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路：回不去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何时才能回到以前的状态？”这是我最近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答案很简单：“回不去。即使特朗普明天下台，也回不去。”贸易问题，或者是特朗普，都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拿掉那根稻草并不会让骆驼重新爬起来。

7月6日，是白宫“301调查”对中国340亿美元进口产品（另有160亿在复核中）征收25%关税的正式执行日期。在这之前的6月18日，特朗普更为了“报复中国的报复”，责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关税，并且扬言如果中国继续对等报复，则还要再加2000亿。按此算来，最坏情况下，美国可能对45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程度不一的关税。这意味着90%的中国输美产品将会处于惩罚性关税之下（中国2017年对美出口约为5000亿美元，美国目前对工业产品的的最惠国税率约为2%）。

限制中资在美投资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下只是时间问题。白宫6月27日声明虽然没有选择最严厉的选项（绕开现有程序单独设立新的投资审查机构），但确认了美国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对中资在美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审查和限制。市场已然受到强烈负面预期影响。公开研究显示，2018上半年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暴降超过90%。同时新增直接投资规模小于撤资规模，因此中资在美直接投资资产存量罕见地出现了负增长。

国会、中期选举、双边安全与商界的影响

特朗普充其量只能决定白宫走向。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态度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之前通过在 “高通—恩智浦”的并购审核筹码，换取美国“放生”命悬一线的中兴通信，不少人视为贸易战峰回路转的一个信号。只不过虽然白宫放过了中兴，美国国会还紧咬中兴不放。美国参议院在6月18日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NDAA）中，加入了一条推翻白宫取消中兴制裁的修正案。NDAA作为美国每年军费拨款的必要程序，是一个“一定要通过”（must-pass）的法案，在这个法案里面加入了制裁中兴的内容，就把之前已经“得救”的中兴再次抓回了刑场。不过，众议院将投资审查作为单独的法案提出，其中没有推翻中兴决定的内容，中兴的生死还要取决于白宫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了中兴交易动用政治资源来说服国会。

至于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亦不会太大改变当前的中国政策航向：从基本意识形态和历史轨迹来说，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反对自由贸易。从“反特朗普”的角度出发，如果民主党重夺国会，很有可能在程序上给白宫制造很多麻烦，但也完全有可能在白宫愿意缓和的时候束缚其手脚。因此，政党朝野更替难以改变中国政策。

双边安全关系本是中美关系中较为薄弱的一环，中美两军长期缺乏基本沟通，没有有效危机管控机制，在南海接触日趋频繁的情况下极易擦枪走火。2014和2016年解放军海军连续两次受邀参加美国领导的“环太平洋军演”（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本是一个不错的增强安全互信的机会，之前一直被视为中美关系改善的一大征兆，但今年也在双方关系全面转向之下戛然而止，美国防长马蒂斯日前的北京之旅对双方紧张的安全关系没有实质改变。

美国商界的态度颇耐人寻味。商界的传统立场是支持与中国保持接触和缓和紧张情势。在以往中美关系紧张之时，商界往往可以扮演调停的角色。可以此次贸易战以来，美国商界没有发出以往那样的缓和呼吁，一方面一部分企业确实希望利用这次机会改善自己在中国的商业处境──特别是在合资限制和技术转移问题上，因此默许白宫对中国施压（但因为担心报复而不会主动出头）。另外一部分企业则出于对特朗普政府的巨大不信任，根本不愿意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担心自己所有的意见，特别是对中国现行政策的合理不满，都会被特朗普政府放大、扭曲，转化成为与他们初衷完全相悖的政策和行动。许多企业宁可低头默不作声，也不愿意发表温和的意见。

最后是美国公众的意见。很难说美国公众对中国有什么一致的态度。“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 politics is local），美国一般公众对当前白宫中国政策的支持或者反对，取决于美国本地政治的变化。美国政治的两极化也导致了大部分人“爱屋及乌”或者“恨屋及乌”，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支持或者反对当前的中国政策，但特朗普支持者会因为支持特朗普而支持对中国强硬，而特朗普反对者则会因为反对特朗普而反对当前政策。一个本身利益和经验与中国没有直接关联的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认知，首先来源于他在美国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以这个角度观察，美国公众对于当前白宫中国政策的支持度很有可能是一半一半，这也接近对中国好感度的民意调查结果（皮尤民调显示，2017年47%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观感，44%持正面观感）。

中美能否及时找到新的“锚”

虽然特朗普执政可能是临时的现象，但是以上几个方面描述的情况都不是临时的变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对中国的强硬转向是超越特朗普，超越党派，超越某个单独界别的“完美风暴”。这当中一部分是价值观和道德层面对中国政体的批判，一部分是经济和科技层面的竞争，一部分是安全利益的对抗，一部分是国内政治的投射，也有一部分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Christopher Wray在一份公开证词中的一句话令人悚然：“中国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于其政府，而是来自于其社会。这也会需要美国采取全社会的回应。”（注）

过往中美关系以共同经济利益为锚，才得以暂时搁置双方在政治体制和安全利益上的大量分歧，走到今天。如今这经济利益之锚出现明显松动，美国不再视与中国经济合作为互利的，而是更多看到了这其中的“不公平”之处。这就使美国失去了对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的理由，以往压抑的矛盾自然集中爆发。回到本文一开始的“中美关系何时复原”之问，无法复原正是因为之前的“锚”已经不存在了──经济利益的吸引力被安全利益和民族主义的担忧全面超越。

纵观历史，经济利益只是在1990年代才开始成为中美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此之前，两国关系之锚是地缘政治──共同制衡苏联的需要。这样的历史经验说明了，中美接下来对抗的局面将要持续多久，取决于两国是否能够及时找到一个新的“锚”。在此之前，当前的中美全方位紧张状态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杨路，自由撰稿人）

注：“…the China threat as not just the whole-of-government threat, but a whole-of-society threat on their end,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a whole-of-society response by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