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李方芳：左右逢源还是踏入雷区？马来西亚大选中的“中国因素”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马来西亚的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和企业前赴后继地进入大马市场，试图在这个东盟第二经济大国里延续他们在本国的辉煌。相比其主要邻国，马来西亚有着相对和平的政治局势、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较高的华语和英语普及率、广袤的疆土、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一年四季舒适宜人的气候条件，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也是为什么马来西亚一直备受游客和外资青睐的主要原因。

但在即将来临的2018年首相及内阁大选中，与中国资本及“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中国威胁论”议题再次回炉，成了各大报章杂志、街头巷议的主要内容。中资在马来西亚生存状况究竟如何？和当地政府、权贵资本、中小企业主、以及普通消费者之间呈现怎样的情感纠葛？中资的存在会是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吗？它将何如影响本届大选的走向？

为何中国资本同马来西亚政府“一拍即合”？

其实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精明的中国企业家就已经将触角伸向了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所有东南亚市场。他们通过与当地的华人社团和私人企业紧密合作，来满足两国在双边贸易上的差额需求。

在早期，这种商业关系的一大特点是通过血缘，婚姻和乡族网络的相互渗透来得以维系。尽管涉足众多合作领域，但这一依靠民间力量构建起来的贸易关系的特殊结构，始终限制了资本流动的范围，影响力和可持续性。

正在此时，由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合作方案不仅为跨区域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更重要的是，它恰合时宜的到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困局，也让双方都看到了似乎唾手可得的无限商机。因此，从政府到民间，无论是权贵资本还是普通中小企业，都不乏乐见其成者的身影。

2017年，中国在大马的总投资额高达400多亿林吉特（Ringgit），并一度超越日本，成为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和投资国。在众多的投资项目中，基建（如位于马六甲的黄金港项目，以及马上要开展竞标的隆新高铁）和房地产（如总部位于广东的碧桂园集团在南马柔佛州打造的“森林城市”项目）拔得头筹，成为了资本最集中、竞争最激烈的两个领域。紧随其后的还有能源、信息、电力和食品加工等行业。无论是从数量、规模还是速度上，这种新的合作的模式和效应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局面，一方面，从经济结构和权利变迁的层面，可以解释为何中资在大马的历史由来已久、可直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才备受关注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它也成了各种矛盾和争议的焦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新经济浪潮”，来自不同阶层的民众和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各方，对自身命运和国家发展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担虑。

虽然马来西亚在经济上的总体表现远胜于东盟中的绝大多数国家，但由于长期受到“一马公司”弊案的影响，马来西亚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起了针对马来西亚贪污案的轮番调查，林吉特也因此受到牵连，持续贬值，严重影响了进出口贸易。让这个一年四季温暖如春的国家遭遇了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寒冬。

此外，前后两次马航坠机事件以及暗杀金正男事件，让原本士气低落的国内情绪雪上加霜。大家纷纷对国家的前景产生了怀疑，也对国政（“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和巫统（“马来西亚统一机构”）的执政能力提出了质疑。而首相纳吉（Najib　Razak）本人也受到了来自同僚的压力。由他所领导的巫统内部，一股分裂的气氛正在酝酿之中。

为了尽快转嫁危机、平衡各方利益、打消民众疑虑的巫统，与为了解决国内产能过剩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一拍即合。

为了尽快转嫁危机、平衡各方利益、打消民众疑虑的巫统，与为了解决国内产能过剩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一拍即合，以最快的速度达成多项重要合作议题，涉及文化、经贸、教育等众多领域。而两国元首和高层也趁热打铁，互访频繁。不管是心有灵犀的相互成全也好，还是在“危难之际”的将计就计也罢，两国开始了自1949年建交以来最甜蜜、最默契的一段蜜月期。

这对于同国政，尤其是马华（MCA，执政联盟中的唯一华人政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裙带资本权贵而言，可以说是幸福来得太突然。而他们要“担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顺水推舟的同时，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与此同时，对于也想从中分一杯羹的中小企业而言，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在以乡民组织为基础的贸易格局因国家和外来资本的介入而被打破之后，原本就呈散落状的经济个体的生存空间也因此变得更加拥挤。为了谋生存，他们中的有些人放弃了一生所从事的事业，转而加入权贵阶级，再度成为替他们服务的“打工者”。虽然需要为此出让一定的议价权，但至少能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在与权贵资本周旋的过程中伺机而动， 重新寻找新的上升机会。

