去了。

端:妳经常强调运动开始的一个特征,就是工人要求“自筹建工会”。先来看一个基本的问题,佳士工人遇到了什么事?工厂的基层工会目前是怎样一个存在状况?

潘:“佳士科技”是深交所上市公司,它的老板潘磊是深圳人大代表。据我的了解,这家厂一直都没有工会。以我的调查研究经验来看,一般大的企业,比较正规的企业,其实基本上都已经有工会了。就连“富士康”都有工会。

端:富士康是厂方背景的工会。

潘:对,但佳士连厂方背景的工会都没有⋯⋯根据工人自己写出来、讲出来的(工运)原因呢,其实也是和我研究过的工厂相吻合的:加班加得太厉害,加班工资的计算不清不楚⋯⋯这家厂还更加严重一些,它有“18禁”,全面规范了工人的行为,连怎么上厕所都规定了。

在90年代中期的工厂,这类“18禁”是比较普遍的,但到了现在基本上是见不到这样的东西。“18禁”也是工人早期吵得最厉害的地方,因为违反每一条规定厂方都要罚款,每罚款都是一两百元(人民币)。其实这种罚款的行为,真的是90年代中后期才会出现的,2000年之后基本上很多厂都取消了。

另一个让工人不满的是,星期六、日本来会有一天放假,工厂却叫工人去徒步,好建设“公司精神”。那工人就会觉得很辛苦,怎么休息日都不让休息、不让洗衣服?所以(矛盾)是一连串的问题累积起来的。

佳士工厂对工人的“18禁”规范。
佳士工厂对工人的“18禁”规范。

端:“独立工会”和“自筹建工会”怎么区分?

潘:“自筹建工会”是要求在《工会法》之下建立工会,是在《工会法》的指导之下的。我想再澄清一下,佳士工友及支持他们的学生、及其他工友,从来没有要求过组建“独立工会”。5月的时候工人向坪山区总工会反映公司违反劳动法律法规(注:依中国大陆《工会法》规定,坪山区总工会为佳士公司的上级工会),他们是去了坪山区总工会之后,区工会同意他们回厂筹建工会,因此工友准备争取一个工人的组织。

其实去找总工会申请的时候还只有几个工人,按照程序,在得到区工会的批准之后,他们就回厂筹备、成立了筹备小组。到这个时候,他们的程序也才走了一半。继续走下去,筹备小组是需要在工厂里进行一个选举的,选举之后才能正式成立工会。可是还没走到这一步,佳士工友就被打压下去了。

工厂想撇开这班带头工人,就开始调走像刘鹏华、米久平、余浚聪这些积极分子。调到其他岗位,还有不让加班,再后来还开除工人。

你知道,工作满8小时,工人拿的是深圳的最低工资,两千多元,要靠不断加班才能拿到三四千,那你不给他加班,就是逼他没有办法生存。工人就去投诉,工厂的态度就变得恶劣,出动保安去打人,工人就去报警。但工厂也去报警,报了好几次,警察也觉得烦了,就捉人。

最激化矛盾的就是7月17日,拘捕了30个人,包括1个学生。这就激发了在坪山区“社区中心”进行暑假实习的(北大)学生。正好是暑假期间,学生行动比较自由,听到这个消息,就都冲出去了。

端:新华社的报道里提到一个“佳士工会”,说8月1日组建了工会筹备组,8月20号就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这是怎么回事?

潘:这就是厂方工会。为了在事情出来之后,很快告诉别人我(工厂)是有做事的。但为什么这间工厂成立十多年,现在才有这个工会,而且是在事情闹大之后,这么多工人被捕、学生出来支援的情况下,才突然出来宣布说成立了一个工会?

端:厂方工会成立后,工人最初的诉求,有全部或者部分地实现吗?

潘: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清楚的,我们在“盒子”之外,(除了官媒记者)还没有人能去对这间工厂进行全面调查。其实我也是很呼吁有关方面去做调查的,看看佳士的“18禁”改了吗?有没有增加工资福利?

2010年5月27日,富士康工人在他们开始换班前,在工厂外集队。
2010年5月27日,富士康工人在他们开始换班前,在工厂外集队。

端:全厂工人959人,有89人回应了建立工会的倡议,这个人数只占全厂的不足10%,能有代表性吗?

