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记忆废墟上铺设的普京之路（三）：后革命政治剧场，意识形态的角色扮演

【编者按】：数日前，俄罗斯大选结束，已掌权18年的总统普京毫无悬念连任，将再领导俄国六年。经历多次选举洗礼的普京，在这次大选中更刷新了个人历次参选的最高纪录——逾七成六的得票率，显示他多年来的威权统治不但没有摧毁其民望，反而令他更能“稳坐江山”。

到底普京是如何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推翻帝俄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的列宁苏共统治、戴着“卫国战争光环”的斯大林时代、“去斯大林化”的赫鲁晓夫改革，以及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反苏亲美新自由主义……在这些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历史中，普京选取了什么片段叙事，又放弃了什么历史真相？前篇《叶利钦时代，最糟糕的自由》探讨了俄罗斯人为何会对叶利钦当权的“自由年代”心生厌恶，引发怀念苏联的情绪；中篇《列宁已死，斯大林万岁》则介绍了，一度被“打倒”的帝俄，如何和斯大林时代，同时成为俄国人怀念的“最伟大时刻”。本篇文章将会主要拆解普京如何平衡互相龃龉的不同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稳住宝座。

沦为各派政治剧场的1917

有人说“1917年还未真正进入俄罗斯的历史”，或者用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1917年提出的那句名言来理解俄国的1917年更合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1917年，和今天俄罗斯普通人如此息息相关。在意识形态上，人们仍然试图从那时候的光谱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普京的支持者们大多把自己想像为革命前的君主派，他们恐惧革命，希望生活在稳定的“帝国”。于是，他们开始幻想，如果沙皇的总理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1862-1911）的改革成功了、革命没有发生会怎样？

叶利钦主义者则大多把自己放在当时自由派的位置上，他们认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时期是俄罗斯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巅峰，就像1990年代一样。于是，比起十月革命，他们更愿意纪念二月革命。去年红极一时的Project1917就是这一脉络的体现。团队选取1917年的日记、信件、档案等资料，试图还原革命期间各个力量构成的“社交网络”。项目组希望以这个历史工程，把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历史还给人民，以一个“悬而未决”的时刻，呈现两次革命之间俄罗斯多元的历史面貌。在自由派眼中，尽管1917是一段讲述他们如何走向失败的历史，不过与此同时，也是他们短暂的历史巅峰。

俄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记忆的不断重唤不言而喻，不过，党魁久加诺夫在把列宁挂在嘴边的同时，却已经从1990年代的反对力量，被普京吸收为自身统治的一部分。作为反对派的新左派则经历着一再的分裂，其中有人认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有人认同孟什维克，有人认同社会革命党，更有不同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出现在反对派的队伍中。

“今天的政治光谱是起源于1917年，但是却无法再作为真实的参照系了，毋宁说它是一个政治剧场。”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索洛维约夫说。他认为，今天的政治活动家们都在试图“表演”1917政治光谱中的角色，但他们早已偏离了那个光谱。

布尔什维克在一百年前是最激进的力量，而今日的俄共则极其保守。虽然他们总是把列宁、布尔什维克遗产挂在嘴边，但是他们并不理解布尔什维克当时作为革命者的位置。在不少俄国人眼中他们是帝国主义者，是普京的傀儡。最讽刺的是，共产主义者本该是无神论者，但他们却和今天俄罗斯另一个保守势力东正教有着撇不清的关系，所以反对派为他们发明了一个词——“东正教无神论者”。在建制的政治光谱中，很难区分左翼和保守派。

在20世纪初，俄国的自由派曾是帝国主义者，或者说大国沙文主义者——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土遍及四方。可是，今天在俄罗斯却很难找到有帝国梦的自由派。“恰恰相反，他们走向了（斯拉夫）民族主义的道路”，索洛维约夫说。反对派政治领袖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作为自由派的“代言人”，就有着强烈的反移民民族主义诉求。他在几年前高调打出过反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人的旗帜后，又把反中亚移民提上了政治议程。