而在天平的另一边，无论是不愿妥协的理想主义者，还是未能跟上时代步伐的保守主义者，都将面临再度被“边缘化”的危险。在这场看似“双赢”的局面里，他们就是那“漏网之鱼”，在即将到来的大选面前，不可避免地沦为了大选中各党派相互利用和相互攻击的政治工具。

“中国威胁论”与“大马来人主义”的回潮

第一个将矛头对准中国资本的，是前首相马哈蒂尔和前副首相慕尤丁所领导的马来土著团结党。他们之后加入组建希望联盟，成为此次选举中最有战斗力、也最具争议的反对党之一（虽然在经历了长达7个月的等待后，希盟的社团注册申请仍旧失败，但这丝毫不影响选民对他们的热情）。

在政治角力过程中，希盟始终将“一带一路”的招商引资，视为纳吉政府用马来西亚人民的利益换取填补“一马公司”亏损的手段；更甚者，可能还会威胁马来西亚在南海的权益。因此在他们眼中，首相纳吉和其所领导的巫统只是一群无视国家前途的“卖国求荣”者。

虽然中国及纳吉政府一再宣称这是子虚乌有的指责，提醒民众理性看待中马之间的贸易合作，不要将其政治化。可是，无论民众是否真的相信，又或者愿意去思考这番论战背后的事实和逻辑关系（很多时候是不愿意的），在这个民粹之风依旧盛行的国度里，这一“卖点”依然有巨大的市场。看到网络上此起彼伏的骂战，令人不由地相信，马哈蒂尔的“抛砖引玉”已经成功了一半。

说它是“抛砖引玉”，是因为借炒作民粹来挑起“中国威胁论”，对此番来势汹汹的“马家军”而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首先，马哈蒂尔本人十多年前曾说中国资本“不具有威胁性”（当然，彼时的中资实力也和今天无法同日而语）。其次，即便真的要对这股“崇洋媚外”之风追根溯源，其早年主张的“向东看政策”无疑是开了先河，如今的纳吉政府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加以继承罢了。

同时，有分析人士推测，所谓“拿回被纳吉政府所耽误的属于马来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云云，只是枱面上的理由，而马哈蒂尔真正要针对的，极有可能是纳吉本人。

就私人恩怨而言，纳吉的父亲阿都拉萨（Abdul Razak Hussein）是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的第二任首相，也深受马哈蒂尔本人敬重。当年，马哈蒂尔一度力主纳吉入阁，帮后者扶摇直上，成为今日首相，多少有报恩的情谊在里面。所以，当他看到纳吉一再背离其父的政治精神的时候，除了失望还是失望。也顾不得自己93岁的高龄，执意竞选，大有要“替天行道”的悲壮。

所以，在此次选举中，只要马哈蒂尔领导的希盟能顺利进入议会（目前看来可能性很大），削弱巫统在议会的份量，甚至改变由巫统在议会占多数议席的现行局面（但从最新选区划分情况来看希望渺茫），从而挑动巫统内部各方势力向纳吉施压，让他下台，就算“马”到功成了。

如果这个推论属实，那马哈蒂尔这次卷土重来，就是有意要复兴当年的“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并将火焰从国会燃烧到全国各地，再掀一场政治海啸。而选择在此时“出手相救”的中国资本，免不了被认为是来替纳吉政府灭火的“程咬金”了。虽然政府利用外资追求本国经济利益的正当性无可厚非，但对于早已债台高筑、一再失信于民的纳吉政府而言，要想借中资之力扶大厦之将倾，恐怕为时已晚。

虽然借炒作民粹来挑起“中国威胁论”，但困扰当今大马社会的种种危机，都绕不开在马哈蒂尔掌权22年中强行助推的、带有浓厚种族色彩的“新经济政策”。

但是说到底，马哈蒂尔所走的路线无非是在重复上演倒戈逼宫、政权复辟的戏码罢了。对于能提供多少进步的政治价值，笔者认为不必对此抱有太大的期待，更不用说倡导社会正义，促进民主转型，实现多元主义的宏伟理想了。就连希盟内部的其他政党，例如从“烈火莫熄”运动中诞生的人民公正党，其负责人在同笔者的私下交谈中，也认为马哈蒂尔的论调过于张扬、太不理智，并且没有真正考虑到马来西亚目前的经济处境——毕竟，按目前情况来看，马来西亚的议价空间的确不大。