潘:这是两个概念。89个人,是筹建小组回工厂之后做了摸底调研,得到89个人的签名支持,而在筹备工会的条例中,并没有写要多少比例人数同意才算是足够(进行接下来的筹备工作)的。

另外,起初这89个回应的人,与最终可以参与选举的人是两码事。选举是全厂工人都要参与的,这个比例就不止10%了。至于要多少比例能成立工会,这个比例是指“工会会员大会”,还是“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其实《工会法》也是没有规定的。你们看看《工会法》第二章有关“工会组织”的规定就知道了。

端:这本来是一个工人行动,学生是怎么参与进来的?工人与学生各自是怎样一个角色?

潘:一开始是工人要求解决工厂里的劳动问题、要求成立工会,也与附近工厂的工人有串连,得到他们的支援,不是佳士工人自己在处理。

学生参与是在网上看到工人被打之后有的反应。因为他们在这个地区实习,所以对当地情况能够迅速了解。他们也知道当地工会没什么作为,从他们的立场来说,也不满工人要成立工会却被打。所以学生就冲出来了,冲出来之后又被捕,这就激发了更多人要冲出来。

整个(中国的)经济正在下滑,现在又是中美贸易战。在前线的工人首当其冲,最先感受到压力,所以矛盾是很容易被激发出来的。

端:以这次事件为例,在政府的应对方面,习时期与胡温时期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

潘:我觉得没有,每逢发生问题,政府都是在说“境外势力”“美国资金”,然后与媒体打配合。可是受西方影响的是自由主义思想啊,(自由主义)被政府堆砌为与海外有关,可能也比较难“脱身”;而这次工运的好处就是,这群工人、学生真的没可能与“境外势力”扯上关系,工人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学生真的是马克思思想来的。

以我的理解,区工会也好,地方政府或者警察也好,应该先处理厂内的违规行为,然后按程序成立工会,而不是这样激化矛盾。政府的应对方式没什么变化,但我觉得更加无效了。思维模式真的很需要改变,这样的打压是没有办法处理核心问题的。

工人“主体性”

端:工人维权并不少,为什么这一次能引发那么大的反响?与工人的生存状况有关系吗?

潘:这个确实需要一些深入的社会分析。我认为事件能有这样的升级,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条是历史的线,一条是当代的线。

当代呢,就是在这40年的改革开放之下,尤其是在深圳、珠三角地区,劳资问题累积了40年之后,其实也是去到一个临界点。以前这些矛盾可以被遮掩或者被处理,是因为经济还在高速发展,虽然大家做得很辛苦,但工资每年都有些增长。然而根据我的研究,过去3、4年,深圳的(工人)工资基本停止增长了。(编按:参见潘毅2016年著作《Migrant Labor in China》)另外今年对工友还有一个压力,就是租屋问题。在深圳,万科这样的大地产在城中村做升级改造,租金升了好几倍。对中产来说,这个压力可能可以承受,但对于城中村里的租户来说,租金从三年前300元,到去年600元,到今年引入大的房地产资本,升到1200元,一个月只有3、4千工资的工友较难承受。

深圳的万科等大地产商参与城中村做升级改造,令租金上升。对于城中村里的租户来说,低工资的工人们较难承受。
深圳的万科等大地产商参与城中村做升级改造,令租金上升。对于城中村里的租户来说,低工资的工人们较难承受。

这也不是工厂有意苛待他们,而是整个(中国的)经济正在下滑,现在又是中美贸易战,出口碰到瓶颈,所以经济是进入到一个停滞期了。在前线的工人首当其冲,最先感受到压力,所以矛盾是很容易被激发出来的。工资又不升,租金也贵了,工厂还对人有那么多无理要求,还要罚钱,矛盾的爆发就可能发生在这些细节点。

