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白信：兩韓峰會「創造歷史時刻」的反向解讀

2018年朝鮮半島的歷史改變來得如此突然，以至於當4月27日兩韓峰會結束时，如何評價此次峰會以及金正恩、文在寅共同簽署的《板門店宣言》的歷史定位，並不容易，但其基本意義卻很清晰，不容忽視，令外界再無法以過往宣言的落空經驗來審視。

兩次峰會的前車之鑑

此前的兩次兩韓峰會，先後於2000年和2007年在平壤舉行，時任南韓總統金大中、盧武鉉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分別簽署了《北南共同宣言》和《北南關係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兩個宣言分別強調「自主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和「正式結束戰爭狀態簽署和約」，從文本看來，此次《板門店宣言》是延續和重複了前兩次的宣言。

文在寅不愧是金大中、盧武鉉的忠實傳人，連會談間隙文金二人共同植樹時，旁邊的紀念石上也峻刻着「和平與繁榮」，向壯志未酬的先行者盧武鉉致敬。但是，不能不說，過往的兩次平壤宣言卻囿於其歷史局限而落空。

回顧第一次兩韓峰會，金正日與金大中的會談雖然具有開創性，也是南韓政權對北方施行「陽光政策」的開始。惟當時北韓剛剛從1990年代中期的「苦難行軍」復甦，金正日單方面利用金大中和平主義的動機和效果都很強烈。

此前兩次兩韓峰會的內在缺陷是，在沒有美國參與及背書的條件下，南韓無法擺脱被北方政權利用和欺騙的尷尬。

此前，南韓在1995年已開始向北方提供援助；1998年，南韓現代集團鄭周永訪問平壤、開闢了金剛山旅遊線路，同年南北紅十字會簽署援助協議；金大中任內對北援助合共高達4.628億美元。亦因此，首次兩韓峰會堪稱北韓「以統一（口號）換取援助」的會談。然而，儘管峰會後的2002年亞運會成為南北關係緩和的高潮，北韓也從2001年起開始改革開放，制定《貿易特區法》、設立羅津、先鋒、元山等多個經濟特區，但是來之不易的緩和卻因金正日在2002年底驅逐原子能機構、2003年1月退出《核不擴散條約》而告失敗，北韓隨即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

盧武鉉在2007年參加的第二次兩韓峰會，同樣在很不利的「客場」平壤舉行，付出了相當的金錢代價卻收穫甚微，其《北南關係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內容空洞，無力說服和抵消南韓內部對北方政權的懷疑，顯示了這種兩韓雙邊峰會的內在缺陷──在沒有美國參與及背書的條件下，南韓無法擺脱被北方政權利用和欺騙的尷尬。第二次兩韓峰會的結果較諸首次峰會更為慘烈：盧武鉉下台後不久暴亡，右翼政客李明博和朴槿惠先後上台，兩韓關係陷入低谷，發生了2010年延坪島炮擊和天安號沉沒事件，北韓的核試驗和彈道導彈試射也加快進行。

第三次峰會的正面意義

對照前兩次失敗的峰會，第三次兩韓峰會的時機、地點和條件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可圈可點。

首先，主場設在三八線南側的南韓一方，也是北韓領導人在戰後第一次踏入南方領土，面對無數南韓和國際媒體，他的任何政治承諾都不再是雙邊意義的，而是面向整個國際社會。

更重要的是，第三次兩韓峰會不是簡單的重啟南北對話，而是即將到來的朝美峰會的前奏。這意味着，在「金特會」之前，金正恩和文在寅並無可能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譬如雙邊和平協定），即使經貿交流等也需要等待「金特會」的實質性商談結果，這是南韓處在北韓與美國之間的尷尬處境所決定的。

然而，有了未來「金特會」的加持，兩韓的終戰才有可能，雙方可能在徹底交換去核化的意見之後選擇以和平為目標、實現雙邊關係的正常化，這對促進朝美峰會的良好氣氛也是有利的。

第三次峰會不是簡單的重啟南北對話，而是即將到來的朝美峰會的前奏。這意味着在「金特會」之前，「金文會」並無可能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

事實上，對南韓內部來說，現在談統一當然極不現實，前兩次峰會失敗所暴露的南韓內部右翼勢力仍然保留強烈的冷戰意識形態，南韓脆弱的民主體制也未完成徹底的轉型正義，南韓公眾和國際社會都無法放棄對北韓無核化承諾的懷疑和對北韓政權的戒心，何況《板門店宣言》所指的「半島無核化」並非單指北韓，也隱含針對部署在南韓境內的美軍戰術核武器。《宣言》中的無核化就如同前兩次兩韓峰會的「統一」或「和平」那樣缺乏可信度，也只能在「金特會」上予以解決，由美國和其他核俱樂部成員共同決定。

但是，實現兩韓關係正常化，卻可以避開空洞的統一主張，無需面對雙方在邦聯或聯邦制安排的分歧，以及圍繞無核化產生的各種不確定，既有利於北韓打破長期以來因為核危機造成的國際孤立、提升低落的國際信譽，也能夠作為新「陽光政策」的第一個實質性成果，鞏固文在寅政府的國內支持，並且以正常的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承認和溝通機制為開始，繼續發展未來的雙邊關係。

