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黎蜗藤：心平气和看中美贸易战，超越民粹与民族主义

继“钢铝关税”之后，美国进一步摆开贸易战的姿态。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签署“中国经济侵略”总统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根据“301调查”的结果在15天之内整理出名单，对中国100个类别总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指示财政部在60天内整理出名单，限制中国资金投资美国的产业。

中国随即提出对价值3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税的名单，当中主要是农产品；4月2日凌晨，正式宣布对这些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4月3日，美国提出涉及1300项产品的名单，涉及500亿美元，将有60天时间收集意见。同一天，中国声称会告上世界贸易组织（世贸），同时也准备了涉及100多项商品、价值总量对等的名单，“实施日期将视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情况，另行公布”。作为回击，4月5日，特朗普又指示贸易代表，额外考虑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

在不断上升的紧张气氛下，酝酿经年的中美贸易战就要打响。准确地说，中美之间“一对一”的贸易战仍处于引而未发的阶段，双方还在枱底寻求避免贸易战的方案。但在舆论层面，已经引发唇枪舌战：美国打民粹主义牌，中国打民族主义牌。

中美贸易战阴云绝非偶然。从纯经济层面分析，美国要发动贸易战有三个出发点。

巨大的中美贸易逆差

第一，中美贸易逆差太大，对美国财政与经济的伤害，已令华府无法忽视。

过去十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长（2008年金融海啸，外贸曾堕入谷底）。去年外贸（货贸+服贸）逆差达5660亿美元，占美国GDP总值的2.8%（各种来源的数字有微小差异）。货贸逆差为7962亿美元，对中国的货贸逆差就达3750亿美元（不计港澳台），一国就占美国全球货贸逆差总值的47%，总贸易逆差的67%。

从微观层次看，贸易当然是双方得利，否则贸易就不会进行，中国廉价商品也确实为美国人提供了实惠。但从宏观层次看，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为美国经济带来三方面的恶果。

从国家财政安全的角度，赤字造成美元大量流出。虽然美国拥有国际货币美元与受欢迎的国债，可以通过印发美元及向海外发行国债维持平衡。但美国国债不断增长，目前已超过其GDP总值，支付利息已成为不可忽视的负担，此模式能维持多久让人怀疑。

从国民经济与社会稳定的角度，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进口制造业产品，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重要原因，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制造业大量外流到工资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制造业萎缩，很多失业工人无法转向新经济谋出路，收入停滞不前，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2016年总统选举中，特朗普以主张贸易保护和支持产业工人利益为口号，才可以在北方三州获胜，赢得总统宝座。美国的右翼主义抬头，进一步影响世界稳定。

从战略安全的角度，贸易逆差与制造业空心化，造成美国对中国工业品的高度依赖。2017年，美国货物有21.5%从中国进口。特别对一些特定领域，比如安全部门，小至军装，中至监控镜头，大至低中档无人机，很多都从中国进口。从下图可见，当年日本经济高峰期，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占其GDP不到1%，但现在对中逆差长年占GDP2%左右。以往中美关系好时，这不是大问题，但在中国越来越明显地挑战美国霸权的时候，这种战略安全的考虑就越加重要了。对美国来说，即使不能减少总体贸易赤字，也必须把赤字分散到其他国家，减少对中国一国的依赖。

可见，改变目前的贸易格局乃是美国的当务之急。

当然需要指出，简单运用货贸逆差的数字有不少水分，更不应煽动民粹主义，简单地把问题归咎中国。

首先，把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地区，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长期趋势。其实，在中国未改革开放之前，美国很多制造业已经开始不敌日本制造；随后，日本劳动力价格高涨，又通过“雁行模式”把很多制造业转移到“四小龙”以及马来西亚、泰国等地。从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中国，是这个制造业转移潮流的“下一站”。中国幸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又刚好碰上冷战结束、世贸成立、2001年入世等全球化提速因素，中国体量与人口红利也令制造业“停留”得更长。这也令中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但最近几年，中国制造业也有外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越南、印度等地的趋势。可见，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资本的逐利性。

