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项飙：在驱逐之外，北京“浙江村”正规化的纠结和代价

【编者按】：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一栋廉价公寓发生火灾，导致19人殒命。事件引发该区政府展开为期40日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大规模驱逐外来人口。不过，这并不是北京第一次清理外地人口的行动，在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之前，北京政府已经以不同的形式试图规管外地人口，除了大清理之外，还会将部分非正规经济“正规化”，北京“浙江村”就是典例。

北京“浙江村”，是来自浙江的服装经营户在1980年代形成的典型非正规经济，曾在1995年被政府大清理，后来政府虽然无法赶走所有浙江外来人口，但成功将“浙江村”正规化、有序化。研究了浙江村二十年的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在此文中指出，在这貌似“现代化”的过程中，强势者透过区隔社会群体搾取利益、攫取价值，同时瓦解了社会的自我保护和抵制能力。透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另一面。

本文全文原刊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7年2月号，原标题为《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端传媒》获作者项飙教授与《二十一世纪》授权编修，分上篇下篇转载，此文为上篇。上下篇的“前言”是项飙教授此次新加的。

前言：切除，是为了“可切除性”

从今年11月20日在北京大兴开始的清除外来人口运动，如果做的不是那么轰轰烈烈，而是放长时间、逐步清理，还会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动向？如果清理的结果是像很多人预料的那样，即赶走一批，再来一拨，是不是意味着这次清理无非是个不明智的举动，此后一切照常？

问题的关键不是清理的方法是否人道，也不是其减少人口的直接目标是否现实。政府可以调整其工作策略；同时我们也很难想像没有“低端人口”的北京怎么运转。历史上多次的类似清理经验告诉我们：不管其方法是疾是缓，不管其目标能不能达成，清理的社会后果是相当深远的。清理重新界定了城市社会和边缘人群的关系，因此也重新界定了城市社会的构成。土地的价值、利润的分配、财富的积累方式都会因此发生变化。

北京不可能真正“切除” 边缘人群。但是切除的运动，强化了边缘人群的“可切除性”，即他们生活在一种时刻要想着被切除的可能、彻底放弃平等融入机会的状态中。“可切除性”生存，不仅意味着要承受更高强度的劳动、接受更低的工资和福利，而且意味着要挤出更多的积蓄、牺牲更多的生活享受，以房租、借读费、看病费、交通费——以及刚刚发明的外来人口高额人头费——的形式养着城市。在一些被清理地区的房租猛涨，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被驱逐和被榨取是同一过程。驱逐是榨取的条件。

切除边缘人群，不会使边缘人群消失，而只会使边缘人群更边缘。清理低端，是把外来人口进一步低端化。

---

非正规经济的“被正规化”

中国大陆自1990年代以来的变化，让人有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们一方面觉得这些变化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比如市场原则愈来愈普遍），但是冷不丁就遇上了原来想不到的种种怪象（比如医疗制度改革使得看病更贵更难）。所谓“怪象”，不仅是因为这些现象不合理、在意料之外，而且我们难以以惯有的思路对它们加以解释。怪象的不合理是明摆着的，但我们又觉得似乎别无选择。历史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径走进了错误的房间。现在我们似乎不知道该期望什么、怎么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难怪“纠结”成为21世纪初使用频率最高的新词语之一。

北京城南“浙江村”近二十年的变化是这个“纠结中国”的一部分。浙江村是由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户于1980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区，人口规模曾达近十万。浙江村的发展完全在政府规划之外，大部分的家庭作坊没有注册，治安和环境“脏乱差”，是一个典型的非正规经济。虽然非正规经济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浙江村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由一穷二白的流动农民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足五公里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面临着严格的社会控制、在当地政府的不断轰赶清理中不断壮大的。反过来，它又不断推进城市社会的变化。

