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连夺学界两大书奖的《丧失真相》：从俄罗斯经验看后真相时代的崛起

这次要谈论一本分析后真相文化的书，也是一本学术界中的得奖作品。传播学有三数个国际学术协会，当中包括国际传播学会以及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两个协会均在二十年前左右设立了年度最佳书籍奖。今年，讲述俄罗斯新闻业和政治文化转变的《丧失真相》（Losing Pravda）一书（注），同时获得两个学会的年度最佳书籍奖，是历来首次。

Losing Pravda

书名：《丧失真相》（暂译）

作者：Natalia Roudakova

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9月

《丧失真相》的作者是曾在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传播学系任教的Natalia Roudakova。这本书能够连获两个大奖，跟“时势”固然有点关系：“后真相”是全球现象，而俄罗斯如何通过传播假信息影响他国选举，是美国和欧洲学者尤其关注的问题。这本书的内容不涉及2016年美国大选或最近两三年的情况，但当中的分析不但可以让读者了解俄罗斯如何走进后真相时代，通过作者适当的概念化敍事，俄罗斯的故事也多少带有普遍性。

以“真相”为重心探问新闻业

当追求真相这价值受到侵蚀时，新闻工作和新闻自由都没有什么意义。

除此以外，一个学术研究能引起广泛关注，往往也是因为它成功地挑战了主流观点。Roudakova在书的开首就指出，在谈论俄罗斯新闻业的转变时，欧美主流论述总是这样说的：新闻自由在苏维埃时期受到打压，新闻工作只是宣传工作，只有到了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推出“改革与开放”（perestroika and glasnost）政策，新闻自由才有了曙光。共产政权倒台后，叶利钦在一段短时间内延续着戈巴卓夫的方向，但随着90年代中一些媒体大亨冒起，新闻自由又开始受到压逼。到了普京时代，更有审查制度重临、新闻工作受到滋扰、调查报导受到威吓，甚至有新闻工作者遭杀害等。

Roudakova认为，这个主流论述固然并非完全错误，但以“自由”为唯一的概念重心，会使人忽视了苏维埃时期新闻业和公共文化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同时也未必能最有力地解释后共产时期新闻行业的转变。Roudakova采取的路径是以“真相”为概念重心，她要探问的不是自由程度的高低，而是在不同时代中新闻业以至公众人物如何看待真相。作者认为，当我们以真相为重心去分析时，当下俄罗斯的状况，比60和70年代的苏联还要差得多。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多以自由作为分析重点，不只是因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重视，同时也是因为自由主义对真相的态度。对自由主义来说，真相当然重要，但我们没有人能够肯定自己是否掌握着真相，也正是因此，我们需要让所有人发言，需要聆听，需要讨论。由于我们不能绝对确定真相是什么，所以要捍卫真相，最重要的就是先捍卫自由。几年前出版的一本哲学家Richard Rorty的访谈录，书名就是Take care of freedom and truth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照顾好自由，真相就会懂得照顾自己。

不过，Roudakova大概会反问：真相真的懂得照顾自己？自由固然重要，但就算我们把自由看成真相出现的必要条件，它是真相出现的充分条件吗？Roudakova应该会给一个否定的答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掌握着真相，所谓捍卫真相是什么意思？在书中，Roudakova强调的是一种追求真相的文化。换句话说，同样以“我们不能确定什么是真相”为出发点，Roudakova认为，我们需要的除了自由，还有追求真相的决心和文化，而追求真相对新闻工作尤其重要，“当追求真相这价值受到侵蚀时，新闻工作和新闻自由都没有什么意义”（第9页）。

可是，什么是追求真相的文化？Roudakova指出有六个相关的价值。第一是对准确性（accuracy）的重视，体现在人们是否愿意在现实限制中花最多的时间和力气去追求信息的准确性。第二是愿意信守自己说过的话（willingness to stand by one’s words），体现在人们是否信守承诺、会否言行一致，会否以双重标准判断自己和对方等。第三是诚意（sincerity），在于我们如何让别人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确实是自己的看法。第四是认真（seriousness），它跟诚意有重叠之处，但同时指向我们说话时是否有恰当的轻重程度。第五是反思性（reflexivity），就是人们是否愿意不断反思自己的观点，以及是否愿意尝试从别人的立场去看同一事物，在有需要时修正自己的想法。最后是勇气（courage），就是人们是否愿意冒着风险，在权力面前说出真相。

共产政权倒台后，俄罗斯新闻界迷失

以这些价值为评判标准，再看不同年代俄罗斯新闻工作者的实践和言论，Roudakova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后期，即60至80年代，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虽然在报导自由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时候要负责宣传的工作，一些重要的政治新闻自然也碰不得，但在很多跟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上，他们仍然有报导的空间。因为政府也需要面对群众，通过解决民众面对的问题来维持合法性。

在这背景下，那年代有不少新闻工作者对真相有所追求，新闻工作者之间团结在这价值之下，通过回应及尝试处理来自读者的投诉、引导公众关注社会问题、要求官方回应，和批评犯错者，苏维埃时期的新闻工作者能够与读者建立一种正面的连系，人们知道新闻机构其实直接受政府控制，但人们把新闻机关视为最有人性的政府部门。同时，勇于直接得罪权力的记者不一定很多，但这些记者往往成为其他新闻工作者心里敬重的人，亦即是说，纵使难以时刻实践，人们仍然信奉着向权力说出真相的价值。

