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連奪學界兩大書獎的《喪失真相》：從俄羅斯經驗看後真相時代的崛起

這次要談論一本分析後真相文化的書，也是一本學術界中的得奬作品。傳播學有三數個國際學術協會，當中包括國際傳播學會以及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兩個協會均在二十年前左右設立了年度最佳書籍獎。今年，講述俄羅斯新聞業和政治文化轉變的《喪失真相》（Losing Pravda）一書（註），同時獲得兩個學會的年度最佳書籍獎，是歷來首次。

Losing Pravda

書名：《喪失真相》（暫譯）

作者：Natalia Roudakova

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9月

《喪失真相》的作者是曾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傳播學系任教的Natalia Roudakova。這本書能夠連獲兩個大獎，跟「時勢」固然有點關係：「後真相」是全球現象，而俄羅斯如何通過傳播假資訊影響他國選舉，是美國和歐洲學者尤其關注的問題。這本書的內容不涉及2016年美國大選或最近兩三年的情況，但當中的分析不但可以讓讀者了解俄羅斯如何走進後真相時代，通過作者適當的概念化敍事，俄羅斯的故事也多少帶有普遍性。

以「真相」為重心探問新聞業

當追求真相這價值受到侵蝕時，新聞工作和新聞自由都沒有什麼意義。

除此以外，一個學術研究能引起廣泛關注，往往也是因為它成功地挑戰了主流觀點。Roudakova在書的開首就指出，在談論俄羅斯新聞業的轉變時，歐美主流論述總是這樣說的：新聞自由在蘇維埃時期受到打壓，新聞工作只是宣傳工作，只有到了1980年代戈巴卓夫（戈巴契夫）推出「改革與開放」（perestroika and glasnost）政策，新聞自由才有了曙光。共產政權倒台後，葉利欽（葉爾欽）在一段短時間內延續着戈巴卓夫的方向，但隨着90年代中一些媒體大亨冒起，新聞自由又開始受到壓逼。到了普京（普丁）時代，更有審查制度重臨、新聞工作受到滋擾、調查報導受到威嚇，甚至有新聞工作者遭殺害等。

Roudakova認為，這個主流論述固然並非完全錯誤，但以「自由」為唯一的概念重心，會使人忽視了蘇維埃時期新聞業和公共文化中的一些重要特徵，同時也未必能最有力地解釋後共產時期新聞行業的轉變。Roudakova採取的路徑是以「真相」為概念重心，她要探問的不是自由程度的高低，而是在不同時代中新聞業以至公眾人物如何看待真相。作者認為，當我們以真相為重心去分析時，當下俄羅斯的狀況，比60和70年代的蘇聯還要差得多。

在這裏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學者多以自由作為分析重點，不只是因為自由主義對自由的重視，同時也是因為自由主義對真相的態度。對自由主義來說，真相當然重要，但我們沒有人能夠肯定自己是否掌握着真相，也正是因此，我們需要讓所有人發言，需要聆聽，需要討論。由於我們不能絕對確定真相是什麼，所以要捍衛真相，最重要的就是先捍衛自由。幾年前出版的一本哲學家Richard Rorty的訪談錄，書名就是Take care of freedom and truth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照顧好自由，真相就會懂得照顧自己。

不過，Roudakova大概會反問：真相真的懂得照顧自己？自由固然重要，但就算我們把自由看成真相出現的必要條件，它是真相出現的充分條件嗎？Roudakova應該會給一個否定的答案。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能確定自己是否掌握着真相，所謂捍衛真相是什麼意思？在書中，Roudakova強調的是一種追求真相的文化。換句話說，同樣以「我們不能確定什麼是真相」為出發點，Roudakova認為，我們需要的除了自由，還有追求真相的決心和文化，而追求真相對新聞工作尤其重要，「當追求真相這價值受到侵蝕時，新聞工作和新聞自由都沒有什麼意義」（第9頁）。