我在1992到1998年间花了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通过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我当年的预期是，像浙江村这样的“新社会空间”将逐步正规化，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我这样预期是因为，首先，在市场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浙江村经济将上规模、上档次。由于浙江村经济是深深嵌入到社区组织中去的，经济的提升将带来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进而提高浙江村人表达利益的能力，获得更高程度的政府认可。同时，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将使得政府权力更有限但是更有效，从而和浙江村这样的新空间更好地对接。我在当时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京温市场）和浙江村人兴建的最大的住宅兼加工小区（JO大院）里，帮助组建了民间组织“爱心小组”，就是希望推进他们的自我组织能力，以及与正式权力的互动能力。

二十年后的浙江村显然“正规化”了。大型高档商贸城替代了简陋的批发市场；一批产值上千万、雇用上百工人、有自己商标品牌的服装企业替代了满天星斗式的家庭作坊。2006年初，丰台区“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将大红门建设成“时装之都核心区”，成为丰台区的“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和“北京市第六大商圈”。2008年，北京市把大红门确定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洋名“CBC”（ClothingBusinessCenter）。2016年，我第五次重访浙江村和新一代精英交谈时，居然有女行政助理坐在一边做笔录。在社会生态上，违章建筑在200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消失，交通、卫生、治安都明显改善。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购买了中高档的商品房，在高楼里没有人再支起缝纫机、电熨架做衣服，在生活方式上和别的城市居民没有差别。城市化和市场化似乎确实促进了一体化。

但是，浙江村的社会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也消失了。像1995年前那种自发兴建住宅小区、成立爱心小组的举措在今天已完全不可想像。尽管今天大多数浙江村人买房上楼，但是依然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上学要进高档私立学校或者靠交高额赞助费进公立学校；我们看到的一体化，并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会的整合，而是他们作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费者与城市市场的交易。同时，当地的区、乡政府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和资源汲取的权力，浙江村则完全失去“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在1990年代，媒体对浙江村的报导多含有对城市政府的批评，而2000年中期之后对浙江村的报导，则几乎是一边倒对政府产业提升、旧城改造政策的应和与鼓吹。

基于对当时浙江村的观察，我在1990年代末曾这样判断：“在一定领域内，中国已经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野，但这种分野又是‘有实无名’的，在事实中存在，却并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识上的明确认可。”二十年后的情况可能更像是“有名无实”：浙江村人作为注册的投资人、购房者，在名义上是独立的经济和法律主体，但是他们不再构成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浙江村所经历的正规化是中国大陆社会变化的一个普遍趋势。自1990年代以来，各类认证、审批在程序上愈来愈透明，但是行政权力也愈来愈大、愈来愈绕不开。政府和国有企业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首选。社会结构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街道的整洁、坐车的方便同时发生的，甚至是通过后者而得以实现并掩盖其内在矛盾的。

中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黄宗智指出，中国城镇50%以上的工人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而在我看来，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是非正规经济的持续存在，而是非正规经济的“被正规化”。

首先，小本生意愈来愈难做，小规模的个体私营经济被挤出市场。其次，非正规经济被吸纳到正规经济中来，在形式上成为正规经济的一部分。比如，以前包工头带老乡可以随便找工作，但是现在因为执照和资历方面的要求，需要通过正式注册的劳务公司揽活。派遣工制度、层层外包、企业以“实习”名义利用技校学生等等，都是有正式程序的。像郭宇宽指出的那样，在建筑业、电视片制作以及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包工制，主要是占据正式地位的单位和个人的寻租行为所致。通过正式程序安排的工作，其实际条件和报酬很可能比以前更差。

所以非正规经济被正规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形式问题，但是它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包装，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它需要引入新的机构（比如劳务派遣公司），形成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老乡带老乡找工作的非正规就业，和劳务派遣公司经营下的非正规就业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没有福利保护的就业，后者则意味着对剥削的正当化、制度化。

正规化意味着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意味着重新界定哪些是应该扶植的（比如大型企业和正规方式管理下的非正规经济），哪些是要淘汰的（比如自主的非正规经济），哪些事情是要为另外一些事情服务的。这样的“秩序”的形成——而不是具体的政策或者制度——是当代政府管治社会的主要手段。套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热门词，正规化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规化不是靠政府独家推进的，而是多方互动的结果，其中市场规则的作用不比政府的小。这一进行中的正规化过程很难被概括成一个公式化的图景；对浙江村个案的民族志梳理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今天的纠结。