共产政权倒台后，新闻工作固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Roudakova指出俄罗斯跟其他东欧国家不一样，后者在1989年后的转变的主题是“重返欧洲”。从90年代开始，很多东欧国家的媒体都由西欧资本进驻拥有，所以很多东欧国家的媒体转型，无论后来成果如何，至少在开始时有比较明确的方向。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新闻界在新规范和秩序未成形之下有点迷失方向。同时，初建立和面对着重重困难的市场经济，未能有效地支持一般商业媒体的运作模式。结果，媒体往往通过刊登偏颇的政治和选举报导来获得收入，新闻业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反而开始了一个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ation）的过程，人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拾级而下。在新闻行业内部，不同机构或“阵营”的记者敌视对方。新闻业甚至被形容或比喻为“第二古老的职业”（the second oldest profession），意即跟在英语中常被称为“the oldest profession”的妓女差不多。

当大家不再重视真相，以及觉得其他人都不重视真相时，出现的就是各种形式的犬儒主义。在普京时代，当权者展现了一种“主人的犬儒”（master’s cynicism），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当权者不再对公共论述的基本规范有所顾忌。作者举例，2014年4月普京参与一次电视的观众通话节目，一名观众说自己有一辆车，但自己的村庄跟最近的公路距离50公里，而两者之间没有道路连接。这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关于乡郊交通基建的问题，但普京的回应竟然是开始发笑，然后问那位观众：“那么你在哪里开车呢？这是个笑话吗？”另一次，在2012年10月的一个电视访问中，普京直接地说：“我总之就做我想做的，人们有不同意见，但我不会否定自己。”

可以预期的是，这种肆无忌惮会感染到其他的有权势的人士，形成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主人的犬儒”跟一般百姓的那种“反正天下乌鸦一样黑”的犬儒和无力感会互相强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是共同价值的消解。Roudakova引用一位她的受访者说的话：“我遇到越来越多人不明白因收了钱或者为了奉承别人而改变自己的信念，在原则上不是一件好事，而当你指出这一点和指责他们时，他们是真心地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指责。”

因此，Roudakova认为当代的俄罗斯反而及不上社会主义时代后期的苏联。当然，这不是说作者无视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严重问题，更不是说要重返某种制度，只是比较起来，当下的俄罗斯新闻界对求真的坚持可能更弱，有限度地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也更低。不过，作者也没有彻底悲观，她以2011年至2012年在俄罗斯出现的一轮抗议行动为例，指出人心不一定已死，同时亦不能否定有人仍在努力尝试做独立求真的报导。

“意识形态去顾忌化”，求真精神丧失

如本文开首时指出，虽然《丧失真相》讲述的是俄罗斯，但这个俄罗斯的故事也可以用来对照很多其他国家地区的情况。例如中国大陆，我们可以说，正如苏联的社会主义时代后期，在没有多大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仍然有求真的记者，中国无论在50至70年代经历了什么，它仍然培育了刘宾雁、苏晓康、高瑜、钱钢、胡舒立等一两辈具求真精神的新闻工作者，但到了今天，无论经济发展得多好，在严密的新闻和信息管制加上权贵资本主义之下，求真的空间和为人民服务的空间是多了还是少了？笔者不是要提出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的答案，但这确是一个值得探究和反思的问题。

至于香港，令笔者感到特别“似曾相识”的，是Roudakova对犬儒文化的分析，亦即权贵们说话和行为的无所顾忌，以及这种无所顾忌如何强化人们的无力感，而人们的无力感又使得权贵们更无所顾忌，不断恶性循环。以笔者一直有研究的六四集体回忆为例，从来都有香港人觉得，没有六四镇压，中国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但在十几年前，没有人会公开说这些话，当权者对六四问题避之则吉；若像当年曾荫权一样在六四问题上“说错了话”，亦需要公开道歉。

然而在最近一两年，围绕着六四悼念问题的，除了是年轻人的取态外，亦更常听见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以经济发展来合理化镇压行径。在六四以外，一名前特首在一个青年人因暴动罪被判重刑前后说其“罪有应得”，又用上“黄媒”、“黄网”等字眼，或者是立法会主席公开地说《议事规则》没有规限主席的权力。在笔者眼中，这些也是Roudakova所说的“意识形态去顾忌化”（ideological disinhibition）的例子。这种去顾忌化，使公共讨论和对真相的追求失去了共同的价值和规范基础。

回到学术一点的角度，这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关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研究如何可以同时兼顾个案的特殊性和学术研究追求的普遍性。书中对俄罗斯的分析建基于非常扎实的区域研究文献，但敍述上能够做到对俄罗斯所知不多的读者也会感到容易明白。同时，通过概念建构，这本书的分析能够突显“俄罗斯经验”中可能具普遍性的地方。

笔者在5月初跟一群修读博士时的旧同学碰面，谈起这本书，新加坡出身的新闻学学者说，希望新加坡的新闻工作者看看这本书，想想如何像苏维埃时期的记者一样，在众多条件限制和自由未得充分保障下仍然尝试求真；北欧出身而现于英国当教授的旧同学对如何看待苏维埃时期的新闻业不置可否，但很欣赏作者对真相文化的理论性探讨。笔者相信，不同背景和在不同岗位上的读者，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别具价值的地方。

（李立峰，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注：Natalia Roudakova (2017). Losing Pravda: Ethics and the Press in Post-truth Rus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