再就是整个广东省的工人,打工史已经有30多年了,我常常强调,“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无论是人数、工人结构还是“主体性”,都形成了,会有比较强烈的工人意识——“我”作为一个工人,有一定的专业、追求、诉求,诉求也是合理的;以往厂方习惯欺负“我”,但现在“我”敢say NO。这是一个历史进程。在我研究的这些年,90年代前期、中期工人工作十几个小时,7天没有休息,当时他们的行动是少一点的。他们的不满,只能通过“尖叫”(编按:参见潘毅1999年论文)这种身体的痛楚去宣泄。到了2000年,(工人)已经开始有行动。到了2010年,又是另外一个点,就是富士康工人大批自杀,以及本田工人的罢工,都是“极端”行为来的,都是对现实的反抗。

从2010年到现在,过了8年了,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8年中,劳动补偿情况改善了多少?结果是我没看到多少。

最简单的数字就是,每年都会出一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出的,里面都会写社保率是多少、劳动合同率是多少,但2017年的这份没有写。这五六年,这个数字(劳动合同率)都是30多个百分比。你想,第一个《劳动合同法》是1995年出台的,当时企业都当它透明,大部分是不执行的,08年政府出台新法,要求工厂请人一个月之后就要签署劳动合同了。工人没有一纸合同的话,就什么都做不到,想追社保也追不到。(劳动合同)是工人最基本最基本的保障。但去到2018年,最新的数据(编按:翻查文件,为上文所注2016年数据)仍然只有30多个百分比,每年都只增加一点点,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上了合同才能上社保,只有百分之30多的劳动合同率,其中能上社保的就更少,只能有10多个百分比,不超过20%。所以这个劳动条件是没有改善的。

工人会对这种现实产生经验,经验又会累积到第二代,现在工人第三代都快出来了。这种经验累积以及对劳动过程的熟悉,都能让他们累积出自己的力量。这是他们的基本诉求,渐渐的他也就知道怎样“出招”才能“逼迫”厂方让步。一个成熟的工人阶级,是能掌握到劳动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从而转变为自己的工人力量,在一定情况下就会去争取。工会就是其中最合理的一步。

2018年8月1日,深圳佳士科技工人维权事件引发海内外的关注,香港多个团体到中联办声援工人的维权行动,抗议中共的无理打压,要求释放被捕人士。
2018年8月1日,深圳佳士科技工人维权事件引发海内外的关注,香港多个团体到中联办声援工人的维权行动,抗议中共的无理打压,要求释放被捕人士。

端:你把这种工人力量的累积和转变称为工人的“主体性”。“主体性”怎么来的?你用哪些“标准”衡量“主体性”?

潘:我自己的理解是,“主体性”的出现是和结构性因素有关的。2004及2005年,中国的劳动力进入短缺(shortage)状态——没有“年轻工人”。在90年代中期,“年轻工人”指的是16岁-25岁;到了2000年,变成16岁-30岁。有些人问为什么要这么“年轻”的工人呢?40岁不是也能工作吗?问的人是不了解工厂工作的强度。工人通常1个月上白班,1个月上晚班,做再轻的工作也对身体有损耗,休息也很差,精神状态会不好,造成工伤频密。像三星那样的厂,4天就会轮班,更难挨,所以需要“年轻”人。这种人力缺失在制造业比较严重。

女工早期还留在工厂,后来服务业发达了,商店、餐厅、酒楼都需要她们,所以女工被进一步分流到服务业,(劳动力)就更加短缺了。这个情况是会产生一种力量给工人的,感觉自己很“矜贵”、很“缺乏”,这是由“市场需求”导致的“结构性力量”的累积。

第二个我会说“主体性”的经验,是每十年下来累积的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每年春节返乡人们之间的交流,他们互相之间会对比(打工情况),也会分享“抗争”经验。所以现在不知道“劳动合同”“社保”、不知道怎么计算最低工资、怎么加班的工友比较少了,劳动知识的增长也帮助了“主体性”的建立。

我觉得现在的工人的压力,在城市里生活,不是仅仅在工厂有压力。要知道,还会有小孩子读书的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除了经济层面的诉求外,陆陆续续他们已经知道去追求社会层面的诉求,进一步的就是政治诉求,要求有自己的合法组织。我认为整体中国工人,“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及成熟,可以大致看经济、社会、政治这三个面向。这也是一直积累下来、一直进步的。

“主体性”行动的判断标准, 比如,“防卫性”的行动升级到“进取性”的行动。防卫性的行动,举个例子,工友的手指(被机器)截断了四支,就要求赔偿;进取性的,就比如主动要求成立工会(维护权益)。又比如假如工人工资达不到最低水平,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厂方达到最低水准,这也是防卫性的;而进取性的行动,是觉得三千多元的工资也不够生活,工人主动要求厂方涨薪。

端:那佳士工人呢?他们的“主体性”成熟了么?