“分割—攫取”模式

浙江村的正规化不能被理解为是“现代”对“传统”的替代，而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分割—价值攫取”的发展逻辑下来考察。

所谓“分割—攫取”，是指强势者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隔来攫取价值。这固然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具体的“分割—攫取”方式是不断变化的。在改革前，国家用行政手段分割城乡社会，从农村攫取剩余价值扶持城市工业。浙江村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偷偷离家到边远地区讨生活，是对这一体制的逃避和反抗。从1980年代初开始政府允许农民流动，但是不允许他们在城市定居，城乡分割有所松动，但是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分割，即流动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的社会权益，比如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必须回到农村才能实现（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不提供任何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市场成为价值攫取的主要渠道。在这个阶段，浙江村用最直接的方式反分割，即抱团造出自己一个社区来，把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自己办幼儿园、诊所等）一体化，形成“社区—产业型”的进城模式。这是浙江村为什么具有特别强的社会自主性、难以被打散的重要原因。

1995年之后浙江村的正规化是“分割—攫取”逻辑的延续，但是它的侧重点不在于区隔不同的社会身份（比如有没有户口），而是根据和资产的关系划分人群和产业，那些有利于城市资产（特别是土地）增值的得到扶植，那些不利于资产增值的（比如原来占浙江村主流的小型作坊、小型服务业和买不起商品房的）被淘汰。

北京市在2009年宣布，北京市和丰台等区县将在三年里投资五百亿改造南城，浙江村是重点改造对象。政府能够投资五百亿，离不开浙江村多年来在税费上的贡献；政府愿意为南城投资五百亿，又离不开浙江村经济已经把南城打造成有巨大增值潜力的商业热地的事实。而在改造中，绝大部分的浙江村生产企业要搬离，给更高档次的企业让路。虽然到2016年大部分浙江村企业还留在原地，但是这一改造计划造成浙江村企业强烈的正规化需求，特别是希望通过投资竞标得到政府划拨的土地。这种需求又造成了土地价格的上涨和地方政府寻租的条件。从2015年开始推进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计划，把大红门一带的服装加工和批发界定为典型的“非首都功能”，要全面迁出北京，为高附加产业让路。这可以看作是“分割—攫取”逻辑的升级。分割和攫取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它通过对过去的抹煞和掩盖而实现。

对应于“分割—攫取”方式的变化，浙江村经济在二十年间从“平铺式”发展变成了“垂直式”发展。当年浙江村的自我抱团形成了平铺式发展模式：先来的工商户带领后来的，没有本钱的小户可以借助亲戚老乡关系进入到生产和营销网络中来，并且很快达到其他工商户的经营水平。浙江村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靠其人口的增多；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主要靠分工的细化和广大工商户的平等参与。其资本集中程度低，更没有“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外界多强调这与温州人的企业家性格有关，但温州农民当年的流动更多是基于乡土情谊，与市场性的竞争行为相去甚远。

浙江村的平铺式发展并不仅是所谓传统网络的自然延伸，它更是对割裂流动人口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体制的反抗。之所以会“平铺”，是因为大家追求的是亲戚老乡的集体式发展。大家要赚钱，同时要做一个好亲戚、好老乡，没有人想看到自己的亲戚老乡沦为被剥削的劳工。换句话说，经济活动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一部分，前者为后者服务。这样的平铺式发展，可以看作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逻辑（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的一个延伸。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吸纳能力，为基层人群提供了发展机会。这一平等普惠主义的改革红利对当前中国还有重要影响：正是因为基层人群积累了基本的生活资源，所以后来几次经济震荡都没有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