在今天的俄罗斯，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怀旧情绪也非常普遍。只不过，君主制对于今天绝非一个真选项，尼古拉二世也并非一个真实的人。这些君主派当中，没有人对那时尼古拉二世实际的政治纲领感兴趣。如索洛维约夫指出，尼古拉二世所做的全部，只是尽全力让他的政府所推行的改革难以完成。“尼古拉二世于今天的保守派而言，是政权之不可断裂的象征。所以在普京的保守统治下，恐惧革命的人开始把自己带入了1917年‘保皇派’的角色。”

不过，对于更多人来说，历史本就是从未断裂过的——尼古拉二世、列宁、斯大林、普京，他们是不同面孔的统治者，而俄罗斯的历史则是稳定而平顺前行的一个进程。

在1917年，每一股政治力量，无论政党的大小，都有自己的议程和对未来社会的想像。而普京政权下的俄罗斯，意识形态早已虚无。

于是，今天政治图景只展现为普京支持者和普京反对者。

赫鲁晓夫，苏共意识形态僵化之始

1917年的政治结构，是今天政治活动家们表演的剧场，而真正形塑今日俄罗斯政治光谱的，则是苏联后期——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

1956年，赫鲁晓夫召开了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揭露其罪行”闻名，从此开始了“解冻”。然而，这也意味着意识形态光谱混乱的开始。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70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遭遇了危机。在此之前，人们仍然对共产主义满怀信心，而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却让意识形态不断地空洞化。

“在我重新读列宁和斯大林的日记与信件时，我发现他们这么迷人”，Project1917的资深编辑鲍尔坚科（Andrey Borzenko）告诉我，“而我的父母则对这些毫无兴趣。”在他看来，是几十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喧哗的寂静”，让生活在苏联时代的人们对革命话语彻底“脱敏”了。以他为代表的不少人认为，是斯大林的“大清洗”消灭了真正相信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但是政治宣传还需继续甚至扩大，更多的纪念碑、宣传画、宣传电影被生产出来。结果是，人们对政治宣传愈发麻木。

不过，俄裔美国人类学家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 Yurchak）不这么认为。他在著作《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不见了》（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中指出，在斯大林时代，苏共的意识形态话语从官方生产，到公共流通的路径是“活”的。斯大林的至高地位，让他拥有了调动、解释意识形态，乃至开启意识形态冲突“大讨论”的权力。意识形态的运行和冲突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体现。比如，在1930年代，官方报纸公布宪法草案时，会开展“公共大讨论”，报纸刊出读者意见，斯大林则对甄选出来的意见作出反馈——《真理报》刊出读者来信，认为农民已经成为国有农场中的劳动者，所以苏联应该改称为“劳动者的国家”。斯大林在回信中否决了意见，认为这样的改动忽视了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法。

但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消灭的不只是“神圣领袖”，更是这个让意识形态矛盾可以运行的位置。也就是说，从50年代末，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开始僵化，没有人可以质疑这套权威语言，哪怕是实际上的领导人也不行。一切讲稿都是“党八股”文宣的产物，赫鲁晓夫有一次脱开讲稿，开始用30年代的“工人阶级语言”，马上就意识到这偏离了意识形态模板，赶紧回到了讲稿。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任何仪式都有一套提前设计好的程序。意识形态就好像一份电脑程序的同意书一样，没人真正关心它，只是一个不假思索的动作——不同意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

至此，苏联意识形态，彻底由形式代替了内容，意识形态的不断地空洞化了。也正因为这样，勃列日涅夫时代出现了如此繁荣的地下文化和不同的异见者。那些回溯时自诩的“异见者”和“苏联生活的例外状态”，在当时恰恰是被那个体制塑造出来的典型范式。

苏联的自由派萌芽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清算”和对古拉格的平反。经历了对共产主义极权的憎恶，和对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世界的浪漫想像，他们成为了90年代初叶利钦的有力支持者。然而，叶利钦时代成为了一个嘴上说着自由主义，私下肥了寡头诸侯们私囊的时代，失去了民心。这一切都让作为苏联体系反面的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政治中快速“失效”。“那些叶利钦主义者们永远强调自己的‘自由派’立场，然而他们既不了解在国际语境下自由主义的意味，也不了解20世纪初俄国语境下自由派的位置。所以，政治家们呼喊的‘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俄罗斯毫无意义。”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对今天俄罗斯的自由派非常失望。