虽然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仍面临诸多法律和操作层面的问题，也有迫切需要入乡随俗的地方。但如此一味地通过将内部矛盾转嫁给外来因素的做法，仍然无法让人信服。毕竟，困扰当今大马社会的种种危机，都绕不开在马哈蒂尔掌权22年中强行助推、带有浓厚种族色彩的“新经济政策” （New Economic Policy）。经过两个世代的普及，马来人可以拥有其他族群所没有的特权，这早已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取代了独立建国章程中各族群拥有平等的参政议政权的诺言。

但是，只要这个标签一日不除，只要政治仍旧被“种族”所绑架，宪法条文和现行法律制度所赋予的、代表多元主义理想的公民社会的愿景就无法有实现的一天。无论最终选举结果如何，也无论日后在经济上能取得多大的成就，这个伤痛会一直伴随马来西亚，年复一年。

中资与华社的情感纠葛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的华语教育是东南亚各国中表现最出色的。在很多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继承和弘扬甚至超越了中国。因此，用 “墙内开花墙外香”来形容华教在当今大马取得的成就，一点也不为过。相似的文化和语言虽然为中资在开拓进入大马市场的时候提供了交流上的便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资能因此轻而易举地获得民间的接受与认可。

虽然马来西亚的华人数量只有区区660多万，不足整个国家总人口的25%，但其丰富的文化构成和内涵使之成为了一个多元且复杂的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中，来自不同地域、说着不同方言和有著不同教育背景的华人，在成长背景、生活习惯、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上存在巨大差异，对强势而来的中国资本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通常而言，亲身经历过“保卫华教运动”的上一代人对华族的认同感更强烈，对中马两国在经贸上的合作也持比较欢迎和乐观的态度。在他们的价值观里，民族的强大可能比国家（马来西亚）利益来得更为重要。

与此相反，对于从小在多元社会文化里成长起来的新世代而言，国族认同远远超越了民族情感。他们更因自己身为马来西亚人而自豪——既不是中国大陆或台湾的侨民，更反感被贴上“海外中国人”的标签。对他们而言，母国就是马来西亚，而非遥远的中国大陆或台湾。在面对中资议题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谈判程序是否正义、合法，施工过程中是否以人为本、注重环保，以及最终的结果是否真能平等互惠。

比如，在和当地年轻一代中小企业华商接触的过程中，笔者时常听到他们对中国企业不喜欢使用本地承包商和劳工（甚至连厨师都要从中国聘请）的做法有所抱怨。更无法接受中资与华社老人政治间的“强强联手”、挤压新生代的生存空间。当这些信息无法顺利获得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怀疑这种合作关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出抗议（尤其利用互联网）。

用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血统论”来判断马来西亚华人的立场，显然是有误导性的。

和他们（祖）父辈们相比，年轻人显然更懂得小心谨慎地看待中马两国关系，并不会因为曾经的同文同种、就表现得格外亲切。因此，用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血统论”来判断马来西亚华人的立场，显然是有误导性的。

当笔者初到马来西亚做田野研究的时候，虽然常被当地华社的淳朴与热情感动，但很多时候，也同样因为自己的国籍身份而受到部分人的排斥和疏远，一度影响了研究进展。个人尚且如此，强势进入大马市场的中资企业要想在当地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又谈何容易。在经济全球化高度一体化的今天，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文化能孤立无援地生存。任何一次经济活动的开展，其实都是社会关系和责任的重新整合。在反复磨合、相互适应的过程中，需要双方依靠彼此的善意和勇气，抛弃以往成见，因势利导不断沟通，才能真正地缓和矛盾，增进理解。

总之，在“大马来人主义”回潮和华社认同感减弱的双重不利背景下，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期间、以及选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因素”可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阻力。除了权益的算计，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理解当地文化、建立情感基础，都是摆在中资企业面前迫切且严峻的问题。只有尽快处理好这个问题，才能避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遗憾。

（李方芳，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