2000年以后，随着资产重要性的提高，浙江村内的发展也从平铺转向垂直。各种生意的资本集中程度大大提高，没有本钱的小户很难进入。浙江村经济明显分成两部分：一是盖市场出租摊位，它本质上是一种地产经营，投资大、回报高，但是风险也高，投机性强；二是服装生产及连带产业（比如布料批发），其回报率低、周期长、风险低，但是和盖市场一样，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否则生产规模太小而无法形成价格优势，难免会被淘汰。正规化和上规模不一定意味着发展更稳定。和原来紧紧嵌入社会网络、受社会关系保护的经济运作相比，这些大生意在很多方面显得更脆弱而不是更稳健。浙江村的垂直式发展也体现在社会关系上。新生精英不如原来的“大人物”（在社区内具草根威望的人物，下详）般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反，他们形成了一个以资产为基础、以党支部为组织形式的半封闭式圈子。精英和精英之间的关系，远比精英和群众的关系重要。

从平铺到垂直，意味着原来基于乡土情谊的社会关系的瓦解，同时资产和正式权力的重要性有所提升。当“分割—攫取”的手段愈原始的时候（比如行政控制的城乡二元），抵制相对容易，浙江村反而因此具有了有更强的自主性。但是当分割愈是精细和抽象，抵抗也愈困难。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交织在一起，看得见却抓不着。价值攫取不再是像把水从一条河抽到另一条河，而更像是通过毛细血管式的管道从机体各个部位汲取养料。如果说在1980年代初，浙江村面对城乡分割状态的策略是逃避，在1980至1990年代，面对城市的歧视性政策的反应是联合和表达，那么2000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是其原来的社会性的收缩甚至消失。

下文将从市场经营、服装加工和大人物的角色三个方面来具体回顾浙江村的正规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市场经营：土地的“资产化”

浙江村正规化的起点是1995年政府的大清理。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当地政府不断通过没收生产生活工具、断水断电、限期搬走、强行驱逐等手段试图把浙江村清理出北京，但都不成功。1995年的大清理和以前的多次轰赶有质的不同。

首先，以前的清理由乡、区或者市政府的某一职能部门（一般为公安或者工商部门）带头，只针对外来人口，不触及北京当地的系统。而1995年的清理是在国务院最高领导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这不仅意味着实施力度大，而且直指那些浙江村赖以生存的错综复杂的当地关系。北京格外复杂的行政体制为浙江村发展提供了重要空间。比如浙江村内的土地，其实际所有权有属于中央单位、市属单位、区属企业、部队的和准军事部门，更不用说当地乡村了。这些单位分属不同的系统，谁都不服谁，地方政府无力协调，而浙江村人却可以通过种种办法，从不同单位获得土地的临时使用权。同时，当浙江村人碰到在村里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就去乡里，乡里解决不了去区里、再去市里，一直到中央。如果遇上规划部门摆不平的事情，就去找工商部门，如果政府部门有阻力就去找媒体。体制的复杂，对体制外的浙江村人却意味着诸多缝隙。这样，每次市、区政府轰赶的风头一过，不同单位又将土地出租给回来的浙江村人。而在1995年的大清理中，工作组先清拆了北京单位的违章建筑，然后才动浙江村人的大院。清理之后，不许村集体向外地人出租房子和空地。

在清理的同时，当地乡村的土地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995年，浙江村核心地带的南苑乡果园行政村按照“资产变股权、社员（村民）当股东”的原则，把村集体资产和非农用地未来的收益权变成股份，分给每个村民。行政村成立投资公司对土地资产进行管理，村民变股东后，“带股上楼”（即免费入住投资公司盖成的高层住宅），同时让出各户的宅基地，由投资公司统一开发。这样，土地从有具体的使用价值、镶嵌在社会关系中而难以流动的资源，变成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被经营的资产。乡村投资公司通过合作、转让等手段把属于其他单位的临近土地进行组合，原来犬牙相错的土地占有关系得到改变，浙江村人很难再通过私下关系获得地皮来盖大院和临时市场。

也是在1995年大清理的高峰期，北京市政府提出要建设二十三万多平方米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之后的多轮清理（比如2006年为准备北京奥运会的大规模清理）都伴随着村或者乡属的大型贸易、开发或投资公司的出现，清理成为地方政府的公司系统地掌控浙江村资产的手段之一。