潘:我觉得(佳士)工人的表现是比较成熟的。“成熟”的表现是,坚持在《工会法》之下成立工会。像《南方都市报》说工人想成立“独立工会”,这是完全没有证据的。他们成熟就成熟在,很清楚一定要在《工会法》下成立,并且一定要得到上级,也就是区工会的同意。所以他们每一个筹组过程都是拿著工会法的,据我所知是这样,不是只在说要“搞工会”但完全不知道怎么做。

第二个成熟点是他们“不怕”。往常,厂方和警方去打压工人,给他们定“闹事”的罪名,一般情况下,工人们就会鸟兽散了;甚至以前的研究看到,工厂会挑拨离间,比如对一个工人说已经让另一个工人做工会主席,并且已经给了十万块,那工人内部就会先乱了。从资方的角度看,就是千方百计要去摁灭工人工会的苗头,什么分化手法都会有,很多时候就是抹黑工人、打压工人。而这一批(佳士)工人就体现出“不怕”也“不相信”资方抹黑。带头的积极分子也不怕恐吓、被打,被捕,这几件事都体现出他们与以前的工人相比有很大的进步。

不过他们也不是第一批这样的工人,过去五六年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案例。有的争取到,有的争取不到。

我觉得这班(佳士)工人的表现是比较成熟的。“成熟”的表现是,坚持在《工会法》之下成立工会。……第二个成熟点是他们“不怕”。

左翼思潮

端:为什么北大学生会这么关注坪山?同时也有人说学生包办了工人运动,削弱了工人的主体性。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潘:主要是因为他们下来在坪山区的社区中心实习,这是个工业区,实习是成立了两三年的项目。“学生包办运动”,我觉得这是媒体和外界造成的印象。

学生的目标很清楚,他们每天都在要求“释放工人”“复工”和“要求组建工会”,但后来媒体的兴趣点都转移到了学生身上,我这几天接受采访都会有这种感受:媒体对“工人”没什么兴趣。我对(你提的)这个说法不是很认同,除非学生是在要求“非工人”的议题,像89六四那样要求民主、要求反腐败、要求进一步改革那样,但这班学生都是在要求和“工人”有关的议题,是劳动问题、不公义问题。其实每次记者问他们,他们也是这么回答的。

我也看到后来,学生一呼吁,民间的左派就拿了不少毛选过去,也出现了一种声音说毛派绑架了运动。我觉得这种也是过度解读。

2018年8月6日,市民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燕子岭派出所外示威,手持标语及毛泽东肖像,支持佳士工厂工人。
2018年8月6日,市民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燕子岭派出所外示威,手持标语及毛泽东肖像,支持佳士工厂工人。

端:但是人们对举著毛像扛著红旗很敏感。

潘:当然,人们也会因为他们拿著毛泽东的书和照片而感到担忧。但是我也想解释的是,在“网上呼吁”的情况下,其实很多劳工研究的学者、NGO都不敢到现场支援他们,(去支援的)就是一些“下工工人”(下岗工人)和“老干部”,这两种人在中国确实是毛派。

“下工工人”在2000年整个下工潮中经历过很多困顿,尤其是越早下工的人,生活补助越低,他们怀念旧时代,觉得以前(毛时代)好现在(改革开放)不好,所以是毛派;“老干部”就不是为自己,而是看到(今昔)有分别,觉得以前的年代是在为贫苦大众,觉得如果真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应该出现目前这样的三座大山(医疗、教育、养老)的。(社会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些左翼力量。

学生承继了这些历史,但和这些老人家又有不同,他们有更多国际视野,也明白社会主义要是缺乏民主,就不会成功,而“民主”是解决“官僚”、解决整个“工业化”的最主要的动力和方法,学生其实是明白的。外界担心他们好像要“复辟专政”,搞得很恐惧,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学生用的语言确实比较旧,像“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他们的用法是指资产阶级对“我们”专政,“我们”要反这个专政,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太纠结于这些词汇问题,根本不是这些问题,(事情)还是工人的问题。

端:学生这次这么积极,除了和暑假有关,是否也反应了一些当下思潮上的变化?