其次，近三十年发展的全球化生产模式也令中美贸易顺差被夸大。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原材料与零部件，在中国加工制成最终消费品。从利润角度出发，这些产品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那种简单的加工或代工制造业。最好的例子就是苹果手机，其设计与知识产权都在美国，鸿海在中国大陆建造组装厰，从美国、韩国、日本、台湾进口原件，中国只挣组装的“辛苦费”。用贸易用语，就是“净附加值”不高。但在进出口平衡表上，苹果手机的总值都被计入美国进口中，这远远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对中国不公平。对这类制造业，美国关税会加快这些产业从中国外移，但它们很难会转移回美国：连中国都留不住，更何况成本更高的美国。美国照样存在这种贸易赤字，只不过在平衡表上，源头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已。

然而，也要看到，第二类，即中国自己作为集成商，净附加值很大，“水分”不高。在手机、电视音响、白色家电等最终消费品行业中，中国都出现国际性的大品牌，这部分比例还越来越高。但这种成绩并非一般国家可以做到。中国企业家与从业员的努力与中国的政策得当都是重要原因。

对已发展国家来说，制造业升级、中小企业与对细分市场的精准针对性、民间行业组织对科研转化为工业产品的支持，是抵抗制造业空心化的利器。德国就是发达国家中制造业面对中国低价竞争逆流而上的最成功例子。可是，美国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

无论如何，如果把“水分挤掉”，只算“净附加值”的平衡，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大约减少一半，但这仍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不公平、不对等的贸易与投资

第二，美国认为，中美之间贸易与投资上的不公平、不对等，必须被正视。

中美贸易逆差，除了全球化与制造业转移等因素，还有诸多在美国看来是“不公平、不对等”的原因。“不公平、不对等”的根源大致分三种情况：第一，中国没有完全遵守世贸承诺；第二，即便遵守了世贸承诺，现在也不再合适；第三，中国还以“国家安全”为由，在世贸承诺没有明确规定的领域制造市场壁垒。

先说中国没有遵守世贸承诺的部分。中国2011年12月7日发表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声称在2010年，在扩大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方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但在不少方面，过了保护期后，中国就找出种种借口“解释条款”、设置限制、绕过规则。

例如，根据承诺5.10，“允许外方与中国合资伙伴一起设立合资医院或诊所”，但实践中，外资医院面临“顶层设计‘轻描淡写’”、“配套措施‘轻如鸿毛’”、“地方执行‘避重就轻’”等困难，根本难以开展盈利业务。

根据承诺5.11，中国对“对于软件实施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之输入准备服务，外商在中国只能设立合资企业，但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其他服务（注：包括数据处理和制表服务等）无此限制。”但现在连苹果公司的数据服务都要交由中国公司处理。

根据承诺5.24，中国在2006年前取消对外国银行的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与客户限制。但中国又在其他方面设限，到了2014年底，中国仍出台政策“放宽外资银行准入和经营人民币业务条件”，显示外资银行在2006年后一直未能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

美国智库ITIF研究员Stephen Ezell 和Robert Atkinson在2015年发表文章，总结11类“未能兑现的承诺”。欧洲智库Aegis Europe则提出10项指控。美国贸易代表每年都撰写各国的贸易障碍（foreign Trade Barriers），有关中国的部分都是最长的。中国官方对外国指控的反驳一向比较空洞。最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比较有针对性地反驳Ezell报告，形容这是“编造”的清单，虽然厘清了一些指控，但不少论述仍避重就轻。如在技术转让问题上，认为这是“正常的谈判要求”，但也忽略了在一些场合下，技术转让是中国的硬性规定（如高铁，见后）。在政府采购问题，也承认只是“立法了”，执行得怎样，“心里有点打鼓”。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即使中国完全遵守世贸承诺，现在中国再用“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获取对美的贸易优势地位，也被美国视为不公平、不对等。

当年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享有不对等的关税优惠与保护期，协议中也没有为这种身份设置限期和标准。

2017年，美国、日本、欧盟等纷纷拒绝让中国在入世15周年后自动承认获得“市场化经济地位”，一致“不承认中国市场化经济地位”。中国商务部在年底宣布进一步降低关税。现在，中国的平均总关税（simple mean）是7.8%，美国是2.8%；加权关税（weighted mean）是3.5%，美国是1.6%。中国对美国征收的关税普遍高于美国。在美国最关注的汽车问题上，中国的关税是25%，美国的关税只有2.5%（日本的汽车关税为零）。

