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雨伞运动得与失：“伞后”香港青年更热衷参与政治了吗？

对不少香港青年人来说，雨伞运动或许是影响他们政治观念，以至往后政治参与的关键事件。运动结束初期，有论者提出要将雨伞运动累积的政治能量带回社区“深耕细作”，作为日后社运再次起步的起点。回顾伞后初期，香港社会运动出现了一阵“激进化”的倾向，标榜“年轻”、“本土”的行动者和组织相继冒起；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青年人的投票率更达到近届新高。然而与此同时，亦似乎有参与者对整场运动没有实质成果而感到挫败，伞运之后反而更少参与政治，政治态度更显冷淡。到底雨伞运动后这三年多，香港青年人的政治参与是增加还是减少，而当中又涉及怎样的政治态度，这既是我们要深入了解“伞后”香港政治不可忽视的环节，更是判断雨伞运动得与失的其中一个参考指标。

2018年3月，笔者与心理学系的同事共同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在香港五间大专院校共收集了1365份问卷（注一），旨在探讨伞运后香港青年的社会政治态度和参与情况 。由于本研究的重点在于雨伞运动对青年人参与政治的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量度政治参与方面，有别于一般研究量度次数的多寡，反而特别询问受访者，与雨伞运动前相比，他们现在各类型的政治参与是“明显少了”、“少了一点”、“没有改变”、“多了一点”，还是“明显多了”，以突显他们在伞运后政治参与的转变。

按受访者参与雨伞运动的程度，我们将他们分为三组分析。第一组是“没有参与运动”，即从来没有到过任何一个占领区的受访者，占47.2%；第二组是“无留宿”（可以理解为一般程度参与），即曾经最少一次到过占领区，但未曾留宿过的受访者，占38.8%；第三组是“有留宿”（可以理解为高度参与），即曾经在占领区留宿最少一晚的受访者，占14%。可以合理推断，“有留宿”的受访者当中有一部分本来就比较热衷政治，也可能有部分本身就是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青年人。

“深耕细作”有成果吗？

图一呈现的是三类受访者在雨伞运动后政治参与程度的转变。诚然，个别活动都有人多了或少了参与，而为了突显雨伞运动的正面影响，我们把表示多了参与的百分比，减去表示少了参与的百分比，是为不同组别在个别项目的“净增长”。从图一清楚可见，“有留宿”的受访者“伞后”在各项政治参与都有正增长，也有近一半受访者（47.8%）有于3月11日立法会补选投票，是三类受访者中投票率最高的一群。

不过，“没有参与运动”的受访者就截然不同。除了“义务参与有关社区或公共事务的工作”、“签署有关政治或公共事务的声名或请愿书”、“佩戴或展示与某个社会运动相关的标记”三个项目之外，他们在其他类型的政治参与的净增长都是负数；当中更只有21.3%人有于立法会补选投票，远低于该次补选的整体投票率（43.1%）。

换言之，雨伞运动对日后政治参与的正面影响，只有在高度参与运动的青年人身上显著呈现。对没有参与的旁观者来说，雨伞运动后的整体政治环境，反而令他们对参与政治活动更感却步。上述分野不难理解，也十分符合不少人日常生活的观察——即是一些人在“伞后”比以前更热心参与政治，但同时间社会上似乎亦有很多人对政治比以前冷淡。

不过，我们特别想指出，数据所反映的可能是一种香港年轻人政治参与两极化的情况：虽然高度参与雨伞运动的青年人在过去三年比以前更积极参与政治，但他们的热诚及香港整体政治环境似乎未能完全感染到伞运旁观者。如果伞后“深耕细作”的对象是当年没有参与运动的旁观者，甚至是对社会运动存有误解的人，这无疑是值得行动者检讨的地方。

对政府、政党和政治人物的不信任

另外，“有参与伞运但无留宿”受访者的政治参与转变同样值得留意。他们在伞后少了“参与任何政党或政治团体”及“因为一些社会事务而联络政府官员、议员、政党”，而这两种政治参与都涉及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换言之，对大部分不算深入参与雨伞运动的青年人来说，虽然他们在“伞后”整体上都更积极参与政治及社会事务，但同时他们的伞运经验及往后的政治事件，都令他们对政府、政党、议员等的政治制度环节失去了若干信任。

至于“有留宿”的青年人，在雨伞运动后多了政治参与，是否等于他们的伞运经验和近年的政治事件都令他们的政治态度更趋积极呢？图二反映出来的不同类型受访者的政治态度，却呈现相反状况。从图二所见，“有留宿”的受访者其实最不认为雨伞运动有获得任何实质成果，这或者源于他们高度参与下对运动期望的落差。另外，他们对集体行动、社运人士、政党的效能感（efficacy）都比“无留宿”的受访者低。“有留宿”的受访者当中，更只有39.8%“同意”或“十分同意”“政党对公共事务有很大影响”，比“没有参与运动”的受访者还要少。同时，近七成（68.6%）“有留宿”的受访者“同意”或“十分同意”“香港大部分政治人物只考虑自己利益，非真诚地服务公众”，反映出他们对政治人物的不信任比其他受访者都强烈。

“悲观地积极”的实践精神？

整体而言，数据反映出雨伞运动中高度参与的青年人（即“有留宿”的受访者），于雨伞后的政治参与及政治态度呈相反走向：一方面他们于雨伞运动后更积极参与政治，也较多人有于立法会补选投票，但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效能感及信任度其实都相对低。可以这样说，这群年轻人在雨伞运动后因为各种原因，都比以前更积极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但其实他们并不指望政治参与可以对现时的政治制度产生实质影响，也对政治人物不抱很大信任或期望。就这个状况比较直接的理解，可能是整场雨伞运动的挫败，根本地削弱了他们对透过社会运动影响政府或影响社会的信念，导致他们即使于“伞后”一如以往积极参与，却不对整个体制抱有太大希望。

不过，于由这里提及的政治态度是以此刻而言，而雨伞运动后这三年多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都可能对他们的政治态度有影响。因此也有可能，这种政治态度是他们在过去三年多的积极参与当中，见证过旺角骚乱、立法会议员被褫夺、议会功能屡受打压等情况下，一次又一次挫折及失望的点滴累积。那么，在这种对政治制度不抱期望、对政治人物不信任的情况下，年轻人是受什么驱使去参与政治呢？会否是一种所谓“悲观地积极”的实践精神？又可以维持多久？这些问题都需要透过跟进研究回答。

最后值得留意的是，正如前文提到，“没有参与运动”及一般程度参与（即“无留宿”的受访者）的青年人占整个样本的86%，而这两组人都表示雨伞运动后少了因为公共事务而联络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员，也少了参与政党或政治团体。这直接反映出，整个“常规的”政治制度在“伞后”这几年间，其实已经跟青年人越行越远。而改善这个状况的主动权，一定在政府、政治团体和政治人物身上，这是他们需要认真看待和处理的问题。

（邓键一，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钟晓烽，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注一： 该问卷调查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的“跨领域研究种子基金”赞助进行。研究团队于2018年3月19至23日，在中文大学、浸会大学、城市大学、岭南大学、恒生管理学院五间大专院校，共派发了1500份问卷，成功收回的有效问卷共136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