土地的资产化固然意味着市场规则冲击了行政体制造成的土地割据，但并不意味着行政权力的退出；相反，资产化带来的是权力的集中。比如，原来村民小组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可以直接向浙江村人出租土地，为大院提供水电，协助工程进展和维持周边治安等事务，由此获得集体收入。但是投资公司成立之后，由它们决定一切，农民个体和村民小组无法直接参与和受益。土地的资产化也改变了行政村的权力架构。“党委+村民委员会”的格局变成了“党委+公司”，而公司的功能和权力远远超出了村民委员会。当果园村党委书记在干了三十年后退休的时候，其书记和投资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则分别由其子女担任，于是形成“党委+公司+家族”的格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正规化也就显得合乎逻辑了。对当地的投资公司来说，兴建大型市场是从土地里获利的最快办法。它们或者直接投资，或者和浙江村工商户合作，高层商场取代了集贸市场。正规市场的发展，也离不开对早期自发市场的“分割—攫取”。

大红门早市的演变是一个典型例子。在1995年的轰赶回潮之后，浙江村人一般每天在凌晨4点到7点之间沿大红门路边摆地摊，自发形成非常活跃的服装批发早市。1996年大红门街道办事处和一个浙江村经营户合作，禁止路边摆摊，要求摊主进入在一块菜地上开辟的临时市场，交纳租金。南苑乡政府下属的投资公司在附近兴建了DH服装商贸城后，招租有困难，于是南苑乡政府认定菜地上的早市为非法并加以取缔，让经营户进入租金更高的DH商贸城，这才真正启动了商贸城的发展。

市场的正规化造成了浙江村内加工和销售这两个环节之间的分离。为了追求高档次，市场投资者鼓励各摊位成为大品牌的专卖店，从而和浙江村内的服装生产脱节。2015年，在市场里只有25%左右的货品来自浙江村内，同时也只有25%左右在浙江村生产的服装通过这些市场销售。这意味着浙江村里原来“包摊位”的群体和“代销”关系的终结。包摊位是浙江村平铺式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当年很多新来者的第一份职业。一个新来者只要在临时市场里租到摊位，就可以从做服装的亲友那里拿到货，卖出去之后再给钱，所以代销基本上是没本的生意。当生意做大了之后，他也会以经销的方式（即在拿货的时候就给加工户付款）帮新来的加工户一把，保证新来者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平常包摊位的到各加工户走访，搜集衣服，同时传达最新的市场信息。这样，供销之间形成关系紧密又不断扩大的网络。

但是在高档市场中，不仅租金高，而且从外地进口的服装一般不能代销，必须提前垫付资金。2000年后期以来全国经济低迷，“下家”（即从河北等地来进货的零售商）开始普遍欠帐。这样，正规市场中的摊主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并承担高风险，不可能成为新来者的落脚点。他们认购摊位的动机也改变了，摊主不再是代销商，也不再是生产和市场之间的连接点。他们买或者租摊位主要不是为了自己经营，而是希望日后以高价转租或者转卖。现在市场中的大部分摊位是温州商户最早承租或者购买的，但是转租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经营者。也就是说，大家是冲着摊位今后的价值来考虑的。因此，不管是市场投资者还是摊主，他们所从事的实质上都是资产经营。

资产经营带来了泡沫。首先，由于市场投资可以在短期内获得高回报（一般市场刚建好就招租，同时通过拖欠建筑公司的工程款，可以很快收回成本），浙江村内的大量资金投入到市场建设上来。到2015年市场空间已经明显过剩，摊位价格下滑；其次，从市场建设中获得的大量利润，自2009年开始进入全国各地的各类矿产和地产。浙江村人感兴趣的显然不是矿，而是在投机今后矿产升值的可能。这是和中国宏观经济紧密联系的。2008年国家投入四万亿后，货币流通性过剩而造成的各类资产（包括矿产、土地、字画古董等;浙江村里也有人在近年开始收集字画）价格在2014年之前迅速上升。浙江村内的投机和泡沫完全是“正规”经济的一部分。