中美不对等、不公平的事例很多。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一般喜欢用邮费这个例子。

最近几年，美国eBay与亚马逊（Amazon）上多了很多中国卖家。他们用“免运费”为招牌向美国买家出售廉价产品。但美国卖家出售类似产品，即便价格一样，通常还要加上6至7美元的运费。就是运费差距让大批美国卖家叫苦不迭，做不下去。日前，特朗普“怒怼”亚马逊占了美国邮政（USPS）的便宜。其实，亚马逊与eBay一样，都只是提供平台，真正占便宜的是中国卖家。

美国卖家用美国邮政在美国国内寄小包裹，一般要6至7美元。美国寄小包裹到中国，一般要18至25美元。为何中国卖家居然能“免运费”呢？原来，中美都是万国邮联（Universal Postal Union）成员。为了扶持发展中国家的物流，根据2012年国际邮政联盟的一份协议，从“发展中国家”到美国寄每公斤的小包裹只需要1美元。

中国就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于是，1美元就覆盖了从中国口岸到美国口岸，再到家门口的所有费用，差价全部由美国邮政负担。通常中国卖家都在深圳发货，中国国内的运费成本几乎为零。于是他们只要自己承担1美元的运费，自然就可以对美国买家免运费了。美国同行如何竞争？

此事的荒谬在于，美国邮政每寄一份这样的商品就倒贴约25至30美元。美国邮政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补贴中国卖家，打趴美国卖家。

如果中国是一个体量很小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扶持一下也无所谓，但现在中国贵为世界老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甚至还认为“已经全面超越美国”，还要这样占美国便宜。这实在说不过去。

上面提到的中国专家崔凡，虽然否认了中国不遵守入世承诺，但承认中美贸易的不平等，认为“规则不足可以再谈”。这是难得的客观态度。

第三类的市场壁垒主要是指新兴的互联网产业。

由于入世之时，移动互联网尚未出现，互联网产业也尚未壮大。故在中国的世贸承诺中没有很具体地涉及。但互联网、大数据等产业正是最近十几年最耀眼的经济增长点，也被中美视为必争之地。中国以国家安全理由建立了防火墙，把一大批美国互联网公司，包括Google、YouTube、Facebook、Twitter、WhatsApp都封杀在墙外。更不提近年来的移动支付，外国公司根本无法获得牌照进入市场。新兴的云计算与云储存业务，外国公司亦无法进入中国。这样，微信、百度、百度盘可以在美国用，Facebook、Google、Box、Dropbox就不可以在中国用。在源头上形成垄断后，其他外国互联网公司也更难在中国发展。中国无桩单车共享可以到美国发展，美国的共享单车就无法来中国。这显然也是不对等的。

知识产权保卫战

美国现在最关心还不限于贸易逆差问题，更有知识产权问题（这本身也是贸易逆差的来源）。中国对电视、电影、书籍、软件等的知识产权保护长期漠视，但美国尤为关心高新科技产业的知识产权。这次美国提出制裁清单的出发点，是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报复（即301调查），清单涵盖核能源、生物医药、航天、信息和通讯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尖端技术产品，以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受益的领域。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的301报告，除了间谍与黑客等“信不信由你”的盗窃行为之外，美国认为中国有几种制度性的知识产权侵犯。

第一，利用市场地位强迫技术转让。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中国“新四大发明”中的高铁。中国原先铁路技术落后，2004年4月9日，国务院发了《研究铁路机车车辆装备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确定了推进铁路技术装备现代化“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总体方针。在招标公告中，定下三个原则：第一关键技术必须转让，第二价格必须最低，第三必须使用中国品牌。结果，外国公司必须与中国公司合作投标，而且必须转让技术。此后，中国才在“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自行发展关键技术”，发展出现在的高铁。

第二，利用合资公司转让技术。301报告指出，中国在一系列产业上（如种子、石油天然气、汽车、飞机、核电、电信增值服务、基础电信服务、银行、医疗仪器、地理信息）都要求外国企业只能通过合资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中方必须控股或至少占50%股份。通过合资公司，中国获得美国的技术。在技术转让问题上，崔凡教授指责美国“把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混为一谈，扩大了强制技术转让的外延”，但在中国，大部分这种高新产业公司都带有浓厚的国家色彩。

第三，利用行政审批、发放许可、环境与安全审查等方式，迫使美国公司不必要地公开技术秘密。比如有公司投诉，为了通过中国的审核，必须给出制造过程中准确的温度与压力，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只要求给出范围即可，而这类资料对于这个产品是重要的技术机密。

