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雨傘運動得與失：「傘後」香港青年更熱衷參與政治了嗎？

對不少香港青年人來說，雨傘運動或許是影響他們政治觀念，以至往後政治參與的關鍵事件。運動結束初期，有論者提出要將雨傘運動累積的政治能量帶回社區「深耕細作」，作為日後社運再次起步的起點。回顧傘後初期，香港社會運動出現了一陣「激進化」的傾向，標榜「年輕」、「本土」的行動者和組織相繼冒起；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青年人的投票率更達到近屆新高。然而與此同時，亦似乎有參與者對整場運動沒有實質成果而感到挫敗，傘運之後反而更少參與政治，政治態度更顯冷淡。到底雨傘運動後這三年多，香港青年人的政治參與是增加還是減少，而當中又涉及怎樣的政治態度，這既是我們要深入了解「傘後」香港政治不可忽視的環節，更是判斷雨傘運動得與失的其中一個參考指標。

2018年3月，筆者與心理學系的同事共同做了一項問卷調查，在香港五間大專院校共收集了1365份問卷（註一），旨在探討傘運後香港青年的社會政治態度和參與情況 。由於本研究的重點在於雨傘運動對青年人參與政治的的影響，因此我們在量度政治參與方面，有別於一般研究量度次數的多寡，反而特別詢問受訪者，與雨傘運動前相比，他們現在各類型的政治參與是「明顯少了」、「少了一點」、「沒有改變」、「多了一點」，還是「明顯多了」，以突顯他們在傘運後政治參與的轉變。

按受訪者參與雨傘運動的程度，我們將他們分為三組分析。第一組是「沒有參與運動」，即從來沒有到過任何一個佔領區的受訪者，佔47.2%；第二組是「無留宿」（可以理解為一般程度參與），即曾經最少一次到過佔領區，但未曾留宿過的受訪者，佔38.8%；第三組是「有留宿」（可以理解為高度參與），即曾經在佔領區留宿最少一晚的受訪者，佔14%。可以合理推斷，「有留宿」的受訪者當中有一部分本來就比較熱衷政治，也可能有部分本身就是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青年人。

「深耕細作」有成果嗎？

圖一呈現的是三類受訪者在雨傘運動後政治參與程度的轉變。誠然，個別活動都有人多了或少了參與，而為了突顯雨傘運動的正面影響，我們把表示多了參與的百分比，減去表示少了參與的百分比，是為不同組別在個別項目的「淨增長」。從圖一清楚可見，「有留宿」的受訪者「傘後」在各項政治參與都有正增長，也有近一半受訪者（47.8%）有於3月11日立法會補選投票，是三類受訪者中投票率最高的一群。

不過，「沒有參與運動」的受訪者就截然不同。除了「義務參與有關社區或公共事務的工作」、「簽署有關政治或公共事務的聲名或請願書」、「佩戴或展示與某個社會運動相關的標記」三個項目之外，他們在其他類型的政治參與的淨增長都是負數；當中更只有21.3%人有於立法會補選投票，遠低於該次補選的整體投票率（43.1%）。

換言之，雨傘運動對日後政治參與的正面影響，只有在高度參與運動的青年人身上顯著呈現。對沒有參與的旁觀者來說，雨傘運動後的整體政治環境，反而令他們對參與政治活動更感卻步。上述分野不難理解，也十分符合不少人日常生活的觀察——即是一些人在「傘後」比以前更熱心參與政治，但同時間社會上似乎亦有很多人對政治比以前冷淡。

不過，我們特別想指出，數據所反映的可能是一種香港年輕人政治參與兩極化的情況：雖然高度參與雨傘運動的青年人在過去三年比以前更積極參與政治，但他們的熱誠及香港整體政治環境似乎未能完全感染到傘運旁觀者。如果傘後「深耕細作」的對象是當年沒有參與運動的旁觀者，甚至是對社會運動存有誤解的人，這無疑是值得行動者檢討的地方。

對政府、政黨和政治人物的不信任

另外，「有參與傘運但無留宿」受訪者的政治參與轉變同樣值得留意。他們在傘後少了「參與任何政黨或政治團體」及「因為一些社會事務而聯絡政府官員、議員、政黨」，而這兩種政治參與都涉及對政治制度的信任。換言之，對大部分不算深入參與雨傘運動的青年人來說，雖然他們在「傘後」整體上都更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事務，但同時他們的傘運經驗及往後的政治事件，都令他們對政府、政黨、議員等的政治制度環節失去了若干信任。

至於「有留宿」的青年人，在雨傘運動後多了政治參與，是否等於他們的傘運經驗和近年的政治事件都令他們的政治態度更趨積極呢？圖二反映出來的不同類型受訪者的政治態度，卻呈現相反狀況。從圖二所見，「有留宿」的受訪者其實最不認為雨傘運動有獲得任何實質成果，這或者源於他們高度參與下對運動期望的落差。另外，他們對集體行動、社運人士、政黨的效能感（efficacy）都比「無留宿」的受訪者低。「有留宿」的受訪者當中，更只有39.8%「同意」或「十分同意」「政黨對公共事務有很大影響」，比「沒有參與運動」的受訪者還要少。同時，近七成（68.6%）「有留宿」的受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香港大部分政治人物只考慮自己利益，非真誠地服務公眾」，反映出他們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比其他受訪者都強烈。

「悲觀地積極」的實踐精神？

整體而言，數據反映出雨傘運動中高度參與的青年人（即「有留宿」的受訪者），於雨傘後的政治參與及政治態度呈相反走向：一方面他們於雨傘運動後更積極參與政治，也較多人有於立法會補選投票，但他們對政治制度的效能感及信任度其實都相對低。可以這樣說，這群年輕人在雨傘運動後因為各種原因，都比以前更積極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但其實他們並不指望政治參與可以對現時的政治制度產生實質影響，也對政治人物不抱很大信任或期望。就這個狀況比較直接的理解，可能是整場雨傘運動的挫敗，根本地削弱了他們對透過社會運動影響政府或影響社會的信念，導致他們即使於「傘後」一如以往積極參與，卻不對整個體制抱有太大希望。

不過，於由這裏提及的政治態度是以此刻而言，而雨傘運動後這三年多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都可能對他們的政治態度有影響。因此也有可能，這種政治態度是他們在過去三年多的積極參與當中，見證過旺角騷亂、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議會功能屢受打壓等情況下，一次又一次挫折及失望的點滴累積。那麼，在這種對政治制度不抱期望、對政治人物不信任的情況下，年輕人是受什麼驅使去參與政治呢？會否是一種所謂「悲觀地積極」的實踐精神？又可以維持多久？這些問題都需要透過跟進研究回答。

最後值得留意的是，正如前文提到，「沒有參與運動」及一般程度參與（即「無留宿」的受訪者）的青年人佔整個樣本的86%，而這兩組人都表示雨傘運動後少了因為公共事務而聯絡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也少了參與政黨或政治團體。這直接反映出，整個「常規的」政治制度在「傘後」這幾年間，其實已經跟青年人越行越遠。而改善這個狀況的主動權，一定在政府、政治團體和政治人物身上，這是他們需要認真看待和處理的問題。

（鄧鍵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鍾曉烽，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

註一： 該問卷調查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的「跨領域研究種子基金」贊助進行。研究團隊於2018年3月19至23日，在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城市大學、嶺南大學、恒生管理學院五間大專院校，共派發了1500份問卷，成功收回的有效問卷共136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