潘:我觉得所有社会矛盾比较激烈的地方,都会出现比较左翼的思潮。其实也不止中国,比如法国也有,还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当时的口号是“1% VS 99%”,是一个非常左翼的口号,直接挑战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是阶级问题。只不过当时美国的媒体没有兴趣报道。

中国的年轻人对于“市场经济社会”也是有看法的,觉得有问题,比如为什么那么多老人家看不了病、人们生活压力大、年轻人读了好的学校出来前途也没有很光明,社会的晋升(上流)途径基本都固化了。而进一步的市场化又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教育的分化,那些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是会反省这些问题的。另外国内的住房及医疗问题也激发了左翼思潮。

我觉得这批学生称得上是中国最有理想的人,他们寻求的是一个社会改革,觉得现在这套社会制度处理不了问题。那他们也有两个参考点,一个是参考历史,中国有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虽然他们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但通过学习、阅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去探索一套跨越“资本主义”的东西。中国付出了这个革命的代价,但为什么失败了、成果都不见了,他们会去反思这个东西。

这几年官方也让学生学习“马克思理论”,但学习马克思有很多种方法,而官方的口号是没有办法满足这批学生的。学生去读原著,去看《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这些经典一经研读,就发现现实离理论很远,所以他们想去实践,相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理论”是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一个可行思路。马克思的理论是真的有行动力、改造力的,不是读完之后就“和谐社会”了,学生们是熟读这些理论的。他们有了这个信仰,又在暑假来到深圳实习,找到了理论与现实的交汇点。他们可以说是马克思最“中国特色”的结合,结合出了行动力、改造力。

其实他们是挑战的,他们是不怕的,他们和每天喊“反党反政府”却“害怕”的人不同。

端:但他们的抗争形式在观感上是否会显得“国家主义”?

潘:其实他们是挑战的,他们是不怕的,他们和每天喊“反党反政府”却“害怕”的人不同。我觉得行动力要超越口号吧。他们是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要求的是一个真正的、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在中国行动,你也没可能要求他们喊出那些(反党反政府)口号,也是不可行的。

佳士工运声援团要求警方释放被捕工人和当时失去联络的沈梦雨。
佳士工运声援团要求警方释放被捕工人和当时失去联络的沈梦雨。

端:因为像岳昕8月19日递信给习近平,可能外面人会觉得有些奇怪,不明白这到底是信仰还是策略。

潘:我觉得两者都有,两者都有。而且你要想,你指责那些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是在国内的抗争,假如是你,写信要怎么写?其实以前要求我们要求《劳动合同法》的时候,我们写信给中央,也是这么写的。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在“推墙”,不是西方媒体说的“推墙”,而是要改革劳资问题、改变社会。

端:我们以上所说的“学生”主要属于为工人声援的“声援团”,那除了“声援团”以外,其余的无论是在现场还是网上支持运动的左翼力量还有不同的立场,比如马克思、(新老)毛派、托派等,另外也有自由派。他们对运动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分歧,你怎么看待这些分歧?

潘:我觉得是正常的,一个改变中的社会,会有不同的社会主体,对实践“社会主义”也有不同的方法,不同方法和理念的人用各自的方式去支援,也是正常的。至于“新毛左”和“老毛左”的差异,我没有很研究,我的理解就是之前说的学生与“下工工人”和“老干部”的分别。前者多一些马克思主义,后者多一些毛派。我只理解到这一步。

我觉得这些标签不是那么重要。记者总是抓著这些问学生,问学生信不信仰“毛思想”。可是你想,信仰“毛思想”的人来支持我(学生),难道我说我不信吗?对吗?而且你想想全中国是哪些人去到现场支持他们?什么人来到现场,学生就和什么力量结合咯。

当然我也不能说他们没有一个人信仰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思想最有力量的地方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工运)“正当性”最高的地方。不过我也不想(把这种说法)拔得太高,这对学生也未必有好处。他们只是要求“释放工人”而已。

端:有这些分歧在,运动还是否是团结的?运动走向会如何?