兩韓重走兩德路？

有趣之處在於，透過三次兩韓峰會宣言的老調修辭，若以冷戰期間的兩德關係為參照，我們就會發現兩韓關係的發展與之驚人地相似，似乎正在21世紀重複兩德在冷戰期間的軌跡。

1969年左翼的社民黨人布蘭特（Willy Brandt）出任聯邦德國總理後，力主緩和的新東方政策，在1970年12月7日於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驚人一跪後，1971年佔領四國簽署「柏林四強協定」，東西德也展開了雙邊談判，促成了1972年簽訂《兩德基礎條約》，東西德互相承認並在1973年雙雙加入聯合國。儘管冷戰還在進行、柏林牆仍然矗立，但是兩德正常關係的建立，卻是通向統一的關鍵鋪墊。

對朝鮮半島南北雙方來說，《板門店宣言》的主題既是半島去核化主張（但那需要美國與北韓對話作為最終解決），也是以兩韓關係正常化作為雙方唯一能夠在自主範圍內達成的現實主義的實質性成果。而且這一點，相信也是之前的朝中峰會，以及中韓政府磋商的中心議程。中國政府樂見通過兩韓互相承認而維持半島的分立局面，並促進半島的和平。以此為標誌，朝鮮半島正在迎來真正的歷史轉折。

中朝關係新基礎：威權體制的相互支撐

然而，人們對半島無核化前景的擔憂和對北韓政權的不信任同樣根深蒂固，外界對此次兩韓峰會和未來朝美峰會的擔憂和疑慮，在未來也不會消失。同樣，朝鮮半島雙方關係的進展也註定不會一帆風順。這涉及到如何評價《板門店宣言》真正的歷史地位，而且同樣需要置於中美關係的框架下來考察。

此次兩韓峰會很重要的一點共識，不僅在於互相承諾不動用武力，還在於南韓承諾不改變北韓政權，這也是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基礎，因此北韓將在逐步改革開放的條件下維持其高度威權主義的一黨專制，與南韓的民主政權並行。由此將構成一副奇特的政治景觀——朝鮮半島從昔日冷戰對峙的前線，轉為威權俱樂部和民主陣營的共同體，儼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倡導的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東北亞範例。

換言之，北韓對外一系列雙邊峰會的安排順序上，朝中峰會位於首位，雖然這並不意味着中朝關係仍然繼續着19世紀或更早的宗主國和附庸國的關係，也不意味着北韓在中國的地緣政治戰略版圖上繼續扮演着所謂「戰略緩衝」的角色，過去六年間中朝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相互冷淡也拋棄了稍早中國江、胡政府對北韓的意識形態紐帶，但中朝關係在兩韓對話和朝美峰會到來前的急速升温，尤其發生在中美貿易戰和台海、南海局勢緊張之際，表明中朝之間找到了新的紐帶作為雙邊關係的新基礎。

朝鮮半島南北方威權體制和民主體制的共存，對中國兼具地緣政治和全球戰略的意義。

從兩韓雙方以關係正常化為實際目標來看，中國對北韓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對兩韓峰會的背書（或者說北韓能夠事先獲得中國的某種擔保），其中北韓方面固然無法逃避無核化的承諾，但更來自北韓轉向並維持威權體制這一事實本身對中國的價值，即朝鮮半島南北方威權體制和民主體制的共存，對中國兼具地緣政治和全球戰略的意義。

這個新戰略，與中國推行「一帶一路」政策對全球範圍內威權國家的支持密不可分，北韓也因棄核和南北關係緩和，而重新變為中國新全球戰略的一部分，並可能因維持內部政權的需要，難以「一邊倒」地倒向美國，否則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則對南韓來說，有着與今天兩韓峰會全然不同的意義。也只有從中朝在威權主義的相互支持意義上，才可能真正理解中朝關係在新基礎上的改善。

朝鮮半島冷和平：中國或是最大贏家？

此後，北韓未來的和平前景便被附加上了中美未來關係的烙印：一個圍繞人權、互聯網自由、知識產權、民主價值等衝突展開的新冷戰條件下的和平，即「冷和平」，酷似東西德冷戰時期的和平共處。

對北韓來說，這可能是它避免被民主南方統一的唯一選擇——儘管南方未必有多麼強烈的統一意願；同時也是現實主義的妥協，而此前的核發展計劃更像是冷戰結束後對國際社會民主化浪潮的激烈反應。

分而治之，而不是兩韓統一，自然很對一個正在全球推行新殖民主義的大國的胃口。

而中國則可能成為兩韓緩和、關係正常化的最大贏家，重新獲得了一個戰略緩衝，並且可能借兩韓間京義鐵路的復通，將「一帶一路」從丹東貫穿到釜山，重新控制整個朝鮮半島。分而治之，而不是兩韓統一，自然很對一個正在全球推行新殖民主義的大國的胃口——那本來就是任何一個殖民主義者都擅長的「治國理政」的精髓。

而在台灣問題上，兩韓未來和平條約的簽訂，或許也將產生一種有利於中國的國際示範效果，能夠使其在原本不對等的格局下，轉化為施加於台灣的一體化壓力。整個東亞因此面臨着根本的變局，不是因朝鮮半島的和平享受紅利，而是為其付出代價。或許這才是金正恩跨過板門店的那條水泥分界線之時，所說的「共同創造歷史時刻」的真實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