资产经营和投机刺激了金融活动。在1995年以前的浙江村，大家都在债务关系里面，但是其债务表现为代销关系的实物债务，基本上没有独立的金融活动。2010年以后浙江村内出现金融“担保公司”，几个大户合伙在银行存款一千万以上，便可担保其他企业和个人从该银行贷款，并向贷款人收取贷款额度的3%作为佣金。更普遍的做法是，担保公司以自己的存款为抵押向同一银行贷款，转借给第三方，收取高额利息。这样，担保公司就成了“正规”的高利贷组织。但是由于整体经济的不稳定，村内的十家担保公司在2015年全面面临危机。

金融活动活跃的另一个副产品是大额度的赌博行为。在浙江村，赌博从1990年代初就已经存在，但是参与的人数有限。早年的赌博有时候是救助性的，比如某人生意亏损，朋友会怂恿他开赌庄，大家来赌，让他抽头。有时候赌博也成为帮派敲诈勒索的手段。但是2000年以来的赌博和民间互助以及帮派势力都关系不大，而是变得普遍化。其涉及人数之多、数目之巨，已经影响到浙江村的经济运行。赌博不是资产化和金融化的必然后果，但是按浙江村人的说法，它们都受同一个“社会风气”影响。如果市场投资和矿业的盈利靠运气，那么赌博和这些冠冕堂皇的生意又有甚么大的区别呢？资产化和金融化使得财富的伦理含义变得不确定，即所获财富与劳动投入和个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几乎没有关系；浮躁的心态普遍蔓延。可能正因为如此，浙江村里经营户的一个新时尚是走访各大名刹、和主持和尚聊天，尤其是去北京潭柘寺喝茶，据说这样会“接地气”、保佑财富。“接地气”在浙江村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个曾经最务实的社区，现在要向和尚讨“地气”。

服装加工:“去社会性”的正规化

但是浙江村的经济还在增长，这是因为其生产能力在扩大。用浙江村人的话来说，服装加工是这里“真正赚钱”的生意。加工户一般被认为是比较老实、守本分的，觉得“只有装到自己口袋里的钱才是真的钱”。而市场和矿产的投资者，往往被说成是“只会在兜里算帐的”，意思是只知道把有限的资源来回倒腾以求升值，没有把经济实体做大。正是加工户的这种保守性格，保证了浙江村经济的相对稳定。

但是浙江村生产体系的变化，并不小于批发市场的转型。2000年之后，雇工少于十人、专业做某一加工工序的作坊基本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正规企业。如果原来作坊之间形成了细密分工和紧密合作，彼此间的交易成本很低，为什么在1995年大清理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要全面回答这个“科斯（RonaldH.Coase）式问题”，需要更多的回溯研究和数据。我至今的观察显示，这一转变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

首先，企业的兴起是因为大清理打断、稀释了原来的合作网络。在清理后，很多作坊在远离原来浙江村中心的大兴县立足，不能和其他作坊随时来往、靠其他作坊完成像锁扣、绣花等多样工序。他们逐步把生产过程内部化和一体化。

其次，大清理后非正式的批发市场大幅度萎缩，市场正规化，意味着产品必须有正式注册的商标和生产厂家。2000年初，大兴县政府又提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发展政策，鼓励申请生产执照和注册商标。尽管在2016年中期，在浙江村正常运营、雇有上百工人的企业可能不到一千家，浙江村人注册的生产企业却可能多达五千家。而且注册的商标更多，一个企业可能注册多个商标，一种服装风格就注册一个正式商标。

如果我们把注册作为正规经济的标准，浙江村的加工企业可谓达到了“过度正规化”的程度。之所以要“过度正规化”，一方面反映了中低端正规市场的特色：既然无法形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品牌，一品一牌反而让货品更好卖，因为这时时给消费者新鲜感；另一方面，浙江村人也希望靠注册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合法性。政府今后清理的时候，总得对有合法执照、有多个注册商标的企业手下留情吧？在他们装修豪华的接待室里，执照、商标登记证、纳税证，甚至土地租赁合同都郑重地装裱起来，高悬墙上。