可是，什麼是追求真相的文化？Roudakova指出有六個相關的價值。第一是對準確性（accuracy）的重視，體現在人們是否願意在現實限制中花最多的時間和力氣去追求資訊的準確性。第二是願意信守自己說過的話（willingness to stand by one’s words），體現在人們是否信守承諾、會否言行一致，會否以雙重標準判斷自己和對方等。第三是誠意（sincerity），在於我們如何讓別人相信自己所說的話確實是自己的看法。第四是認真（seriousness），它跟誠意有重疊之處，但同時指向我們說話時是否有恰當的輕重程度。第五是反思性（reflexivity），就是人們是否願意不斷反思自己的觀點，以及是否願意嘗試從別人的立場去看同一事物，在有需要時修正自己的想法。最後是勇氣（courage），就是人們是否願意冒着風險，在權力面前說出真相。

共產政權倒台後，俄羅斯新聞界迷失

以這些價值為評判標準，再看不同年代俄羅斯新聞工作者的實踐和言論，Roudakova認為，在社會主義時代後期，即60至80年代，俄羅斯新聞工作者雖然在報導自由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時候要負責宣傳的工作，一些重要的政治新聞自然也碰不得，但在很多跟人民生活直接相關的社會問題上，他們仍然有報導的空間。因為政府也需要面對群眾，通過解決民眾面對的問題來維持合法性。

在這背景下，那年代有不少新聞工作者對真相有所追求，新聞工作者之間團結在這價值之下，通過回應及嘗試處理來自讀者的投訴、引導公眾關注社會問題、要求官方回應，和批評犯錯者，蘇維埃時期的新聞工作者能夠與讀者建立一種正面的連繫，人們知道新聞機構其實直接受政府控制，但人們把新聞機關視為最有人性的政府部門。同時，勇於直接得罪權力的記者不一定很多，但這些記者往往成為其他新聞工作者心裏敬重的人，亦即是說，縱使難以時刻實踐，人們仍然信奉着向權力說出真相的價值。

共產政權倒台後，新聞工作固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Roudakova指出俄羅斯跟其他東歐國家不一樣，後者在1989年後的轉變的主題是「重返歐洲」。從90年代開始，很多東歐國家的媒體都由西歐資本進駐擁有，所以很多東歐國家的媒體轉型，無論後來成果如何，至少在開始時有比較明確的方向。

相比之下，俄羅斯的新聞界在新規範和秩序未成形之下有點迷失方向。同時，初建立和面對着重重困難的市場經濟，未能有效地支持一般商業媒體的運作模式。結果，媒體往往通過刊登偏頗的政治和選舉報導來獲得收入，新聞業在後社會主義時期反而開始了一個去專業化（deprofessionalization）的過程，人民對媒體的信任程度拾級而下。在新聞行業內部，不同機構或「陣營」的記者敵視對方。新聞業甚至被形容或比喻為「第二古老的職業」（the second oldest profession），意即跟在英語中常被稱為“the oldest profession”的妓女差不多。

當大家不再重視真相，以及覺得其他人都不重視真相時，出現的就是各種形式的犬儒主義。在普京時代，當權者展現了一種「主人的犬儒」（master’s cynicism），其最重要的特徵是當權者不再對公共論述的基本規範有所顧忌。作者舉例，2014年4月普京參與一次電視的觀眾通話節目，一名觀眾說自己有一輛車，但自己的村莊跟最近的公路距離50公里，而兩者之間沒有道路連接。這本來是一個很普通的關於鄉郊交通基建的問題，但普京的回應竟然是開始發笑，然後問那位觀眾：「那麼你在哪裏開車呢？這是個笑話嗎？」另一次，在2012年10月的一個電視訪問中，普京直接地說：「我總之就做我想做的，人們有不同意見，但我不會否定自己。」