今天的保守派则要追溯到1970年代。但是，他们的“保守”，是重新想像斯大林时代，渴望斯大林式的君主。恰恰在同一时间，保守派也开始回归东正教遗产。在保守派光谱上，东正教和斯大林同时成为保守派的不同样板。“那时有很多人同时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帝国主义者，既是斯大林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这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索洛维约夫指出。到了1990年代，俄共和极右种族主义势力组成“红褐联盟”（Red Brown Alliance），就是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混乱的延续与回响。普京政权下对历史记忆的重新挪用，更让意识形态成为后革命时代的剧场。

“不过这种光谱的混乱，也许说明我们熟悉的这些意识形态的命名已经失效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都是19世纪的语言，也许这些意识形态已经死了”，索洛维约夫说。

这些词语在今天仍被频繁使用，仅仅成为一种无意义的分类法，是否为我们理解当下的政治生活，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要击败普京，就要变成普京？

2017年10月30日夜，普京现身莫斯科花园环路上一座新落成的纪念碑。这是一座长达三十米的黑色青铜浮雕墙，上面呈现出数百个没有面目的痛苦人形，象征着在苏联时代遭到迫害的受害者。

普京向纪念碑献上鲜花，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和叶利钦家人陪同着他。在向受害者表示了同情之后，普京转向了强调和解——受害者不能被忘记，但是历史上的仇恨也需要消弭。

就在此前数月，另一座纪念碑被提上议程：俄罗斯计划在克里米亚半岛修建一座“和解纪念碑”，以促成俄国内战双方，即红军与白军（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与反布尔什维克的两支军队）的后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克里米亚在十月革命时期，曾是白军的大本营，百年后在那里建这座纪念碑，用意再明显不过。不过有趣的是，当地无论是“红军”的后人，还是“白军”的后人都不愿和解，这个纪念碑无疾而终。

普京和俄国政府的一系列“转型正义”姿态，遭到了自由派和反对派的嘲讽。作为曾经国家安全委员会（KGB）成员的普京纪念苏联时代受害者？纪念碑到底在纪念革命受害者，还是革命后的政治犯？今天的俄国，不也充满了政治犯吗？

一面纪念政治犯，谴责历史中的恶；一面纪念卫国战争，强调俄国历史中的伟大时刻。普京就这样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中间，以延长自身的统治。

今天，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意识形态碎片化的背后，是同样碎片化的、派系林立的政治场。在叶利钦执政的90年代，旧官僚、新寡头，这些利益群体，借助苏联解体时的混乱敛财扩权，各自占据了一片天地。他们在1996年大选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持叶利钦的集团，但组成却五花八门——地方大员、石油公司老板、媒体大亨。叶利钦的执政有赖他们的共同支持，他们也依赖叶利钦的权力庇荫，在日渐腐化的系统中捞得更多好处。

1999年普京上台时，寡头和诸侯们的权力正值顶峰，在此之前，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和总理普里马科夫等人斗争不止。普京的宝座并不稳当。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普京逐渐将安全、内务等强力部门（Siloviki）的人马扶上身边要职，以腐败等罪名剥夺寡头们的资产，将石油和国营媒体纳入自己掌控。

事实上，就算看似形成了围绕着个人的小圈子治理，普京的圈子中也同时包含了相互对立的政治人物——强力部门集团是其中一组，另一边，则是当年赏识、提拔普京的自由派恩师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的门生与同路人——搭档梅德韦杰夫、前财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等人的圈子。如果不把普京当做一个拥有连贯、坚定意识形态立场的政治人物，这些意识形态彼此不同的人一起共事的场面，就不难理解了：普京的权柄，恰恰来源于他坐拥一个破碎、异质性强、意识形态混乱的政治空间。他在这个空间内平衡互相龃龉的不同声音、不同政治力量，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位置上，从而所有人也在服从这个最高裁决者与仲裁人的基础上，达成权力与利益平衡。于是，从俄共到少数民族，从中产阶级到寡头，这些拥有不同政见的团体，恰恰在普京身上达到了最大的“一致”。