潘:我觉得虽然这次官方是以一个“清场”的形式来处理的,虽然短期能把这些声音压下去,但长期的社会矛盾还是存在的。长期的左翼思潮的“转向”是一个趋势。除非你解决了所有社会问题,否则的话,中国的左翼青年的力量是会比其他国家要强大的。这是我的判断。

主要别的国家没有历史经验,历史遗产比较少,而中国由于有丰富的革命历史,当代也在不断宣传。

“社会主义”确实是去摸索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理想的人一定会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的评估是左翼文化、左翼思想、左翼青年,以及行动力,是会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这四五年来左翼青年的人数不断增长,开始关心一些国企工人问题、劳工问题、建筑工人、富士康、尘肺病,每一件事都是累积来的。累积到有一批学生认为这是使命,让他们想要解决一些劳动、劳资问题,甚至去摸索、追求有没有一种制度,可以让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包括我自己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只有你的劳动力和我有关系,至于其他的东西,你住哪里,你有没有饭吃,与我无关;而社会主义制度是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我不想美化过去,过去有很多不足,推行过程中也出了很多问题,但那些正正是“民主实践”的问题。学生们在思考的,也是我和你分享的同一个问题。

端:你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为什么?

潘: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因为我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底下,有太多的社会不公平的地方,工人的基本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所以我一直在探索一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生活模式。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也会比较是在探索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者可以这样说,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是马克思的理论是在探索社会未来的一种出路。

读者评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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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果我们来谈论一个有法治、有宪政、有权利、有私产、有自由、有财富保障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吗?如果是这样,就要放下苏俄和中共的社会主义,回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框架或范式中了。
    另外,除非工人在这起事件中有主导性地位,否则,工人并不是这起事件的主体。客体向主体提出要求,主体视乎情况响应客体的要求。又或,主体向客体提出要求,客体不得不满足主体的要求。

  2. 很务实的研究观点。非常佩服这些学生。把事情拔太高,有时候会无助于工人主体问题的解决。

  3. 楼上诸位,有理想当然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在中文语境中,不是特别适宜把这种美好理想叫社会主义并和资本主义对立。一是苏式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被证明破产,社会主义在中国造成了20世纪最可怕的人间灾难。二是当今社会主义的定义被中共所垄断,坚持社会主义不免变成坚持当今的权贵资本主义,并打压如佳士科技的真左派。三是100年来各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说明,只有在有法治和宪政,有权利和私有财产保障的国家,才有自由和财富,才有美好的生活。所以,空谈一个社会主义名词没多大意思。

  4. 如果中國可以成為第一個以社會主義跨越資本主義的國家,我真的會以身為中國人十分自豪。

  5. 簡單來說,共產黨眼中只有9000萬黨員是人,其餘13億人民是奴隸。

  6.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不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嘛,现在的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欧洲。

  7. 对于潘毅来说 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资本主义之上的一种理想 相信一种理想的原因在于现实仍然存在问题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的终点

  8. 回應阿拉比,「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聖經希伯來書11章1節
    人類社會之所以不段推陳出新,就是有理想的人都不願固步自封,寧願在跌跌撞撞中向著難測的未來一步步邁進。世上沒有任何一個信仰比相信資本主義更加著迷。但這個信仰旨在告訴我們一路要相信叢林法則,人要與禽獸無異,弱肉強食。但明明人與禽獸是有很大區別的。人懂分別善惡,而且創造力非常高超。
    雖然我不知道社會主義是否資本主義的另一條出路,但我肯定社會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都不是只可以二擇一的選項。我更期待有另一個選擇,不只著眼於眼前的限制而一定要二擇其一。就算不是二擇其一,但如果只可以在一箱爛蘋果中選一個不太爛的,那對我們人類(而非禽獸)是非常可悲的!

  9. 我实在无法想象如何能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生活模式?事实正好相反,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名义,佳士科技事件相关的工人、学生都已经被打为敌对势力。我很好奇,这些学者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从何而来。

  10. 为啥我看到的不是简体中文?

    1. 真抱歉!技術失誤,已經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