可以預期的是，這種肆無忌憚會感染到其他的有權勢的人士，形成一種普遍的現象。這種「主人的犬儒」跟一般百姓的那種「反正天下烏鴉一樣黑」的犬儒和無力感會互相強化，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結果是共同價值的消解。Roudakova引用一位她的受訪者說的話：「我遇到越來越多人不明白因收了錢或者為了奉承別人而改變自己的信念，在原則上不是一件好事，而當你指出這一點和指責他們時，他們是真心地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被指責。」

因此，Roudakova認為當代的俄羅斯反而及不上社會主義時代後期的蘇聯。當然，這不是說作者無視社會主義時期的各種嚴重問題，更不是說要重返某種制度，只是比較起來，當下的俄羅斯新聞界對求真的堅持可能更弱，有限度地為人民服務的能力也更低。不過，作者也沒有徹底悲觀，她以2011年至2012年在俄羅斯出現的一輪抗議行動為例，指出人心不一定已死，同時亦不能否定有人仍在努力嘗試做獨立求真的報導。

「意識形態去顧忌化」，求真精神喪失

如本文開首時指出，雖然《喪失真相》講述的是俄羅斯，但這個俄羅斯的故事也可以用來對照很多其他國家地區的情況。例如中國大陸，我們可以說，正如蘇聯的社會主義時代後期，在沒有多大新聞自由的情況下仍然有求真的記者，中國無論在50至70年代經歷了什麼，它仍然培育了劉賓雁、蘇曉康、高瑜、錢鋼、胡舒立等一兩輩具求真精神的新聞工作者，但到了今天，無論經濟發展得多好，在嚴密的新聞和資訊管制加上權貴資本主義之下，求真的空間和為人民服務的空間是多了還是少了？筆者不是要提出一個簡單的是或否的答案，但這確是一個值得探究和反思的問題。

至於香港，令筆者感到特別「似曾相識」的，是Roudakova對犬儒文化的分析，亦即權貴們說話和行為的無所顧忌，以及這種無所顧忌如何強化人們的無力感，而人們的無力感又使得權貴們更無所顧忌，不斷惡性循環。以筆者一直有研究的六四集體回憶為例，從來都有香港人覺得，沒有六四鎮壓，中國就沒有今天的經濟發展，但在十幾年前，沒有人會公開說這些話，當權者對六四問題避之則吉；若像當年曾蔭權一樣在六四問題上「說錯了話」，亦需要公開道歉。

然而在最近一兩年，圍繞着六四悼念問題的，除了是年輕人的取態外，亦更常聽見一些社會知名人士以經濟發展來合理化鎮壓行徑。在六四以外，一名前特首在一個青年人因暴動罪被判重刑前後說其「罪有應得」，又用上「黃媒」、「黃網」等字眼，或者是立法會主席公開地說《議事規則》沒有規限主席的權力。在筆者眼中，這些也是Roudakova所說的「意識形態去顧忌化」（ideological disinhibition）的例子。這種去顧忌化，使公共討論和對真相的追求失去了共同的價值和規範基礎。

回到學術一點的角度，這本書也是一個很好的示範，關於一個特定國家的研究如何可以同時兼顧個案的特殊性和學術研究追求的普遍性。書中對俄羅斯的分析建基於非常紮實的區域研究文獻，但敍述上能夠做到對俄羅斯所知不多的讀者也會感到容易明白。同時，通過概念建構，這本書的分析能夠突顯「俄羅斯經驗」中可能具普遍性的地方。

筆者在5月初跟一群修讀博士時的舊同學碰面，談起這本書，新加坡出身的新聞學學者說，希望新加坡的新聞工作者看看這本書，想想如何像蘇維埃時期的記者一樣，在眾多條件限制和自由未得充分保障下仍然嘗試求真；北歐出身而現於英國當教授的舊同學對如何看待蘇維埃時期的新聞業不置可否，但很欣賞作者對真相文化的理論性探討。筆者相信，不同背景和在不同崗位上的讀者，都會在這本書中找到別具價值的地方。

（李立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註：Natalia Roudakova (2017). Losing Pravda: Ethics and the Press in Post-truth Rus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