301调查报告提出的另一个忧虑，是中国通过收购外国的高科技企业掌握其技术，这就是报告要求限制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投资之故。这种忧虑也和双方“不公平、不对等”的关系有关。比如同类的企业中国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购买，美国现在也没有对等的合资经营限制。美国要引入限制中国投资，也有令双方关系“更公平、更平等”的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知识产权上的问题，不是美国一家的抱怨。日本、欧盟也正准备加入美国的阵营，向世贸投诉。但是在世贸规则下，不但需时甚长，而且举证要求很高：中国往往在谈判过程中避免留下把柄，最后说成外企“自愿”转让技术。

“吵吵比打打好”

现在虽然中美鹰派呼声很高，但笔者认为贸易战实际开战的机会依然不大，双方最终能谈成。

笔者向来支持自由贸易，也支持在多边框架之下解决贸易纷争；但也认为，应该客观地、有同理心地、心平气和地看待这次的贸易摩擦。美国方面，也有不少专家呼吁避免民粹主义，不应只顾著找替罪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则说，要尽量避免把民族主义带进贸易谈判；中国前世贸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亦呼吁应“冷静对待”。

首先，美国的贸易逆差对美国伤害很大。美国希望双方能降低逆差，合情合理。中国把贸易逆差归咎于美国的责任，批评美国人“消费至上”才是主因，这多少有点“占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在这个产品过剩的年代，市场是稀缺品。正是美国的消费市场，在过去近二十年，成为拉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现在中美逆差3750亿美元，特朗普要求解决1000亿美元，也不能说太过分。特朗普花了一年的时间要求解决而不果，“百日计划”杯水车薪，“2500亿美元合作”华而不实，这都是有目共睹之事。

其次，中美贸易的“不公平、不对等”是客观存在的，是中美贸易矛盾的主因。现在中美实力接近，显然不再妥当。诚然，大概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对等，但“更公平、更对等”不是过分的要求。

再次，知识产权的问题是否存在，大家心中有数。中国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也应该做得更好，最终而言也有利于中国。

而且，中国很多人认为美国“故意不让中国成为制造强国”，是敌视中国，“不让中国发展”。这也过于情绪化。先抛开中国有否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中国摆出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列出的10大重点领域，包括航空航天装备、机器人、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电动车及生物医药等，要在2025年成为“制造强国”。到2035年，中国的制造业要赶超德国日本。中国“工业党”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说法，追求“从上到下的自主化体系、或是完整的一条龙生产”，在很多西方传统优势项目上要求国产化。这下，中国要“溯游而上”，直接让西方国家“无路可走”。

发展固然是中国的权利，从来没有人不许中国发展，但别国同样有发展与保护高科技产业的权利。不能说别国要保护自己的高科技产业，就是“敌视中国”了。而且认为区区25%的关税就能打断中国制造业升级，也过于幼稚。双方在“公平、对等、和平”的原则下竞争，才是合理的。

中国集中花大钱，给国有企业以举国之力进行扶持，用“国家队”去对付外国的“俱乐部”。比如，中国要发展大飞机产业制造C919飞机。中国商业航空获得免征17%增值税的待遇。飞机刚试飞，还没有取得国际认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800多架的订单。这在正常的商业市场是不可能的。《中国制造2025》要求“国产化”比率的规定，也与“全球化”格格不入。虽然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制造2025》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不存在歧视，但看细则，还是那套外国必须合资的规定。

当然，其他国家也不乏这类对产业补贴的例子，但一来，其广度与深度，都无法与中国“表面是民企，实际是国企”的国家队模式相提并论。二来，在被第三国控告或制裁时，大多只会被视为正常的商业摩擦，而不容易被视为“不许我国发展”的民族主义。

最后，中美贸易战的核心问题，还是中美实力对比的根本转变。这即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不能分开处理。“吵吵比打打好”，贸易战比全面经济战好，经济战比热战好，希望双方都有底线。

总之，中美贸易虽然矛盾重重，但双方不是无法互相妥协。贸易战令两方受损，肯定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在近日开始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将要作重要讲话，“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很可能，提出的开放措施就有不少回应美国的要求。这样，中国是“按自己的节奏放开的”，不失面子。对美国来说，也可以辩称是美国压力所致。或许，这就是双方可以解套之时。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近年专注东海与南海史、国际法与东亚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