浙江村企业的扩大也有一个偶然因素。1990年代后期，中央加大国企改革的力度，北京郊区包括浙江村所在地的不少小型国企破产。这些国企靠向浙江村加工户出租厂房来支付职工的基本收入。由于这种出租行为有利于国企改革和社会稳定，政府没有阻止。这样，在土地资产化的背景下企业不仅可以获得生产用地，而且还可以相当优惠的条件获得这一相当紧缺的资源。

正规企业可以在短期内挤垮小作坊，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可以攫取大规模的劳动剩余。在浙江村近千家雇用上百工人的企业中，到2015年，几乎没有企业和工人签订正式用工合同。令人惊讶的是，企业生产的正规化完全没有带来雇佣关系的正规化——比如工人和雇主形成正式的谈判机制，甚至组织工会；相反，和以前相比，雇佣关系更不正规。以前的付酬方式是以月工资为主、月工资和计件工资混合，而现在几乎完全是计件付酬。以前的雇佣关系大多持续一年以上（部分原因是老板每月只发生活费，大部分工资在年底结清），而现在工人很“自由”，可以随时退出。有时候不同企业统一计件报酬的标准，允许工人在不同的企业间根据生产需求流动，哪家有活就去哪家干，干完了就走。工人的工资虽然在理论上不低（如果每天有工做，每月可以拿到7000元以上），但是很不稳定。以前工人和老板（特别是和老板娘及其他女性亲戚）同吃、同住、同劳动，形成某种模拟家庭关系，老板对工人的剥削和对自身及家庭成员的自我剥削是混合在一起的，而现在的关系是纯粹的劳务交换，只有剥削工人，没有自我剥削。

在访谈中，好几位企业主向我介绍他们生产规模的时候，都首先提到所租厂房的面积是多少，其次提到产值，只有当我特意问的时候，他们才想通常雇多少人。这既反映了土地资产化条件下他们对土地的敏感，也说明了工人的地位。可以说，不受任何保护的廉价劳动力是企业利润的关键来源和其正规化的重要基础。

生产企业的正规化，当然不意味社会关系网络的完全消失。但是，由于资本量的加大，互助网络也向企业化的方向发展。比如，布皮料市场是一个网络性很强的部门，布商、皮商间互相拆借资金、转让布料、皮料，但是由于涉及的资金量愈来愈大，现在的互助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写个条子说句话就可以，而往往是采取入股的方式。一个1989年出生的小伙子在2012年带了一百多万到浙江村经营布料，2014年由于布料积压亏了本钱，在同一市场经营的姑姑和一个朋友便出资解救。他们伸出援手，固然是因为不能看着自己的亲友破产，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布皮料生意的盈亏取决于对时尚的预测，如果预测对了、提前进了畅销的布料就大赚，预测错了就可能大亏；而这种预测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随机事件，若干次错误后，总会有好运气。到2015年底小伙子的生意翻过身来的时候，姑姑和朋友的投资此时占了大份。小伙子把自己称为“操盘手”，扮演类似经理人的角色。

浙江村内部经济的正规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社会网络“去社会性”的过程。“去社会性”有两层意思：第一，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为企业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企业存在的基础。原来像“代销”这样的关系是根基性的，没有代销关系的作坊和摊位都很难经营；而现在企业是基础，网络是企业之间的网络。原来凡是一个人有点亲戚老乡关系，就可以凭借这点社会性开始经营生意；而现在如果没有大量资金就无法进入网络。当社会关系网络成为组织公共生活的基础，是解决纠纷、形成权威，判断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原则所在，网络的社会属性是第一位的；而当个体的利润最大化成为基本原则、企业成为基本的经济组织，网络的运作也就从属于对经济利益的计算。第二，“去社会性”意味着社会关系变弱变碎，比如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关系。用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的话说，工人只能靠不断流动、不断用脚投票来寻找机会、解决问题，不能“叫喊”（谈判），更谈不上“忠诚”。由于社会关系的脆弱化，社会创新也就失去了基础。

（下篇连结）

（项飙，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

《二十一世纪》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网址：http://www.cuhk.edu.hk/ics/21c/zh/issues/