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信：朝韩峰会“创造历史时刻”的反向解读

2018年朝鲜半岛的历史改变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当4月27日朝韩峰会结束时，如何评价此次峰会以及金正恩、文在寅共同签署的《板门店宣言》的历史定位，并不容易，但其基本意义却很清晰，不容忽视，令外界再无法以过往宣言的落空经验来审视。

两次峰会的前车之鉴

此前的两次朝韩峰会，先后于2000年和2007年在平壤举行，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卢武铉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分别签署了《北南共同宣言》和《北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两个宣言分别强调“自主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和“正式结束战争状态签署和约”，从文本看来，此次《板门店宣言》是延续和重复了前两次的宣言。

文在寅不愧是金大中、卢武铉的忠实传人，连会谈间隙文金二人共同植树时，旁边的纪念石上也峻刻着“和平与繁荣”，向壮志未酬的先行者卢武铉致敬。但是，不能不说，过往的两次平壤宣言却囿于其历史局限而落空。

回顾第一次朝韩峰会，金正日与金大中的会谈虽然具有开创性，也是韩国政权对北方施行“阳光政策”的开始。惟当时朝鲜刚刚从1990年代中期的“苦难行军”复苏，金正日单方面利用金大中和平主义的动机和效果都很强烈。

此前两次朝韩峰会的内在缺陷是，在没有美国参与及背书的条件下，韩国无法摆脱被北方政权利用和欺骗的尴尬。

此前，韩国在1995年已开始向北方提供援助；1998年，韩国现代集团郑周永访问平壤、开辟了金刚山旅游线路，同年南北红十字会签署援助协议；金大中任内对北援助合共高达4.628亿美元。亦因此，首次朝韩峰会堪称朝鲜“以统一（口号）换取援助”的会谈。然而，尽管峰会后的2002年亚运会成为南北关系缓和的高潮，朝鲜也从2001年起开始改革开放，制定《贸易特区法》、设立罗津、先锋、元山等多个经济特区，但是来之不易的缓和却因金正日在2002年底驱逐原子能机构、2003年1月退出《核不扩散条约》而告失败，朝鲜随即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卢武铉在2007年参加的第二次朝韩峰会，同样在很不利的“客场”平壤举行，付出了相当的金钱代价却收获甚微，其《北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内容空洞，无力说服和抵消韩国内部对北方政权的怀疑，显示了这种朝韩双边峰会的内在缺陷──在没有美国参与及背书的条件下，韩国无法摆脱被北方政权利用和欺骗的尴尬。第二次朝韩峰会的结果较诸首次峰会更为惨烈：卢武铉下台后不久暴亡，右翼政客李明博和朴槿惠先后上台，朝韩关系陷入低谷，发生了2010年延坪岛炮击和天安号沉没事件，朝鲜的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也加快进行。

第三次峰会的正面意义

对照前两次失败的峰会，第三次朝韩峰会的时机、地点和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圈可点。

首先，主场设在三八线南侧的韩国一方，也是朝鲜领导人在战后第一次踏入南方领土，面对无数韩国和国际媒体，他的任何政治承诺都不再是双边意义的，而是面向整个国际社会。

更重要的是，第三次朝韩峰会不是简单的重启南北对话，而是即将到来的朝美峰会的前奏。这意味着，在“金特会”之前，金正恩和文在寅并无可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譬如双边和平协定），即使经贸交流等也需要等待“金特会”的实质性商谈结果，这是韩国处在朝鲜与美国之间的尴尬处境所决定的。然而，有了未来“金特会”的加持，朝韩的终战才有可能，双方可能在彻底交换去核化的意见之后选择以和平为目标、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这对促进朝美峰会的良好气氛也是有利的。

第三次峰会不是简单的重启南北对话，而是即将到来的朝美峰会的前奏。这意味着在“金特会”之前，“金文会”并无可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事实上，对韩国内部来说，现在谈统一当然极不现实，前两次峰会失败所暴露的韩国内部右翼势力仍然保留强烈的冷战意识形态，韩国脆弱的民主体制也未完成彻底的转型正义，韩国公众和国际社会都无法放弃对朝鲜无核化承诺的怀疑和对朝鲜政权的戒心，何况《板门店宣言》所指的“半岛无核化”并非单指朝鲜，也隐含针对部署在韩国境内的美军战术核武器，《宣言》中的无核化就如同前两次朝韩峰会的“统一”或“和平”那样缺乏可信度，也只能在“金特会”上予以解决，由美国和其他核俱乐部成员共同决定。

但是，实现朝韩关系正常化，却可以避开空洞的统一主张，无需面对双方在邦联或联邦制安排的分歧，以及围绕无核化产生的各种不确定，既有利于朝鲜打破长期以来因为核危机造成的国际孤立、提升低落的国际信誉，也能够作为新“阳光政策”的第一个实质性成果，巩固文在寅政府的国内支持，并且以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承认和沟通机制为开始，继续发展未来的双边关系。