面对历史上的曲折反复、斗争、冲突、死亡，普京以强人姿态将四分五裂的俄国历史“打通”、缝合。在这背后最大的公约数，其实是“拒绝激进”——普京的支持者们认为，俄罗斯经历了最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也经历了最激进的私有化资本主义，结果都是失败。只有普京，能够对历史去粗取精，把沙俄时代的强盛、苏联时代的伟大、叶利钦时代的拨乱反正串成一整条线索，维持一个完整、有秩序的俄国。

的确，就连反对派政治领袖纳瓦尔尼，也无法踏出普京划下的框架，他也找不到任何意识形态，可以团结俄罗斯社会的众声喧哗，形成足以击败普京的力量。“纳瓦尔尼一般会提出反腐败、反对滥用政府开支等等的议题，但不会提及社会问题的细节”萨沙这样描述纳瓦尔尼的反对运动——因为一旦这么提了，就会分裂支持者：“商界和普通人意见并不一致。他要同时争取所有人的支持，就得说泛泛而论的东西，比如我们都要更好的生活条件，等等”。对反对派来说，只要普京仍然在那里，反对运动就难以成事。这是最大的悖论：要击败普京，你就需要变成像他一样的人。

青年历史教师安东告诉我，普京虽然很糟糕，但是他如果下台了，也许会更糟。“我无法想像纳瓦尔尼或其他的反对派取代普京，他们不会比普京更好。普京平衡着各方力量，顾及着今日处于俄罗斯不同地位的各民族，这种‘政治正确’让斯拉夫主义难以大规模肆虐，如果纳瓦尔尼上台，也许等待我们的是种族主义……”的确，超民族—国家的苏联解体后，不少政治力量开始与斯拉夫认同捆绑在了一起。然而，虽然很多联盟国独立了出去，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后帝国和后共产的双重遗产，让民族问题在今天的俄罗斯尤其棘手。

“今天人们想到俄罗斯，就只能想到普京，很难去想像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莫斯科记者契尔尼克遗憾地说。

尾声：再见列宁

离开俄罗斯的最后几个小时，我再度来到红场，像普通游客一样，去参观了列宁的遗体。他面容平静安详，一只手放松的伸展开来，另一只则紧握着拳头。

自苏联解体的二十多年来，围绕着“列宁遗体是否该从红场移走”的争论，依然不休。每到列宁的生日，和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就会成为热门的话题。在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的前夕，这里更成为各方势力争夺记忆的角逐现场。

“红场必须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屠戮者身下解放出来！把列宁移走将成为俄罗斯民众与上帝最终和解的象征。”东正教首先支持列宁的遗体下葬。十月革命时期流亡海外美国的俄罗斯海外东正教会（ROCOR）在纪念日前夕发出声明，呼吁把列宁从莫斯科权力中心的位置移走。然而俄共则始终反对，对于党魁久加诺夫而言，大抵是与东正教同一逻辑却截然相反的原由——移走列宁莫过于“亵渎神灵”。而普京政权则表态说，这不是克里姆林宫关心的问题。

百周年纪念前后的民调（Levada Center）显示，民意在列宁遗体问题完全是分裂的，41%的人认为需要挪走，41%的人支持保留，而剩下的人则认为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对于今天仍然活着的老一辈人而言，列宁的意义过于重大了。“不过，那一代人已经年逾古稀，等他们不在了，列宁毫无悬念地会被移走”，契尔尼克说，“过不了多久了”。

这个议题将会怎样在俄罗斯终结呢？有些人不无戏谑地提议，在不久的将来，为布尔什维克的伟大领袖举办一个东正教仪式的葬礼，“红军”后代与“白军”后代终于可以在埋葬列宁后的“新世界”握手言和。

【作者按】：感谢师友张昕、江杰翰、大卫．克洛索夫为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