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路：回不去的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何時才能回到以前的狀態？」這是我最近常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答案很簡單：「回不去。即使特朗普（川普）明天下台，也回不去。」貿易問題，或者是特朗普，都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拿掉那根稻草並不會讓駱駝重新爬起來。

7月6日，是白宮「301調查」對中國340億美元進口產品（另有160億在複核中）徵收25%關稅的正式執行日期。在這之前的6月18日，特朗普更為了「報復中國的報復」，責成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再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10%關税，並且揚言如果中國繼續對等報復，則還要再加2000億。按此算來，最壞情況下，美國可能對4500億美元中國進口產品徵收程度不一的關税。這意味着90%的中國輸美產品將會處於懲罰性關税之下（中國2017年對美出口約為5000億美元，美國目前對工業產品的的最惠國税率約為2%）。

限制中資在美投資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落下只是時間問題。白宮6月27日聲明雖然沒有選擇最嚴厲的選項（繞開現有程序單獨設立新的投資審查機構），但確認了美國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對中資在美活動進行全方位的審查和限制。市場已然受到強烈負面預期影響。公開研究顯示，2018上半年中國在美直接投資暴降超過90%。同時新增直接投資規模小於撤資規模，因此中資在美直接投資資產存量罕見地出現了負增長。

國會、中期選舉、雙邊安全與商界的影響

特朗普充其量只能決定白宮走向。美國國會對中國的態度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之前通過在 「高通—恩智浦」的併購審核籌碼，換取美國「放生」命懸一線的中興通信，不少人視為貿易戰峰迴路轉的一個信號。只不過雖然白宮放過了中興，美國國會還緊咬中興不放。美國參議院在6月18日通過的「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NDAA）中，加入了一條推翻白宮取消中興制裁的修正案。NDAA作為美國每年軍費撥款的必要程序，是一個「一定要通過」（must-pass）的法案，在這個法案裏面加入了制裁中興的內容，就把之前已經「得救」的中興再次抓回了刑場。不過，眾議院將投資審查作為單獨的法案提出，其中沒有推翻中興決定的內容，中興的生死還要取決於白宮在多大程度上願意為了中興交易動用政治資源來說服國會。

至於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亦不會太大改變當前的中國政策航向：從基本意識形態和歷史軌跡來說，民主黨比共和黨更反對自由貿易。從「反特朗普」的角度出發，如果民主黨重奪國會，很有可能在程序上給白宮製造很多麻煩，但也完全有可能在白宮願意緩和的時候束縛其手腳。因此，政黨朝野更替難以改變中國政策。

雙邊安全關係本是中美關係中較為薄弱的一環，中美兩軍長期缺乏基本溝通，沒有有效危機管控機制，在南海接觸日趨頻繁的情況下極易擦槍走火。2014和2016年解放軍海軍連續兩次受邀參加美國領導的「環太平洋軍演」（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本是一個不錯的增強安全互信的機會，之前一直被視為中美關係改善的一大徵兆，但今年也在雙方關係全面轉向之下戛然而止，美國防長馬蒂斯日前的北京之旅對雙方緊張的安全關係沒有實質改變。

美國商界的態度頗耐人尋味。商界的傳統立場是支持與中國保持接觸和緩和緊張情勢。在以往中美關係緊張之時，商界往往可以扮演調停的角色。可以此次貿易戰以來，美國商界沒有發出以往那樣的緩和呼籲，一方面一部分企業確實希望利用這次機會改善自己在中國的商業處境──特別是在合資限制和技術轉移問題上，因此默許白宮對中國施壓（但因為擔心報復而不會主動出頭）。另外一部分企業則出於對特朗普政府的巨大不信任，根本不願意發表意見，因為他們擔心自己所有的意見，特別是對中國現行政策的合理不滿，都會被特朗普政府放大、扭曲，轉化成為與他們初衷完全相悖的政策和行動。許多企業寧可低頭默不作聲，也不願意發表溫和的意見。

最後是美國公眾的意見。很難說美國公眾對中國有什麼一致的態度。「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 politics is local），美國一般公眾對當前白宮中國政策的支持或者反對，取決於美國本地政治的變化。美國政治的兩極化也導致了大部分人「愛屋及烏」或者「恨屋及烏」，大多數人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支持或者反對當前的中國政策，但特朗普支持者會因為支持特朗普而支持對中國強硬，而特朗普反對者則會因為反對特朗普而反對當前政策。一個本身利益和經驗與中國沒有直接關聯的美國人對於中國的認知，首先來源於他在美國政治光譜中的位置。以這個角度觀察，美國公眾對於當前白宮中國政策的支持度很有可能是一半一半，這也接近對中國好感度的民意調查結果（皮尤民調顯示，2017年47%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觀感，44%持正面觀感）。

中美能否及時找到新的「錨」

雖然特朗普執政可能是臨時的現象，但是以上幾個方面描述的情況都不是臨時的變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國對中國的強硬轉向是超越特朗普，超越黨派，超越某個單獨界別的「完美風暴」。這當中一部分是價值觀和道德層面對中國政體的批判，一部分是經濟和科技層面的競爭，一部分是安全利益的對抗，一部分是國內政治的投射，也有一部分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現任聯邦調查局局長Christopher Wray在一份公開證詞中的一句話令人悚然：「中國的威脅並不僅僅來自於其政府，而是來自於其社會。這也會需要美國採取全社會的回應。」（註）

過往中美關係以共同經濟利益為錨，才得以暫時擱置雙方在政治體制和安全利益上的大量分歧，走到今天。如今這經濟利益之錨出現明顯鬆動，美國不再視與中國經濟合作為互利的，而是更多看到了這其中的「不公平」之處。這就使美國失去了對中國保持建設性接觸的理由，以往壓抑的矛盾自然集中爆發。回到本文一開始的「中美關係何時復原」之問，無法復原正是因為之前的「錨」已經不存在了──經濟利益的吸引力被安全利益和民族主義的擔憂全面超越。

縱觀歷史，經濟利益只是在1990年代才開始成為中美兩國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在此之前，兩國關係之錨是地緣政治──共同制衡蘇聯的需要。這樣的歷史經驗說明了，中美接下來對抗的局面將要持續多久，取決於兩國是否能夠及時找到一個新的「錨」。在此之前，當前的中美全方位緊張狀態就會一直延續下去。

（楊路，自由撰稿人）

註：“…the China threat as not just the whole-of-government threat, but a whole-of-society threat on their end,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a whole-of-society response by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