朝韩重走两德路？

有趣之处在于，透过三次朝韩峰会宣言的老调修辞，若以冷战期间的两德关系为参照，我们就会发现朝韩关系的发展与之惊人地相似，似乎正在21世纪重复两德在冷战期间的轨迹。

1969年左翼的社民党人勃兰特（Willy Brandt）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后，力主缓和的新东方政策，在1970年12月7日于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惊人一跪后，1971年占领四国签署“柏林四强协定”，东西德也展开了双边谈判，促成了1972年签订《两德基础条约》，东西德互相承认并在1973年双双加入联合国。尽管冷战还在进行、柏林墙仍然矗立，但是两德正常关系的建立，却是通向统一的关键铺垫。

对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来说，《板门店宣言》的主题既是半岛去核化主张（但那需要美国与朝鲜对话作为最终解决），也是以朝韩关系正常化作为双方唯一能够在自主范围内达成的现实主义的实质性成果。而且这一点，相信也是之前的朝中峰会、以及中韩政府磋商的中心议程，中国政府乐见通过朝韩互相承认而维持半岛的分立局面，并促进半岛的和平。以此为标志，朝鲜半岛正在迎来真正的历史转折。

中朝关系新基础：威权体制的相互支撑

然而，人们对半岛无核化前景的担忧和对朝鲜政权的不信任同样根深蒂固，外界对此次朝韩峰会和未来朝美峰会的担忧和疑虑，在未来也不会消失。同样，朝鲜半岛双方关系的进展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这涉及到如何评价《板门店宣言》真正的历史地位，而且同样需要置于中美关系的框架下来考察。

此次朝韩峰会很重要的一点共识，不仅在于互相承诺不动用武力，还在于韩国承诺不改变朝鲜政权，这也是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因此朝鲜将在逐步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维持其高度威权主义的一党专制，与韩国的民主政权并行。由此将构成一副奇特的政治景观——朝鲜半岛从昔日冷战对峙的前线，转为威权俱乐部和民主阵营的共同体，俨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东北亚范例。

换言之，朝鲜对外一系列双边峰会的安排顺序上，朝中峰会位于首位，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朝关系仍然继续着19世纪或更早的宗主国和附庸国的关系，也不意味着朝鲜在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版图上继续扮演着所谓“战略缓冲”的角色，过去六年间中朝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冷淡也抛弃了稍早中国江、胡政府对朝鲜的意识形态纽带，但中朝关系在朝韩对话和朝美峰会到来前的急速升温，尤其发生在中美贸易战和台海、南海局势紧张之际，表明中朝之间找到了新的纽带作为双边关系的新基础。

朝鲜半岛南北方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的共存，对中国兼具地缘政治和全球战略的意义。

从朝韩双方以关系正常化为实际目标来看，中国对朝鲜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对朝韩峰会的背书（或者说朝鲜能够事先获得中国的某种担保），其中朝鲜方面固然无法逃避无核化的承诺，但更来自朝鲜转向并维持威权体制这一事实本身对中国的价值，即朝鲜半岛南北方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的共存，对中国兼具地缘政治和全球战略的意义。

这个新战略，与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政策对全球范围内威权国家的支持密不可分，朝鲜也因弃核和南北关系缓和，而重新变为中国新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并可能因维持内部政权的需要，难以“一边倒”地倒向美国，否则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则对韩国来说，有着与今天朝韩峰会全然不同的意义。也只有从中朝在威权主义的相互支持意义上，才可能真正理解中朝关系在新基础上的改善。

朝鲜半岛冷和平：中国或是最大赢家？

此后，朝鲜未来的和平前景便被附加上了中美未来关系的烙印：一个围绕人权、互联网自由、知识产权、民主价值等冲突展开的新冷战条件下的和平，即“冷和平”，酷似东西德冷战时期的和平共处。

对朝鲜来说，这可能是它避免被民主南方统一的唯一选择——尽管南方未必有多么强烈的统一意愿；同时也是现实主义的妥协，而此前的核发展计划更像是冷战结束后对国际社会民主化浪潮的激烈反应。

分而治之，而不是朝韩统一，自然很对一个正在全球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大国的胃口。

而中国则可能成为朝韩缓和、关系正常化的最大赢家，重新获得了一个战略缓冲，并且可能借朝韩间京义铁路的复通，将“一带一路”从丹东贯穿到釜山，重新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分而治之，而不是朝韩统一，自然很对一个正在全球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大国的胃口——那本来就是任何一个殖民主义者都擅长的“治国理政”的精髓。

而在台湾问题上，朝韩未来和平条约的签订，或许也将产生一种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示范效果，能够使其在原本不对等的格局下，转化为施加于台湾的一体化压力。整个东亚因此面临着根本的变局，不是因朝鲜半岛的和平享受红利，而是为其付出代价。或许这才是金正恩跨过板门店的那条水泥分界线之时，所说的“共同创造历史时刻”的真实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